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描述和解释都是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目标、基本理论形态和建构方法。作为理论建构方法，描述是指用言语做陈述，旨在回答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解释则主要致力于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回答关于“为什么”的问题。相较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解释过度而描述严重不足。这一偏好既是出于人类追求本体安全的普遍需要，更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的结果。事实上，纵观科学哲学史，学界对因果关系本体地位的质疑由来已久。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固然有其客观内容，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主观建构。相较于解释，描述在国际关系学中具备更强的基础性、似真性、政策相关性和传播力等独特优势。甚至可以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主要体现于描述性理论而非解释性理论。大力发展描述性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本土化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条重要路径。深刻的历史意识和优良的史学传统是中国学者得天独厚的认知优势，有助于提炼出高度真实的描述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仅能激发学术争论并促进知识增长，还能更好地充当解释性研究的前提和假定，显著提高国际关系解释性理论的似真性。
关键词：描述/ 解释/ 因果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 自主知识体系/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5年第7期 第3-34页
作者简介：卢凌宇，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昆明 650091)。
标题注释：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立项号：2022GZZH01)项目的研究成果。
描述和解释是科学的两个基本目的，也是科学预测的基础。然而，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中，描述长期被置于从属地位，解释则一家独大。本文旨在揭示描述被边缘化的原因，阐明描述相对于解释的独特优势，继而探讨描述对于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价值。
一、理论、描述和解释
科学的结晶是理论。主流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理论首先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可证伪性、普遍性和可复制性。①可证伪性意味着理论不能同义反复，理论的对象必须可测量。普遍性是指理论的经验基础至少包括两个案例，“两点成一线”，需要至少两个数据点才能确定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可复制性则是科学操作的程序性要求，即诉诸同样的程序和数据，研究者可以得出一致的发现。
(一)什么是理论
对于什么是理论，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发现，以国际关系学为主的相关文献至少从三个相互交叉的角度来定义理论：第一，理论的形态是因果解释还是不局限于因果解释。其中因果解释是指“旨在解释某事发生或存在的原因的一组正式观念”，②非因果解释则是指“旨在解释事实或事件的一个或一组观念”。③这两个经典定义都用到了“解释”一词，区别在于前者使用的是explain why，后者则侧重于explain。对于什么是解释，两部权威词典大致给出两个定义：一是“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告诉某人某事”，即通常所说的“讲明白”或“明确阐述”；二是“给出一个理由，或者成为某事的理由”，即归因或溯因。④在笔者看来，英文中“解释”两种含义的区别主要在于下定义的角度不同：前者强调解释的方式，可以兼容描述、因果解释和非因果解释；后者则关注解释的目的，类似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强调的因果解释。
第二，理论的经验基础或证据是否必须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案例。国际关系理论不乏对单一案例的解释，如英国霸权的衰落与冷战的和平结束等。较为宽容的理论观把个别(idiographic)解释和规则(nomothetic)解释都视为理论，其中前者以特殊化(idosyncratic)细节解释单一情况或事件，后者则试图解释某一类而非特定的情况或事件。⑤相反，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把理论定义为“对规律的解释”，而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⑥这种界定方式将对单一事件的解读排除在理论之外。
第三，理论的定义是实质性的还是形式性的。前者旨在揭示理论的本质或功能，后者则关注理论的构成或构成要件。实质性定义以华尔兹的理论观为代表。形式性定义则可参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理论概念：“以经验材料作为引导……它一般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我们把这样的思想体系称作理论。”⑦
本文拓展了华尔兹式的定义，秉持开放的理论观，认为理论并不限于因果解释，还应包括非因果解释和描述等其他形态。鉴于“解释”一词在英文中兼具描述和广义解释的含义，为避免混淆，下文的“解释”一词除非特别说明，均是指因果解释，“阐述”一词则用来表达描述和因果的双重含义。此外，本文拓宽了传统科学观对普遍性的要求，认同弱普遍性，即理论的经验基础可以只是一个案例，但理论必须具备一定的抽象性，能用于解释其他事件或现象。如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重工业家—容克贵族统治集团的扩张冲动，他们不受低发育程度德国市民社会的控制。⑧如果把这个解释变量抽象为社会与政治的矛盾或经济—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那么该理论就有可能解释其他国际战争或冲突，其普遍化水平也会相应提高。这条路径符合加里·金(Gary King)等对科学目标的定位，即从已知推断未知。⑨与华尔兹式定义相同，本文接受实质性的理论观，将理论定义为对经验现象的系统阐述。其中，经验现象是指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事实、事件或形势等，可以只发生过一次，也可以反复发生；系统是指按照通行的科学程序和步骤来操作；阐述则兼具阐明和陈述两层含义，大致包含了狭义的解释和非因果解释等话语形态。
(二)描述与解释
描述和解释不仅是科学的目标，⑩也是其基本理论形态和建构方法。(11)作为一种理论形态，(12)描述是对经验对象的表征或系统说明。(13)在国际关系学中，经典的描述/描述性理论包括复合相互依存、国际组织的基本功能以及“天下主义”等。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贸易和平论、政治生存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等则是重要的解释/解释性理论，即对经验现象所做的因果阐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理论形态，描述在类型上比解释要更加丰富。如约翰·格林(John Gerring)指出，描述包括具体性的陈述以及普遍化的指标、关联、综合和类型学等形态。(14)此外，概念化或下定义也是描述的重要形态。不过，具体化的陈述(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28日爆发)不属于理论的范畴。而在普遍化的描述中，指标(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既是对概念(经济发展)的操作和测量，也是概念这一描述性理论形态的延伸和应用。
关联、综合、类型学和概念化等都是理论。关联是指“指标或单位间的概率性多维比较”。(15)作为关联的一种类型，趋势用来揭示某个现象随时间变化的态势，(16)如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类的暴力水平都呈显著下降趋势。(17)综合是指“用一个单一概念或短语概括许多特点或现象”，(18)如在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看来，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硬核”由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的等七个命题综合而成。(19)类型学则“根据统一的分类原则将案例分解为相互排斥且详尽的离散类别”，(20)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根据(国际)规范整合程度的高低，把国际秩序分为世界社会、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三种类型。(21)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描述，概念化的结果是形成理论。概念化等同于通常所说的界定或下定义。韦氏词典把概念化和界定分别定义为“构思；使形成观念”以及“解释(一个词、短语的)的意思；清晰且完全地展示或描述某人或某物”。(22)概念化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强调的“构成性理论”存在大面积交集。温特认为，解释旨在回答因果性问题，更多是对过程的描述，如世界政治是如何组合起来并具备现有特质的；描述则要回答构成性问题，是本体论的陈述，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如何成为这样”和“是什么”，如“主权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无法以因果方式来回答，原因在于它不会考虑时间序列关系。(23)
作为理论建构方法，描述用言语来做陈述或形容，(24)是什么、什么时候、谁(主体或对象)、出于什么原因以及以何种方式等都属于这一范畴。与之相比，解释则旨在探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回答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即一个或多个因素如何使其他因素发生变化。(25)因果关系具备三个特点：第一，在时间上，X先于Y。第二，在逻辑上，X引起/影响Y。第三，在经验上，存在X引起/影响Y的证据。(26)换言之，描述聚焦于某个(种)现象或事件的特点或属性，解释则旨在识别产生某个可观察现象的深层次原理、因素或机制。
解释与因果关系存在密切联系，以致韦氏词典对解释的一个定义是“说明原因或起因”。(27)不过解释并不等同于因果推论，因果关系准确来说是解释的一个真子集。解释既包括因果解释，也包含非因果解释。(28)因果解释通过描述导致某一事件的原因来阐释该事件，如经济制裁就是双边关系恶化的一个因果解释。(29)非因果解释则不依赖于因果推理。(30)数学或拓扑学中的解释就是通过展示定理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的，但并不依赖因果链。例如，计算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两点间距离的原理是勾股定理。此类解释不要求对于确立因果关系而言必不可少的时间序列。
“如何”或“怎么样”也是国际关系学中常见的问题类型。(31)它既可能是描述，也可能是解释，具体取决于调查的具体背景或分析的深度和重点。例如，我们叙述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从美国以防止核武器扩散为借口发起战争到伊拉克迅速战败再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被俘，都属于(具体性)描述。而我们在描述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如何被美军迅速击溃时，通常要论及共和国卫队在装备、战略、战术和士气方面的不足，这些讨论就是在建构局部的解释。
此外，本文秉持弱经验主义的认识论，(32)将描述和解释锁定在常规科学的范畴，(33)以区别于阐释、理解和“深描”(thick description)。(34)借用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的说法，解释就是讲“外部人的故事”(outsider story)，沿着一条整体主义和非感性的研究路线展开，目的是寻找因素间的关系并呈现一般化的因果变化；理解则是讲“内部人的故事”(insider story)，关注故事中个体的情感，关心他们的感受和看法，借此捕捉现象意义上的演变。理解以个体观感为中心，与解释外部调查式的鸟瞰截然不同。(35)在这个意义上，阐释和理解非常相似，均是指“从被观察者的角度对人类行为的意义进行描述或表征”。(36)它们试图通过运用“同理心”从对象的角度解读行为和互动的意义，进而阐明人类行为背后的意图。(37)与彭玉生的观点一致，本文认为因果解释和意义阐释是兼容的，后者旨在阐释行动的文化意义，而意义互动恰恰是社会因果机制的一个特点。(38)
二、“重要”的解释与“次要”的描述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过度重视解释，而描述严重不足。诚然，对解释或因果关系的偏爱是人类的天性，原因在于因果关系满足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谓人类对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需求，产生了安全感。本体安全是指“对持续自我认同和存在的时间、空间持续性的信任感”。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人类需要了解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基本信息，以便理性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挑战和危机。本体安全意味着稳定的日常生活、心理健康、稳定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角色以及对突发事件、社会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应对机制。日常例行活动和社会性互动则维持和强化了人的安全感。(39)例如，固定的作息时间就是维持日常生活本体安全的重要手段，被公认为有助于身心健康。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也需要本体安全。例如，认为国家间贸易水平越高、国际安全就越有保障的“贸易和平论”就给国际关系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某种安全感。
安全感的心理前提是确定性。因果关系尤其是归因对于建构确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认为，(40)归因是人的天性。个体在观察他人行为时，总是试图寻找其原因，同时在复杂的互动中探索规律，从而保持世界的可理解性和可预测性，有效降低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力。如果说归因是因果关系硬币的一面，那么预测就是另一面。预测是归因的反过程，它运用此前归因的结果来推断将来会发生什么。归因指向过去，预测面向未来。了解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和机制只是程序或手段，目的是预测、干预和控制。因此比起描述性推理，人类更需要因果性推理。应用经济学研究者描述经济趋势或模式本身并不能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只有理解趋势和模式中蕴含的因果关系才有助于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而稳定或刺激经济，因此有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者致力于分析利率或政府支出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无论是吉登斯强调的“固定的作息时间”，还是海德讨论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结果，抑或是选民行为的变化和经济不平等，这些内容都是描述。描述对于人类获得安全感同样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没有描述就无法形成解释，但描述本身既无法归因过去，也不能预测未来。在寻找原因或结果的过程中，描述的重要性被稀释了。因果关系由于能够为人类提供安全感、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天然地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甚至有观点认为，从描述到解释的范式转换标志着一门科学走向成熟，因为因果关系在科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找出原因并致力于预测和技术应用。(41)彭玉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理论解释，对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属于“前科学阶段”。在他看来，因果解释就是(因果)机制解释，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思维能力；相关思维则是对经验现象的概括，其他动物也具备类似能力。(42)
尽管如此，在自然科学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中，描述即便不是与解释同等重要，也颇受尊崇。在解剖学、考古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中，科学发现通常伴随着新事物的发现，它们被“命名、测量、标志和分类/再分类”。这些工作主要是描述性的，但在上述学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43)在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描述性贡献同样能引发学术兴趣并且受到同行的赞许。值得注意的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开山之作往往都是描述性的，如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又如国际关系学中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和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然而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重解释、轻描述则是常态。虽然没有人否认描述的必要性，但它被普遍认为不具备内在的科学价值以及“平庸且缺乏创造性”。(44)如卡罗琳·霍姆斯(Carolyn E.Holmes)等统计了《美国政治学评论》等四种英语世界政治学代表性期刊在2022年的发文情况，发现其中使用描述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只有32篇，仅占发文总量的10.2％。(45)即便作为一种方法，描述在从业者的系统训练中也处于劣势地位。对描述的方法性探讨散见于一些具体议题中，如概念化、测量、描述性统计和民族志等。(46)这些探讨的主要目的却是服务因果推理，后者才是方法(论)和研究设计课程的核心。同一课程会在因果相关议题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训练，如实验和准实验研究设计、个案研究、回归分析、匹配和工具变量模型。(47)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的主要方法大多借鉴自计量经济学，而计量经济学的主体是因果分析。例如，科林·卡梅伦(A.Colin Cameron)和普拉文·特里维迪(Pravin Trivedi)于2022年推出了两卷本《微观计算经济学：Stata运用》，(48)其中上卷讨论横截面和面板回归方法，下卷讨论非线性和因果推理方法。全书合计2387页，共30章，排除第一章介绍Stata的基本操作(共45页)，第二章“数据管理和作图”(共69页)是全书仅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内容，从第三章(“线性回归基础”)到第三十章(“贝叶斯方法：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算法”)的所有内容都致力于设计和验证因果推理。类似地，个案研究是定性分析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过去十多年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中知名度很高的英戈·罗尔芬(Ingo Rohlfing)撰写的《案例研究和因果推论的整合路径》等教科书，书名就包含“因果”“解释”等字样，从而把描述性个案分析完全排除在外。(49)
从政治学思想史上看，解释或因果分析一家独大是“行为主义革命”的重要遗产。20世纪50年代末，行为主义者接受了当时新潮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强调“建构普遍理论，从中演绎出假设，然后再由事实调查来证实或证伪”。(50)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指出，“科学程序和规则的目的就是让发现高度普遍化的理论变得可能”，而普遍理论就是“因果理论”以及“关于政治行为系统的经验导向性理论”。(51)行为主义者偏爱形式化和非历史的解释，相信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分析可以跨越时空。(52)
珍妮特·博克斯-斯蒂芬斯迈尔(Janet M.Box-Steffensmeier)等进一步指出，行为主义革命和定量方法(回归分析)的发展共同导致了政治学中因果思想的盛行：“行为主义运动推动了因果思维等‘科学价值观’的发展，回归分析则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因果效应的评估工具。”(53)进入20世纪以来，政治科学先后掀起了历史主义、现代主义经验主义(modernist empiricism)、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几次革命，每次革命都确立了一个学术传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行为主义。在行为主义的范式中，描述被置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以探寻因果关系为目标的解释则被设定为政治科学的核心功能，甚至成为政治科学的代名词。霍姆斯等深刻地指出，行为主义革命致使政治学发生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意义上的范式革命：“随着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技术的扩展而发展，政治科学的行为转向与使用实证方法对分析数据以得出因果推论密切相关。”(54)不仅如此，行为主义还深刻影响了作为其批评者的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金等后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也继承了行为主义的衣钵。如前所述，华尔兹对理论的定义是“对规律的解释”。在他看来，理论天生是演绎性的，归纳只能总结出规律，无法建构出理论。换言之，描述不是理论。
三、描述为什么重要
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认为旨在揭示因果关系的解释是科学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哲学史上，对于因果关系的本体地位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者大有人在。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认为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无法观察到，我们只能观察到一个事件紧随另一个事件发生的现象。因此，所谓因果关系只是两个事件的恒定结合，是“习惯”或“经验性推理”。(55)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则认为因果律是过时的东西：“在引力天文学等先进科学中，‘原因’这个词永远不会出现……因果律……就像君主制……是过去时代的遗物。”(56)罗素关于因果关系的思想被很多科学哲学家接受，他们倾向于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世界的真实反映。物理学被认为是最正统的科学，但它几乎是由一个个公式组成的，而公式是反因果的，因为后者强调时序性和逻辑上的原因及结果，但公式体现的变量间关系是非方向性和对称的，过去和未来相互决定，这就消解了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和时间性。“由于因果关系并非世界真实存在的一部分，因此在严肃的科学中，我们不应做出因果断言。”(57)相反，因果推理是“民间科学”(folk science)，是“一种粗俗且毫无根据的对更发达科学的模仿”。(58)一些科学哲学家认为因果关系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尽管因果关系的概念在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时相当有用甚至不可或缺，但它毕竟不是由神明或物理学提供的范畴，而是由我们构建的。”(59)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相比，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的因果推理更加“精妙复杂”，原因有两点：一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具有自我意识，这导致了个体行为的随意性和社会现象的随机性，结果是社会现象的因果链条变得扑朔迷离；二是社会科学研究很难采用实验方法，而控制干预变量的实验方法是因果推论的“唯一可靠方法”。(60)
在因果关系的本体地位上，本文赞同朱利安·赖斯(Julian Reiss)的观点，认为因果关系有客观的内容，因为基于因果推理的预测和干预可以被科学地评估，但因果关系究其本质是主观的，是人类推理实践中必不可少的虚构角色。(61)(实验)干预是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它意味着为改变一件事而去改变另一件事，这恰恰是因果关系的应用，表明科学离不开因果关系。
如前所述，格林勾勒出了描述的类型学，陈述了描述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中被边缘化的事实，强调描述相对于解释的独立而非从属地位及其对解释的必要性，如概念化和测量决定因果关系的性质。(62)本文在格林观点的基础上，着重讨论描述相对于解释的独特优势，即描述具备更强的基础性、似真性、政策相关性和传播力。
(一)基础性
解释是确立因果关系的过程。因果推理旨在解释变量X和结果变量Y之间的关系。温特认为因果关系基于三个假定：其一，X和Y相互独立。其二，在时间上，X先于Y发生。其三，如果没有X，Y就不会发生。假定1确保X和Y之间不存在内生性，此处是指反向因果关系。假定2是因果关系区别于联系性以及数学与拓扑学变量间关系的重要标志。假定3则设定X是Y的必要但未必充分条件。(63)
描述的基础性体现为相对于解释在逻辑和功能上的优先性。描述是解释的基础，解释必须借助描述。X和Y是因果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两者都是对世界某个(种)现象的描述，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国际冲突发生。探寻因果关系的一个前提是准确地描述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只有两者齐备，因果推理才有可能完成。在这个阶段，描述的功能是概念化，其结果均属于描述性理论的范畴。(64)概念化可能是定义新概念，也可能是再定义或情境化既有的概念。比如要回答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际冲突发生这个问题，首先是要准确地定义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国际冲突(的发生)两个概念。此外，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但莫里茨·格里夫拉斯(Moritz Graefrath)和马塞尔·扬(Marcel Jahn)发现，对于何谓国际合作，研究者一直未能达成明确共识，并且一些定义甚至不包含“动机”这一合作的核心构件，最终导致不同的观点自说自话，无法展开有效的交流。他们在综合和归纳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合作进行了再概念化，提出了国际合作的类型学，包括最低限度合作(通过默会的政策协调)、“薄合作”(通过明确的政策协调)和“厚合作”(基于共同行动)。(65)显然，概念错误和概念失准会在科学研究的后续环节引发消极的连锁反应，包括损害概念的有效性、降低测量的质量和扭曲分析结果等。例如，今天我们来定义和测量“国家安全”，就不能止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而是要纳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等维度。相应地，测量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也不能仅仅考虑军费开支、军队规模以及核武器有无和数量多少等传统指标。
描述贯穿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规范科学论文的主体包括理论建构和经验检验两部分。经验检验主要服务于理论生成、理论检验和理论修正三个目标。描述对实现这三个目标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论生成和理论修正都是数据/证据驱动的，而数据/证据都是描述；理论检验则是用数据/证据来检验理论假说。
理论是对科学研究问题的回答。无论是描述性理论还是解释性理论，其生成都有赖于描述基础上的抽象。描述是揭示因果关系和捕捉因果机制的有效工具。例如，“实际政治经验”要借助描述才能转化为研究问题。(66)从定量的视角来观察，数据的可用性会影响研究人员提出问题：如果收集不到高质量的数据，研究者将难以提出和回答关键的研究问题，从而导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出现空白。(67)具体到归纳性的理论建构而言，对现象的描述提供了构成解释的原材料。描述变量间的关联其实是在为建构因果性理论奠定基础。例如，推断种族多样性水平越高，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越大，这就可以被视为在易发生冲突地区观察到某种政治规律或模式的描述。(68)而演绎性理论建构的前提或假定也是一系列描述，理论的真实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描述。
理论检验也依赖描述。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69)哈弗德·黑格(Havard Hegre)等的研究细致地演绎了该命题，并得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70)然而，詹姆斯·雷蒙德·弗里兰(James Raymond Vreeland)对这一结果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质疑。(71)他发现，黑格等的经验检验中的结果变量的数据来源于政体数据库中的政体指数。(72)该指数的其中一个构件是政治竞争，泰德·罗伯特·古尔(Ted Robert Gurr)等认为其特点是激烈、敌对并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极端的派系主义还可能表现为建立敌对政府和挑起内战。(73)换言之，政治竞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国内冲突这个结果变量，所以黑格等发现的政治制度和国内冲突之间的非线性显著关系很可能是虚假的。当弗里兰把这个构件从政体指数中删除之后，黑格等的统计结果就丧失了显著性。相应地，弗里兰推测黑格等最初的发现呈现的并不是政治制度和内战间的关系，而是政治暴力和内战间的内生关系。(74)
有生命力的理论会被不断地修正，这是科学进步的常规路径。修正始于对理论的前提、逻辑、证据和方法的质疑。理论修正有赖于证据，证据通常就是一个或粗疏或细致的事实性描述。特定的理论可能产生于现存的证据，但后续的证据未必会给这些理论猜想提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比对检验结果和理论，并根据结果来修正理论。
理论生成、理论检验和理论修正三者均为描述启发解释的迭代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被视为理论修正的一个典型案例。华尔兹假定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决定了国家外交行为。他把国家层次的解释贬斥为“还原理论”，认为这些理论——如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帝国主义理论——无法应对国家层次的解释变量变化但国际层次的结果变量并不发生变化的困境。(75)有研究者质疑了华尔兹的观点，指出排除了非系统层次的因素将无法充分解释国际关系。(76)在国际关系中，系统层次解释变量发生变化但国际关系结果变量不受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冷战结束后，重新统一和实力迅速上升的德国并没有像现实主义预测的那样重新武装与重拾侵略性，而是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了低调、隐忍与平和的姿态，并且在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危机和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中批评和挑战美国与英国的好战姿态。(77)为纠正华尔兹的偏差，一些研究者把国家层次变量(如国家能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个人层次变量(如领导人的知觉)加到模型中，把结构现实主义发展为新古典现实主义。(78)
无论是作为理论形态还是作为论理方式，解释都处于第二序列。科学创新通常被称为“科学发现”而不是“科学解释”。(79)韦氏词典将“发现”定义为“第一次找到或习得的行为或事物”，该词条的举例包括“发现新的植物物种”“河流污染”“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以及“关于这种疾病的很多重要发现”等，(80)这些无一例外都是描述。在近现代科学史上，达尔文进化论、牛顿三大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属于描述，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民主理论与肯尼思·阿罗(Kenneth J.Arrow)提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也是描述。戴维·莱克(David A.Lake)质疑了无政府状态假定，指出国际关系始终存在关系性的等级制，(81)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它也是描述性的。在库恩看来，科学史呈现为常规科学—范式革命—常规科学的循环。范式革命之后，接受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研究对象，这种差别首先体现在描述上，许多旧的定义、测量和操作都会被更新和替代。例如，在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地心说”思想体系中，月亮是一颗行星，围绕静止的地球转动；而在哥白尼革命之后，月球被认为是一颗卫星，丧失了行星的资格，因为行星被重新定义为围绕太阳转动的天体，而不是泛指一切在天空中移动的可见天体。科学革命是认识论上的，但也会引起本体论的变化，而本体论属于描述性理论。(82)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知识的积累首先源于描述，如某一种浆果能不能食用、什么样的浆果能够食用等。在描述的基础上才能开始解释，因为人们相信描述为解释提供了真实的前提。
(二)似真性
求真是科学的一个宗旨。无法进行可控实验是社会科学知识真实性始终被质疑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性其实等于似真性(verisimilarity)，(83)或者说真实度。根据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理论的真假是由经验检验来认定的，其程序是提出假说，然后再用数据进行检验。严格来说，所谓理论的真实度就是其假说得到数据/证据支持的程度。本文认为，描述的似真性要远胜于解释。
从认识论上看，解释性理论的似真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实证主义方法论。弗里德曼提出，评价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准不是前提的真实性，而是预测的准确性。理论本身只是工具，无所谓真假，工具的目的是引导出假说，只要假说得到证实，理论就是成功的。(84)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没有直接引用弗里德曼的论述，但显然默认了他的观点。华尔兹认为理论不必真实，只要能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人们就会坚持这个理论。虚假的前提只要有利于简化理论以及理论建构本身，依然是有用的。简言之，无论是理论前提还是理论本身，只要有用，就是值得赞赏的。(85)虽然工具主义的认识论颇具争议，但在主流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中被广泛接受，几乎主导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的主张对描述性理论和解释性理论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从功能上看，描述性理论可以视为解释性理论的一个子集。解释性理论旨在探讨因果关系，包括三个构件：一是基本假定或世界观。如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重视相对收益，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关心绝对收益。假定是因果推理的前提，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一个描述性理论或理论性描述，如“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或“人性本善”。二是理论的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两者究其本质都是描述性理论。在华尔兹的经典理论中，国际关系物质/军事结构和国际战争(发生)就分别是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三是对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演绎。这也是解释的目的，即在设定的前提下阐述X和Y之间的因果关系。总体上，描述的似真性很可能要强于解释，因为解释的似真性要同时满足假定真实、X真实、Y真实以及X与Y关系真实四个条件，而描述的真实性只需要确定假定、X或Y三者之一的真实性。(86)
弗里德曼实用主义认识论对描述性理论的似真性影响很有限，主要体现在概念的定义和操作/测量上。复合相互依存论就是一个典型的描述性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相互依存”，“复合”表明相互依存是多维度叠加的。我们定义了相互依存之后，就要对其进行操作或测量，两者均属于描述，而描述的质量和真实度取决于一个概念的潜质量(latent quality)、数据来源、测量工具、编码规则和缺失数据比例等因素。(87)使用不同类型的工具来测量同一类型的现象经常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如同样是生活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主观性数据和通过拟合经济增长率、基尼系数和国民受教育水平等指标得到的客观系数会呈现较大差异。尽管如此，描述性理论似真性问题产生的原因较为明晰，因为指标选择、数据来源和操作过程都是公开、可观察与可复制的，即使描述失真，也易于识别和纠正。
评估解释的质量则复杂得多。首先，当理论的假定虚假或似真性较低时，即使演绎的形式逻辑完全正确，我们也无从判断理论的真假，只能遵循弗里德曼的建议根据“预测”或经验检验来判定，即用数据来验证理论。其次，由于解释至少包括两个变量，所以除上述描述性理论的影响因素外，解释性理论还会牵涉变量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结果。此外，从研究设计上讲，如果经验研究采用比较个案研究等定性方法，我们会面临按照因变量来选样是否恰当等复杂的案例选择问题，(88)这会直接且显著地影响经验检验的结果。如果做大样本统计分析，那么既要确定数据来源，框定样本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又要选择控制变量和设定模型，涉及步骤越多，检验结果失真的概率也就越大。
证据的呈现严重受制于方法：“我们所接受的因果关系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的选择。”(89)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是老生常谈，其中所说的方法涉及变量设定、指标选择、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和校准等环节。与描述相比，解释由于涉及变量间关系，所以方法对它的约束也显著增强。方法的选择归根结底取决于学术共同体的偏好。“通灵者和气象学家都预测夏季温暖干燥”，但气象学被认定为科学，所以气象学家的预测会被广泛地接受。(90)因果推论方法的目标都是捕捉因果关系的特征、过程或结果，但不同的方法会提供不同类型的证据，并且这些证据时常相互冲突。例如，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发现，围绕李普塞特命题即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转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发现不仅大相径庭，而且时常是对立的。(91)鉴于此，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被认为是确保经验检验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在实践中，三角互证不仅对于数据的量和质有很高要求且很难通过，所以期刊刊发的论文较少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借助不断演进的方法和工具，国际关系研究者几乎可以为任何解释找到证据。以连续变量为结果变量的面板数据分析是国际关系学统计检验最常用的方法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面板模型越来越高级，不过它们的基础都是普通最小二乘法，但供检验理论使用的数据的结构很少能够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所有的基本假定，所以其回归结果也是存疑的。鉴于计量工具如此繁多，除非极为严格地遵守计量方法的基本假定，否则总能够找到一定的方法来对数据“屈打成招”，让数据支持假说。
早在20世纪60年代，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就洞悉了解释性定量研究的弊端。他指出，“有一个模型，然后回归，紧接着下结论。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统计结果都会证实作者所拥护的理论。有时，也确实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期望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它总是被发现方向是正确的。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获得了与理论不符的结果。不过，这种结果通常不被用来证明理论的无效，而是作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92)科斯还注意到，如果理论和证据不符合，经济学研究者通常不会抛弃理论，而是声称理论与证据间的差异揭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内容。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确保或至少最大化理论的真实性，理论的提出者和理论的检验者两种角色应该分离。但他同时承认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谁愿意进行这些费力的调查呢……我怀疑是否有专业杂志的编辑会愿意发表提供这样一个调查结果的论文。”(93)
实际上理论选择证据不仅是定量研究的通病，定性研究同样如此，区别只在于定性研究者把数据“屈打成招”的手段更加隐蔽及难以觉察。塔妮娅·温斯坦(Tania Weinstein)坦言，在政治学研究中，“选择一种描述而不是另一种描述受维护特定理论观点的冲动驱动”。(94)伊恩·拉斯蒂克(Ian Lustick)也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理论期待相符的历史叙事。(95)巴林顿·莫尔(Barrington Moore)在《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一书中就选择性地使用了史料。他的史料都支持“英国内战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但在他撰写该书的年代，英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英国内战是一场宗教革命”。(96)这种现象是学术过度分工产生的一种负面效应。定性分析尤其是区域性或国别性的个案研究往往根植于研究对象的历史。然而，国际主流学术界存在严密的社会分工：一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分工，历史学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主要学科之一，两者泾渭分明；二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之间的分工。国别研究通常是智库专家的专长，而从事理论研究的研究者往往是全球或区域导向的，很少会聚焦于某个国家，遑论通淹其历史和现实。因此，在区域史或国别史研究者看来，政治学研究者的国别研究往往漏洞百出。而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历史学研究者耽于对事件的精细叙述，其研究结果适用于一个案例，却不具备普遍性，因而不是科学。
在华尔兹看来，真实性只适用于评估描述性的规律，理论的评价标准则是解释力的大小。(97)而实际上就似真性这一指标而言，描述性理论要比因果性理论高出很多，原因有两点：一是影响描述似真性的因素要少得多；二是这些因素的现实可证伪性更强，而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几乎都是不可观察的，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思想建构。因果关系的过程是个黑匣子，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解释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过程，只能通过结果做事后推理和判断，但这个结果其实也是描述。
(三)政策相关性
描述和解释都是对研究问题的回答。金等在论及研究问题的选择时指出，高质量的研究问题既要为知识增长做出贡献，又要具备较强的政策/现实相关性。(98)本文认为，在政策和现实相关性上，描述性理论远比因果性理论强。正如霍姆斯指出的那样，描述关注政策动态、提供背景知识以及提出干预措施，这对政策研究至关重要。“对事件和情况进行信息充分和精心策划的描述”是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媒体的要求，因为政治学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可以将紧张局势和问题的关键点联系起来。决策者和公众希望了解复杂政策问题涉及的谁、什么、何时、何地以及如何等因素。(99)
国际关系的对策相关研究有三种类型：一是关于研究对象的信息供给，如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政治力量分布；二是专业预测，如以色列与伊朗爆发直接冲突会对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三是对策建议，如拉美国家如何通过开展南南合作突破西方跨国企业的农业技术专利封锁。三者之中，信息供给是非理论化的具体性描述。对策建议以描述为基础，但主体是解释。例如，思考美国政府应如何减少从墨西哥跨境的偷渡者，就需要综合考虑某个时间段跨境偷渡者的数量、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以及不同应对措施可能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等因素。预测的情况则相对复杂。预测可以分为常规预测和大数据预测，其中常规预测更接近解释，因为其模型包含的指标都是被以往的经验研究确证的变量，大数据预测则更接近描述。
大数据显著地提高了国际关系预测的准确度，也突显了描述的强大作用。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科学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数据缺乏而是数据过剩，整理数据就是对数据进行描述，而整理大数据需要了解新的知识领域，因此研究者必须定义或重新定义相关的现象或概念；(100)另一方面，大数据预测的基础是相关关系分析，借助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来捕捉现实和预测未来。根据格林的类型学，联系是典型的描述。传统上，预测依赖因果性理论，研究者习惯使用一些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假说，指导自己选择适当的关联物。更重要的是，大数据宣告了“人的偏见基础上的关联物监测法已经不再可行，因为数据库太大而且需要考虑的领域太复杂”。(101)可以认为，大数据预测的本质就是描述。
有必要指出的是，因果理论具备较高政策价值是一个颇具迷惑性的表象。对策、常规预测以及样本较小的大数据预测依赖的都是概率性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灵活的，允许不确定性存在，承认结果受多种因素和背景影响。相较于绝对因果关系，概率性因果关系的描述更真实，但它的预测能力相当有限，尤其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系统中。如果说宏观物理的世界主要是高度可预测的高斯分布的世界，那么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世界恰恰是服从高斯—蒲松分布或帕雷托—列维—曼德布洛特分布的世界，要么很难预测，要么无法预测。(102)所以在国际关系中，“越是重大的事件越无法准确预测”是一个基本事实。此类研究虽然以服务于外交决策为目的，但除非经验发现的概率很大，其对策价值很有限。
概言之，如果理论的经验支持来自大样本统计分析，它就是概率性的，而概率性的发现不能直接应用到具体个案，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理论的经验支持来自单一案例研究或比较个案研究，鉴于它们能够揭示在特定的情景中解释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过程，因而相较于统计分析具有较强的对策价值，但其理论价值相对有限，因为其外延很小。对外政策都是一事一议，我们无法确定对某个事件的深度挖掘得出的因果机制或关系可以平移到另一个面向未来的事件中。而且如前所述，因果关系的确立涉及更多的技术操作，横跨了变量选择、控制变量设定、模型设定和数据获取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经验检验的质量。这个过程通常也是因果性理论的外延和政策价值被不断稀释的过程。
所以，科斯评价经济学研究者“在政策领域影响甚微”，因为他们经常给出“糟糕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主要源于他们的“无知”。经济学研究者精致的因果模型都是“先验性逻辑的产物”，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要增强理论的“有用性和关联性”，首先要“计算政治活动的成本”并“详细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对经济系统运行有一个系统、深入的了解”。(103)这些都属于描述的范畴。
此外，外交和国际关系决策会涉及一些能见度很低的现象或事件，如间谍、犯罪组织、“吹哨人”和暗杀等。相较于国际冲突、国内战争、外来直接投资和环境政治这样的宏观现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数据严重匮乏。(104)社会科学的大多数传统方法都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可靠的一手或二手数据，二是不同案例的相似性。对于这些具有隐秘性的议题而言，其数据有限、可信度较低、可比性也不够强，描述可能是分析此类现象的唯一工具。(105)有关这些组织(情报机构和犯罪组织等)和个人(黑客、刺客和诈骗犯等)的数据要么很缺乏，要么充斥着当事人发布的欺骗性和虚假的信息，无法以传统的方式来创建和收集。(106)
简言之，描述的政策相关性远比解释强，原因在于描述更简单、更生动，并且更易于判断真实性。所以，即便是解释性的政策建议，也要拆解成一个个具体与生动的描述，才能吸引决策者的关注，而这样的描述往往也更具有社会传播力。
(四)传播力
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和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围绕外交政策制定得到了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在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外交决策单元的类型学，即强势领袖、单一群体和多元自主行为体。二是使用1959-1968年加拿大、智利、印度和挪威等24个国家的约50个(届)政府的数据来检验两个假说：第一，相较于受到外部影响的单元，自我封闭的单元会制定更极端的外交政策；第二，单一群体决策制定的外交政策比多元自主行为者制定的外交政策更趋向极端。(107)这篇论文也己成为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一篇经典之作。有必要强调的是，后来的研究者在学习这篇论文时通常更关注第一个发现，而往往忽略了第二个发现。描述性理论和解释性理论的生命力差异由此可见一斑。两位作者描述的对象和现象长期存在，并且在逻辑上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相较之下，他们的因果性理论及其经验研究则面临诸多局限性，严重地限制了理论的传播。例如，所谓极端外交政策是一个程度性的概念，很少被用作因变量；经验检验被设定在1959-1968年，对于后续研究而言时间太短并且年代太远，缺乏比对和参考的价值。此外，两位作者选择了样本中的24个国家而不是别的国家，既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样本的规模又偏小，限制了他们的经验发现在空间上的外部有效性。金等在论及描述和解释的关系时指出，尽管描述已被公认为解释的重要步骤，但它仍被认为是“解释的婢女”，不具备独立性。(108)描述由于服务于因果推理，因此“会丧失大部分趣味”。(109)然而，两位作者的经典论文似乎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金等看来创造性不足的描述性理论却具备远超解释性理论的传播力。
纵观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政治社会思想，生命力最强、最具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理论几乎都是描述性的。例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提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已经成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影响最大的基础概念之一，(110)时至今日仍然影响深远，生命力非常旺盛。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具国际声望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之一，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都属于描述性理论，至今依旧广为流传。(111)
学术思想的流传是传播的结果。传播是指“人类运用符号并借助媒介来交换信息的行为与过程”。(112)本文认为，传播力是信息、思想或观念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并抵达特定受众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为信息被理解、接受并(或)产生反应的可能性和程度。一般来说，信息的传播力越强，在目标受众中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就越大，也就越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传播的目标是引起关注，因此良好的学术思想传播效果已不仅仅意味着观点被接受，被讨论和被批判也是重要的传播结果。(113)因此，接受或认同包括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积极接受，即由于立场和观念相符而心悦诚服、合契同情甚至主动普及；二是消极接受，即由于受众与主体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对相应观点参照、批判或反驳，结果是异质的思想在客观上仍然得到了传播。
学术思想传播力的强弱受内容质量、传播渠道、受众特征、社会环境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114)对于同一学科的理论而言，其传播渠道、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因素(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基本一致。描述性理论和解释性理论的传播力差异主要取决于内容质量和受众特征。传统的传播学观点认为，内容质量是指信息的吸引力以及信息的清晰度和准确性。根据这些标准，描述比解释更能获得受众的关注和支持。理论家重视因果推理的逻辑严密性和连贯性，但决策者和非专业人士却偏好“离散的单元”(discrete units)，即把解释性理论拆分为可描述的单元。对于他们而言，描述性统计数据、案例研究和类似材料可能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获取。(115)
此外，提供对策建议相当于形成一个叙事，具体包括选择性地使用信息、设立场景、确定情节、塑造角色以及陈述目标五个步骤。所有步骤都同描述密切相关。例如，确定情节的目的是定义要讨论的问题，它“决定了道具之间以及角色之间的互动方式”。(116)即使陈述的对象是因果推理，我们也需要用明确和生动的方式描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性理论往往也是以描述的方式来传播的，可称为解释的描述化。例如，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转换成中文谚语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类似地，“民主国家间不打仗”这个被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视为“唯一铁律”的解释性理论被简称为“民主和平论”，也是把解释性理论概念化了。
信息的内容质量还有一个重要的测量指标是简洁性。既有研究表明，在众多彼此竞争的理论中，结构和逻辑更为简洁的理论通常更容易获得支持、传播得更广泛，因此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尽管简洁的理论未必真实，但它在主观上契合了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水平：人类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发展到可以轻松记忆和处理复杂知识的程度，因此人类本能地倾向于追求简单与便捷。而在客观上，简洁的理论更容易构建和验证。不仅如此，由于结构清晰，简洁的理论也更容易招致批判和挑战，这本身也是对理论的有效传播。相反，一个理论即便是真实的，但如果其形式艰深或复杂，要获得影响和传播则会困难很多。(117)此外，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简洁的理论由于能够化约为对世界的简明陈述，更可能引起不同专业研究者的兴趣，从而扩大理论的影响，增强理论的生存能力。一般来说，高度简约的理论往往能够浓缩为一个概念(如“软实力”“社会资本”)或一句民谚(如“四两拨千斤”“三个和尚没水喝”“低头不再抬头见”“大树底下好乘凉”)，朗朗上口，广为流传。显然，与解释性理论相比，描述性理论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表述上往往都更简洁，很多描述性理论可以概括为一个新概念，如“历史终结论”就是冷战后传播力最强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同抽象性较强的解释相比，描述不仅简洁还更为直观。例如，“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是相对直观的，但“人工智能会导致国际冲突风险上升”这个命题就要抽象和复杂得多。相较之下，人们更容易记住概念而非命题。
受众特点的常用指标包括受众的兴趣、需求和媒介素养(如对于信息真实性和重要性的辨别能力)。学术受众的兴趣和需求往往同其所在的学科和研究领域紧密相关。一个基本规律是理论的学科外延越广，传播力就越强。在解释性理论中，理论的学科和议题属性往往由结果变量认定。例如，结果变量是国际冲突的延续时间，那么这个理论属于国际关系学；结果变量是民主退化，那么该理论就属于比较政治学。不仅如此，解释性理论往往打上了学派和意识形态的烙印。在结果变量都是国际冲突发生的前提下，如果解释变量是经济相互依存，那么该理论大概率是自由主义学派；如果解释变量是军事联盟，那么该理论很可能属于现实主义阵营；如果解释变量是承诺的可信度，那么该理论就属于理性选择学派。
相较之下，描述性理论的学科外延更广，所以更容易被不同学科、学派、范式和意识形态接受。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软实力可谓传播力最强的理论之一。(118)以2021年1月至2025年5月中国知网的期刊载文为例，用“软实力”作为标题来搜索，共发现文章914篇，覆盖了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和技术哲学等学科领域。与软实力相同，(复合)相互依存(赖)理论也是约瑟夫·奈(Joseph S.Nye)的贡献，是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思想复兴的先声。(119)但在同一时间段，在中国知网以“相互依存(赖)”为标题的载文共106篇，而且绝大多数属于国际关系学范畴。相互依存(赖)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理论，使用和发展这个理论往往是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者及其批判者，(120)这个学术共同体规模相对较小。与此相反，奈虽然把软实力区别于硬实力，给软实力贴上了自由主义的标签，但软实力——通过吸引、说服和合作来影响他国的行为的能力——本身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杂糅：一方面，现实主义重视实力或权力；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重心是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贸易和民间社会，并不排斥吸引、说服与合作。(121)这种杂糅赋予软实力这一概念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普遍性，让它得以逸出国际关系学并渗透到众多的学科和领域。
综上，与解释相比，描述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还具备逻辑和功能上的基础性、经验上更高的似真性以及更强的政策相关性和传播力。有必要强调的是，描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作为科学目标，描述区别于解释和预测而存在；作为研究方法，描述不同于阐释和解释；作为理论形态，它与因果性解释以及其他非因果性解释也存在显著区别。本文聚焦描述性理论而非描述性方法。但是，笔者在论证描述重要性的四个维度时，并没有严格区分作为理论形态的描述和作为研究方法的描述。例如，在讨论基础性时，本文提出描述作为解释性理论的前提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这是就理论而言；而理论检验也依赖描述，这里的描述指的是呈现证据，属于方法范畴，虽然证据本身很可能是描述性理论。对于政策相关性而言，描述也具备二元性：决策者期待研究者对事件做出清晰透彻的描述，这是方法问题，而对于事件、国别、地区和全球态势的总结概括则属于理论范畴。
四、描述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中，描述性理论经常被评价为“缺乏创造性和新颖性”。(122)现实的学术环境与此相匹配，鼓励研究者提出大量的因果性理论，以表明他们的工作具备“创造性”。(123)但本文的分析表明，相较以因果推论为目的的解释性理论，国际关系的描述性理论在逻辑优先性、真实性、对策性和传播力上都更加突出。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方法论。在他看来，经济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研究复杂现象的学科不能像处理简单现象的自然科学那样建模。此处的“简单”是指进行预测时只需要添加很少的变量：“你只要看一下随便哪本物理学教科书附录里的方程式，就能明白这一点。你会发现，任何一个表达物理学定理的方程式，变量都不超出两三个。”(124)相反，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而言，变量超过十个是很正常的状况，并且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对于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可参照统计学上的R2指标——仍然可能很低。哈耶克的结论是，我们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可能性远远低于物理现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建构出可以有效地预测具体现象的理论。”(125)在此，哈耶克实际上否定了对解释性或因果性理论的经验检验。它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无尽徒劳努力，其效果并不会随着持续的努力出现显著好转，而是深刻地受制于研究对象的特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描述因而成为更符合社会研究的方法取向。一方面，描述的似真性通常比解释高得多。在此前提下，因果关系建构的似真性也会相应更高。另一方面，描述也会引起分歧，但这些分歧更易于观察和识别。描述对方法的依赖度并不高，反而增强了其效度(validity)。由此可以推断，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更多体现在描述而非解释上。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认为，因果关系是形而上学的概念，超出了经验观察的范围，而科学应关注可观察和可测量的现象，不必企图解释现象背后的“原因”，因此，科学的任务是揭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或关联。进一步地，因果关系这一概念在科学研究中不应被使用，而应该由统计学中的相关性来取代。(126)显然，该观点是对描述在科学上重要性的一个极端性陈述，但它也是本文基本观点的一个遥远印证。不过，虽然本文认为描述具备独特的重要性，但并不否认在解释依赖描述的同时，描述也离不开解释。罗素早年是个坚定的反因果论者，但在1948年他承认自己所坚信的经验主义是有限度的：“它需要一些非经验的假定才能开始，其中大多数假定涉及诉诸无法通过经验习得的因果现实……没有因果关系就没有数据。”(127)描述的本质是归纳，归纳既是指把单一纷繁的现象简化和整理得合乎逻辑，也包括对多现象进行归类和简化。因果关系可以为归纳推理提供一些必要前提。科学家都承认科学有赖于观察。观察是描述的一个阶段或一种手段，但除非因果关系被接受，观察是不符合逻辑的存在。此外，假如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就无法进行有效测量。(128)如冷战期间，很多美国对外政策观察者和国际安全研究者关注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态势。这种观察不是一个孤立的描述，而是基于两个因果关系事实：一是1945年核武器问世后，大国军备竞争的看点由常规武器变成了核武器，后者成为测量军备水平的核心指标；二是军备竞赛被视为安全困境的产物，军备竞赛升级或降温会折射出安全困境的程度。因此，科学家需要借助因果关系才能找到可记录的结果，哪怕这种因果关系只是作为观念或视角存在。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不乏在各个层次创建统一理论的努力。例如，马瑞克·布鲁宁格(Marijke Breuning)就试图建构一个以决策者个人为核心，兼顾制度、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外交决策理论框架。(129)然而，无论是在元理论层面还是就子学科和议题而言，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是国际关系学的常态。在规范上，研究者也对理论多元化赞赏有加，(130)认为基于社会现象和事件的特性，理论建构必然是盲人摸象、挂一漏万，但这也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只有“各花入各眼”，学术共同体对研究对象才会获得全面和真实的认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派林立、各执一词、在任何问题上都达不成共识等现象表明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较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描述重视不足。因果性理论的基础是描述，其思维工具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给定的，因此，因果性理论推论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理论的前提和要件，而它们都是描述。假如研究者能够在这些前提和要件上达成尽可能多的共识，那么至少在理论建构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理论的分裂性将显著降低。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经验基础是人类历史。任何国家、社会和群体的历史都既有人类历史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性。相应地，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既要有普遍性内容，又要有本土的成分。从认识论上看，国际主流社会科学仍是逻辑实证主义一家独大。这个局面得以形成，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和维系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在世纪论战中战胜了历史主义。(131)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争论的结果“就是将历史的社会科学的世界性事业从其宏伟之开端扭向时间和空间方面、在规则性(规律性、法则性)的和具体性的研究范围都是更窄的研究之上”。(132)所谓普遍性的国际关系学其实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本土化国际关系知识的全球化。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于这个知识体系的偏颇性和狭隘性进行了很多反思，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者也对此提出了中肯的批判。(133)国际关系学要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社会科学，在非西方国家和文化中实现该学科的本土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土化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外来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对于生产地方性知识至关重要，而地方性知识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基本构件。(134)本土化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具备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我们要“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并有意识地在思考过程中创造新关键词、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新研究方法，最终把这种思考上升到一般性理论”。(135)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本土化的努力主要集中于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和问题，如对大国崛起、霸权兴衰、国际话语权和泛安全化等议题的研究都已具备较高的理论和对策价值。本文认为，本土化还有一条更具影响力的路径，即通过反思和批判主流国际关系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弊病，开辟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主流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通病是非历史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重结果和行为，轻过程和程序。例如，约翰·鲁杰(John G.Ruggie)洞察到新现实主义停滞的国家观，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忽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前迥异于现代领土—主权国家的欧洲国家形态；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则批评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忽视了外交决策过程。(136)然而，过程的引入会不可避免地使理论的内容复杂化，削弱理论的简约性和传播力，其极端形态就是“一个事件一个理论”，这就消灭了社会科学，因为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普遍性。要在复杂和简约之间求得平衡，研究者不仅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而且研究问题也必须满足特定的要求，如“要尽可能与最广大的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和演化密切相关”，确保问题的“时空外延尽可能大”。(137)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陷入非历史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依赖似真度很低的前提来进行因果推论。如前所述，由于方法工具的泛滥，传统的经验检验已基本丧失了对解释性理论的验证能力。相应地，理论的似真性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前提的真实度。为提高社会科学的效度，科斯建议在真实且简约的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演绎。(138)换言之，社会科学的重点不是解释而是描述，因为假如描述(或其前提)是真实的或者似真性很强，在正确运用形式逻辑的前提下演绎出的理论可信度也就较高。相较于理性选择理论，前景理论的优点是前提似真性更强。理性选择学派假定决策者具有无限的计算能力，前景理论则以决策者只能对现实处境里的收益和成本做出大致的估算为前提。同时，该理论足够简约，在结构上只包含一个解释变量，并且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都是虚拟变量，即以损失域或收益域来解释决策者是冒险还是守成。
描述性理论的建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非历史化，因为对描述性理论的验证取决于数据来源以及概念操作和测量。本文认为，发展描述性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本土化的一条有效路径。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是史学大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和优良的史学传统。从议题上看，国史研究的核心始终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史。(139)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即“叙述人类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140)而叙事是具体性描述。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谨守客观公正，重视材料的真实性，力求通过史料分析还原历史。(141)这种求真精神可能是当代社会科学最缺乏的品质。尽管社会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流动性和反思性等特征无法做到绝对或高度真实，但80％的似真性和20％的概率仍然存在天壤之别。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学研究者应努力追求尽可能高的似真性，而不是以无法抵达100％的真实为借口，沉浸在自我建构的理论乌托邦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描述不仅是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天堑的桥梁，(142)也是国际关系学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条便捷路径。
描述性理论具有重要的生发价值，不仅本身能够引发学术争论，而且能够成为解释性研究的前提或假定，显著提高国际关系知识的似真性。从世界范围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往往具备深刻和超前的历史洞察力，能够为时代代言。马克思、列宁和波拉尼等社会思想大师都对各自所处的时代做出了深刻的描述，其理论和现实影响都极其深远。纵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史，最深刻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建树很可能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论断。有关时代主题的论断准确地概括和预测了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约40年里世界政治的总体趋势，成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和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研究的一块理论基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对当今时代的精确概括。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联系空前紧密；另一方面，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面临猛烈冲击，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能从纷繁芜杂、快速变动的现象中看清实质、从鲜活的历史中把握规律，就有望做出划时代的理论贡献。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中的“理论”均是指科学理论。
②霍恩比著，李旭影等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04页。
③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Merriam-Webster,2016,p.2240.
④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第748-749页；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p.577。
⑤Anol Bhattacherjee,Social Science Research:Principles,Methods,and Practices(2nd edition),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2,pp.25-26.
⑥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⑦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15页；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Medicine,Science,Evolution,and Creationism,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7,p.11。
⑧Fritz 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W.W.Norton,1964; 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W.W.Norton,1975; Fritz Fischer,From Kaiserreich to Third Reich:Elements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1871-1945,Allen & Unwin,1986.
⑨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7-8.
⑩金等也把描述和解释视为科学的目标，参见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p.8-9。还有学者认为预测与描述及解释同等重要，也是科学的一个基本目的。参见Miguel Hernán,et al.,"A Second Chance to Get Causal Inference Right:A Classification of Data Science Tasks," Chance,Vol.32,No.1,2019,pp.43-45; Galit Shmueli,"To Explain or to Predict?" Statistical Science,Vol.25,No.3,2010,pp.289-290。
(11)可参见Scott Gordon,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Routledge,1993,p.10。戈登的原文是经验性描述(empirical description)和抽象理论建构(abstract model-building)，分别指代描述性理论和因果性理论。
(12)金等对理论的经典定义属于后者：“对研究问题的答案进行合理而精确的推测，包括关于为什么所提出的答案是正确的陈述。理论通常意味着几个更具体的描述性或因果性假说。”参见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19。
(13)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格林和金等都高度重视描述，但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似乎假定描述具体指什么众所周知。因此，笔者基于权威词典的定义，对描述进行了概念化。两部权威词典都把describe界定为“告诉某人(某物或某人)的外观、声音、气味、事件等”或“说出某物或某人是什么样的”。参见Merriam-Webster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p.450；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第574页。
(14)关于描述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描述的定义，参见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2,No.4,2012,p.725; 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Unified Framework(2nd edition),20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41-154。
(15)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726.
(16)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Unified Framework(2nd edition),p.151.
(17)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Penguin Books,2011.
(18)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Unified Framework(2nd edition),p.143.
(19)Randall Schweller,"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Refining,Not Refuting,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p.927-930.
(20)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Unified Framework(2nd edition),p.144.
(21)Tim Dunne and Richard Little,"The 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Society Distinction," in Cornelia Navari and Daniel Green,eds.,Guide to the English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John Wiley & Sons,2014,pp.91-108.
(22)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p.434,p.336.
(23)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103页。
(24)韦氏词典的原文是tell someone the appearance,sound,semll,events,etc.of something or somebody。从逻辑上讲，陈述的工具不仅有言语，还有图像和声音等，不过后者在理论上都能转变成言语，所以将它们视为同质。
(25)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723.
(26)何谓因果关系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哲学家围绕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巨大分歧，它可以指完美的规律、概率性规律、反事实依存、可操作性、不充分必要且不必要充分条件(通常称为INUS条件)、因果力、因果过程和因果机制等。本文使用的因果关系概念较为简洁并被普遍接受。参见谢宇：《回归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169页。
(27)韦氏词典对解释(动词)的一个定义是tell，show or be the reason for or cause of something。参见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p.577。
(28)关于因果多元主义、因果化约主义和因果一元论等因果解释不同形态的讨论，参见Alexander Reutlinger and Juha Saatsi,eds.,Explanation Beyond Causation: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Non-Causal Explan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29)溯因的对立面是求果，两者是相反的过程。本文认为溯因与求果共同构成了广义的因果研究。
(30)Peter Lipton,"Causation and Explanation," in Helen Beebee,et 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us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619-631.
(31)“如何可能”(how possible)型问题通常被视为描述而不是解释，此类问题侧重于评估特定背景下出现某些结果的可行性或可能性，而不是解释潜在的因果机制。它们通常深入地探讨导致某个现象得以发生的社会、历史和制度场景。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81页。
(32)传统经验主义坚信直接观察是科学知识的唯一可靠来源，科学大厦由这些观察归纳构建而成。由于经验现象的原因往往无法直接观察到，所以传统经验主义经常忽略因果推理。弱经验主义则认为，虽然科学假设必须通过经验验证，但科学理论不是必须由直接的观察或感知经验推导出来。相应地，数学或形式逻辑在科学理论中的作用被视为正当的。按照巴斯·范·弗拉森提出的“建构经验主义”，科学的目标是建构“经验上充分的”(empirically adequate)理论，即对于可观察现象的真实或正确的描述，而不必如实地描摹事实。参见Steve Smith,"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et al.,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25; Bas C.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11-19。
(33)如吉尔茨指出，解释不是一门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找意义的解释性科学，类似于通常所说的阐释。参见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Basic Books,1973,p.5。吉尔茨使用了explication一词，其动词释义为explain or analyze (something,such as an idea or work of literture)。参见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p.578。
(34)希赖特和科利尔认为，阐释、理解和“深描”在内涵上是相同的。参见Jason Seawright and David Collier,"Glossary," in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2nd edition),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0,p.355。
(35)不同于通常的观点，霍利斯和史密斯认为，解释回答“怎么样”的问题，而理解关照“为什么”的问题。参见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arendon Press,1990,pp.45-91; William Wohlforth,"No One Loves a Realist Explan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8,No.4-5,2011,pp.441-459。
(36)Jason Seawright and David Collier,"Glossary," p.355,p.358.
(37)Harry Eckstein,"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Political Science:Scope and Theory,Addison-Wesley,1975,p.81.
(38)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页。
(39)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5-69.
(40)Fritz Heider,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John Wiley & Sons,1958,p.79,p.113,p.146,p.205.
(41)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730.
(42)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9页。
(43)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730.
(44)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721,p.723.
(45)Carolyn E.Holmes,et al.,"A Case for Description," 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57,No.1,2024,pp.51-56.
(46)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p.721-722.
(47)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732.
(48)A.Colin Cameron and Pravin K.Trivedi,Microeconometrics:Using Stata(2nd edition),Vol.Ⅰ and Vol.Ⅱ Stata Press,2022.
(49)代表性作品可参见Ingo Rohlfing,Case Studies and Causal Inference:An Integrative Framew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 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Causal Case Study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 for Comparing,Matching,and Tracing,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9; Joachim Blatter and Markus Haverland,Designing Case Studies:Explanatory Approaches in Small-N Research,Palgrave Macmillan,2012。
(50)Mark Bevir,"Meta-Methodology:Clearing the Underbrush," in Janet M.Box-Steffensmeier,et al.,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52.
(51)David Easton,"The Decline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13,No.1,1951,p.25,p.51.
(52)Mark Bevir,"Meta-Methodology:Clearing the Underbrush," p.52.
(53)Janet Box-Steffensmeier,et al.,"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in Janet M.Box-Steffensmeier,et al.,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p.18.
(54)Carolyn E.Holmes,et al.,"A Case for Description," p.51.
(55)David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9-26.
(56)Bertrand Russell,"On the Notion of Cause," Proceeding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13,No.1,1913,p.1.
(57)Rani Lill Anjum and Stephen Mumford,Causation in Sci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12.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并不反对因果推论，他们在此处叙述反对者的观点。
(58)James D.Norton,"Causation as Folk Science," in Huw Price and Richard Corry,eds.,Causation,Physics,and th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Russell's Republic Revisit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13.诺顿还认为，因果关系在科学中只有一个用途即“利用还原关系的生成能力”，把旧理论(如牛顿力学)改头换面地整合进新理论(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有学者为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做辩护，参见Rani Lill Anjum and Stephen Mumford,Causation in Sci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p.11-18。
(59)Huw Price and Richard Corry,"A Case for Causal Republicanism?" in Huw Price and Richard Corry,eds.,Causation,Physics,and th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Russell's Republic Revisited,p.2.
(60)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2页。
(61)Julian Reiss,"Causation in the Sciences:An Inferentialist Account,"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Vol.43,No.4,2012,pp.769-777.
(62)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p.721-746.
(6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77页。
(64)Bidisha Biswa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ublic-Facing Scholarship:Some (Scattered) Thoughts," Prepared for the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ion 1" Descriptive Research Workshop,Boston,April 22-23,2022; Alexsia Chan,"Conceptualizing Hidden Power Through Generative Description," Prepared for the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ion 2" Descriptive Research Workshop,Boston,October 28-29,2022.两篇文章都是霍姆斯等在2022-2023年组织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科学中的描述”的工作坊和圆桌会议的参会论文或发言，其中两次重要的会议于2022年4月和10月在波士顿举行，主要内容可参见Carolyn E.Holmes,et al.,"A Case for Description," pp.51-56。
(65)Moritz S.Graefrath and Marcel Jahn,"Conceptualizing Interstat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Vol.15,No.1,2023,pp.24-52.
(66)Alexsia Chan,"Conceptualizing Hidden Power Through Generative Description," p.2.
(67)Lauren C.Konken,"Time for a Shoulder Check:Problematizing the Turn Away from Descriptive Research in IPE," Prepared for the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ion 1" Descriptive Research Workshop,Boston,April 22-23,2022.
(68)James D.Fearon and David D.Laitin,"Ethnicity,Insurgency,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7,No.1,2003,pp.75-90; Tania Islas Weinstein,"Describing Art and Politics," Prepared for the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ion 2" Descriptive Research Workshop,Boston,October 28-29,2022,pp.1-5.
(69)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
(70)Håvard Hegre,et al.,"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Political Change,and Civil War,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2001,pp.33-48.
(71)James Raymond Vreeland,"The Effect of Political Regime on Civil War:Unpacking Anocrac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3,2008,pp.401-425.
(72)Monty G.Marshall and Ted Robert Gurr,"Polity Ⅳ Project: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1800-2013," http://gffgg13af8ff92fd740e4suwqoxcvc5fuu6fn0.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lity/polity4x.htm.
(73)Ted Robert Gurr,Polity Ⅱ: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Change,1800-1986,Center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1989,p.12.
(74)James Raymond Vreeland,"The Effect of Political Regime on Civil War:Unpacking Anocracy," pp.401-425.也可参考描述对于政治知识传播路径两种对立观点的检验，参见Brielle Harbin,"Using Descriptive Research to Better Theorize What It Means to 'Know' in American Politics,"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USA,Prepared for the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ion 2" Descriptive Research Workshop,Boston,October 27-28,2022,pp.1-6。
(75)罗伯特·O.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57、83-86页。
(76)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p.383-384.
(77)Akan Malici,"Germans as Venutians:The Culture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Vol.2,No.1,2006,pp.37-62.
(78)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2.一些学者在修正“民主和平论”成立条件时也讨论了该问题。参见Michael W.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Vol.12,No.3,1983,pp.205-235; Edward D.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p.5-38。
(79)比如，波普尔的成名作就叫《科学发现的逻辑》，参见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Routledge,2002。
(80)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p.408.
(81)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82)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10页。
(83)韦氏词典对该词的定义是“貌似真实的品质”，参见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p.1821。此外，plausibility一词也有类似的含义，并在政治学中更为常用。
(84)Milton Friedman,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3-43.
(85)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06页。
(86)从逻辑上讲，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描述不正确但解释正确。例如，在三段论中就可能出现三种这样的情况：(1)大前提虚假、小前提真实→结论真实(猫是桌子、桌子有质量→猫有质量)；(2)大前提真实、小前提虚假→结论真实(猫是动物、动物都会发声→猫会发声)；(3)大前提虚假、小前提虚假→结论真实(猫是桌子、桌子都有四条腿→猫有四条腿)。
(87)John Gerring,"Mere Description," p.723.所谓“潜质量”，是指一个概念难以被测量或完全准确地呈现其内涵的内容，如“国家影响力”这个概念的“国家威望”内涵。
(88)Barbara Geddes,"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Vol.2,1990,pp.131-149; David Collier,et al.,"Claiming Too Much:Warnings About Selection Bias," 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ers,2004,pp.85-102.
(89)Rani Lill Anjum and Stephen Mumford,Causation in Sci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22.
(90)Rani Lill Anjum and Stephen Mumford,Causation in Sci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20.
(91)Dietrich Rueschemeyer,"Different Methods-Contradictory Results?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Vol.32,No.1-2,1991,pp.9-38;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3,No.1,1959,pp.69-105; Larry Diamond,"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5,No.4-5,1992,pp.450-499.
(92)罗纳德·H.科斯著，罗君丽、茹玉骢译：《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93)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第29-31页。
(94)Tania Islas Weinstein,"Describing Art and Politics," pp.1-5.
(95)Ian S.Lustick,"History,Historiography,and Political Science:Multipl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Problem of Selection Bi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3,1996,pp.605-618.也可参考赵鼎新对王裕华《中华帝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一书的评论。赵鼎新认为，王裕华的论证基于对中国历史——如宋朝国家能力——的误读。参见赵鼎新：《〈中华帝国的兴衰〉之病》，载《读书》，2023年第7期，第5、6、8、9页；Yuhua Wang,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
(96)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World,Beacon Press,1966.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莫克关于美国外交的威慑策略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缺陷，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威慑对象反应的方式受到政治、心理和情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选择。然而，他们的案例研究都是“威慑失败”的情况，没有纳入威慑成功和威慑部分成功的案例，所以受到严重质疑。参见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Christopher H.Achen and Duncan Snidal,"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World Politics,Vol.41,No.2,1989,pp.143-169;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Mahoney,"Insights and Pitfalls:Selection Bias in Qualitative," World Politics,Vol.49,No.1,1996,pp.56-91。
(97)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页。
(98)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p.14-16.
(99)Carolyn E.Holmes,et al.,"A Case for Description," pp.52-53.
(100)Carolyn E.Holmes,et al.,"A Case for Description," p.53.
(10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著，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3、74、78页。也有学者不认为大数据预测能替代理论建构，参见Henry E.Brady,"The Challenge of Big Data and Data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2,2019,p.316。
(102)Mark Blyth,"Great Punctuations:Prediction,Randomness,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2006,pp.496-498.难以预测的现象如以色列2006年出人意料地第二次入侵黎巴嫩；无法预测的现象如经济学研究者对通货膨胀的解释，从汇率波动到货币供应再到劳动市场刚性，相关解释一直处于变化中，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103)斯蒂文·G.米德玛著，罗君丽等译：《罗纳德·科斯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194页。
(104)Alexsia Chan,"Conceptualizing Hidden Power Through Generative Description," pp.1-2.
(105)Briân Nussbaum,"Spies,Cartels,Hackers,and Whistleblowers:Describing Those Who Do Not Want to Be Described," Prepared for the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ion 2" Descriptive Research Workshop,Boston,October 27-28,2022,p.1.
(106)Brian Nussbaum,"Spies,Cartels,Hackers,and Whistleblowers:Describing Those Who Do Not Want to Be Described," pp.1-3.
(107)Margaret G.Hermann and Charles F.Hermann,"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4,1989,pp.361-387.
(108)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18.
(109)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34.
(110)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s,Farrar & Rinehart,1944.
(111)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3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2)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13)这是学术思想传播与(其他)大众传媒的一个显著区别。参见周庆山：《传播学概论》，第195-197页。
(114)这几个要点是笔者总结和提炼相关文献的结果。参见周庆山：《传播学概论》，第197-222页；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253页；Everett 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3rd edition),The Free Press,1983,pp.210-240。
(115)Jacob Shively,"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as Method," Prepared for the "Just Telling It Like It Is:Descrip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Section 2" Descriptive Research Workshop,Boston,October 27-28,2022,pp.3-4.
(116)Michael D.Jones and Deserai Crow,"Mastering the Art of the Narrative:Using Stories to Shape Public Policy," http://gffggfa9a37f4d30c48c8suwqoxcvc5fuu6fn0.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91146/1/Jones_Mastering-the-art_Author.pdf; Deserai Crow and Michael D.Jones,"Narratives as Tools for Influencing Policy Change," Policy & Politics,Vol.46,No.2,2018,pp.217-234.
(117)卢凌宇、周盛：《大道至简：“奥卡姆剃刀”与国际关系理论》，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7-154页；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86、93页。
(118)Joseph S.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1990; Joseph S.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ublic Affairs,2004.
(119)Robert O.Keohand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
(120)如凯瑟琳·巴比里对“商业和平论”所做的现实主义/新重商主义批判，其关键差别就是对“经济相互依存”的测量迥异于布鲁斯·拉塞特等自由主义者。参见Katharine Barbieri,The Liberal Illusion:Does Trade Promote Peac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Triangulating Peace:Democracy,Interdependence,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W.W.Norton,2001。
(121)Joseph S.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2004.
(122)Tania Islas Weinstein,"Describing Art and Politics," pp.3-4.
(123)Jacob Shively,"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as Method," pp.1-5.
(124)Thomas Haziett,"The Road from Serfdom:An Interview with F.A.Hayek," http://gffgg8e03d55ee8e94342suwqoxcvc5fuu6fn0.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1992/07/01/the-road-from-serfdom-2/.
(125)Thomas Haziett,"The Road from Serfdom:An Interview with F.A.Hayek," http://gffgg8e03d55ee8e94342suwqoxcvc5fuu6fn0.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1992/07/01/the-road-from-serfdom-2/.
(126)Karl Pearson,The Grammar of Science(3rd editi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11,pp.156-159.
(127)Rani Lill Anjum and Stephen Mumford,Causation in Sci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p.16-17.
(128)Rani Lill Anjum and Stephen Mumford,Causation in Sci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p.12-13,pp.16-17.
(129)Marijke Breuning,Foreign Policy Analysis: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07.
(130)对于多元化持肯定的态度，可参见Magdalena Kozub-Karkut,"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5,No.1,2019,pp.25-40; Benjamin Banta and Stuart J.Kaufman,"Integrative Pluralism and Security Studies: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7,No.4,2022,pp.435-452。
(131)历史主义的核心在于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性质不同，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其独特性，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制度安排，也无法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理论体系。参见李宗克：《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本土化》，载《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3期，第16页。
(13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刘琦岩、叶萌芽译：《否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范式的局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6页。
(133)Stanley Hoffma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Vol.106,No.3,1977,pp.41-60;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7,No.3,2007,pp.287-312; John Hobson,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Ian Hall,"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Revisited," in Tim Dunne and Christian Reus-Smit,eds.,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345-361；台乐怡：《与权力做斗争——拒绝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133-142页；王文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叙事批判：重思亚洲情境》，载《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11期，第1-16页。
(134)张晓溪：《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载《光明日报》，2024年5月3日。
(135)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5-23页。
(136)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20-187页。
(137)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65-95页。
(138)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第2期，第230-234页。
(139)杨共乐：《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比较为视角》，载《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第147页。
(140)张国刚：《独立与包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略说》，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8-9页；沈志华：《静下心来看档案，踏踏实实做学问》，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6页。
(141)谢宝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不能忽却其史学传统》，载《学习时报》，2011年4月18日。
(142)关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与联系，可参考《国际安全》1997年第1期的系列论文，尤其是科林·埃尔曼和米里亚姆·埃尔曼主持的重要研讨。参见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specting Differences and Crossing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p.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