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间，中外专家在京聚会，研讨“毛泽东与科学”，会上提交的118篇论文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毛泽东不仅对革命理论和社会科学有伟大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而且他对自然科学刻苦学习，深入研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科学活动，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等极其宽广的领域。
从这次学术讨论会使我想起一个学科，这就是逻辑学。毛泽东对它的了解、影响和推动，也是逻辑学界所公认的。我曾经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 多年，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回顾毛泽东与我国逻辑学发展的关系，是我敬献给他老人家的一份最好的纪念。
转瞬间30 多年过去了。1957年4月22 日，校长办公室来电话，说是中央的一位领导要接见王方名（逻辑教研室主任）和我（普通的逻辑教员）。校车送我们到新华门，经过门警通话，我们两人便径直向中南海走去。田家英早已在颐年堂等待，我们刚谈了几句话，毛泽东迈步出厅堂，身后紧跟着周谷城先生，我们两个赶紧迎上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向周谷城介绍说，他们两位是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逻辑的文章，你们观点相同嘛！今天约大家来谈谈。落座不久，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胡绳等学术界前辈陆续来到。
我记得，当时逻辑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周谷城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发表的意见和他不谋而合，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形式的学科，它抽去思维的内容，只从形式的侧面研究思维过程，因而在推理过程中，形式逻辑只管推理形式正确与否，至于前提的内容是否真实，这是其他学科回答的问题，形式逻辑不管，也不能作出回答。但是当时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引起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
这场争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50年代前期，全国都处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逻辑学界也不例外，当时我们普遍使用的课本是斯特罗果维奇编写的《逻辑学》，它视形式逻辑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提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内容”的逻辑和康德的“ 纯粹形式”逻辑的对立。于是我们有些同志便以维护党性原则为理由，坚决站出来维护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形式逻辑只管推理形式的对错，不管推理内容的真实，这是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逻辑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不讲真实性，背离了真理，这是地地道道的康德形式主义。
毛泽东在这次会见的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大意是说：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的太多了，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起来很难呀。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学术问题。认为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等学派呢？他转向周谷城先生说，你的观点和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立嘛！金岳霖先生是逻辑界的前辈，他最早把罗素的数理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华大学丛书《逻辑学》这部著作中，当时他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毛泽东希望他推动逻辑的研究工作。整个谈话气氛是轻松、愉快、活泼的。毛泽东转向费孝通说，你写的《早春的天气》，我看过了，写得不错嘛！田家英插话：读了是有吸上清新空气之感。
谈话之间不觉过了中午，毛泽东请我们一起用膳。我心里想，这是一次多么难得多么幸福的接见啊！我赶忙走过去紧挨着毛泽东身边入座。只见他面前摆着一碟湖南家乡菜豆豉辣椒，其它便是几盘普通的菜肴，我记得有一盘是肉丝炒豌豆。服务员斟上了葡萄酒，毛泽东举着酒杯，站起来风趣地说道：为消除紧张局势而干杯！（他的意思是说，逻辑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坚持说自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毫不相让，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何苦来哉！）
饭后，我们接着坐下来谈，好像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动物是否也有思维？在座的几位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胡绳（或者是田家英？）说，行军过河时，马总是要用前蹄往水里探一下，看来这说明动物还是有思维的。毛泽东谈兴甚浓，从上午10时起，直到下午4点多钟，谈话进行了6个多小时，仍毫无倦容。我们怕他累了，向他告辞，毛泽东亲自送我们，走到庭院时，他指着旁边开得茂盛的桂树说，8月中秋，这里桂花开得很香，那时，再邀请你们来。说完便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回家之后，我兴奋得彻夜不能入寐。说到这里，我得感谢《教学与研究》的第一任总编辑王南同志，因为后来从田家英那里传出，每期《教学与研究》毛泽东都认真仔细地阅读过。而在当时的逻辑问题争论中，王方名和我写的同苏联学者观点相左的文章，能够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这是同王南思想开阔，不受教条框框束缚，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给我们以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30多年前的这次接见，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意义深远的。我体会，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广泛地、深入地加以宣传。
第一，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关怀极大地推动了逻辑学在我国的发展。全国有名的报刊、杂志如《光明日报》、《文汇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刊登逻辑问题的文章多了；召开了多次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最令人注目的是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召开的“ 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逻辑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潘梓年、金岳霖、王宪钧、杜国庠、沈有鼎、胡世华等逻辑界的前辈；由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逻辑问题讨论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民大学哲学系也开设了逻辑专业，并由逻辑教研室编写出版了第一本全国通用的《形式逻辑》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的骨干，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成长为全国的一个重要逻辑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学的蓬勃发展，是和这个期间逻辑学工作者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从1978年以后，逻辑学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是数理逻辑，它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应用现代数学的理论与方法（如集合论与集合方法，代数学与代数方法，公理学与公理方法等等）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建国初期，百废俱兴，形式逻辑只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怀，这门学科恐怕就不会有今天如此飞速的发展。
第二，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深切关注推动了对他的逻辑思想的深入研究。毛泽东的逻辑思想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就我的粗浅体会，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逻辑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毛泽东非常注意讲话、写文章要合乎逻辑。他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强烈批评许多文件存在的缺点，这就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所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点语法和逻辑。正是在他的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形式逻辑教材，把概念的准确性、判断的恰当性、推理的逻辑性分别作为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章的中心问题；并由此出发，开展逻辑与语言的关系的科学研究。我国逻辑学界有不少同志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关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的关系问题。归纳逻辑实际上就是科学方法，传统的观点认为，演绎逻辑推不出新知识，只有归纳逻辑才能帮助我们获得新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发展了马恩的观点，在《矛盾论》这部光辉的哲学著作中，他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出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但是互相促进的过程：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演绎是由一般到特殊，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一般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认为，人类的认识总是通过归纳与演绎这两个认识过程的循环往复前进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毛泽东还对归纳的过程和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第一，归纳过程首先是从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个别事物的感性认识开始的，这是认识的来源；第二，归纳方法是综合感性认识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就是“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第三，由归纳得出的规律或理论，还必须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通过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这就必须借助演绎。总之，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归纳与演绎这两个过程互相联结起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
3、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它是必要的但却是十分不够的，毛泽东认为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它要求我们在认识任何事物的过程中，不但必须客观地、全面地研究事物在其发展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而且必须研究事物在其相互联结上与在其各方情况上的特点；除此之外，还必须注意事物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的特点，就是说，必须研究事物的特殊矛盾，这是第一。其次，在叙述研究的结果时，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必须明确地提出问题，所谓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这是运用辩证方法才能弄清楚的。提出问题后，接着就要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显然，这不是单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所能济事的。第三，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它同时也就是辩证思维的过程。只有在辩证思维的指导下，写文章、做报告，才能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如果只讲形式逻辑，不讲辩证逻辑，写文章、做报告、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这是很坏的作法。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写文章，做报告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相统一；一方面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同时要注意，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毛泽东的逻辑思想是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逻辑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留下来的这份精神财产挖掘出来，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借以表达我们对他永久的怀念和无比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