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晶 王晓波: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趋势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0 次 更新时间:2024-06-16 23:41

进入专题: 美日韩   美日同盟   美韩同盟   朝核问题  

马晶   王晓波  

 

内容提要: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长期以来,与日韩建立紧密三边合作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战略目标。拜登政府重视同盟关系重塑,致力于修复日韩关系并强化美日韩三边协调,以求在地缘战略竞争中充分发挥盟友作用。日韩政府也试图改善两国关系,以所谓“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但影响两国矛盾的因素依然存在。日韩历史矛盾及三国利益冲撞作为美日韩合作障碍的现实不会改变。未来一段时间,美日韩三边合作仍会继续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

关键词:美日韩 三边安全合作 拜登政府 美日同盟 美韩同盟 朝核问题 牵制中国

 

近年,美国拜登政府与东北亚地区盟友日本和韩国的合作动向,特别是三边互动趋势引发广泛关注。在拜登政府看来,联盟和伙伴关系是全球安全支柱,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产。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基石。2022年2月,白宫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概述了拜登政府通过加强协调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实现战略愿景的行动计划。鼓励盟友和伙伴加强联系,是“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为维持在亚太地区优势地位,拜登政府着力拉近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并在巩固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基础上,增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力推双边机制走向三边机制。

一、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动因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萎缩的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以拜登政府执政为转机变得活跃起来。美日韩三方多次举行首脑会谈,以及外长会谈、副外长会谈、国家安保室室长会议、国安首长会晤等。三方朝核问题首席代表也举行多次会晤,频繁召开电话会议。三国政府层面会晤大幅增加,显示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进入新一轮强化周期。据统计,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多个层面推动美日韩三边接触,共举行约25次三方高层会谈。打造和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已成为双边联盟合作重要议程。在美日、美韩对话中,美日韩合作也是重要议题。在拜登政府推动下,美日韩合作正逐渐走向制度化,合作范围也不断扩大。2023年8月18日,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这是三方首次在国际多边场合之外专门举办峰会,最终达成了“戴维营原则”和“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推动三边峰会走向机制化和常态化。拜登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伙伴关系的新时代,是历史性的会晤。

美日韩之所以强化三边安全合作,正如其宣称的,确实有提升对朝遏制力的动因。美朝首脑河内会晤无果而终后,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南北关系停滞。面对美国拜登政府对朝鲜实施的军事压制和经贸制裁等强硬措施,朝鲜发射导弹的频率明显提高。朝鲜重启2018年4月宣布中断的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还颁布关于核武力政策的法令,通过立法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并称朝鲜核武力政策属于“防卫性质”。这意味着朝鲜将不断提高武力示威力度,以应对美日韩强硬立场。美日韩将朝鲜核导威慑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强调三国共同应对的态势。当前,美日韩加强对朝政策协调,一致进行舆论谴责,推动经济制裁与武力施压。

而拜登政府推动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因,是在美对华战略竞争和乌克兰危机使国际局势更加复杂的形势下,进一步谋求盟伴团结。美日韩合作范围正超越安全领域,扩大到地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和供应链等全方位,以对抗中国。在策略上,拜登政府以所谓“民主价值观”、全球参与以及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重心。2021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指出,应与盟国一起共同遏制中国的攻势行动。

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两个重要支点国家,也是美国介入,甚至主导亚太地区事务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从区域战略角度出发,强调美日韩合作重要性,希望能够通过强化三边合作,共同制衡中国。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指出,日本和韩国是美国最强有力、最亲近的盟国,如果三个国家在一起,没有不能实现的事情。2022年5 月,拜登先后访问韩国和日本。访问期间,拜登宣布将推动韩日改善关系。他认为,对三方来说,保持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关系非常重要。此后,美日韩会谈迅速推进,仅一个月后就实现三方领导人首次会晤。拜登政府推动美日韩协调,三国签署了“关于印太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美日韩联合声明)和《美日韩磋商承诺》等,不仅深化三方在军事和经济层面的关系,而且重申强烈反对所谓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印太”地区现状的单方面企图,进一步强化了美日韩三国对所谓影响共同利益和安全的地区性威胁进行信息交换和协调应对。为巩固和扩大成果,拜登政府积极推进美日韩合作制度化,急于打造三边军事同盟,联合日韩组建遏华阵线。

2021年以来发生的关键性政治转变,为强化美日韩安全合作提供了动力。这些转变也在不同程度上与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及改善日韩关系相契合,使美日韩在应对朝鲜核导问题及东北亚地区问题上合作紧密。

韩国尹锡悦政府对外政策转向也是此轮美日韩关系拉近的重要动因。作为美日韩关系中的短板,韩国过去一向对三边安全合作态度消极。尹锡悦认为,文在寅政府执政期间韩美间信任下降,对各项政策缺乏沟通,特别是对朝妥协政策,导致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减弱。执政后,尹锡悦一直强调深化韩美同盟政策基调,愈发向美国靠拢。韩美重新启动高级别延伸威慑战略协商机制,积极向美方寻求强化“核保护伞”等“延伸威慑”力量。与过去不同,尹锡悦推动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意愿强烈,以三边协调作为应对朝核问题的主要途径,积极参与三边会晤与协商,不仅与美国重新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且恢复文在寅政府时期中断的韩美日三方军事合作。2022年7月,尹锡悦政府发布120个国政课题,其中第105号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及扩大国防科学技术合作的主要内容是,为提高韩美同盟信任度,通过扩大韩美日安全合作,加强同盟凝聚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加强韩日及韩美日的沟通,活跃政策和战略层面的协商,分阶段扩大三国间安全合作。同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时表示,为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将与日本进行认真对话,恢复韩日安全合作正常化,加强韩美日安全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秉持重视日美同盟的传统路线,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强化与美西方国家合作,共同遏制中国。相比前任政府,岸田文雄在改善日韩关系方面有所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岸田文雄重视沟通的政治风格,有利于日韩形成对话氛围。

二、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日趋紧密

美日韩存在共同安全利益,在美国推动下,三方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新兴技术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都有强化合作的趋势。

(一)加强对朝鲜核导问题的有效协调与应对

当前,美日韩三国在反对朝鲜进行核导试验、强化对朝遏制等政策优先顺序方面具有高度共识。在对朝政策方面,尹锡悦反对文在寅政府对朝和解倡议、为朝鲜提供无条件经济援助和减少国际制裁,抨击文在寅政府淡化朝鲜核导“威胁”、侵犯人权和一再违反联合国决议。执政后,尹锡悦曾表示愿与朝鲜对话,以及在疫情防控上愿对朝施以援手,并制定对朝路线“大胆构想”,但前提是朝鲜同意逐步实现无核化。尹锡悦政府对朝政策本质是希望通过施压与遏制解决朝核问题。这与拜登政府对朝政策高度一致。拜登政府曾表示,将对朝实施既非“战略忍耐”,也非妥协的实用主义政策,同时将重点放在外交接触上。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对朝鲜采取缓和关系的措施,而是继续推行敌视朝鲜的政策,以军事施压和经济制裁为基本原则。美国承诺将利用核武、常规武器、导弹防御系统等一切手段保障“延伸威慑”。当前,美韩扩大了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范围,以显示两国强化对朝遏制的意志。

日本认为自己是朝核危机“最大受害者”。尽管韩日双方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问题和持续的领土争端,但韩国和日本都重视应对朝核问题的情报共享、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加强危机管理协作,以更有效地应对重大危机或冲突。根据三国防长2022年6月在新加坡会谈达成的协议,为强化对朝鲜的遏制力,美日韩在“太平洋龙”联合军演中共同实施了旨在探测和追踪朝鲜导弹的预警演习。演习过程中检验和完善了三国相关军事系统的互操作性,以强化三国间相关沟通,实现三国在朝鲜半岛非常时期进行有效的安保合作。同年9月底,美日韩进行了反潜演习。10月,美日韩进行了导弹防御演习,三方演习连续两周尚属首次。2023年9月上旬,美日韩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此外,美日韩还进行多次反导联合军演,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实现对朝鲜试射导弹情报的实时共享与协同应对。为实现对朝核开发的遏制与干预并行,美日韩还考虑创设类似“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形式的高层协商机制,构筑针对朝核问题的长期沟通渠道。美日韩对朝政策愈发趋于一致。近期,美日韩不断渲染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为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美日韩探讨在朝鲜半岛非常时期的安保合作方案,以强化对朝遏制能力,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二)美日韩强化经济安全及新兴技术领域合作

美日韩不仅在安全领域强化合作,还在经济和新兴技术领域增强多边合作,维护和拓展联盟共同利益。2021年2月24日,拜登政府签署了一项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对半导体制造等涉及美国核心技术的关键产品供应链风险进行审查。4月12日,拜登主持召开“半导体和供应链韧性”峰会,讨论解决美国芯片短缺问题。福特、英特尔、三星等相关大型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拜登称中国欲主导半导体供应链,制造遏华紧迫感,要在技术竞争中压倒中国,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兴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超高速移动通信技术等)的发展和扩散迅速,这些核心技术与军事、安全有紧密联系。为此,美国着重加强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执行机制,以及与盟友合作,所谓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美国高度重视与日本的技术合作。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是促进美日技术合作的重要多边框架。美日还建立“国家安全创新基金”,构建“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在半导体供应链、6G技术、量子技术、脱碳等战略领域开展合作。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开发新一代通信技术,两国已建立“美日全球数字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加快合作以提升在数字领域的竞争力。在美韩同盟关系中,经济安全及核心、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占有很大比重。为强化供应链稳定性,美国以盟友为中心,重新编制半导体等尖端技术供应链。拜登和尹锡悦在首次首脑会谈时建立了两国经济安保对话渠道,就供应链稳定化、技术合作及保护等进行讨论,在经济安保合作方面达成共识。根据美日韩金边首脑会议达成的协议,2023年2月三国首次举行经济安全对话会议,旨在加强供应链韧性和新兴技术开发。三方在“印太经济框架”内开展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供应链合作。“印太经济框架”成为促进所谓美日韩经济安全与技术合作的重要多边框架。

(三)美日韩干涉台湾和南海问题

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拉拢日本、韩国等盟国对华发难,极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近年,美国借助美日峰会、美韩峰会、美日韩三方高层会晤等双边或三边平台,将干涉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的表态体现于联合声明之中。例如,2021年5月,美韩首脑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到台湾问题。2022年2月,“台湾海峡”首次出现在美日韩外长联合声明中。同年5月和2023年4月,美韩在首脑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再度提及台湾海峡。虽然没有提及中国大陆,却公开表明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2022年11月东亚首脑峰会期间,美日韩签署《关于印太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提出三国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企图。2023年8月,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立场比以往更加强硬。在美国推动下,美日韩持续操作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不断发出“遏制中国”的信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四)优先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美日韩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强化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增强互信,为今后开展三边安全合作提供动力。

由于韩日间存在历史问题,很难立即在军事合作方面有大的推进,所以目前两国将历史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分开,主张就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务实合作。非传统安全可能成为持续推进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最合适的领域。美日韩安全合作从信息交流扩大到共同应对大规模灾难等危机管理,从而为增强军事合作打基础。例如,海上搜救联合演习的内容和运营方式,有利于提高三方实际军事合作的应对能力。三国还强化了网络安全合作关系。2022年5月,韩国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日本早在2018年已加入其中。美日韩号称在制定国际规范、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攻击以及打击网络犯罪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7月,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访问韩国,目的是加强美韩网络安全合作。2023年4月,美韩签署《战略性网络安全合作框架》,将美韩同盟合作范围拓展至网络安全领域。这是三国为进一步增强网络安全合作做出的最新努力。这种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应对区域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借口,三国防卫力量可通过强化沟通,为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奠定基础。

三、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存在短板和内部阻力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奉行“联盟优先”外交政策,在东北亚地区全面提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关系。同时,美国极力促成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打造东北亚地区全面遏华的前沿阵地。然而,韩日关系仍然是三边安全合作的短板。由于韩日矛盾事关两国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所以美国的协调作用有限,而且在以所谓“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打造的军事合作框架内,三方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美日韩合作存在短板,且面临难以克服的内部阻力,这将长期制约三边安全合作水平。

(一)韩日矛盾积重难返,将长期制约三边安全合作水平

为改善韩日关系,尹锡悦主张进行全面协商,以恢复穿梭外交、重建互信及解决悬案等为基础,构建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为恢复韩日间信任,韩国总统、政府主要官员、驻日本大使多次试图解决两国间错综复杂的问题。韩国还建立了官民协商机制,解决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最终,在尹锡悦政府主动让步下,韩国通过了第三方代赔方案。然而,日本政府表现得相对消极,表示将整体继承历届内阁关于历史认识的立场。不仅如此,日本并未停止在日韩间领土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挑衅行为,对韩国可能随时改变立场的疑虑也没有消除。韩国政府针对日本二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引发国内受害劳工及家属强烈反对。有关受害劳工幸存者拒绝接受韩国政府的解决方案。韩国国内对于尹锡悦政府对日“屈辱外交”“乞讨外交”“低姿态外交”的批评持续扩散。由于尹锡悦政府发布的第三方代赔方案并非最终的、不可逆转的协议,特别是在解决方案中,韩国政府表明了期待日本企业自发参与的立场,且日本政府也表示不会阻止这些企业的行为,所以仍然存在日本被告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赔偿,以及韩国国内继续追讨诉讼等法律问题。此外,引发韩日矛盾的领土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以及日本政府推进“佐渡岛金山遗址”申遗问题等,仍将长期制约两国关系改善。由于历史问题形成的韩日矛盾未能消除,成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制约因素。当前,韩日关系仍然受到双方国内政治环境和国民情绪影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中最薄弱环节,仍然是韩日关系。

(二)美国对韩日关系的协调作用有限

自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在拉近韩日关系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推动韩日两国进行渐进式和解,同时将重点放在关键的安全问题上。然而,韩国和日本在三方合作的迫切性方面与美国存在差异。当韩日两国矛盾集中爆发时,没有合适的动力来解决问题,美国的协调作用有限。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未能阻止韩日矛盾升级。拜登政府执政前后,美国政界对韩日关系恶化表示担忧,认为韩日之间的危机会削弱美日韩联手形成的对朝鲜和中国的遏制力。美国议会调查局发布的报告书中提出,拜登政府在促成美日韩协调解决朝鲜问题之前,应首先着手改善韩日关系。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将扩大美日韩合作作为重要行动,特别是需要韩日两国密切合作。韩国部分人士也寄希望于美国能积极斡旋改善韩日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韩日矛盾事关两国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美国不太可能积极参与解决韩日两国历史遗留问题。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日本问题研究员崔恩美表示,韩日合作对于拜登建立联盟的愿望至关重要。但韩日间历史问题太敏感,美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余地。

(三)美日韩安全合作存在目标差异

在以所谓“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打造的三方合作框架内,拜登政府主要从区域战略角度出发,强调美日韩安保合作的重要性。美国所谓三国安全合作,是推行“印太战略”过程中利用日韩力量拼凑“反华”小圈子,范围远远超出了朝鲜半岛。美国将日本视为“印太”地区安全结构“中枢”,并鼓励韩国在“超越朝鲜半岛”的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希望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抱负,强化自身防卫能力。尹锡悦政府提出建立“全球枢纽国家”战略构想,为赢得美国认可,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以换取支持,同时通过改善韩日关系谋求战略主动。至于韩国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首要目标还是为了经济压制和军事威慑朝鲜。与此同时,韩国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动向心存芥蒂。2022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韩国韩东国际大学教授金俊亨认为,韩美日安保合作助长了日本的军事大国化,韩国损失很大。韩国国内担心在韩日历史矛盾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如果韩国与日本推进安全合作,会使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更加退步。由此可见,虽然在美国大力推动下,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进程明显提速,但三方利益考量仍存在一定“温差”。美日韩安全合作的目标差异,成为未来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及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内部阻力。

四、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对亚太地区局势的影响

尽管存在上述短板和内部阻力,然而当前三边安全合作呈强化的趋势。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确保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势必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加速地缘政治阵营分化,破坏亚太地区安全和发展环境,阻碍亚太地区多边合作。

(一)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韩国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调是和解与合作,重视与朝鲜的沟通,实现了韩朝首脑会晤和朝美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朝鲜半岛局势迎来了转圜,呈现了事实上的“双暂停”状态。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对朝政策转向强硬,将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作为应对朝核问题主要途径。2022年8月,美韩两国时隔五年重启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美日韩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反导演习接续进行。三国将强化安全合作作为对朝施压主要手段,已经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将美韩联合军演视为侵犯其主权和最高利益的“敌对行为”,谴责美韩联合军演践踏和破坏《朝鲜停战协定》是“露骨的宣战”等。美韩联合军演强化了朝鲜对美、对韩的敌对意识。在美日韩强化安全合作的态势下,朝鲜以强硬姿态回应美国及其盟友的威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成为朝方重要反制手段。例如,9月25日,美韩举行联合军演。之后半个月的时间里,朝鲜共发射七次弹道导弹,并称已经部署战术核武器。朝鲜不断采取军事行动,对美韩发出强硬信号,同时持续强调责任在于美韩政府。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军事行动,朝方表示,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弹道导弹是行使主权的正当行为,将采取相应措施,直到周边地区不再敌视朝鲜。美日韩强化对朝遏制力和朝鲜的强硬回应反复出现,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朝核问题的本质是安全问题。美国及其盟国强化对朝军事遏制和威胁,将进一步诱发朝韩对峙。美日韩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举动,挤压了国际社会在朝核问题上协调合作的政治空间,不仅加剧半岛紧张局势,而且威胁亚太地区安全。

(二)影响亚太地区多边合作

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持一种力量平衡,保持其在亚洲的优势地位长期存在,并试图塑造亚洲格局。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的“印太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地区打造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安全与经济规则,构建所谓地区新秩序。在安全领域,美国强化同日本、韩国等盟国的关系,并力推双边同盟走向三边。美国加快推动三边军事力量联合行动,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这不利于构建符合亚太地区特点和历史潮流的合作安全机制,也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对于美日韩强化军事合作,印尼时任总统佐科警告,不应制造紧张局势,东盟必须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和全球稳定的支柱,不应允许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演变为地区“新冷战”。在经济领域,作为亚洲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酝酿已久的中日韩FTA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着导向作用。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约占RCEP成员国GDP总量的80%以上。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方面,中日韩三国的作用至关重要。然而,美国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目的是纠集盟国和伙伴国家,以亚太地区为中心,打造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规则,构建地区新秩序。日本和韩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使RCEP和中日韩FTA建设面临更大挑战,将打乱亚太地区多边合作进程,掀起新一轮亚太力量重组和战略调整。为强化地区主导地位,加大针对中国的竞争力度,美国试图重塑亚太政治、经济格局,遏制中国快速发展,同时以强化合作为由,要求盟友“选边站队”。美国此举推动地区格局走向集团化、排他性和对抗性,不利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

(三)美国利用盟友推进“印太战略”遏制中国

拜登政府重视同盟作用,通过构建“集团杠杆”来牵制中国。2021年3月3日,美国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宣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任内首场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将中国视为“挑战”,并作为优先课题,同时将推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印太经济框架”纳入行动计划,以构建围堵中国的包围圈。拜登政府上任后举办了三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每次会谈重点议题都离不开渲染“中国威胁”,进而倡导各方加强合作以制衡中国。而日本和韩国则以“价值观外交”为基础,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协商机制,强化三边安全合作。日本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合作,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强化对中国的牵制和围堵。韩国政府在2022年12月发布了《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即所谓韩版“印太战略”。由于担心被排除在美国“印太战略”之外,尹锡悦政府通过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下设的气候变化、新技术等领域工作小组,扩大同相关国家接触,并希望在适当时候正式加入其中。韩国和日本在半导体、自动化等核心科学技术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美国正在极力促成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意在捆绑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合作。对此,韩国尚未做出参与“芯片四方联盟”的决定,但尹锡悦认为,“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四方联盟”不是排除特定国家,而是扩大韩国国家利益过程中应该讨论的问题。日本制定了防止尖端技术向中国泄露的管制措施。美国“印太战略”用战略猜疑和战略对冲理论,在亚太各国间挑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因素,通过推进美日韩安全合作,削弱中国的快速发展动力。

五、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强调与盟友及伙伴国家间的合作,通过三边或四方的小多边合作,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奥库斯都是这种小多边合作的形式。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国。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是美国推行亚太战略的基石和关键。美国认为,如果能将美日韩捆绑在一个框架内,三国便能更加紧密地合作处理地区安全事务。然而,日韩受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影响,双方关系不时出现紧张,阻碍美日韩安全合作的步伐。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对华展开全方位战略竞争,迫切需要积极拉拢盟友伙伴,以达到制衡中国发展、维系美国霸权地位的总体战略目标。因此,拜登强调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在拜登政府推动下,美日韩三国外交、国防部门互动频繁,日韩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合作机制。美日韩安全合作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取得一定进展,正在推动亚太地区格局走向集团化、排他性和对抗性,势必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加剧地区冲突,不利于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普遍诉求。亚太地区国家必须通过建立各国紧密联系、彼此合作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持续和平与繁荣。

 

作者:马晶、王晓波(作者分别是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自《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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