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历史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前沿讲座(2023)纪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5 次 更新时间:2024-03-02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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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  

宅兹中国,万物生华。中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我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生的殷殷嘱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边疆考古研究院,于2023年3月31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成果”的学术讲座。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麻国庆教授主持讲座,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教授进行评议。现整理并经魏坚教授审核后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缘起与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华文明的价值时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研究古老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综合性研究项目。2001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加“断代工程”的学者建议,支持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1年底,科技部决定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 简称“探源工程”) 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预备性研究。在其后的21年间,探源工程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参加工程的近20个学科的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时段为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研究区域包括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二十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有: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各区域文明之间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与特点。简言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 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物质、精神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与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其多样性的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同时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在国内外学术界,曾经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在中国史学界,普遍根据史书中关于“禹传子,家天下”的记载,认为中华文明应当以开启了世袭制度的夏王朝为肇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直接参加工程研究的400多位学者,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并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的图章并没有被学术界认可为文字。追溯“三要素”的由来,王巍等学者发现“三要素”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国外“文明三要素”的桎梏,在基于中国的考古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其中包括:1.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部分手工业生产实现专业化;2.盐、铜等重要的经济资源以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被权贵所控制;3.人口显著增加并集中,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4.社会出现了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并出现了掌握军权与祭祀权力的贵族阶层及其最高统治者——王;5.存在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大规模公共设施;6.形成了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并出现了专门埋葬王及其他高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表明被葬者高贵身份的高级物品的大型墓葬;7.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原始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8.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

(一)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实证

在距今10000年前,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状态奠定了基础。在距今9000至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取得发展,人口增加,村落的数量及面积也有所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在距今8000到6000年期间气候整体温暖湿润的环境下,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黄河中下游地区 该区域主要种植粟和黍,同时兼种水稻。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8000年,面积5万多平方米,发掘出土了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以及丰富的陶器、石器(图1:1)、骨器(图1:2、3)、炭化稻(图1:4)和迄今年代最早的家猪。居住址和公共墓地内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显现出差别,少数墓葬规模比一般墓葬略大,随葬绿松石装饰(图1:5),有些墓主人腰部随葬多件内装有小石子的乌龟壳(图1:6、7),有的龟甲上有刻划符号,其中有些符号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似。墓葬中出土用鹤类翅骨做的骨笛(图1:8),有五孔、六孔、七孔不等,共数十件。研究者对其中一件七孔笛进行了测音,发现音阶准确,至今仍可以演奏乐曲。

2.长城沿线与西辽河流域 粟作农业在距今10000年前后也开始兴起。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前栽培的粟和黍。在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围沟聚落。聚落内发现成排分布的房址,出土了炭化粟(图2:1)和黍,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还有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图2:2)和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在部分房址内居住面以下发现了墓葬,部分墓葬随葬陶器和制作较为精致的玉玦、玉坠(图2:3)等装饰玉器,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琢玉工艺技术。有一座墓葬随葬一雄一雌两口家猪,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的端倪。

3.长江中下游地区 该区域始终以水稻作为主要的农作物。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10000年前已经开始水稻的栽培。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经营早期稻作的定居村落,出土了水稻的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聚落和墓葬,出土石器和制作精美、表面涂红衣的陶器,有些陶器表面还用白彩绘出太阳纹、点线纹、平行短线等纹饰,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审美和信仰方面取得的进步。到了距今8000年前,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浙江浦江跨湖桥遗址出土了长达56米的独木舟,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近海航行的能力。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多个遗址发现了当时的水田,稻作农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为长江下游地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9000到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取得初步发展,出现了周围有围沟的定居的聚落。距今7000年前,在史前文化取得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高庙文化,以白陶(图3:1)和表面刻圆目、大口、獠牙(图3:2)的兽面形象为代表的陶器,反映出当时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二)中华文明起源的加速期

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各个文化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这些区域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以下一些共性: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口显著增加,社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出现了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说明出现了人口向政治中心集中的现象;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掌管集团公共事务的管理阶层和掌握军事指挥权力的首领,以及琢玉、制骨、冶铜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工匠家族;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贵贱分化,社会财富被权贵阶层和家族所占有。与此同时,各个区域发现的此阶段的遗址,表现出各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凌家滩遗址年代为距今5500到5300年左右,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安徽南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遗址分为贵族墓葬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大、随葬品十分丰富的高等级墓葬。等级最高的墓葬随葬品多达数百件,以玉器为主,有多达数十件的玉石钺和数十件玉石锛铺在尸骨上下,还有玉人、玉龙、玉鸟、玉龟等,随葬品总数达300多件。大量玉钺暗示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玉龙、玉鸟(图4:1)、玉龟、玉人(图4:2)等则应当是反映宗教色彩的遗物。16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祭祀区和墓葬区反映出严重的社会分化,权贵阶层可能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通神祭祀的权力,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到达或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距今约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是长江下游区域史前文明的高峰。经过考古学家估算,修建城内高台、内城、外城和巨型水坝的工程量十分巨大,大约需要3600万个劳动日,如果动用1万劳动力连续工作,也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图5)。如果仅仅依靠良渚古城内及其附近的居民是根本不可能完工的。这表明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动员了归其统辖的相当广阔地域的人来共同参与这一超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由此可见,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已具有动员和组织人力的权威和能力。

在距今大约4300—3800年阶段,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先后衰落,而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这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郫县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以距今约4300到4100年前的陶寺城址为例。城址长1800米,宽1500米左右,总面积近280万平方米,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在陶寺城址早期的大墓中,有表明墓主人尊贵身份的鼍鼓、土鼓、石磬、龙盘和表明持有者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而同时期的小型墓基本上没有任何随葬品,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极为严重。在陶寺都邑最为兴盛时期的大墓中,带有精致漆木柄的6件玉石钺(图6:1)沿墓壁摆放成一排,应是为了彰显统治者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具。在这座大墓的旁边,发现了一座半圆形、由外向内逐渐升高的坛状遗迹(图6:2),内层的夯筑围墙上特意留出20道缝隙。天文学家认为,此遗迹是根据太阳从位于遗址以东的塔儿山上升起,阳光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到人工夯筑的圆心点来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

陕西神木石峁巨型城址的年代约距今4100至3800年,是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用石块包裹土芯砌筑的山城。该城址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构成。皇城台位于城内高处,可以鸟瞰全城。皇城台内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宽阔的广场以及通向城内的高大门楼和道路。近年,在皇城台台基边缘墙体的石块中,发现了雕刻有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图7),有的纹饰与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十分相似。这座依山而建的城址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外城和皇城台城门附近,都发现用于阻止敌人进攻的防御设施——瓮城,外城城墙外侧还设置多处突出于城墙外侧的附属设施——马面和位于转角处的角楼等防御设施。这一发现将这些防御设施开始出现的年代较原来的认识提早了两千年。石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表明,在距今大约4100年前后的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

中原龙山社会也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于距今大约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的青铜牌饰(图8)、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而且中国版图内的文明,是分布于青藏高原以下遍及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总面积至少25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丛体,体量之大,为同时期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对这其中的各支考古学文化的变化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概括,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而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又是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结出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结果。

三、党和政府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重要成果,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22年5月27日,作为项目首席专家和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巍先生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深入中华文明研究的任务:“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树魂。”

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全国同行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背景、原因、机制与动力,对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道路、各个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模式、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内在特点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配图、整理人郑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审核人魏坚,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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