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比较哲学视野中的“思考”——从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的译名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78 次 更新时间:2007-06-18 22: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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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孔子哲学思微》一书,英文原名为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年在美国首版。这本杰出的著作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比较哲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的哲学讨论和孔子研究,所涉及的课题与方面既多且广,值得反复和深入地加以研讨。

  此书出版时,我正在哈佛访问,听到周围不少人提到这本书,神学院的学生注意把此书与芬格雷特的书相比照,东亚系的学生注意此书与史华慈的书的比较,某些教授也和我作过讨论,总之,在当时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见于此,我对此书的翻译出版颇为关心,而后来中译本的出版,我也确曾参与其事。所以我理当撰写书评加以介绍和讨论。只是,在这篇小文章里,我们不可能对此书展开全面的评论,只能就其主要的思路和方法加以说明,希望以后仍有机会进一步地、具体地来讨论它。

  这部书的中文译名《孔子哲学思微》是作者之一的安乐哲教授为适合中文著作命名的习惯而择定的。然而,本书的英文题目本身含有的、与本书内容相对应的双重含义,却在中文中很难表达。这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本书的哲学关注的主题是对于西方哲学中“思”或“思考”(原文为Thinking,中译本皆作“思维”)的检讨,而尝试通过呈现孔子对“Thinking”的理解,以提供解决西方哲学“Thinking”的难题,就知道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这本书不仅是要(在哲学史的意义上)发孔子思想之微,更要(在哲学的意义上)以孔子的Thinking来拓展对thinking的理解。固然,若取名为“通过孔子而思”,可能不易彰显对孔子思想研究本身的贡献;但只取“孔子哲学思微”,又可能遮蔽了本书的重要哲学关注是在比较哲学中思考“思考”的问题,或者说遮蔽了本书的比较哲学的特色。因为对西方哲学来说,“通过孔子而思”,无异于“通过他者而思”,具有鲜明的比较意义。而我在这篇小文所要抉发的,正是中文书名未能彰显出来的有关“思考”的那一方面。

  英文书名显示的这种双重意义的整体视野,正反映了珠连璧合的两位作者的合作特性。这部书的作者是安乐哲(R .T. Ames)与郝大维(D.L. Hall),安乐哲是伦敦训练的汉学家,带有欧洲汉学葛瑞汉一派强调语言特性的风格(当然他也是熟悉中国哲学的比较哲学家);已故的郝大维是耶鲁和芝加哥训练的哲学家,熟悉分析传统和当代哲学。很明显,在两人的互动与合作中,安乐哲提供的主要贡献是在“孔学思微”的方面,而郝大维提供的主要贡献是在“哲学思考”的方面。两位作者的结合是优势互补的组合,郝大维保证了这一比较哲学的研究能内在于西方哲学的重要问题而与当代哲学的讨论有相干性,安乐哲保证了对孔子的概念讨论和文本研究的学术标准。他们强调“我们反对把孔子的《论语》仅仅看作是和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发展相关的伦理规范的集大成,而想把孔子思想和当前的哲学讨论联系起来。”所以本书包含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力图证明孔子对西方哲学反思重构的价值,另一方面谋求对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解释。

  对安乐哲和郝大维来说,他们的出发点是他们所意识到的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的危机。在他们看来,西方哲学思维突出“两分”的传统根源于古代对上帝和世界的区分,对超越和现实世界的分离,在以后导致了目的和手段的分离、原则和方法的分离,理性和经验的分离。在这种思想方式中,理性是超越经验事物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分离。在西方其代表即形而上学和科学的思维。而19世纪末以来,这种源于古希腊巴门尼德的“思考”出现了危机,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提出,不仅使科学的概念产生革命,而且使“思考”的反思成为必要。海德格尔重新阐明了思考的意义,主张把思考分解成一种实践的活动,他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提出思考的意义的问题,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既非形而上学亦非科学的思考是否可能”,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有可能。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一直是一种先定的假设,而这一假设乃构成西方理智文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以认识的概念来分析“思考”的概念。这不仅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鸿沟,而且适合于描述经验世界的意识形式如欣赏、评价、参与、移情等,却未能像内在思考那样受到尊重。

  作者指出,现在,西方大多数的哲学家已开始全面抨击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批评那种对象化的思维。但是,困难在于,他们生活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中,他们虽然想克服西方哲学的毛病,却很难摆脱所在传统的影响。著者指出:“当一个人对他所处文化背景的根本观念(如thinking的意义)提出挑战时,他应以什么为出发点呢?最明显的答案就是:站在另一种文化背景和立场上。”所以,“我们所做的将远不止是写一部关于孔子思想的导论”,“而是对孔子哲学进行分析,揭示孔子的思考方式,从而提供一个思考活动的方式,以便理解思考本身的意义。”“通过对孔子思考方式的分析,重新确定思考的意义,重新规定哲学家的特点和责任,以作为哲学文化发展的一种贡献。”于是,作者强调,“构成本书的主要问题,可以从书名本身看出来。在本书中,我们希望,首先思考孔子,目的是达到对孔子思想的清楚了解。其次,同样重要的目的是,提供一个以孔子为媒介的thinking的演练。所以,选择“thinking”为本书的首要焦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通过反思孔子思想中的thinking,以及thinking和哲学的关系,我们才能深思这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问题。”

  本书对孔子哲学中的思考是如何了解的呢?作者认为,孔子对思考的理解可由学、思、知、信来把握。“学”是获得前人赋予文化传统的意义,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一个共同世界以交流。“思”既是思考、沉思、计算、想象,也是对既定的东西加以批判和评价,思不仅限于心理学意义,也包括思的过程中生理器官的作用。对于孔子,思考是一个整体身心投入的过程,二元论的心物论范畴不能描述这个过程。“知”在早期文献中通“智”,表明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而西方知识和智慧的分离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知在孔子超出了纯粹智能,是包含了与行和乐的整体。“信”和诚相互定义,信不仅是承诺,也是实现承诺的完成、操作。从孔子的思想来看,知识扎根于文化,即构成文化的语言、社会习惯是知识的给定条件,思维则是对文化的说明,说明文化作为给定世界的有效性。从而,知识对于孔子不是超越文化的,不是超越人的,而人的思维必得通过人的实际活动来进行;这种思考注重特殊的环境,反对把抽象原则引入世界。这些就是孔子式的思考。

  基于这样的立场,本书先叙述孔子对思考活动的理解,即学思知信相互作用的过程,以期说明,孔子提供了一种对思考的分析,避免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而这正是西方传统哲学未能解决的问题,以此证明孔子的哲学可以为解决当代西方哲学中思考的难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由于作者的研究是出发于这样的路向,因此对读者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对孔子的具体理解是否全然正确,我们不能仅仅注意于此;而是要同时关注在这种比较哲学思考中哲学问题的意义性,他们进入研究的整体视界。

  从一开始,作者就有很明确的、自己的比较哲学研究的目的:他们“所关心的是改造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对孔子的研究不只是为了介绍中国思想文化,“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还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出发点,他们“倾向于发掘文化间的不同,而较少去观照它们的相同处”。他们要“透过所有的相同点,去揭示那些与文化制约的概念系统相关的、以及与汉语和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关键词汇间的差别”,他们更关注那些在表面相同的现象背后的“来自受语言、文化制约的思维方式”的差别。

  在安乐哲为中文版写的新序中,我们被告知,本书作者的立场代表了“一派”,即比较思想研究中的“重异派”;他们主张“比较哲学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揭示本土文化所忽略的因素”,注重通过研究其他文化思想触发灵感,以说明自己文化的哲学问题。而与这一派不同,并与之成为对照的另一派是“重同派”。重同派倾向于透过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发现中国思想中对普遍问题即东西方哲学共同的问题的探索。这一派的代表是史华慈和他的《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讨论史华慈,只能指出,比较哲学的这两派并无优劣之分,他们的不同正在于他们关心的出发点不同。

  正是这种“他山之石”的比较立场,使得本书至少具有三个特色:

  一、反对西方哲学的自我文化中心观念,重视中国哲学。

  二、注重发抉中西哲学和文化间的不同,特别是在基本假设方面的差异。

  三、重视不同文化的语言差异和翻译的陷阱,警惕翻译使用的核心词汇把不属于中国的世界观赋予对方。

  这三点非常重要。很明显,如果不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就谈不上中西哲学的比较;不注重中西哲学之异,就不可能找到他山之石;不重视语言的差异所反映的思想差异,把中国特殊词汇所不具有的西方意涵赋予这些词汇,就模糊了中国的世界观;把中国传统改塑为西方所熟悉的东西,也就不能发现其中与西方不同而可治疗西方哲学思维危机的东西。

  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出了有关比较哲学的三种文化研究方法或视角,并用了三个字来区分其间的区别:文化间的方法(intercultural method),跨文化的进路(transcultural approach),交叉文化研究(cross-culture)。据其绪论中所说,“文化间”的研究方法是力图敏锐地感受各种文化所强调的东西的差异,“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则力图为不同哲学寻找一个一致的对话语境;而作者的立场,在某些方面与文化间方法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与跨文化方法一致,作者称自己的方法为交叉文化的研究方法。

  在结论中作者提到,要找到新思想,就需要一个较高的立足点,这在自己文化的过去中无法找到,因此为了探寻新的理智总会导致转向新的文化。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会找到崭新的思想。“西方人使用的文化学方法最终会证明,交叉文化的研究是合理的,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因此,思考的问题是作者面对的各种问题之一。作者努力从西方文化的背景中找出一些问题,然后尝试以孔子思想作为一种手段,阐明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本书的这种思路,显然与那种认为文化差异不可化约的极端文化间论不同,而是有跨文化论的色彩,以此种方式促进文化间的对话,以逐渐认清彼此的同异,并使各方最终能提出共同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本书对中国哲学的基本假设的讨论和孔子思想的具体诠释,我们只能另行讨论了。中国有句话叫作“由表及里”,对于本书的丰富内容和所涉及的深刻问题而言,我的这篇小文只属于“表”的绍介,至于“及里”的讨论就有待于来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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