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纠结的“反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9 次 更新时间:2015-09-05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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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凯  

流变中的民族主义一窥

关凯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学院

民族--国家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领土争端永远是国际关系最敏感的神经。触动这根神经,是点燃民族主义炙热火焰的快捷键,甚至随时可能启动战争程序。

今年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自春季始持续发酵,日本朝野有意点火的动作频仍,刺激中国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到了秋季,因日本政府最终决定“购岛”之举而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反日示威,间杂有街头暴力。中日关系旋即降至冰点,在东亚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呈现出空前严重的对抗格局。

于是,东亚地缘政治最牵动人心的悬念现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中日是否将有一战?在军事网站上克制却难掩喧嚣的舆论中,预测战事结果已成为热门话题。

然而,战争的破坏力、战争决策的高昂社会代价以及战争后果的不确定性,都不免让人迟疑。人们不禁要问:战争是唯一的选择吗?

钓鱼岛争端的困局

围绕着钓鱼岛争端而展开的政治与社会叙事,基于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历史上归中国所有,此刻却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在这个由战争遗留下来的困局中,日本是利益受益国,而中国是利益受损国。当日本政府无意正视历史而刻意强化既有的利益格局时,面对挑战,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似乎只能通过战争破局。

但如果换一个更辽阔的视角观察,在钓鱼岛争端之外,类似的这种“钓鱼岛困局”正在中国领土的多个方向出现,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也不止是日本,还有更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对中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作为殖民主义时代被侮辱与被伤害者,自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全球影响力从未达到过今天的高度。而从历史经验上来看,任何一个世界强权,都是在战争中兴起或毁灭的。这也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理论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因与邻国的领土争端而发动战争,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威胁论”成为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

“钓鱼岛困局”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正在于此。当钓鱼岛争端点燃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悲情的怒火,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开始陷入一种民族主义的知识困局。

现代民族--国家体制虽然是一种理性的国家制度,但显而易见的是,单凭工具理性并不足以维持社会团结。因此,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统治都需要爱国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的情感支持,否则就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只从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出发,不难想象,中日两国政府就都不会主动妥协,相反,无论真实动机若何,两国政治互动的走向只能是强化对抗。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这个对抗格局之中,政治家和大众未必有一样的想法。

对于各国的政治家来说,在他们动员社会的理论工具箱中,民族主义时常是一个好用的扳手。民族主义能够唤醒社会团结一致的凝聚力,识别外部敌人并围绕着这个“民族的敌人”建构起一套沁人肺腑的学说,内中包含着绝对化的价值观、种种历史记忆与现实体验中的冤屈、耻辱与仇恨,这种强烈的情感对应着现实的对利益获取或利益损失的考虑,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政治家都无法视而不见的,相反,考验政治家能力与智慧的关键是如何操控民族主义火焰的燃烧方向始终锁定目标敌人,而不是引火烧身。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察觉民族主义在大众的生活世界中的影像,就显得非常必要。

餐桌上的民族主义者

初秋某日,在一个聚会的饭局上,笔者与几位从商的朋友聊起钓鱼岛问题。

商人朋友甲,长期以来是一个坚定的反日派,曾为笔者选择购买了一辆日本品牌车而颇有微词。然而,当笔者询问此君是否愿意在中日开战之际将独子送往军营的时候,得到的是断然否定的回答。另一个商人朋友乙,经营国际贸易,在日本有大量客户,日本地震造成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曾捐寄一大批核防护用品给日本客户。9月某午夜,此君携一干官商友人酒后赴日本使馆示威,受阻拦未得靠近,于街头大摔酒瓶,而后择地继续豪饮。笔者询之,若中日交恶,贸易受阻,于之影响如何,答曰“将会很惨”。商人朋友丙,供职在京日资企业。席间提起该企业日籍员工曾获日本使馆通知,减少独立出行,注意安全。询之对日态度,答当然反日,但若有国人袭击身边日本同事,自会助之脱险。

从城市街头被示威者砸坏的日本品牌汽车,到悄然关门的由中国人经营的日本料理店,从餐桌上的众说纷纭,到微博里的对骂,在今年的反日浪潮中,当反日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共享的主题,民族主义就不再是那么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嵌入具体生活,表现为鲜活个体各自持有的观念与行为选择。

笔者在执教的大学课堂上,也曾询问学生对当下反日行动的看法。在这些以研究民族为专业的十几个研究生中,尽管无一例外对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表示反对,却无一人表现出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多认为反日示威毁坏国人的财物实在是匪夷所思。

加藤嘉一对国内媒体说:“我是日本人,不可能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在网民对此的热议中,多数人表示理解他的立场,但话语之中,对他的厌倦也溢于言表。

总而言之,在当下中国社会,大众生活世界里的民族主义观念反映出人们迷惘挣扎的内心世界:经由人们各自言行所表达的,不仅是对于利益、公平、正义、民族、国家的理解,还有对敌人、征服、优越感、歧视以及基于特定文化逻辑的世界观的固执看法;不仅有对天下大事的关怀,还有置身事外的冷漠;不仅有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行为,也有对这种行为不加掩饰的嘲笑和轻视。

曾几何时,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清晰明确的价值共识,国歌的忧患情怀、革命传奇的自豪与骄傲、国家的神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价值与情感底色。而今,这种颜色正在发生变化,从单一变得多样,从简单变得复杂,从具体变得抽象,从语词宏大的政治叙事变为平凡琐碎的日常聊天,甚至从仪式变为“游戏”。


民族主义之于中国

尽管儒家文明有“夷夏之辨”的思想传统,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西方思想的舶来品。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西学东渐,欧式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起,开始渐渐占据中国人社会思考的大脑,民族和国家替代了“天下一体”的世界观,“民族”成为首要维护的社会共同体。

虽然民族主义在西方的政治哲学光谱始终是典型的右派理论,是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但在中国,它却是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成为革命者发动政治与社会革命重要的知识工具之一。当然,这与中国人对于殖民主义时代百年耻辱的历史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与压力之下,民族主义曾是中国人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思想利器。

然而,到了后革命时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显著的意义流变,而这种流变也与作为参照物的西方社会行走于不同的轨迹。

首先,民族主义的文化符号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转向多元化。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句惊天动地的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标志着民族主义作为新中国价值观的天经地义。然而,随着压迫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垮掉,尽管民族主义的外部意义指向未变,但其内部意义指向却开始出现分化,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族群民族主义成为“民族问题”的主要根源,也即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后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的“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改革开放后,原来基于单位制和公社制的“没有社会的国家”在制度上解体,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国家与社会渐渐分离。公民社会的崛起重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地方社会的崛起也重塑了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些变化必然在文化上引起反映,其典型表征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高涨与族群民族主义复兴。特别是后者,不仅凸显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特点,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国家化特征。实际上,在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的诸多压力之下,少数民族可能面临比汉族更多的文化挑战,因而更急切地在族群的、宗教的和地方性归属中寻找自身的身份认同,从而使这种认同具有了更高的社会重要性。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社会认知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社会认知上,如果国家民族主义与大汉族主义存在某种难以切割的同构,显然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其次,民族主义的立场从建设转向批判。

无论从国际视野还是从国家内部的视角出发,民族主义通常是社会分裂与社会斗争的表达式。因而,在不针对外部敌人的前提下,民族主义最具建设性的声音也许就是沉默。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声音并不强烈,甚至若隐若现,当时,改革开放战略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全社会的共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深入人心。然而,19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民族主义声音逐渐变得响亮起来,这种声音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表现为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的激烈批判。而后,民族主义的批判矛头也渐渐指向内部,时至今日,当新自由主义者欢呼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时候,民族主义者则当头棒喝这是一种洋奴哲学,是要将中国推向成为西方附庸的悲惨境地。而当新自由主义者呼唤尊重个人权利与私有产权,民族主义者则高呼恢复中华传统的、甚至是革命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民族主义因是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具批判性的意识形态之一,并成为道德表述的重要资源。之所以如此,也和当下社会缺乏超越民族主义的、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有关。

第三,民族主义的表达从防御转向攻击。

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想传统更多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式的防御性姿态,这种逻辑直接体现为中国建设武装力量的国家战略,即“积极防御”。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国家实力逐渐增强,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广,中国受到外部世界的警惕、质疑与遏制也越来越多。“敌意环伺”的国际环境和显而易见的国家利益损失风险(如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刺激了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强化了民族主义逻辑对现实的理论解释力,也促使民族主义者的诉求表达更为激进。例如在关于钓鱼岛及其他领土争端的社会舆论中,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可简化为“主战”。民族主义者呼唤国家以战争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甚至鼓吹应该主动出击。与此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舆论的另一面却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声音也极具攻击性,这些声音将一切民族主义都视为现代社会的思想癌症,显示出一种与民族主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姿态。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文化后果之一。某种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已成昨日黄花,社会的思想裂痕渐似鸿沟,对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第四,民族主义观念表现为阶层对立。

网络社会的崛起是社会表达的一次革命,自媒体的大众化普及应用,为草根阶层参与社会议题讨论提供了机会与技术支持。而草根阶层对国家与自身命运的关怀,更容易在民族主义的解释框架中找到答案。同时,网络“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文化特质使涉及民族主义的社会互动,特别是发生在虚拟社区的社会互动,直接表现为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的观念对立:当某些专业化的精英试图以理性分析为某种国家化或个体化的行为选择做出正当性解释的时候,草根阶层惯以民族主义的简单标签将其归类为“带路党”、“汉奸”或“卖国贼”。

总而言之,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既是社会凝聚的黏合剂,同时也是社会冲突或现实或潜在的发酵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扬抑之间,着实考验国家的智慧。

民族主义与大众的生活世界

无论如何,生存于21世纪之初的我们,尚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社会。

极具反思意味的是,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以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显著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之一,其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两面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与非理性,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格局复杂的政治诉求、权力关系、身份认同与文化取向,都使人们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绝对的、静止的答案以解释和民族主义有关的哪怕是最基本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之中,首要的问题是“民族主义是正当的吗?”

实际上,只有把具体的民族主义诉求置放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之内,我们才能辨析它是否具有正当性。人以利益和文化分群,对某种民族主义行为,不同的人群有着不一样的解释:一个群体认为自己蒙受的冤屈,也许就是另一个群体眼中的正义。反之亦然。但无论社会如何多元,人类却拥有共同的伦理底线与认知常识的能力。因此,当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做出某种民族主义式的集体反应时,如果这种“不公正”是社会的共识而非单方面的辩解,民族主义就可能具有强烈的正当性;反之,恃强凌弱的民族主义就可能严重缺乏正当性。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究竟是一种自然而生的朴素情感,还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武器?”

的确,民族主义情感 揣测近乎“与生俱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情感立场出发去看待一切事物的,而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行为习惯,是我们自幼生长的环境赋予我们的,那是社会化过程对个体的人格塑造,终其一生,“本性难移”。同时,人皆为群体中的一员,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归属的群,不仅会内心不安,也会被群内其他人视为一种“过错”甚至“罪行”,这是社会规范内化于我们人格的一种反映。而“民族”,就是一个可以容纳很多彼此素昧平生却相互指认为“自己人”的社会之群。我们将对家庭、亲属关系以及街坊邻里的情感与经验延伸给“民族”,爱之恋之,甚至为之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与宗教一样,民族主义是成本最低的社会动员工具。它不需要任何高深的理论,仅凭常识,人们就可以听从民族主义的召唤,“乌合之众”由此而凝聚成整体。

在大众的生活世界里,人们希望民族主义赋予其生命以超越个体的价值体验,却同时畏惧民族主义剥夺个体的选择权和平安生活的凡俗乐趣,这是大众精神需求的两极。步调一致的民族主义行动,可能掩盖生命本身还有需要还原成个体的一面——集体意识并无法替代个体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民族”的命运也无法替代个体所认知的生命意义与能动。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集体与个体的意义两极间不断摇摆,忽略任何一极,都可能看不清民族主义对于我们的真实涵义。

跳出凡俗的生活世界,在一个更为超越的视野里鸟瞰民族主义,就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几乎从不提供高于本群体诉求的任何普遍性价值,但对于本群体来说,它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显然,如果彼此想象为敌人的群体都各自秉持这种价值观,冲突、甚至是致命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

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一面凝聚人心,一面制造仇恨。

在出租车上,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日本不讲理,他们从来就没讲过理。我们有理,钓鱼岛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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