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振华:黑格尔与现代科学架构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32 次 更新时间:2023-09-04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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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振华  

摘要:广义现代科学在大致相近的几个世纪中纷纷出现,遵循大致相同的架构模式,即以一些为各自领域自辩的核心条件为基准,从它们向具体科学事实演绎,铺陈出巨大而严密的知识系统。这样的知识系统服务于现代生活的自我巩固,既有无限的拓展能力,又因自居真理而有自我封闭的危险。黑格尔《逻辑学》在阐明科学的“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在逻辑科学的高度系统地讨论了现代科学的根基、成果、实质和出路。他由此呈现出的现代科学架构模式,有利于启发现代科学的自我反思,避免科学精神走入封闭化的误区。

关键词:黑格尔;现代科学;公理化演绎系统;二元设定

广义的现代科学(以下简称“现代科学”)包含以“科学”自居或自律的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它是类似于福柯所谓“知识型”(épistémè)的一种知识整体建制,或者说是以一种相当一致的架构模式为基础的。在现代科学中,自然科学虽然居于典范地位,它的公理演绎模式也成为上述架构模式的典型代表,但其他科学也并非将自然科学的“范型”简单套用到社会、人文领域而成,而是与自然科学同为某种更广泛的科学运动的成果:它们是近代早期大致相近的几个世纪里,上述架构模式在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凝结而成的产物。我们不禁要问:现代科学何以在这些领域纷纷兴起?现代科学的“现代性”究竟该如何把握?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实质与出路何在?

在《逻辑学》一书中,黑格尔一方面意识到现代科学偏离前现代科学而发生的转变,并从逻辑科学的高度论述这一转变,另一方面他对于现代科学的“本质论”根基、“现象世界”巨大成果、“本质性对比关系”实质与“现实性”出路均有西方哲学史上罕有其匹的精到论述,堪称现代科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一部“密码本”。这些论述至今对于科学史研究乃至科学研究本身仍然极富启发。下文中我们先从现代科学架构的产生过程中寻索其机理,再借助《逻辑学》中的相关文本,考察黑格尔眼中科学的“古今之变”,最后简述该书对于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前述各方面问题的抉发。

一 现代科学架构的出现

现代之为现代,很大程度上依靠现代科学的支撑与证实;而现代科学之为现代科学,又反过来需要仰赖其迥异于古代、中世纪科学(注:当然,如果仅仅认同现代科学架构模式,不承认前现代的架构模式具有“科学性”,那就不存在“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了。本文并不采取这种狭窄的立场,虽然这种立场也很常见。)的现代性特质为其开疆拓土。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代短短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大致相同的现代性特质在自然科学、经济、政治乃至历史、军事等领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崭露头角。这个特质便是:各领域中若要成立“科学”,作为其对象或主题的那一类物质、行动、思想便必须“祛魅”,脱离“隐秘的质”(qualitas occulta),化为人类思想可加以规律化、公式化的可通约的质,于是“物质本身”及其“背后驱动者”这类实体性概念便从科学家视野里消失,运动、力、速度、价值、比例这类关系性概念或功能性概念便成为科学的基本要素。我们不妨以自然科学与政治科学为例,看看这种现代性特质的具体表现,由此初步透显其架构模式。

先看自然科学。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文艺复兴研究界久负盛名,他撰有科学史与思想史名著《近世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识难题》(四卷本)。他在该书中就现代科学的概念说过:“科学概念如今不再显现为对物的实存的模仿,而显现为现实事物内部种种秩序与功能结合体的符号。”(注:Ernst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Erster Band (Berlin: Verlag Bruno Cassirer, 1992), 3.)比如“率先从存在(Sein)迈向活动(Tätigkeit),从实体概念迈向功能概念的乃是现代物理学”(注:Ernst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Erster Band, 77.)。这就是说,在现代科学这里,“事物本身如何”的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探究的(注:这样的信念,后来在康德关于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学说中获得了哲学上的论证。),真正重要的是“人看到事物如何”,即在人的理智看来,事物如何通过它们的相互关联(比如运动中的相对关系,即卡西尔所谓的“活动”)以及它们在这张巨大的关联之网上的功能。这类关联与功能呈现为一个坚固密实的结构体,而这个结构体在科学中便被表述为种种定理、公式、学说。

众所周知,伽利略的理论就是文艺复兴科学运动中数学-物理学的典范。他以功能函数、关联取代以往流行的实体、事物(注:Ernst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Erster Band, 402-403.)。他认为功能概念先于事物概念,相形之下,不仅具体事物的特质不重要,连它的定在(Dasein)也不重要(注:Ernst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Erster Band, 409.)。秉持这个原则来看,并非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一切都值得科学来关注,都算得上“科学事实”,比如在伽利略看来,“并非基于某种直接观察的所谓见证的一切,都可以在这种见证面前充当科学意义上的事实(Faktum)。只有与全体现象的系统连接和协调一致才能决定单个‘事态’(Tatsache)的价值:但要想检验这种协调一致,我们必须拿特殊情形与普遍而系统的诸原理相对照”(注:Ernst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Erster Band, 394.)。实际上,自然界的一切东西要想进入科学(即具有“科学性”,从而具有“真理性”),其“准入门槛”都是在被知识化之后,必须在这个更大的知识网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我们详审各门自然科学的知识网络,会发现它们是一个个严整的公理演绎系统,也就是像“涟漪”一般,围绕一些奠定该系统之基础并为该系统“自辩”的公理而逐步演绎出一大批定理与命题,而这些定理与命题再与具体的科学事实对接。公理、定理、命题与科学事实之间又形成相互证成的关系:前三者是科学事实的科学依据,缺乏科学依据的科学事实仅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能向世人证明其如此这般发生的必然性,因而不具备科学性;而科学事实则是对前三者的证实,缺乏证实的公理、定理、命题会沦为不具客观实在性的主观构想。这样一来,各门自然科学便构成一个个相对自足并自我证成的知识结构。现代人惊喜地发现,这种知识结构完全可以充当使他们得以傲立于世乃至“支配”世界的法宝:世上万物要么被纳入这个结构之中,成为对现代人“真理在握”这一信念的“证实”,要么因无法纳入这个结构之中而被判为“蒙昧”、“迷信”或“非科学”。

再看政治科学。我们且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切入口。西方现代政治以该书的构想为基本范型,以上包教会、下纳人民的“巨兽”型主权国家为根基,使得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立足其上,国家一切事务均以对这种主权的承认为前提。近世学者对于《利维坦》的评价,以批评其持有霸道强硬的“国家主义”和赞扬其埋下“自由主义”的种子这两种声音最为响亮,或者说基本上摆荡在这两类评价之间。然而这些评价若不追溯到“政治科学何以成为科学”这个问题上,或者说若不追溯到政治科学在传统势力重围之下如何为自身的独立性与科学架构奠基这个问题上,便难免沦为浮泛之论。而霍布斯在此书中的贡献,也不在于具体的制度设计(他的设计在后世几乎都经历了极大变形),而恰恰在于他直面并系统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霍布斯十分忌惮那些片面强调人民自主性的看法,这类看法包括:人们自行判断事物是否合法;人们需出于自愿而服从国家命令;私人所有权可排斥国家对财物的主权;对于臣民判定的无道昏君,臣民可杀戮之;国家的主权可以分割(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7页。)。在他看来,臣民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正如人们为了取得和平并由此而保全自己的生命,因而制造了一个人为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一样,他们也制造了称为国法的若干人为的锁链,并通过相互订立的信约将锁链的一端系在他们赋予主权的个人或议会的嘴唇上,另一端则系在自己的耳朵上……臣民的自由只是相对于这些锁链而言的自由”(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64页。)。表面看来,这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国家主义吗?然而霍布斯的志向根本不是直接基于欧洲中世纪留下与近代兴起的政治局面之上,在国家与人民这两极之间争一时之短长。在他看来,当时欧洲的邦国与王国都只是一些大型氏族,根本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国家形象(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29页。);他也担忧自己的主权者学说与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相去太远,很可能费力不讨好(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288页。)。他要完成政治本身的科学化,需要在全新打造的政治空间中实施他的计划。他所谓的主权,体现为一系列国法与国家信约(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206-210、133-139页。),乃是像自然科学中的公理一样,奠定政治科学“基本盘”或“舞台”的一些核心要素。人民的一切活动,包括对君王的好恶乃至反抗,都必须基于主权之上才有意义。比如对于主权者可能向臣民提出的自杀、绝饮食、断呼吸、摈医药等荒谬的要求,臣民当然有不服从的自由(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69页。)。但须知这些也都必须以主权的挺立为前提,因此霍布斯说国家的理性原理“使国家的结构除开受外在暴力的作用以外永远存在”(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262页。)。臣民没有拒绝建立主权的自由,只有其他的自由(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70页。)。基于这样的考虑,霍布斯对那些温情脉脉的试图以国家权力讨好民众的主观喜好的做法并无好感。他明确指出,其实不必对民众出于畏惧而服从感到大惊小怪,这乃是服从主权者的常见方式,不要以为出于畏惧死亡和暴力的信约便一律无效(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153页。)。

综观整部《利维坦》,撇开为全书提供人类学根据的第一部分之外,霍布斯将绝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两个事项上:一是从多方面反复强调主权的不可颠覆性,二是在主权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间建立起系统的关联。前者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后者则类似于公理通过大量定理、命题而向政治科学事实进行的具体演绎。而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科学架构,贸然给《利维坦》的政治扣上“霸道”或“宽和”、“国家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帽子,那无疑是极不科学的做法。

现代经济运行的机理与此相同。现代经济的运行以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的逐步脱离,以及与此同步的商品的诞生、经济社会的建立为前提,交换价值、价格、商品、经济社会虽然都是一些与现实物品有距离且抽象的存在,但它们却反过来构成人类生活的根基,包括人的自由、价值、成功、幸福在内的现代社会一切要素都要在这个根基上才有意义。从科学说理的角度来看,与政治科学中一切都以主权与政治本身的维持为最高准则类似,经济科学中一切要素也都围绕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运行方式走向偏执便是物化与异化(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详细讨论经济科学(以及下文中与社会生活对应的社会科学)在近代诞生的情形了。)。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自然科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这些专门的科学领域以一种远离“真实生活”的方式在运行,而我们生活的其他部分仅仅接受科学的“服务”,在实质上依然不改其生动鲜活性,其实生活的其余部分也都被科学化了。社会生活中职业生涯、规章制度、媒体舆论等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社会本身的“自辩”,它们虽然完全只由民众造就,却又反过来成为民众生活的形塑者。任何人要进入社会,就必须受到这些建制的束缚。

政治科学、经济科学、社会科学虽然不像欧式几何那般有着严密的“定义-公理-定理-命题”结构,但依然可以称为“公理化演绎系统”,因为它们以一些挺立各自领域、为各自领域自辩的核心条件为基准(也就是将这些核心条件“公理化”了),从这些条件出发向具体的科学事实演绎,铺陈出巨大严密的系统。而这些系统并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个人构想,它们成为现代生活中绕不过去的实在结构与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比我们通常以为“实在”的经验生活更实在。现代科学由哥白尼、伽利略、斯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引领,在近代早期纷纷诞生,实为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不可不察的一个枢纽性现象。结合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不难发现,科学事实与公理、定理、命题之间,乃至定理、命题与公理之间,都存在着“现象-本质”的二元设定关系,并带有由这种二元设定必然带来的结构性困境。

二 黑格尔论科学的古今之变

在介绍黑格尔对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正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黑格尔对于现代科学的“定位”。在《大逻辑》(注:本文以“《逻辑学》”泛指1812-1816年单行本《逻辑学》和《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部分。如特指二者中的某一个,则分别以“《大逻辑》”和“《小逻辑》”指称。)著名的“科学必须以什么作为开端?”这一小节的开篇,黑格尔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是以科学史上的一场古今之变为前提的(注: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德文本参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Erster Teil. Die objektive Logik. Erstes Buch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69), 65。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的原文均可参见该德文本,不另注明。)。在此背景下,现代科学已不可能像古代科学那样罔顾开端问题,直接给出本原(即便那就是真正的本原),而是“本原也应当是开端”(注: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6页。),即必须从某个具备“开端”资格的特定地方开始,以本原逐步自我显现、自我构造的方式展现科学的整体架构。

这一小节的第一自然段(以下简称“段”)指出,近代以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哲学从何处开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注: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若是从直接的东西开始,那往往意味着拘泥于感官经验;若是从间接的东西开始,那东西就脱离了直接的经验,只是主观上被认定为“真”。这两种开端方式都很难摆脱主观性与偶然性。如果说这种离主体或近或远,却都难以摆脱主观性与偶然性的开端方式是“一阶”的,那么黑格尔自己在《逻辑学》中的开端方式则是“二阶”的:它通过《精神现象学》已经解决了意识与科学的关系难题,不是从与意识的任何一种纠缠开端,而是一开始就达到了“纯粹知识”(《精神现象学》中叫“绝对知识”)这一自成圆圈的层面。黑格尔对开端的追问,一上来就与上述近代的两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那两派讨论的是人应该从何处开始追求真理,那么黑格尔讨论的则是客观思维自身由何处发端,才既可以被视作无需其他前提的,又以唯有它自身才能逐步展示出来的后续东西为根据,因而其运动自成一个圆圈。

接下来一段表明传统形而上学以本原为重,至于从何处开端则是无关紧要的,以便与下一段中近代科学重视开端问题的情形相对照。正如《大逻辑》“导论”与《小逻辑》“绪论”中“科学对待客观性的第一种态度”一节描述的那样,旧形而上学尽管在先验哲学看来有“独断”之嫌,但毕竟抓住了“思有同一”的形式要素并直接予以认定。而它认定的最根本形式,便被当作本原。黑格尔顺手列出历史上被提出过的一些本原:古代的水(泰勒斯)、一(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学派)、努斯(阿那克萨戈拉)、理念(柏拉图)以及近代的实体(斯宾诺莎)、单子(莱布尼茨)。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即便讨论本原如何为人所认识,那也只是为了确定一个更易于通达本原的认识渠道(黑格尔也列举了一些在历史上被标举过的这类渠道,比如思维、直观、感觉、自我、主体性自身),这依然是以本原为导向的,因而是一种“内容规定”(注: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而不是为了以自我为中心来讨论“我能认识到什么”、“我如何进行认识”这类主观性规定。既然事情本身的形式要素被抓住了,事情对于人的认识而言呈现为一项既定的任务,那么人从哪里开始从事认识活动的问题就取决于个人见识的深浅、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偶然因素,因而是一个相当偶然与外在的问题,并不迫切,“因为似乎只有在本原那里,人们才会关注事情,关注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一切东西的绝对根据”(注:黑格尔《逻辑学Ⅰ》,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因而我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那里才会经常看见依照人的不同才智品级“因材施教”的劝慰之语(注:这在古代的东西方似乎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国传统上也一向讲究人在德、才、艺等方面的品第。)。

第三段描述现代科学何以“学风丕变”,极端重视开端问题,并说明现代科学中开端与本原的关系。黑格尔敏锐地发现,我们在近代依然可以看见,一些“还没有认识到”作为这种变更之发源地的“更深层次的需要”(注: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的学派,依然以某种并不适应于此种需要的方式在做学问,比如唯理论仍然以独断论方式证明本原(注:这话只能是就整体特质而言,尤其是与康德先验逻辑相比较而言。其实无论笛卡尔、斯宾诺莎还是莱布尼茨,都相当深刻地糅合了公理化演绎系统的方法。只不过在黑格尔看来,系统地在逻辑科学的意义上探讨主观认识活动(开端)与客观内容(本原)的关系,并将后者奠定于前者之上,这个工作在历史上只能从康德算起。),经验论以怀疑主义的方式寻求主观的认识标准,雅可比则乞灵于“直接知识”,即“内心启示或信仰、理智直观”(注: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页。)。

但时代的深层次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之久:近代典型的科学架构方式,即公理化演绎系统,早在文艺复兴时代便已在其他各门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等)中普遍兴盛起来(注:在数学史上则更早,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最典型的。只不过当时还局限在数学中,并未像近代以来这样,凭借与主体性思维的结合而普遍兴盛于各种科学之中。)。这种架构方式奠定的科学运行模式是:科学必须从人能认定的最基本、最简单的要素出发,自行演绎出整个科学大厦,这个科学大厦中的所有部件(科学知识)既非直接的感性经验,亦非人的主观念头,而是科学自身在其内部生成的一个连贯的系统,因而完全是可理解的。哲学在此情境之下发生的转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持续推进的教化,它(指旧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笔者按)被迫来到另一个方面,开始重视认识活动的行为举止”。此时,人的认识机能及其“主观行动也被理解为客观真理的本质环节”,连传统的种种本原“也应当是开端”(即必须被置放到上述科学大厦的某个初始位置上去才是有效的),“那对思维而言是前提的东西,也应当是思维进程里的第一位东西”(注: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5卷,第45-46页。)。

最后这一段虽然简短,但它对于理解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黑格尔去世以来,西方与我国许多黑格尔研究(甚至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还沉迷于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那里寻找“哪个东西最厉害、最根本”这种老套的思维,忽视了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哲学脉络始于对近代科学架构方式的深刻思考与吸收。这种吸收在根本上源自他们对于时代脉搏的敏锐感知。没有这种思考与吸收,德国古典哲学根本不成其为德国古典哲学,它也根本不可能具备深刻应对现代性问题并影响至今的潜力。

前述“古今之变”的实质尚需辨明。这里发生的,远不仅仅是“认识论转向”、“主体主义”、“信仰转向理性”一类哲学史教材上的常见标签,因为正如近几十年国内外的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思想史研究表明的,这些事情在中世纪内部就已多次发生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足以充当前述转变的标志。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现代人凭借各门科学乃至社会生活的公理化演绎系统,营造出了一个个貌似“自给自足”并具备“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注:这里借用俄裔法国科学史名家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话。若是以将本质论与概念论对照来看,事情的深层真相未必像科瓦雷描述的这样简单。现代科学倒可以说前所未有地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从更尊重宇宙秩序的真正无限性状态落入恶劣无限性状态,从前现代的一种不易为现代科学思维理解的真正开放性落入现代科学自造的封闭性之中。当然,危险毕竟只是危险,并非必然。只要人们找到规避危险的出路,它就不会发生,而这正是黑格尔本人的期望之所在。)巨大潜力的科学“领域”(Gebiete),使得以往时代的一切事物、传统、思想都仅仅充当这些领域以公理化演绎的方式建构自身的“资源”。人们在这一个个领域中既感到有“底气”(因为在这里万物都有其可理解的本质,如规律、法则等),又有“奔头”(因为这里有成套的价值体系,发现真理也似乎是指日可待的),可以彻底安心地生活而不必担心隐秘的质、神仙鬼怪一类东西来干扰了,因为那些东西一开始就被判为“非科学”,被一脚踢开了。相比之下,前述那些标签只不过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一些表面形式,它们在近代比在中世纪更集中、更激烈地呈现出来罢了。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这一转变的实质乃是“本质-现象”的二元设定思维扩大成为了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三 从本质论看现代科学架构模式

本质论系统展开的二元设定思维,不像在《逻辑学》第一或第三部分中那样或者隐而未发(存在论),或者得到了克服(概念论)。《逻辑学》的本质论整个地可以视作现代理性与现代科学的特征、结构与出路的探讨(注:庄振华《黑格尔论理性的困境与出路》,《德国观念论》第2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5-50页。)。《逻辑学》对此架构模式的揭示,是局限于各门科学本身内的眼光很难见到,甚至很难想象的,但却会在现代科学与现代文明的某些“极限时刻”(比如犹太集中营、原子弹、人工智能)产生回响。我们看看本质论从不同侧面分别透显出的现代科学的根基、成果、实质和出路。

(一)“本质论”根基

本质论(尤其是其中的“现象”(注:标题依照《大逻辑》,下同。)二级层面)构成现代科学运行的主要层面(注:这不是说存在论、概念论与现代科学无关。相反,存在论的“大小(量)”、概念论的“客观性”分别是现代科学基本的操作方式与可能的出路。而本质论之所以被当作现代科学运行的“主要”层面,是因为它对现代科学的要害与出路展示得最充分。)。现代科学不再满足于探究世界上“有”些什么,但它对于“为什么毕竟有什么,而非一无所有”这类更高的宇宙秩序问题也并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如何以一整套规律性知识与科学事实构成相互证成的稳固局面。本质论正是对这一局面的逻辑科学描述,它同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它“比下有余”之处在于,它不再像存在论那样,局限于用“有什么”的眼光去看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本质,便睥睨现象。本质论打破了存在论的浅薄,具备了立体性和深度。比如当科学家进入科学的世界中,认为通过他的实验与研究所揭示的规律,能够把世上各种事物的奥秘一一揭示出来,认为此事值得他为之付出一生,因为此事比起拥有多少财富、取得多大功名来说,更有深度和价值。但如果将本质论绝对化,认为规律就是世界的奥秘与真理,值得我们付出自己的一生,那就没有看到它的局限,也是很可悲的。这便涉及本质论“比上不足”之处:我们看待本质时毕竟脱离不了与“有什么”的对照,我们永远是在与被扬弃的存在(即现象,黑格尔亦称之为“直接东西”或“非本质性东西”)的对照中去理解本质性东西的,这就使得我们面临一种危险,即在貌似现实、切近的生活中构建起封闭的“理智舒适区”,脱离了更高的宇宙秩序。

通常我们习惯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认为现象与本质仿佛都实有其物,摆在那里等着我们撇开一个(现象),深挖另一个(本质)。然而黑格尔的本质论却要揭示出事情本身固有的一种二元设定: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是透过一个被客观思想(objektive Gedanken)(注:按:在此,“客观思想”义同“客观思维”,可大致理解为人类思维,与个体之人的主观念头相区分。参见: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Ⅰ:逻辑学》,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0-70页。)设定而成的“现象”(因“直接”而近乎虚假、无价值),去寻求一个被客观思维设定而成的“本质”(如规律,实际上不过是对过往现象的总结,即依然是现象);而现象与本质虽然是被客观思维设定而成的,却也相互证成,足以构造出一个科学的规律世界。这两种设定物的确是客观思维的设定,不是个人的任意遐想,因此具有不可消除的客观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设定性与有限性,看到思维透过现象发现的所谓“本质”其实依然是现象(或对现象的公式化、规律化总结),否则我们就是在常识意义上“透过现象看本质”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本质论是“错”了或“白费”了,因为本质论也构成了事情本身的一个层面,也是使现代生活得以展现,是使现代科学得以成功的必由之路。

本质论的三个二级层面也各有“窍门”。第一个二级层面(“本质作为自身内反映”(注:黑格尔《逻辑学Ⅱ》,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并不像它的标题容易引人误解的那样只谈本质,而是也包括现象。它要表明,本质性东西和非本质性东西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万物所必须具备的,或者说要表明给万物设定本质的必要性。只不过这个二级层面仅仅在抽象意义上讨论这个整体结构(二元设定),而没有在特定现象中构造出科学的世界图景来,而第二个二级层面(“现象”)就产生了以规律为中心的世界图景。后一个层面虽然叫作“现象”,然而也是包含本质的现象。所以这个层面不仅是抽象断定“事物必须有本质”,而且具有了科学性和系统性,这种科学性以规律和知识为之“背书”,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第三个二级层面叫“现实性”,它当然也是整体结构。这个层面的根本宗旨是承认现实事物中就具有某种“绝对必然性”,或者说现实事物中就含有通达宇宙秩序之路。换言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就有通达宇宙秩序的“天梯”,不必彻底否定世界去另寻什么抽象真理。

(二)“现象世界”巨大成果

科学之为科学,依靠的当然不是独断地宣称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东西或什么力量,然后描画一下这东西或这力量如何以神秘难解的方式造就了这个世界,否则就成了玄学或巫术。它依靠的主要是一种立体化的论证结构:万物(科学事实,即现象)都在由各种规律(即本质)构成的一个可理解的解释网络中获得严密的解释,而且这个解释网络本身在不同时代是可以依靠它的内生需求得到扩展,与时俱进的。而本质论的“现象”二级层面,尤其是其中的“现象世界”范畴,便可视作对这一点的逻辑科学勾画。

如果说在“本质作为自身内反映”二级层面上,思维只是在抽象谈论本质的二元设定结构,因而可以任由想象在一个抽象的“物”的表、里探索,甚至可以构想出“质素”、“自在之物”这样一些奇怪的形象;那么在“现象”二级层面上,思维就必须正视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必须尊重一个一个事实的规律了。就思维的生动形象与活跃性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前者更具体,但就思维的现实性而言,后者才是更具体的。在目前层面上,物质不再是可靠的根基,也不再是想象的驰骋之地,它被弱化成了持存性,是一个相当外在、相当次要的因素。那时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抽象的“物”内部的争执,而是使上述持存性得以可能的规律与比例关系。

进入到“现象”二级层面之后,以往并不显眼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非常急迫地出现了:世界是被构造的。这一点原本就是现代生活的基本事实,可是为什么到本质论的第二个二级层面才凸显出来呢?因为到了这里,客观思维才正式接触到现象世界中事物与事物之间有深度的形式网络(注:参见: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逻辑学》,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8卷,第225页。德文本参见: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Enzyk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 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Mit den mündlichen Zustzen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 264.)。如果说在存在论的量论与度论中,比例关系的网络还是平面化的外在关系网络,那时还谈不上什么“构造”问题,那么如今才真正出现事物内部的立体关系网络,而这种内部立体关系网络才是“构造”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本质性对比关系”实质

作为论证结构的立体关系网络,既为科学提供了科学性,却也“绊住”了科学的“手脚”,因为本质(科学规律)与现象(科学事实)之间是二元设定的关系,即二者并不代表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仅仅在相互反映中才有意义。科学往往因为看不到这种设定性,而将被设定之物误当作真理,反而因此失去了通往真理的道路。

传统的一切形式与秩序在现代都要经过二元设定的考验。如果说“本质作为自身内反映”二级层面比较朴素地信赖万事万物都有“讲究”,都成立,那么“现象”二级层面则是在这“讲究”内部架设起更复杂的层层二元设定。而“力与力的外化”对比关系则可以视作整个《逻辑学》中最典型的二元设定模式,相比之下,“内核和外观”对比关系就是对这二元设定的实质的揭示。人在“现象”层面上做了许多事情,表面看来是抓本质、抓真理,但实际上是给规则性呈现的现状作辩护,即总结出覆盖全世界的一整套规律,充当对现状的“解释”。然而这种解释其实是换一套科学化的语言将现象又描述了一遍(注:关于规律问题参见:庄振华《黑格尔论规律》,《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第56-62页。)。

但黑格尔并未止步于此,他认为本质若能经受得住“现象”层面越来越深的二元设定的考验,就会表明自身是现实性。即在现代本质不能像前现代那样朴素地树立起来,它必须经过“现象”层面的考验才能树立起来。然而考验毕竟是考验,力和力的外化两者“一唱一和”,极有可能“霸占”科学思维,使其获得一种虚假的“真理在握”之感,不再反思二元设定,更不用说往较高层面进发了。

(四)“现实性”出路

若论现代科学架构模式的出路,则必须假道于“现实性”层面。这个层面一方面激励科学思维坚定“世界有其绝对必然性”的信念,另一方面则引导科学思维放下“规律即真理”的执念,向着单纯的二元设定所达不到的真正绝对者(即“绝对必然性”意义上的绝对者,而非“现实性”层面的第一个三级层面意义上的绝对者,或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实体)进发。

逻辑科学意义上的“现实性”并不等于我们直接接触到的东西。它是带着逻辑科学的眼光在现实生活中,或者说带着现实生活的体验在逻辑科学层面上把握到,现实世界就含有某种绝对必然性。但如果我们误认为有了这个“保障”,带着常识毫无反思地直接到眼下的生活世界中去“折腾”一番,就算是接触到“现实”了,那也大错特错了。因此,发现“现实性”的过程不仅与世界的逻辑结构的在先性(即世界的逻辑结构奠定生活世界的基础)不矛盾,反而是对这种在先性的证实。

现实性其实是现代科学架构的初步出路,尽管还没有达到“究竟”出路(概念论)。在“本质性对比关系”层面(尤其是在“内核与外观”对比关系中)对二元设定进行透彻反思之后,如今这个“现实性”层面实际上极为“敏感”:一方面,当我们顺着宇宙秩序这个方向阅读时,它是二元设定的一个升华;另一方面,当我们稍有懈怠,选择在“现实性”层面营造理智的“舒适区”时,这个层面仍有成为二元设定的避难所甚至“帮凶”的危险。

我们综合《大逻辑》与《小逻辑》的“现实性”二级层面,可以按照《大逻辑》的章节标题,将该二级层面的结构做粗线条地勾勒如下。“绝对者”谈的是一个内部就含有绝对性和真理的世界,而不像“现象”层面那样仅仅展现一个由相互关系构成的科学世界图景。“绝对者”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与我们的世界相隔绝的一个天国上帝,而是盼望着我们的世界本身具有某种绝对必然性,可以通达宇宙秩序,尽管这个盼望要通过接下来两个三级层面的漫长旅途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只要保有通达宇宙秩序的眼光和生活方向,便可以踏踏实实地信赖这个世界,相信它可以作为生命与进一步教化提升的基点。“现实性”三级层面则是对上一个三级层面上稍显抽象的信念的客观证实,也是整个本质论中与二元设定相“搏斗”最艰难也最惊险的章节。由偶然事物中看出“绝对必然性”,这需要的并不是什么高超的思维技巧,反而是人对自身在理智与生活中的操控欲望的最大克制,以及对宇宙的可惊奇之处(宇宙秩序)的真正敬畏。“绝对的对比关系”这个三级层面则是在认识到世界的这种必然性的基础上,反观这种必然性在现实事物那里的三种实现方式。

四 结语

科学面对“旧时代”攻城略地而又自带“真理”光环的荣景时代似乎已成为过去,它采取每一个步骤之前都必须在浪漫派、环保主义等力量面前自证清白与展示美好前景。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新科技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冲击带来的不适感,使得沉溺于生活的某种“舒适区”(包括“拟古癖”)的人士产生反弹,但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科学的二元设定实质及其局限性逐渐为人所知。现代科学必须明白,无论何种看似“无限”的拓展都必然发生在某个逻辑层面上,若是对这个逻辑层面的实质与出路不加反思,那么表面风光无两的“进步”带来的实际上是自我固化、自我封闭的巨大危险。

实际上,对于黑格尔在本质性对比关系(处在《逻辑学》“现象”层面)、绝对者的被动呈现(处在“现实性”层面)、绝对者的主动呈现(处在概念论层面)这三个层次提出的反思与挑战,现代自然科学已有一些应对之法。随着19-20世纪数学大变革对于科学计算能力乃至科学想象力的解放,现代量子力学等学科对于本质论的二元设定结构多多少少已开始深度反思,比如测不准原理就可以视作这种反思的成果。基于这种反思之上的科学新发展,自然也要将二元设定“走向何方”的问题考虑在内。只不过这类应对之法仍然零星而不系统,也没有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科学中普遍铺展开来。这是当代科学依然需要借重《逻辑学》之处。

在概念论层面,黑格尔提出了一整套“客观性”设想,即对于在“具体普遍性”框架下如何重新定位机械过程、化学过程与目的论的系统思考。这其实可以视作黑格尔眼中现代科学的出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级科学”。当代科学是否愿意放下市面上对黑格尔的种种偏见,从这些思考中获得一些启发?这是相当令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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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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