王祁:商周天下观念与“大一统”思想的产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9 次 更新时间:2025-01-17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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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祁  

 

摘要:商周时期天下观念可以用“五域天下观”来概括,它包含中域和四方之“域”。“中域”即后世“中国”之古称,指商周王邦所处之区域。天子受天命而有“五域”,“五域”臣服于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在当时并非一句虚言,而是时人努力实践的一种政治理念。由此,商周王朝在主观上是一种“天下国家”模式。商周时期的天下观念很容易产生“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强调天下一统于天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正式提出“大一统”口号之前,夏商周三代业已产生了“自在”的“大一统”思想。

关键词:天下观 五域 中域 天下国家 大一统

 

“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说明至迟在西周初年,古人已经有了“天下”的观念。关于商周时期天下观,文献多有记载,如《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略晚的《左传》昭公七年也称:“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不过,早在20世纪前半期,就有学者反思了这种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式天下观,认为秦汉之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参见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北山》所言,是一种夸张的想象。那么,作为一种在周代较为流行的天下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合理性体现在哪里?这涉及当时的地理知识、国家形态、“大一统”思想来源等系列问题,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相关问题的某一方面,尚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梳理。比如,赵伯雄、邢义田等学者都详细探讨过先秦的天下观,他们主要阐释先秦天下观的具体内涵和演变历史,而没有过多涉及与天下观关系密切的国家形态、“大一统”思想等问题。至于专门讨论商周国家形态的成果就更多了,然多是从政治制度(如内外服制)角度讨论,较少有从天下观念角度讨论的。类似情况也见于“大一统”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上,商周天下观念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论证“大一统”思想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历程。因而,商周天下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依旧是个极有价值的题目。

笔者抛砖引玉,尝试从“五域天下观”的角度,系统讨论相关问题。之所以讨论“五域天下观”,是因为“五域”(“四域”和“中域”)材料较为丰富,有助于对商周天下观进行细化。欲了解“五域天下观”的内涵,自然要先介绍“域”字的释义。

一、释“域”与释“有域”

关于先秦传世文献中“国”的内涵问题,学术界是存有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先秦传世文献中的“国”是否具备国家的内涵。过去,学术界对此没有清晰的认识,先入为主地认为先秦的“国”字,具备国家之义,文献中常见的“某(如殷、周、秦、齐、晋等)国”就是某个国家的意思。但是,由于先秦古籍多经汉代的整理,而汉代有避高祖刘邦讳而以“国”代“邦”的惯例,因此先秦典籍中部分的“国”字未必就是本字,而存在避讳改字的可能性。故此,对早期“国”之内涵的研究,就不能依赖说不清楚的传世典籍,而应该将研究的目光主要放在出土材料上。在这一思路下,黄金贵、大西克也、张海、雷鹄宇等学者都曾对先秦出土文献中的“或”字进行研究,他们指出:“或”字在先秦出土材料中主要作表示地域的“域”字,而非表示国家之义的“国”字。

那么,先秦出土文献中的“或”,是否可训为表示国家之义的“国”呢?这点可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在间接方面,两周金文及战国简牍中的国家之义,多用“邦”字来表示。比如,金文中“周邦”(《集成》2836、4302、4321、4342、10175)、“邢邦”(《集成》2833)、“晋邦”(《集成》2826、10342)、“齐邦”(《集成》271、4145、4646、4648等)、“邾邦”(《集成》245)、“燕貊邦”(《集成》9703、9975)等,清华简中“秦邦”“晋邦”“楚邦”“陈邦”“蔡邦”“吴邦”“周邦”“夏邦”“殷邦”“郑邦”“齐邦”“越邦”等,其中的“邦”字皆训为国,“邦”前面的字为具体国名。与这种常见的“某邦”形式相比,两周金文及战国简牍中极少见“某或”的形式,暗示两周金文及战国简牍中的“或”字可能主要不表示国家之义。

第二,在直接方面,金文中的“或”,多用作表示区域的“域”义。比如,毛公鼎(《集成》2841)有铭:

这条材料的大意是周天子命令毛公协助自己,治理畿内王邦事务,延及畿外。铭文称畿内王邦为“我邦我家内外”“我邦小大猷”,称畿外为“四方”“四或”,这里的“四或”等同于“四方”,表示王邦之外的区域。据此,“四或”应该训为“四域”,而非“四国”。

在传世文献中,《诗经·大雅·抑》有“有觉德行,四国顺之”之句,今本《礼记·缁衣》引此句作“有梏德行,四国顺之”,上博简《缁衣》作“有共德行,四或顺之”,郭店简《缁衣》作“有共德行,四方顺之”。这里的“四或”“四国”与“四方”可互换,说明它们内涵一样,“或”“国”皆当训为“域”。除此之外,《诗经·大雅·崧高》“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四国”与“四方”也是互文,故“四国”也应该是四域。再如,《诗经·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国”的疆土可以“至于南海”,自然指“四方”,即王之四域的意思,“国”当训为“域”。

总之,早期文献中的“四或”“四国”多可与“四方”互用,表四方之疆域义。

“四或”之外,两周金文还有“下或”“东或”“南或”“中或”“内或”“后或”等,“下”“东”“南”“中”“内”“后”皆表方位,其中的“或”字自然也都可以读为“域”。当然,也有一些材料中的“或”,看似已经具备国家的内涵,但实际上也以训“域”为优。比如,毛公鼎有铭“廼唯是丧我或”,“我或”应该指铭文前面的“四或”,而非“我的国”之义。晋公盘(《集成》10342)有铭“保辥王國”,“王國”也可训为“王域”,与铭文中的“殽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不廷”相呼应。蔡侯申钟、镈(《集成》210、211、217、219等)有铭“建我邦”,“邦”或即《论语·季氏》“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孔丛子》“邦域之内名山大川”中的“邦域”,又可作“封域”,“建我邦”指建立蔡邦疆域的意思。秦公钟、镈(《集成》262—269)有铭“我先且受天命,商(赏)宅受或”,此铭中的“受或”可以理解为秦国所受封的疆域,类似于“邦域”。可见,这些铭文中的“或”,皆应该训为“域”,而非“国”。

据此可知,《尚书》(“周书”部分)、《逸周书》(部分篇章)、《诗经》等早期文献中的“四国”“方位+国”“邦国”“王国”“我国”等材料,其中的“国”字多应表“域”义。当然,上述出土文献中的“或”、传世文献中的“国”多当训为“域”,仅是就它们的字义而言的,与字形、读音无涉。国、域二字皆由“或”字分化,即使是训为“域”的“或”字,未必不可以隶定和读为“国”,否则我们就无法找到秦汉以后“国”字的源头。汉人由于避讳,很可能直接用“国”替代了“邦”,从而使得“国”真正具有了国家的内涵。从字义的角度上说,先秦文献中“或”“国”及相关字形,似皆可释为“域”字,故下文直接以“域”表示相关字形和概念。

明白先秦文献中“或”“国”等字形的基本内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受命”与“有域”的关系,这是商周天下观念成立的思想前提。众所周知,周人认为,殷周革命是天命转移的结果:殷人失去天命,周人受有天命,天命从殷转移到了周,因此周人克商成为天下新共主。这一点在西周金文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比如西周金文常见周文王、周武王因“膺受大命”而“匍有四方”。可见,“受命”是拥有天下的前提,拥有天下是“受命”的结果。“四方”又称“四域”,“匍有四方”即“匍有四域”。“受命”与“有域”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受命有天下,就是受命有下域。《诗经·鲁颂·宫》:“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郑玄笺:“以五谷终覆盖天下,使民知稼穑之道。”其中“下国(域)”应与“下土”同义。《墨子·明鬼》引《商书》:“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天下”与“下土”互文,二者内涵相仿,“下土”就是“下域”,这也是“天下”与“下域”相仿的证据。正是因为“下域”可以表示天下、下土,所以《诗经·商颂·殷武》“天命降监,下民有严……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才能成立,“下国(域)”与“下民”相对,还是“封建”的对象,自然是下界、下土、天下的意思。

至于“下域”与“四域”的关系,也有金文材料提供线索。禹鼎:“天降大丧于下或(域),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或(域)、东或(域),至于历内。”(《集成》2833)铭文先是记载“天降大丧于下域”,随后列举噩侯驭方侵伐的区域,分别为“南域”“东域”“内”,则意味着这些区域归属于“下域”。“南域”“东域”即为“四域”之二,“内”可能与“中域”有关,说明“下域”就是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域”的集合,这与“下域”表示“天下”“下土”的内涵相符。

史墙盘谓:“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集成》10175)其中的“下”指的就是“下域”“下土”。在周人观念里,“上”是天界,居住着上帝(天)及祖先神灵;“下”是人间界,居住着“下民”,“下民”由上帝委托有德之人代为管理,有德之人受命为王,拥有下界。清华简《祭公之顾命》谓:

今本《逸周书·祭公》也有相似的记载。这段文字记载,周王回忆先王周文王、周武王居住在“下域”,建立周邦,上帝因文武之明德而交付“四方”的管理权,文武接受了“天命”,声明闻于“下”。这里的“下”无疑就是指文中的“下域”,指天之下的土地。上举禹鼎记载“天降大丧于下域”,同样说明“下域”的一切福祸,都要受上天的支配。

关于“下域”与“受命”的关系,还可以看下面两条材料:

今本《皇门》“二有域”作“有国”。这两条材料中的“二有域”,学术界一般认为指夏、商二朝,可从。关于“有域”的内涵,可参考另一件秦公镈(《集成》270)“丕显朕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國(域)”,“有域”当是“有下域”之省,即拥有天下的意思。夏、商二代,夏、商二邦分别为天下之共主,夏王、商王自然可以称为“有域”之人。在时代略晚的材料中,也有“有域”一词,如《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中的“有国”就是“有域”,内涵与《皇门》《殷高宗问于三寿》中的“有域”相同。

在周人世界观中,夏、商、周三代君王受天有大命(“受命”),同时也就接受了上天赏赐的下域,成为“有域”之人,“受命”与“有域”就成了相互关联的一组词汇。对于“有域”之人,他们可以管理下域,被称为“享域”,如清华简《厚父》:“其在时后王之卿(享)或(域)。” “后王”指“三后”(可能指禹、启、太甲)之后的夏王,“享域”指这些“后王”继承“三后”,掌管夏之天下。类似的“享域”还见于《尚书·无逸》,作“享国”,如“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等,指诸王管理天下的年岁。从《无逸》“文王受命”是“享国(域)”的前提,可知“享域”也是“受命”的结果。“享”有“受”的意思,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享其生禄。”杜预注:“享,受也。”再如,《国语·晋语》:“享一名于此。”韦昭注:“享,受也。”既然“享”可训为受,似“享域”也可理解为“受域”,正与《无逸》“文王受命,享国五十年”相合。

二、商周“五域天下观”

单纯就文献中包含“天下”二字的直接材料而论商周时期的天下观念,没有太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因为相关早期文献数量较少,不足以细化天下观的内涵。我们既然知道“天下”与“下域”内涵相似,且都与周人“受命”思想有关,那么对天下观的讨论,自然可以转化为对“下域”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较多,足以支撑详尽的论证。上文业已证明,“下域”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它是由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域”组成,这使得“下域”可以合称为“五域天下观”。

(一)中域

从字面意思看,所谓“中域”,乃“下域”的中心位置,强调的是“域”之中。“中域”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何尊。何尊有铭:“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域),自兹辥民。”(《集成》6014)何尊之外,下列早期文献中的“中国”,也当训为“中域”:

关于上述“中域”内涵,经学家认为是“京师”,后来学者也多是如此认为的。何尊发现后,不少学者认为“中域”专指天下之中的伊洛河流域,也就是铭文中的成周洛邑。如果对照《逸周书·度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瞻于伊洛,无远天室”,知何尊中的“中域”当指“有夏之居”,此处正好是地理上的“土中”,是周人统治四方的绝佳位置。但是,并非所有周代文献中的“中域”都指代伊洛地区。

《民劳》中的“中国(域)”与“四方”相对,“中国(域)”对应着“迩”,“四方”对应着“远”,这里的“中国(域)”自然应该指周邦。《荡》中的“中国(域)”是指商王所在之邦,即商邦,纣王暴虐商民、为祸商邦,正与“炰烋于中国”对应。《梓材》中的“中国(域)民”及其“疆土”都是针对“迷民”而言的,学术界一般认为“迷民”指殷民或殷遗民,则此“中国(域)”似也指“商邑”。过去的研究在讨论《梓材》“中国(域)”时,往往将其与何尊中的“中域”笼统视为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是不够准确的。

关于“商邑”可处天下之中,殷墟甲骨文也能提供一些线索。卜辞常见“商”与“四方”“四土”对贞(如《合集》36975、《屯南》1126),“商”又可称“中商”(《合集》20650+20652),则商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这里的“商”“中商”,等同于文献中的“商邑”。《尚书·立政》:“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这条周初文献中的“商邑”与四方相对,正类似于卜辞中的“商”与四方相对。关于“商邑”,文献又作“商国”,可见与四方、四土对贞的“商”“中商”皆指商王邦。商王不独为商邦求受年,且为四方、四土求受年,这说明商人也有类似于周人一般的观念,认为四方、四土属于商人所有。《尚书·盘庚》:“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就明确提出“四方”属于殷人的思想。

关于商人的天下观,有一个颇为有趣的记载。周人认为夏人所处的“有夏之居”是天下之中,但商人似乎并非如此认识。在清华简《尹至》《尹诰》等文献中,商人自称“亳中邑”,称夏为“西邑夏”,明显将商都视为天下之中,夏都的西方是相对商都而言的。有学者指出,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尹至》《尹诰》中的“西邑”,最初是夏的王都,在卜辞中已转化为夏王朝先王之亡灵或京邑之神。若这一观点可信,那么《尹至》《尹诰》中“亳中邑”与“西邑夏”相对的观念,可能是商人天下观的真实反映。在商人天下观中,天下的中心是商邦,而非夏邦,与卜辞所体现的天下观相符,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可见,至少在商与西周时期,时人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王邦,皆可称“中域”。“有夏之居”虽在地理上位于天下之中,但商邑与周邦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天下之中。因此,当时的“中域”并不完全是地理概念,更多的是政治概念或文化概念,指夏商周三代统治的核心区。《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于天下之中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位置是变动的,夏商周时期“中域”的具体位置要视历史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断。

(二)四域

1.西周“四域”观念

“四域”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域”,朱凤瀚曾对其中的“南域”(“南国”)有系统的研究,他提出,“南国”与“南土”是不同的观念:

域、土有别,诚为卓识,然这种区别究竟是周人天下观中截然不同的两个区域的关系,抑或其他关系,尚可讨论。因为,依此观点,则“东域”也不宜被理解为周人之国土,这与三则材料不符。其一,《尚书·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域)洛。”“洛邑”是周人直接控制的区域,这是“东域”包含周人国土的直接证明。其二,西周早期保卣有铭:“王令保及殷东或(域)五侯。”(《集成》5415)其中的“侯”应该就是令方彝“侯、田、男”之“侯”,乃诸侯之义。“殷东域五侯”,或释为“殷人东域五侯”,指昔日殷人在“东域”的五个侯;或被释为“殷见东域五侯”,此“五侯”自然只能被理解为周人在“东域”的五个侯。对于前者,“东域”内有殷之诸侯,此“东域”自然就有了殷人国土;对于后者,“东域”内有周之诸侯,自然就有了周人国土。总之,无论哪种情况,“东域”之内,都可以有宗主国的诸侯国存在。其三,出土于江苏丹徒西周早期宜侯夨簋有铭:“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或(域)图,王立于宜……王命虞侯夨曰:迁侯于宜。”(《集成》4320)据这一铭文,“宜”地当在“东域”范围内,虞侯夨迁侯于宜侯,成为东域之侯,也是“东域”内有周之诸侯的证据。另外,西周时期的“域”和“土”并无是否表示周人国土的区别,不然何尊“宅兹中域”就应该写作“宅兹中土”了,洛邑被称为“中域”,就是“域”中也有国土的重要依据。可见,至少在西周早期,“东域”也好,“南域”也罢,都是一个包含周人国土的区域,而不仅仅是周王朝的附属区。

“东域”的材料说明,周人所谓的“四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含了附属区,也包含了周之封国。周代并无严格的“国土”概念,当时不同层级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服”,如《酒诰》中的内外服、《多士》中的“有服在百僚”,西周金文也多言“服”制。《国语·周语上》有“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的五服制,虽系晚出,但部分内容有早期的渊源。比如,西周“南域”地区的淮夷,对周王朝也有“服”的义务。驹父盨谓:“厥取厥服”“厥献厥服。”(《集成》4464)所取、献之物,可参考兮甲盘铭:“淮夷旧我帛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其进人,其贮。”(《集成》10174)以及师簋铭:“淮夷我帛畮臣。”(《集成》4313、4314)。可见,淮夷是周王朝的“臣”,要向周王朝贡纳帛、粮、人等。南域的淮夷对周王朝有“服”,周人自然可以视南域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至于淮夷的反叛,这在商周时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臣服于商周王朝的族群依旧可以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们与王朝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时叛时服”的,这点不仅体现在淮夷身上,还有噩侯驭方、楚国等先服后叛的例子。淮夷曾经的“服”,与下文所引钟中的“叛”,仅仅是具体族群的具体行为,不会影响周人对整个“南域”归属权的认识。

据此我们可知,周王朝的“四域”,既包含周王朝的封国,也包含一些对自己“时叛时服”的蛮夷,大体相当于《国语·周语上》中的侯、宾、要、荒四服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四夷”臣属于天子的观念,有着极为久远的渊源。

2.商代“四域”观念

至于周之前的商代,也有“四域”的线索。《合集》1385:“贞:唯四忧。”“”字,旧多释为“戉”,经李学勤、谢明文的考释,可知就是“或”字,从“”到“或”(“域”之初文),主要是“”的左侧圆圈逐渐独立出来,形成了“”(或、域)形字,“四或”即“四域”。此商代也有“四域”的确证。

卜辞还有:“侯亢来,入贾于我或商。”(《拾遗》190)“我或商”即“我域商”。“我域”一词在周代并不罕见,如毛公鼎“我或(域)”、《尚书·大诰》“我国(域)”,皆指我之天下区域。卜辞之“我域商”,或强调“我域”为“商”所有,与周人称“我域”内涵一致。不过,“我域商”也可能是“我商域”的倒文,指我商邦所在之区域。

甲骨文中的“四域”又可分称东南西北诸域,如《辑佚》690+《合集》36182:

“蠢夷方率伐东或(域)”,可与禹鼎“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或(域)、东或(域)”对读。从“东侯”(多侯)位于“东域”一事来看,“东域”分布着众多的殷人诸侯,这与西周时期保卣“东域五侯”暗示“东域”分布着较多诸侯国一致。由这一卜辞可知,商人将“东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由于“东域”常发生战争,故商人在此处布置了“多侯”,以为商王朝守卫东域的安全。

关于“四域”与商国的关系,下列卜辞值得重视:

这两条卜辞组类相当,内容接近,当记载了同一场战争。《合补》11242所说的“西田”,指殷人位于西域的“田”,是殷人外服的诸侯,对应着《合集》36511中的“多田”。由此也可以证明,“西域”与“东域”相似,被商人视为势力范围。这两条卜辞中,一言“西域”,一言“大邑商”,暗示“大邑商”可以与“四域”形成空间上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如上举“商”与“四土”“四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样。“大邑商”一词又见于西周早期的何尊,在《尚书·多士》被称为“天邑商”,在《尚书·召诰》中被称为“大邦殷”“大国殷”,这说明“大邑商”就指商王邦。“大邑商”与“四域”相对,符合商人称商王邦为“中商”,商王邦居天下之中的观念。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甲骨卜辞中的诸方国,是否也处于四域之中?我们知道,卜辞中的诸方国,既有与商人关系友好者,也有常与商人发生战争者,可见诸方国与商人的关系也是“时叛时服”的。上文已经列举卜辞材料证明商人会为“四土”“四方”求年,“四土”“四方”范围极为广大,其内不仅生活着商的属邦,还有敌对的方国。商人为“四土”“四方”求年,直接说明商人的天下观中是包含诸方国的。即以上举盂方而言,该方国在商末与商人处于战争的关系中,但从卜辞的记载来看,它依旧是属于“西域”范畴的。而且,宾组卜辞还有“令盂方归”(《合集》8473)的记载,说明盂方曾与商人关系友好。当盂方与商人关系友好时,它更应该归为“西域”范畴。据此,我们可知,商人对“四域”的认识,与周人基本相同。

明白上述“中域”“四域”的内涵,我们可以对商与西周天下观作简单的总结。在商人与周人看来,整个天下可按区域分为王邦(在商为“中商”“大邑商”“商邑”,在周为“周邦”)所处的“中域”,与王邦之外的“四域”;“四域”范围极广,不仅有与王邦联系紧密的各类诸侯,也有处于偏远地区的蛮夷。本文称这种天下观念为“五域天下观”。

由商周上溯,被商周人所接受的“五域天下观”还可以追溯到夏王朝时期,这是因为夏邦依旧是统治众多邦国的“国上之国”,夏邦自然可以称“中域”(周人就认可夏的“中域”地位),夏的属邦则居于“四域”。这种天下观是否还可以往前追溯,即追溯到夏代之前?王震中指出,“中国”(中域)的概念只有在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才可能产生,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夏商周时期,由于存在政治中心的王邦才能形成“中域”与“四域”相对的“五域天下观”,因而,我们目前似只能把这种天下观追溯到夏时期。

三、商周时期的“天下国家”

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具有什么特点?这是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课题,本文一开始就已经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方国联盟说、复合制国家结构说等。这里首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商周时期是否存在一个立足于众多邦国之上的“国家”?这要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去认识。

从主观上看,周代的人们以“邦”“方”等词来表示国家之义,“邦”多用于指周人及其属国之名,“方”多用于敌对国家之名,时称“万邦”或“万方”。在“万邦”之中,周人所建之“周邦”为天下共主,学术界常误以为“周”可以表示由周邦及其属邦所组成的联合体之名,并以“周王朝”或“周王国”表示这种联合体。其实,无论是西周金文中的“周”,还是可信的西周文献中的“周”,皆无表示周邦及其属邦所组成联合体之内涵。类似的,在更早的商代,“商”也没有超越“商族”“商邦”的内涵。王震中分析,在卜辞中,“商”字只有两个层面的用法:其一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使用的“商”,如作为商的王畿或国族名来使用;其二是作为一个地名、国都来使用的“商”。由此,商代的商人也不会认为在当时的“万方”之上还有一个名叫“商”的联合体。《白虎通·号篇》所谓“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明显是后世经学家对“夏”“商(殷)”“周”三字内涵的理解,不能代表此三字在当时的含义。

从客观上看,当时的商人、周人与其属邦确实组建了较为稳固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符合“国家”的基本特征,学术界将其称为“国家”,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据此,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商王朝”“周王朝”之称,用于描述商周时期存在的万邦之上的联合体,是很有道理的。本文延续使用“商王朝”“周王朝”概念,也当在此层面上理解。

商周时期在客观上存在着以王邦为核心的更高等级的“国家”,而当时的人们在主观上又没有意识到这种“国家”的存在,这种主客观的矛盾,反映出什么样的历史事实?笔者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矛盾,是因为今人所认为的商周“国家结构”,与古人所认为的“国家结构”,是有差异的。仅将商周王朝所能实际控制区域视为一个国家政体的观念,明显不符合商周时人的主观认识。

从西周史料来看,周人的天下观念与其天命观关系密切。清华简《厚父》谓:“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引《尚书》逸文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豳公盨谓:“(天)乃畴方,设正,降民,监德;廼自作配,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 《铭图》5677)皆指出周人有下民为上天所降、君王受“天命”治理下民的观念。此周天子被称为“下民之王”(《诗经·大雅·皇矣》)的理论依据。因此,周人的天下观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观念,还是一个政治观念,它将天、下民、天子三者联系在了一起,阐释了天子治理天下的理论根基。在这种天命观和天下观下,无论是周人所封之诸侯,还是保持较大独立性的蛮夷,都要服事于周王朝,若不服事,则要加以征伐。《左传》成公二年:“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这里明确指出,即使是“蛮夷戎狄”,也需要遵从王命,成为被周天子统治的对象。

西周文献常见“不廷方”一词,表示不肯臣服于王庭之邦国。对于“不廷方”,周人并没有将其从天下秩序中剔除,而是努力使之臣服,成为“王臣”。五祀钟铭:“膺受大命,匍有四方……用讨不廷方。”(《集成》358)毛公鼎铭:“丕显文武,皇天引猒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集成》2841)晋公盆:“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不廷,莫不□□。” (《集成》10342)晋公盘谓:“至于不廷,莫[不]秉敬。”这里都是在“天命”的名义下,讨伐、怀柔“不廷方”,欲将“不廷方”纳入臣服周人的体系之中。上文所举兮甲盘和师簋都记载淮夷不服时的应对策略,“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显示出对“不廷方”的具体处置措施。

周人对待“不廷方”的态度,还见于西周晚期钟铭文。钟有铭:

“孳”,李学勤读为“服子”,即服于周人的蛮夷君长。士山盘有“六孳服”(《铭图》14536),正可与此处的“孳”对读,可证李学勤之说。“南夷、东夷”本是“服”于周王朝的族群,现在竟然叛乱攻打周王朝,成为新的“不廷方”,引起了周王的震怒,故周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使这些“不廷方”再次臣服于周。从这一事件可知,周人并没有放任“不廷方”的存在,也没有视“不廷方”为周人控制势力范围之外的存在,而是努力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之内。

可见,在周人天命观和天下观下,“不廷方”具有二重属性:其一,是其表面内涵,“不廷方”乃不臣服周人的方国,甚至是与周人敌对的方国;其二,是其深层次内涵,“不廷方”属于可被或有待被周人臣服的对象,在周人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下,可由“不廷方”转变为“廷方”。这二重属性并不矛盾,共同构成了“不廷方”属于“天下”之内邦国的逻辑基础,也是周人没有将“不廷方”视为其统治范围之外存在的根由所在。

上述材料说明,周王朝是要包含“不廷方”的,即包含了与周人为敌的方国,至少周人是如此认知的。对此,清华简《四告》(一)有一段话讲得很好:

这段话也见于《尚书·立政》,其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伪孔传:“海表,蛮夷戎狄。”古人将四夷之地视为“海”,如《诗经·鲁颂·宫》“至于海邦,淮夷蛮貊”,“淮夷蛮貊”皆为“海”之邦,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有“四海之夷”之句。《诗经·商颂·玄鸟》:“肈域彼四海,四海来假。”“四海”属于“域”内,也就属于天下。“四夷”之所以为“海”,是因为它们是位于中心区域的周人所能探索到的最远地域。海,晦也,《荀子·王制篇》杨倞注:“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即表达出古人对“海”所显示出的晦暗不明之地的认识。“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意味着周人将其所能探索到的最远地方,都归为“天下”范畴,也就是周人统治范围之所及。在天下四海之内,若有不服之邦国,周人就可以行“讨征”之事,以至于所有邦国都要“服于天,效命于周”。这里的“服于天”,就是借“天命”以为天下四海之主。

由此来看,周人明显是将整个“天下”视为它们的领土,整个“天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周邦为共主的国家。在这一国家之中,内服之邦位于“中域”,外服之邦位于“四域”,上举甲骨金文中的侯、田(甸)等外服诸侯多有位于“四域”的记载,就是明证。对此,赵伯雄早已指出:“周人的‘天下’不过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由周邦与万邦组成的。”不少学者也指出古代中国是“天下国家”,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还提出“天下型国家”的概念。这一概念有其合理性。“天下”可以被形容成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的,以周天子为共主的,由臣服的诸侯国、属邦和待征服和怀柔的“不廷方”构成的政治体系,这一政治体系不仅有“疆域”的要素,还包含了人口(以“下民”为统治对象)、主权(以“天命”为法理依据)等要素,自然可以被视为“国家”。从这一点上说,学术界提出的“天下国家”或“天下型国家”概念可以成立。

“天下国家”之所以能够成立,还在于商周时期天下观的边界感。商周的“天下”在字面意义上是指“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没有地理和空间的限制,因而是“无限”的。不过,“天下”受制于古人的地理知识和现实的政治格局,往往具有边界感,因而又是“有限”的。先秦文献常用“禹迹”“九州”替代“天下”,也常为“天下”界定或模糊或清晰的四至,皆说明古人有“天下”的边界感。上举文献中的“海表”就是“天下”的具体边界表述。这就为“天下”被视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国家”概念中不可或缺的边界条件,即使这一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至于这一范围内存在的大量不臣之国,周人认为它们的叛乱仅是暂时的,并不影响周人对“天下”的所有权。类似的,商人也认为“天下”四方是属于自己的,这一点上文已有较多论述。可见,商人和周人认为他们所处的带有边界的“天下”是一个以天子为共主的“天下国家”,他们在现实中也会努力实践这一观念。

四、从“自在”到“自觉”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很早之前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大一统”政治思想。那么,“大一统”政治思想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对此,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产生了“大一统”思想,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大一统”思想虽然形成于东周秦汉时期,却有着较早的渊源。具体来说,“大一统”思想可能产生于西周的分封制,或产生于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国家结构”。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观点,关键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大一统”思想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或“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一样,都有一个从“自在”状态到“自觉”状态的过程。作为一种“自在”的思想,“大一统”是伴随着夏商周天下观的形成而逐渐成型的;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大一统”是战国秦汉时期才被正式提出的。

《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通过对“王正月”的认同,表达出政治上一统于天子的诉求。《汉书》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基本点出了《公羊传》“大一统”的主题,“大一统”就是重一统的意思(“大”是动词,可训为“重”)。至于略早的《孟子·梁惠王上》所称天下“定于一”、《荀子·非十二子》《儒效》等所称“一天下”,皆与“大一统”内涵相当。荀子对“一天下”的阐释最为详细,包括了王权一统、制度一统、疆域一统等多个方面,反映出政权与疆域一统于天子的要求,可视为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典型代表。

这类“大一统”思想,无疑与本文所讨论的天下观相符,“大一统”在事实上描述了夏商西周的政治理念和国家结构。文献中多有记载夏商西周天下一统的理念和事实,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强调的是天下国土统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强调天下政权统一。《诗经·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传:“九有,九州也。”这是说商人管理四方九州,为天下之主。至于成汤时期商人对四方的控制力,《诗经·商颂·殷武》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描述,虽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合理的地方。先周时期的“小邦周”曾臣服于“大邑商”,周是商的属邦,这一点业已为周原先周甲骨所证明,此学术界所熟知之事。以周距离商邦地理之远,依旧是商的属邦,则《商颂》中“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之句当非无的放矢,当时的诸侯方国多承认商的正统地位。甲骨文中既有大量臣服于商的方国,也有不少与商敌对的方国,其敌对方国常常为商人所征伐,亦反映出商人“正域彼四方”的努力。总之,就商王朝的情况来看,商邦在事实上确有一定程度的“大一统”能力,并努力塑造以商邦为核心的“大一统”局面,只是此时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尚不够完善,也不够坚固,常常随着商人势力变化而有伸缩。到了西周时期,周人虽居于西方,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将黄河中下游广大区域建设成一个以周邦为核心的统一的政治实体,基本实现了《禹贡》“九州攸同”的政治理念。这一时期,周王朝不仅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也大体完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分封制和宗法制成为维系这一“大一统”局面的有力武器。尤为难得的是,周人并不满足于实现黄河中下游的“大一统”局面,他们还希望在更大的“天下”范畴内实现一统,所以西周时期的周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周边“不廷方”的征服。可见,在夏商周时期,王邦既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也形成了由小及大、由少及多的“大一统”局面,说夏商周三代也是“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并非夸大之辞。

夏商周三代的“大一统”还突出体现在华夏族与“四夷”之间的关系上。夏商周王朝是包含“四夷”的,只要“四夷”尊奉天子、用正朔、纳贡赋,则“四夷”可渐进为华夏。比如,商末周初时期的周人称自己为“有夏”,春秋早期西戎被称为“蛮夏”(秦公簋,《集成》4315), 说明当时的人们争相以“夏”自居。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范宣子斥责羌戎氏首领驹支,驹支谓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就是从族群认同角度认为诸戎与华夏同源。因此,那些被中原诸侯视为“四夷”的楚、秦、吴、越等国,在与华夏族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秉持着夷夏同源的民族观,一方面日渐浸染华夏族的礼法,最后终成华夏族的新成员,反映出夷、夏的互化融合历史进程。可见,在夏商周时期,不独王朝内部的诸侯信奉“大一统”观念,就是周边的“四夷”也承认这一点,并自觉地将自己纳入王朝势力范围内。这样一来,夏商周三代的华夏族与“四夷”,就形成了一个由文化认同、政治依附、经济贡纳为主要内容的,生存在同一个“天下”范围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可谓是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态,与夏商周时代的“天下国家”互为表里。

虽然夏商周时期已经是“大一统”的政治形态,但“大一统”理念之所以在东周时期才被人郑重提及,则是因为周自平王东迁后,王室既卑,诸侯争霸,过去作为天下中心的“周邦”业已失去领导天下的作用,“大一统”格局被打破。到了战国时期,曾经可以勉力维持一个名义上“一统”格局的霸主政治体系也不复存在,列国之间只剩下征伐战争,天下局面更加混乱。为了重回“一统”的局面,东周时期的人们才发出了追求“大一统”的呼喊。《墨子·尚同》谓:

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定于一”,是以夏商周“天下国家”为蓝本的,有身为天下共主的天子,有辅助天子的三公,还有被分封的诸侯国。墨子认为确立天子、三公、诸侯国君等“政长”次序,重建“大一统”格局,是天下由乱转治的关键。战国诸子所追求的“定于一”有着明显的分封制政治理想特征,他们所认为的“大一统”,实际上是夏商西周“天下国家”的“大一统”。这些思想家们相信,曾经实现天下一统的先王之治,可以为战国乱世走向统一的进程提供借鉴,乱世必将结束,一统是最终的结局。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夏商周三代的“大一统”事实,决定了战国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对于夏商周三代而言,此时业已存在事实上的“大一统”局面,当时人们也普遍认可这一事实,只是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大一统”或“一天下”,而是用诸如“匍有四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与“大一统”内涵基本相当的语言来描述这一事实,因而此时“大一统”表现为一种事实已经存在,却没有被察觉的状态,可称为“自在”的“大一统”。战国时期人们正式提出“一天下”“大一统”,“大一统”就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状态。可见,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有一个从“自在”状态到“自觉”状态的发展过程。

虽然战国思想家追求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模式,但历史并没有走回头路,真正完成新的“大一统”的秦国施行了与夏商西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君主集权的郡县制使得“大一统”由诸侯、四夷一统于王的观念,转变为中国境内的统一,此即李斯所说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新形成的郡县制国家结构,依旧脱离不了旧有的天下观念。秦始皇琅琊刻石:“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里的“天下”虽然不再没有边际,而是以战国七雄疆域为核心的广大地区,但秦始皇的语气与西周时期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无二致,反映出一以贯之的追求国土一统和政权一统的愿望。可见,对天下归一的“大一统”观的认同,是古人不变的观念,政治体制的变化不仅没有削弱这种认同,反而不断增强了这种认同。

从夏商周三代“天下国家”到秦汉及其以后的郡县国家,“大一统”理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统”的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前者“一统”的对象是“天下”,方式是将“天下”分封为一个个的诸侯国,将不服之地纳入“服”的贡纳体系;后者“一统”的对象虽然也是“天下”,但这里的“天下”主要限于中国九州,方式是将分裂之地转化为君主集权下的郡县。其不变的地方则主要表现为“一统”的根本原则,“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无论是夏商周时期的天下,还是秦汉及其以后的天下,都要归为一统,听命于一人。也就是说,“大一统”的“一统”原则没变,变的是“一统”的深度;最高统治者作为天下之主的身份没变,变的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一点上说,“统一”传统并非始于秦汉君主集权郡县制国家的建立,而是始于夏商周三代“天下国家”的形成;“大一统”思想不仅可以君主集权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还可以天下国家形式体现。

结语

商周时期的人们笃信“天命”(或“帝命”),认为时王是受天有大命,代天掌管天之下的“下域”,凡“下域”之内的土地、人口,皆为“王”之所有。此乃本文所说的“五域天下观”,上文业已讨论此种天下观产生的思想背景,及其对我们认识商周国家形态、大一统思想起源的重要意义。

当然,这一“五域天下观”并非一直存在,而是逐渐为新的天下观所替代。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一个华、夷对立融合的历史阶段,诸夏因共同的危机而觉醒为华夏族,此时华夏族群对他们生活的世界的描述,逐渐由过去的偏政治地理的“五域”转变为偏族群文化的“诸夏夷狄”。“五域”中的“中域”由于适应华夏族群贵中、求中的文化意识而得以保留,并因为周室衰微而逐渐扩展为华夏族生活区域的代名词。至于“中域”之外区域,在春秋时期主要分布着与诸夏存在竞争关系的邦国族群,这些邦国族群又往往被华夏族目为蛮夷,因而“四域”逐渐为“戎狄蛮夷”所替代,并最终演化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文化地区概念。作为参考,西周金文或早期传世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四域”“东域”“南域”等词汇,到了东周文献中,使用频率大大降低,且往往表达某一具体国家周围区域的内涵。究其根源,在新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天下观中,“夷狄”之外无需存在“四域”的概念,作为天下观念组成部分的“四域”只能逐渐被摒弃。

虽然“五域天下观”在春秋以后逐渐不再被提及,但它依旧有深远的影响。除了上文论述的大一统思想外,由“中域”演变而来的“中国”观念是中国人“中和”理念的最直观的表现,长久影响着中国人的族群定位和历史认知,甚至在民国和新中国还成为我们国家的名号和民族的名称。因而,“五域天下观”在思想观念和文化认同上,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注释略〕

作者王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P164—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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