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样本，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随着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经济发展实践日益展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远非既有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能完全解释与指导。在此背景下，“人文经济学”作为一门聚焦经济系统与人文价值互构关系的交叉学科领域，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尤为迫切且意义深远。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刻必要性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一时兴起的学术口号，而是源于深刻的时代需求与理论困境，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与逻辑必然性。
一是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范式局限。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将人抽象为同质化的“理性经济人”，将市场简化为纯粹的价格机制，将经济增长奉为最高乃至唯一的目标。这种“物本”导向的范式，在解释和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问题时，常常陷入“解释力贫困”和“价值观缺失”的窘境。它难以充分容纳文化、伦理、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深刻塑造，也无法有效回答关于幸福、公平、意义等人类发展的根本性追问。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必要性就在于打破这种单一范式的垄断，将“人”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精神福祉、文化认同与价值实现，从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解释力和人文关怀的经济学新范式。
二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人文诉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精神家园、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物质财富与精神富足、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有机统一。这套独特的价值排序和发展逻辑，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衍生经济学说所不曾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例如，如何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涉及收入分配的技术性调整，更关乎社会结构的优化、阶层流动的畅通以及“天下为公”等文化理念的现代激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必须能够深刻理解和系统阐释这些蕴含其中的“人文经济学”密码。因此，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拥有科学理论指引、避免理论上“失语”和道路上“迷失”的实践刚需。
三是推动经济学知识创新与方法论革新的学科必然。经济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范式革命与方法论演进的历史。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为全球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来自东方的智慧。它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引进、验证或局部修正，而必须进行原创性的概念创造、理论建模和话语表达。在方法论上，倡导打破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动跨学科、多方法的融合研究。既要运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把握经济现象的客观规律，也要引入历史分析、哲学思辨、田野调查、案例深描等方法，深入挖掘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动机、伦理判断和制度背景。这种“人文”与“经济”的深度对话，不仅能够丰富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箱，更有可能催生出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视角。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与可能性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立足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当代实践成果以及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厚的经济思想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质。例如，儒家强调“义利之辨”，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确立了经济活动的伦理边界；提倡“藏富于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蕴含着朴素的共同富裕思想。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倡导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经济治理方式，体现了深刻的生态智慧。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辩证地阐述了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不仅记录了丰富的商业活动，更肯定了追求财富的人性之常，并强调了“取之有道”“富而教之”和“富好行其德”的社会责任。这些思想将经济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伦理和宇宙观背景下进行考量，为今天思考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与自然保护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使其自主构建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的经验富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其内在的动力机制、独特的路径选择、有效的政策组合以及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富矿”。无论是宏观调控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还是产业发展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协同并进，都蕴含着大量尚未被现有理论充分总结和提炼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总结、概括与升华，完全有可能生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反映中国规律的人文经济学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
三是新发展阶段提供的理论创新历史性窗口。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同时，单纯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如不平等加剧、生态危机、精神空虚等，促使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目的和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这为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和经济学说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战略构想，本身就充满了人文经济学的思想光辉。抓住这一时代机遇，回应时代之问，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可能，而且正当其时。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
认识到必要性与可能性之后，关键在于探寻切实可行的构建路径。这需要明确指导原则、激活思想资源、深耕实践沃土并创新研究方法。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我们理解经济现象与人文、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最宏阔也最深刻的分析框架。它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为我们超越“理性经济人”的片面假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及其人文属性，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同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它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审视和提炼中国的实践经验，并激活和再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使之与现代经济社会相适应、与科学发展相协调，从而形成面向未来、引领时代的创新理论。
第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待传统文化资源，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要对传统概念和命题进行现代的、学术的阐释。例如，可以将儒家的“义利观”转化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商业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将“共同富裕”思想从一种社会理想发展为系统的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保障理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支撑；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具体化为指导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经济学模型。通过严谨的学术工作，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提炼其核心范畴与理论硬核，并用现代学术语言和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予以呈现，使其从潜隐的、碎片化的思想火花，升华为系统的、逻辑自洽的学理体系，从而真正融入并滋养当代人文经济学的知识建构。
第三，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总结与理论化提升。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观照现实。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推演，而是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研究者需要秉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术精神，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线，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着力于对中国发展中的关键机制和典型事实进行深度解读和理论抽象。通过对“中国故事”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讲述，形成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原理，并阐明其内在逻辑与运行规律，从而逐步搭建起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四，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话语体系构建。人文经济学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文化研究乃至环境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鼓励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共同攻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实现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深度个案访谈相补充，模型构建与历史比较相印证。同时，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打造一套易于为国内民众所理解和认同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理论的说服力和传播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用国际学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故事，阐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提升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