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超越生死的知己之爱——话说《连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7 次 更新时间:2023-02-2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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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  

所有评论《聊斋志异》里的爱情主题的文章,都特别欣赏《连城》篇。因为,它叙写男女主人公因知己而钟情,经历生生死死的磨难方终成眷属,颇近似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与作者同时代的大诗人王士禛就曾评论说:“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


故事是从男主人公的人品说起。乔生,少负才名,却科举不得志,生活困苦。他正直豪爽,乐于助人。友人顾生死后,他经常抚恤其妻子儿女。还有一件事:他同一位县官以文章相交,彼此契合、敬重,那位县官不幸死在任上,家属没有足够的川资返乡,他笃于友情,卖掉了仅有的财产,将灵柩一同送回去,往返两千馀里。这自然受到当地读书人的敬重,然而他自己也更加贫困了。乔生是这样一位志诚敦厚、风格高尚的读书人,读者自然会敬爱他,关心他的命运。


女主人公连城是史举人的女儿,也算是一位大家闺秀。她不仅“工刺秀”,而且读过一些书,很受父亲的钟爱。她的这种特点,非常重要,后面的故事就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


连城心灵手巧,绣了一幅《倦绣图》,让父亲去征求当地青年读书人的题咏。不言而喻,其中就隐含着借此选择夫婿的意思。古代的女子,至少是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就多有这样的事情。乔生是有点文名的,自然也就题了两首诗:


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


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




绣线挑来似写生,幅中花鸟自天成。


当年织锦非长技,幸把回文感圣明。


幽闺倦绣,自然是寓少女怀春、情思昏昏之意。乔生的第一首诗,特别是“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二句,把绣图人难耐寂寞的伤感,含蓄蕴藉地表达了出来,其中流露出了深切的体谅和同情。第二首诗是赞赏图画绣得形象逼真、生动活脱,必然会像历史上的才女苏蕙织回文锦一样,动人而传世,含有敬佩之意。连城见到乔生的题诗,非常喜悦,心灵的琴弦颤动了。她在父亲面前称赞乔生的才华,但史举人却嫌乔生家境贫寒,不谈婚姻之事。连城碍于家教闺范,不便于公开违命自我做媒,却还是“逢人辄称道”,还假托她父亲的名义,差遣女仆赠金给乔生,资助他读书,乔生自然也领会其心意,感叹连城是一位很难得的重才知己的女子,心里燃起了爱情之火,“倾怀结想,如饥思啗”。


在那个时代里,联婚是讲究门第和家境的,儿女的婚事要决定于“父母之命”,不得自己选择。史举人也出于这样世俗的观念,为攀附富家,不顾自己钟爱的女儿的意愿,将连城许配给了盐商之子王化成。这对已经由相互了解、相互视为知己而产生了真挚爱情的乔生和连城,是个多么大的打击!乔生绝望了,但感情是割不断的,“梦魂中犹佩戴之”,念念不忘连城的知己之爱。连城更抑郁成疾,积久难治,“沉痼不起”。史举人料想不到他的固执竟将自己钟爱的女儿推向了濒临死亡的境地。


现实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这在执着于写实的小说家只能写成一部人生爱情的悲剧,那样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悲剧能使人清醒地看到现实的缺陷和人生的不幸。但是,深谙想象和幻想在文学中的巨大法力的志怪传奇小说作者,却能够将人的爱情的伟力,更充分地显示出来。这篇故事也就在它的男女主人公绝望之际,给他们设置了检验其爱情真诚程度的剧烈考验。


一位西域来的和尚,自然是一位异人,自称能够医治连城的病,但用药很特别,“须男子膺肉一钱,捣合药屑”,服之则可。要男子的一块胸脯肉,分明是给史举人选定的未婚女婿出难题。史举人派人去找王家,王化成笑曰:“痴老翁,欲我剜心头肉也!”家长主持的婚事,王化成本来就对连城没有感情,他竟然说出这等轻薄无礼的话,更见得是个卑劣小人。史举人气得发昏,便公开扬言:“有能割肉者妻之。”性情敦厚的乔生,不忘知己之爱,毅然挺身而出,“自出白刃,刲膺授僧。血濡袍裤,僧敷药始止”。连城服了用乔生的胸脯肉合成的丸药,自然也就“疾若失”——病像似完全好了。乔生果然是“为人有肝胆”,经受住了这第一次考验。


连城病愈,史举人理所当然地要实现他的誓言。可是,连城病时无动于衷的王家,这时却不肯解除原来的婚约,声称要诉之于官府。史举人又迫于王家的要挟,退却了:


史乃设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负大德,请以相报。”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拂袖而归。


这也算是一种考验吧!在史举人,这固然是势不得已,但却看轻了乔生。乔生肯割肉医治连城之病,原是为报知己之爱,虽家境贫寒,财贿岂能动其心,难怪他忿然“拂袖而归”了。


乔生的割肉、却金,更深深打动了连城的心。她出于无奈,自分必将重病不起,托仆妇去宽慰乔生,说是以他的才华,不会长久落魄,“天下何患无佳人?”并说自己做了不祥之梦,恐怕不久于人世,“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她的话意曲而情深,凄楚动人。乔生回答得很慷慨:“‘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意思是说,真正的爱情重在互为知己、心灵契合,不在容貌、情欲,如果是真正的知己,即使不得结褵,也没有关系。这很近似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理想之爱。所以,他希望能够得到连城的表示:“果尔,相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连城会意,数日后,她自叔父家归来的途中,与乔生相遇,“秋波转顾,启齿嫣然”。乔生得到了连城明白的爱之表示,非常高兴,说:“连城真知我者!”两颗心紧紧地结合起来了。


两颗心紧紧地结合起来,两个生命也就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要挣脱现实的枷锁,还得经过“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搏斗。


王家来人商订婚期,连城又旧病复发,不数月便死了。乔生不顾非议,前往吊唁,“一痛而绝”。史家只好抬着送回乔家。


乔生死后,魂灵开始了追寻。在阴世的一所官署里,遇到早已亡故的执友顾生。顾生已是那里的文牍官员,惊问:“君何得来?”便要送他回到人间。他自然不肯,说:“心事殊未了。”顾生带着他辗转多处,终于找到了连城:


(连城)见生至,骤起似喜,略问所来。生曰:“卿死,仆何敢生!”连城泣曰:“如此负义人,尚不吐弃之,身殉何为?然已不能许君今生,愿矢来世耳。”生告顾曰:“有事君自去,仆乐死不愿生矣。但烦稽连城托生何里,行与俱去耳。”


为了爱情上的知己,为了难得的知己之爱,“乐死不愿生”,但求同死同生,可算是如伟大的戏曲家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所说:“情之至也。”足可以感天地、泣鬼神了。自然也就感动了顾生,为之奔走说合,同阴司的官员议定,让他同连城一起还魂,重返人间。然而,重返人间又将遇到尚未摆脱的障碍,未必能够如愿:


途中,连城行蹇缓,里馀辄一息;凡十馀息,始见里门。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覆。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将入侧厢中。默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可以看得出来,与乔生的敦厚、爽直不同,连城由于识文和女性的内向性,心细沉着。她绣图征诗,寓择婿之意于其中,含而不露;假父名资助乔生灯火之赀,免去了私相授受之讥;为报乔生割胸肉之深情,应命而对之一笑,当面传知己之情,也不失之轻率。然而,其中也表现出越来越无所顾忌的勇敢。现在,她意识到还魂后必有反复,如不“审谋”,“生后何能自由?”便主动地“请先以鬼报”,在背离世俗的礼教闺范的轨道上走得就更远,简直是义无反顾了。


果然是这样。乔生回生后,向史举人要连城的尸体,说是可以使之复活。史家自然同意了。连城回生后对父亲说:“儿已委身乔郎矣,更无归理。如有变动,但仍一死!”可是,王家闻讯,仍坚持要人,告到了官府,官员受贿,判连城归王家。史家无奈,送连城到王家,连城“忿不饮食,惟乞速死”,准备乘室内无人的时候,悬梁自尽。过了一天,连城身心更加颓惫,看样子活不了几天,王家害怕,又送回史家。史家抬到乔家,她又好了,王家虽然知道了,也无可奈何矣。经历了生的考验和死的抗争,乔生和连城终于结合起来了。


在这个故事中,还添加了一个人物:连城在阴世的同伴宾娘。她也赖顾生的开释,回到人间,不久从千里外奔来,与连城共事乔生。这就落入了一男双美的俗套,在情节上成了续貂之狗尾。


这篇爱情故事,与众多的才子佳人故事不同,也与《聊斋志异》里的多数爱情故事不同,乔生和连城的爱情不是发生于郎才女貌的一见钟情,而是发生于才智上的相知相赏。连城的《倦绣图》和乔生的题诗,是他们心灵沟通、相知相赏的契机。女主人公的容貌没有起任何作用,她也没有关心男主人公的仪表、风度。这显然不是作者的疏忽,忘记介绍主人公的仪容了,他是有意写成一个知己之爱的故事。他不关心、也不让故事的主人公彼此关心仪容,因为这样,故事中才有检验双方是否“果为真心”的情节。不是以貌取人,而是注重心相知,心灵和理智的契合,这便由自然本能的情欲上升为具有人类文明内涵的爱情,两性的结合也不再是为了单纯地满足情欲,尽人类繁衍的义务,或者屈从其他方面的个人的或非个人的利益。这在那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爱情—婚姻观念。这种新的爱情—婚姻观念,至今也还没有失去其价值和意义,或许在人类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也不会失去其价值和意义。


造成乔生和连城爱情的艰难历程的是社会,连他们的爱情的滋生方式——绣图和题诗都是由那种社会所规定的。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交往的社会里,这故事里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这种故事就根本不会产生。


请重温一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段著名的论述:


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最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


这个爱情故事正是反映着这种情况:它显示出父母包办婚姻制度,缔结婚姻不征求当事人的意愿,是多么地残酷不合理。王家对病危的连城一点同情怜悯的感情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爱情?如果连城和本来没有任何感情的王化成结合,只能是王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乔生和连城坚持的是相知相赏的爱情,不是单纯的情欲,不是古代的那种夫妇间仅有一点尽夫妇义务的爱,而具备了现代的爱情意识。这种爱情意识,与传统的婚姻制度便发生了强烈的冲突,达到了不能结合便是最大的不幸,不惜割胸肉、不惜就死而避生的强烈程度。只是这不是现实,而是故事;不是表现于“通奸的场合”,而是表现在超越生死的虚幻情节中。


这篇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是虚幻的,甚而可以说是荒诞的。正由于此,它才类似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表现出“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爱情之伟力,只是《牡丹亭》重在表现女主人公之追求,而这里重在表现男主人公之赤诚和不顾生死。


(原载《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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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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