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1 次 更新时间:2024-10-06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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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进入专栏)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增速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做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的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

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

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

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

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

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

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刘世锦系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本文首发于公众号“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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