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萧萐父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2 次 更新时间:2024-06-06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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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萧萐父先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贡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不妨先谈谈我个人与萧先生之间的“私谊”。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提请答辩,他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议,其间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论文答辩是广义教学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答辩主持人,萧萐父先生也是我的业师之一。上述活动中还包含一个小插曲:萧先生当时从武汉坐江轮到上海,陈卫平兄前去迎接,因为江轮延误,卫平兄只能先就地午餐,因此染上当时流传的甲肝,这使我至今抱憾。

作为武大中国哲学的代表,萧先生与华东师大有较为切近的联系。他对年轻人一直十分扶持,并且提携有加:博士毕业几年后,我的一本著作(《善的历程》)出版,应我之请,他特别为此书写了一篇书评。虽然这篇书评是他和学生合写的,但此文却不同于一般的挂名,其中渗入了萧先生的学术观点,字里行间、遣词造句都可见萧先生的特点。我至今都还保留他亲笔写下的书评内容。从这一小事也能看出他对青年人的关切。

萧先生视野开阔,用时下的话来说是能够“与时俱进”。由于学术交流密切,他经常往来于华东师大和武汉大学之间。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曾说,现在武大的年轻学人读什么书,我就读什么书。短短一句话,让我想起了当初孔子弦歌诵读的景象:他不仅没有拒斥学术上的新知,而且有一种宽容的气象,对晚辈也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而是以长者的气度和追求新知的精神,与年轻学人共同游弋于学术之海,这也体现了萧先生的为人和个性特点。

具体而言,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萧先生学术贡献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他和李锦全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哲学史》,该书在80年代出版,后来成为教育部认定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教科书。这一著作对学界影响很深,哲学领域中几代人都受惠于此。此书以开放的心态,实事求是地从学科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史,既不同于以西方哲学裁剪中国哲学,也有别于拒绝现代的学术观念而“以中释中”,并且略去了此前同类著作中“左”的痕迹。尽管这只是一本教材,但是却开风气之先,在学术领域反响甚巨。

第二,萧先生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治学以广博融通为进路,不限于某一学派,对儒、释、道三家都有研究,在出入于各家的过程中,展现了深入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在学术上,他有着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不同于现代新儒家,以维护儒学为立场。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具体对象,包括认识论、辩证法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以往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只是一种人生哲学,对认识论比较忽视。萧先生以独特的研究,一反流行之论,具体指出了中国哲学在认识论、辩证法领域哪些问题上作出了创造性的研究,其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他对中国哲学中气论和实在论传统也十分关注。我们知道,自当代新儒家盛行之后,学界往往注重心性之学,好像心性之学是高大上的东西,而实在论、气论则似乎粗陋落后,不值一提。与之相对,萧萐父先生对实在论、气论作了深入探析。历史地看,从张岱年先生开始,中国哲学的相关学者就关注“气”的问题,萧先生承继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加以推进。

就中国哲学的人物研究而言,萧先生对王夫之的研究,给人以深刻印象。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浏览相关著述时,已注意到萧先生关于王夫之研究的论著。尽管只是文章,但是非常深入,对王夫之的气论、认识论都有所涉及。这些论著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相对同一时期的其他论著,具有独到特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当时我孤陋寡闻,不知萧萐父先生为何人,但其研究的文著,却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同时,萧先生对王夫之的诗论,包括美学、艺术理论也有非常精到的研究。在王夫之的研究过程中,他把哲学和诗学结合起来,这同时也体现了其独到的理论视野。

总体上看,他对中国哲学的宏观层面,包括儒释道三家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领域,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同时,在个案领域也有独到的研究。这并非泛泛而谈,在回溯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我们确实对萧先生的工作需要高度重视。

萧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工作,体现于对晚明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思想研究。关于明清之际,萧萐父先生首先提出了晚明思想中的启蒙思想趋向。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的其他论文中也一再提到这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化,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面临的重要问题,萧萐父首先指出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这一看法很多人已有所表述,但是,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为何不是西化?其中的理由何在?萧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从晚明开始,包括泰州学派、明清之际的学人群体,已经提出了不少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它表明,具有自身特点的启蒙萌芽在在中国已开始滋长,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一种内生性的动力,而不仅仅是回应外在挑战的结果。这方面也许有不同看法,但萧先生确实通过扎实的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它为何与西方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提供了一个有自身根据的说法,这一观念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此外,萧萐父在反思现代化过程中,对其可能出现的偏颇也有警觉和批评。大家知道,从80年代开始,批评现代化成了一种浪潮,在这一问题上,萧萐父先生的态度较为切实、理性。一方面,他指出了现代化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内在问题,并对此作了分析;另一方面,他并不像追随时尚的学者那样,在后现代主义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对现代化绝对地简单否定。从他关于明清思想的研究来看,萧萐父先生对启蒙思想非常注重。在相对程度上,他对启蒙、现代性的看法接近哈贝马斯。如所周知,哈贝马斯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认为启蒙、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有待进一步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萧先生也持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有了根基,另一方面启蒙思潮还需要继续展开。这一看法与当时主流之论显然不同: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知识界中的一些人物往往以反现代化相标榜、以所谓“再启蒙”的形式反对现代启蒙思潮立论。相对于此,萧先生则对启蒙给出了具体的分析,既肯定其可能出现的偏向,也指出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启蒙的必要性。

这里,我拟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和进路,谈一些看法,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照着说”(照着萧萐父实际所作和自觉表述所说),一方面是“接着说”(接着萧萐父的研究进路而论说)。对何谓中国哲学、如何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萧先生无疑有自己的见解。一方面,我们要延续他的看法,此即照着说,一方面也可以接着说,更为自觉地概括其思想并提出新的观点。以下看法可以视为“照着说”和“接着说”的交错,其中着重提出三个论点。

首先是历史的视野和理论的思维,即史和思之间的统一。中国哲学具有生成性与历史性双重品格:它首先是哲学的理论,即一定时代哲学家的创造性思考的产物,也就是说,它生成于相关时代的哲学家的思维和认识过程。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理论成果逐渐取得历史品格,成为哲学史中的研究对象。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到王弼、张载、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首先是创造性的哲学家,而后才进入哲学史,获得历史的品格。如果要深入把握历史上哲学家的观点,便既需要有理论的视域,以切入相关的哲学观念,也应具体地了解历史背景,以及它们的前后变迁。所谓史与思的统一,主要是就此而言。

其次是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和比较。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说法,“学无中西”的背后是世界哲学的视野,萧先生显然继承了这种观念,对中西哲学都以开放的视域加以关注。从其个人的学术经历来看,萧先生对西方哲学的人物和理论都持批判接受的心态,这体现在其交往、学术研究等方方面面。中西哲学的互相借鉴是哲学史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历史地看,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化固然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同样,西方文化也是。如果我们仅仅守着某种单一的文化传统,便会带来很多限制。以中释中、回到纯粹传统或以西释中、无视中国哲学的特点,都是片面的进路,中西哲学的交往有其重要性。

第三,需要关注源和流的关系。前面提到的史和思的沟通以及中西观念的互动,主要属于思想之“流”。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始终有其社会之“源”。从早期先秦的礼法之争,到明清时期“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再到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等,都构成了我们的研究背景,属于源头性的内容。今天,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属于思想之源。历史演化、时代变迁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源和流都要重视。忽视思想发生之“源”,研究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漠视思想之流,则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可能流于虚无主义。进一步看,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最终指向“说明”世界和“变革”世界的统一,“说明”世界涉及的是对现实的理解,“变革”世界则关乎“规范”人自身的活动,即引导和制约对世界的变革。萧萐父先生的哲学史研究兼顾以上两个方面,今天的研究需要继承这种思路。

 

本文是作者在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及其在当代的新展开”——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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