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武:毛泽东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19 次 更新时间:2024-02-08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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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武  

 

摘要: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的关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不是偶然的,是同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和不懈奋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长期思考和不断探索的必然结果,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体系,从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坚持“两个务必”、实现自我净化和防范“糖弹”攻击等方面,深刻揭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思路,创造性地指出了一条避免“兴勃亡忽”、永葆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第一个答案”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周期率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大影响和深刻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毛泽东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百余年来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及影响,对全面把握百余年来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探索历程和伟大成果,准确理解“两个答案”的科学内涵和内在联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形成背景和主要依据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包括农民起义军所无法摆脱的宿命。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于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周期率特别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是高度关注的,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自觉。“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1945年7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给出了如上肯定回答,并且指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因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地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明确答案,绝非偶然,是同他长期的关注和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我们党对这一重大问题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

(一)“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而奋斗的实践中形成的

从根本上而言,历史上之所以无法摆脱周期率的魔咒,当政者与人民大众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以及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统治和压迫多数人的专制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本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从而明确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任务。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响亮地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主张。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中央苏区成立的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是广大的民主”,其任务就是“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针对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民主对于中国人是急需的而不是多余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则使延安成为了当时人们向往的“民主圣地”。

正是经过从工农民主到人民民主、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政治实现了由专制集权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亿万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变,从而也在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周期率存在的政治基础和历史条件。

(二)“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不断推进人民监督的实践中形成的

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切实做到公权公用和防止公权私用。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监督工作,从党的一大纲领规定的要对党的工作进行“最严格的监督”到党的七大对设立“党的监察机关”的专门规定,从中央苏区设立的方便人民群众对苏维埃工作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工农通讯员”“检举突击队”“轻骑队”到陕甘宁边区“三三制”原则基础上的参议会制度,从1928年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到1949年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等等,表明监督工作一直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监督工作,而且对于如何开展监督问题有着深刻的见解。一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1934年1月,他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1937年10月,全面抗日爆发初期,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鲜明指出共产党员应接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应该成为在各级政府中“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942年3月,毛泽东在谈及党外人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和干部,党外人员“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另一方面,毛泽东特别重视各种监督的合力作用。他强调在监督的过程中,既要进行上下监督,也要进行内外监督,要做到“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他说:“我们的毛病还很多。……。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正是有了长期开展监督的实践探索和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才会在“窑洞对”时,充满自信地给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答案。

(三)“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依靠自身力量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

之所以会在历史上形成治乱兴衰的周期率,究其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好自身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切实做到依靠自身力量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呢?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革命的办法。

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从党的三大提出开展“批评”和党的领导人带头检讨缺点错误到党的六大明确提出在党内进行“自我批评”的要求,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到延安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表明我们党从成立开始,就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去尘洗灰、治病疗伤的重要手段和武器。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要畏惧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检讨工作并在其中推广民主作风,“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还说,“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即是在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

正是因为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革命的法宝和武器,我们才能够避免历史上那种因对自身问题和错误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甚至讳疾忌医、文过饰非而深陷泥潭又无法自拔的悲剧的发生,这也是毛泽东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民主新路”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依据。

(四)“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增强忧患意识的实践中形成的

在历史上,骄傲自满、精神懈怠往往是导致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黄炎培在“窑洞对”中讲到这种因骄而败的情况时颇有感触地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其实,对于如何防止因骄傲而导致失败的问题,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思考,并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于党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导致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1938年的失败和损失,毛泽东认为都是同党内“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告诫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1944年春,当他看到苏联剧作家写的反映因胜利而导致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现象的剧本《前线》时,要求全党全军要从《前线》剧本中汲取因骄傲自满而导致失败的深刻教训。与此同时,他还对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予以高度关注,认为其对防止骄傲自满情绪、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要求《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而且列为全党整风文件,其目的就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他还致信郭沫若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建议他再“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警惕因为胜利在党内可能滋长出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及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同时还要警惕会出现“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而打败仗的问题,“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正是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戒骄戒躁的高度自觉,我们党才始终保持着不断向前的顽强意志和旺盛活力。

由此可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着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习近平明确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然而有学者认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一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就给予了高度关注,而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则始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同黄炎培的对话,强调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率先提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从此,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还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开始于1940年6月同陈嘉庚在延安的谈话、“豁然开朗”于1944年3月看到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完成于“窑洞对”中对黄炎培谈话所触发的“灵感”,是“黄炎培的‘窑洞对’,促发了毛泽东的灵感,让毛泽东有了完整的答案”。显然,这些说法是片面的、主观的,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需要注意的是,既不能把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主动思考和探索简单地看作一个完全受外力作用而产生的被动过程,也不能将实际探索答案的时间与给出答案的时间混为一谈。如果没有长期不懈地主动探索和思考,毛泽东不可能在窑洞对话中随口就给出有关探索的具体答案,答案是长期思考和探索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灵机一动的主观想象。“探索”是主动作为,“给出”是瓜熟蒂落;“探索”是十月怀胎,“给出”是一朝分娩。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基本内涵与鲜明指向

如何对“第一个答案”的内涵进行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概括,是必须首先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对“第一个答案”的内涵的表述多达10余种。有“人民监督”“人民监督政府”“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新路”“民主”“民主监督”“民主新路”“民主之路”以及“窑洞对”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与人们对黄炎培当年所记述的他同毛泽东窑洞谈话内容的理解有关,也与今天人们对“两个答案”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关。笔者认为,要完整准确地把握“第一个答案”的深刻内涵,既要看黄炎培的记述,也要看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我们党的具体实践。首先,对毛泽东所说的跳出历史周期率“民主新路”(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个答案”)的具体内涵,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所作的“57个字”的表述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因为当时两人对话的一些具体内容,除了黄炎培这个极其简要的记述之外,再也无从查考。其次,还应该看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一贯探索和实践。从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思考和探索的实践来看,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有着比黄炎培所说的“57个字”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是一个包括了从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坚持“两个务必”、实现自我净化和防范“糖弹”攻击的完整体系。形成了一个以“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来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接受监督来避免“官怠宦成”、以“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来避免“求荣取辱”、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净化来避免“积恶成祸”和以“进京赶考”的高度清醒来防范“糖衣炮弹”攻击的系统思路,从而构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民主新路”的完整内涵。只有把黄炎培的记述与毛泽东及我们党的探索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对“第一个答案”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综合来看,“第一个答案”所回答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思路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一)以“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来避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悲剧

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由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就表面而言是偶然性在起作用,但是“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与能否出现所谓的“贤君明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这只是历史的表象。在其内部起支配作用的是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制度,是当政者与人民大众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当政者与老百姓的对立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实现由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长期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不合理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的新制度。人民民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只有这样一种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才真正找到了破解“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症结和钥匙。

(二)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人民监督来避免“官怠宦成”的现象

古语有云:“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历史上因为松散懈怠而导致国亡家破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别是一个政权在经过励精图治和有所成就之后,往往会因为年深月久或是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渐渐地放松警惕,惰性发作而慵散懈怠下来,从而最终走上了失败没落的不归之路。这就是黄炎培在“窑洞对”中所说的“官怠宦成”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靠监督和制度,才能防止出现历史上那种因为执掌政权后滋生的思想涣散、精神懈怠、腐败丛生和贪图享乐而导致最终失败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在我们国家,人民赋予了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领导干部是积极上进、担当作为,还是尸位素餐、懒散无为,当然离不开人民的监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需要人民的监督,只有通过监督,才能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风气,才能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积极性创造性,从而避免“官怠宦成”的现象。

(三)以“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来避免“求荣取辱”的问题

黄炎培在窑洞对话时所说的“求荣取辱”问题,是同历史上那些因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个人功业欲”导致的事与愿违、弄巧成拙而最终归于失败的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因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而导致失败的深刻教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指出:“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他还强调:“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防止因急躁情绪而导致失败即黄炎培所说的“求荣取辱”的问题,关键是要做到“两个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习近平对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其“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可以说,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秘密,就是对“窑洞对”中所提出的“求荣取辱”问题作出的鲜明回答。

(四)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净化来避免“积患成祸”的危险

古人说:“为小恶者,如积小以成大;从微至著,为一恶以至于万恶。”这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古今中外政权演变的规律表明,任何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小错到大难的过程。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治,久而久之,必然会积重难返。我们党的英明和伟大,不在于会不会犯错误、会不会受到外部灰尘和污垢的侵袭,而在于如何通过自身的力量及时地纠正错误和排除干扰,做到防患于未然。在现实生活中,党员的思想和党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各种污垢和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的办法就是及时进行打扫和洗涤。毛泽东说,“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打扫”和“洗涤”的方法就是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七大审议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实践证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洗尘除垢防微杜渐的基本方法和最大法宝。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自我革命的方法,及时解决了党自身可能存在的毛病和问题,做到了“消祸于未萌”“治乱于未乱”。

(五)以“进京赶考”的政治自觉来防范“糖衣炮弹”的攻击

所谓糖衣炮弹,就是用糖衣裹起来的炮弹,指的是敌对势力在武力进攻失败和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经过巧妙伪装的、更具有隐蔽性的、使人更容易麻痹的攻击性手段,目的就是试图通过以吹捧、拉拢、诱惑、腐蚀等各种办法来瓦解执政的根基和改变政权的性质。历史上通过糖衣炮弹的进攻,使政权颠覆或性质发生变化而导致最终失败的例子并不鲜见。习近平指出:“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在我们党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对敌人可能使用糖衣炮弹手段进攻的问题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警告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同时,他还向党内及时提出了六条规定,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并向全党提出了“赶考”的使命。实践说明,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及实现长期执政的“赶考”,关键就在于把加强自身建设与防范糖衣炮弹进攻统一起来,始终保持“赶考”的政治清醒和高度自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意乱情迷、骄奢淫逸,才能防止在敌人的糖衣炮弹攻击面前败下阵来。

“第一个答案”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完整的体系,从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坚持“两个务必”、实现自我净化和防范“糖衣炮弹”攻击等方面,不仅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了周期率循环上演的社会历史条件,还创造性地指明了一条永葆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正确道路,深刻揭示了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路径,把对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的认识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在讲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伟大探索的深刻影响时说:“中国革命胜利时,我们党向领导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我们党要继续长期执政,也离不开这三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抓的工作,概括起来也是在这三点上进行努力。”实际上,这三点也是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深刻内涵的一个重要诠释。

三、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深刻启示及重大影响

毛泽东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基础上形成的重大成果,提供了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开辟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形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深刻的启迪和重大的影响。

(一)把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

在影响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多种复杂关系中,必然会有一个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任何一个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前提是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发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只有组织起来、团结奋斗才能实现的。毛泽东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组织和团结起来,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力。“第一个答案”告诉我们,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不可能脱离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把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这就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也是我们能够最终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据和底气。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二)把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革命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自觉把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革命统一起来。一是要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把自己的一切都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二是要勇于自我革命,用自我革命的办法来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把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有机统一起来,时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必然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三)把及时发现问题与及时解决问题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对自身存在问题的高度警觉和清醒

不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政党来说,有缺点和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错误和问题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从而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最后演化成不可挽回的败局。实践证明,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正视问题,就能够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但是回避问题和掩盖问题,就必然会把小问题演化成大问题。可以说,不隐瞒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掩盖错误,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么大一个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习近平指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觉。

(四)把不懈奋斗与谦虚谨慎统一起来,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的顽强意志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党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也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一方面,要始终保持永不懈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党是在不懈奋斗、英勇奋斗中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色,毛泽东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征程上,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繁重的,遇到的艰难险阻是前所未有的,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做到自谦而不自大、自信而不自满,不论取得多大的胜利,我们都没有骄傲的理由,任何停顿下来、不求进取的情绪都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把不懈奋斗和谦虚谨慎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能够始终以勇往直前的姿态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五)把“第一个答案”与“第二个答案”统一起来,始终不渝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深邃思想和光辉实践,科学回答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成果,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是内在统一的,这种内在统一性首先体现在两者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探索所贯穿的根本问题始终是一以贯之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两个答案”都是在回答和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两个答案”内在一致性的基础。那么,为什么在面对同样一张试卷或是同样一个考题的时候,给出的却又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两个答案”?这是因为,无论是“第一个答案”还是“第二个答案”,都反映了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认识和实践不断前进的发展轨迹,是我们党对同一问题在持续探索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产物,是我们党随着探索进程的不断深化而得出的,是与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探索的历史进程、内在规律和成功道路紧密相联的。我们党长期奋斗的实践表明,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的探索从来不是分头推进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毛泽东在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时,自然地包含着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习近平在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时,自然地包含着接受人民监督的内容。“两个答案”始终是一个同心同向同频的互动过程,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个道理,才能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两个答案”的内在一致性。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接受人民监督和勇于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和根本经验。

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有的学者把“推进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这“两个答案”看作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内因”与“外因”、“自律”与“他律”的关系,认为毛泽东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样一个答案,“聚焦点是加强外在的约束,监督的直接意思就是靠他人来管住自己”,明确提出毛泽东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解决的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因问题和外部条件;“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教训汲取者、理性反思者,倾向于从现有统治集团以外的其他行动主体的角度分析影响政权兴衰的决定性力量”,以及“借助人民群众的外部压力推动执政党启动自我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和改正自身错误”;等等。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探索成果归结为只是解决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因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把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接受人民监督、勇于自我革命这个同心同向、协调共进“两个答案”,看作是相悖相离、制约对抗的关系,也是不正确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只存在接受人民监督与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关系,而不存在借助人民监督的“外在压力”被迫产生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我们党一直以来长期关注、高度重视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我们要深刻认识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探索和影响,全面把握百余年来我们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探索历程和伟大成果,准确理解“第一个答案”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周期率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两个答案”的科学内涵和内在联系。我们党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进程中虽然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优异成绩,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习近平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大考永远在路上。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我们一定能够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不断交出人民满意的新答卷。

 

刘建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刘建武.毛泽东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J]求索,2024(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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