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在中华慈善总会,阎明复竭尽全力绽放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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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团  

 

阎部长是人不是神,但在很多和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的心里,他简直像神一样地存在。每念及他,敬仰之情就涌上心头。这大抵是因为,人们几乎很少见过如此亲切、诚恳、热情、平和,像邻家大爷那样与你和煦相处的共产党高官,很少见过如此豁达洒脱、睿智真诚地倾听你的意见、建议,发现事情重要就当即拍板、决不拖沓,遇到风险敢于负责、绝不推诿的高级领导。这样的人,能让你干工作时不只出于下级对上级、平头百姓对官员的敬畏,而是心甘情愿地积极去做。特别是他的赞同或赏识常常是最好的激励,让你从心底里觉得追随这样的领导是难得的幸运。常听人说,越是大领导,越胸怀宽广,越真实,不矫揉造作,这回可让你撞着了。

我就是这些人里的一个。我还亲眼目睹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普通人和阎部长的交往,大家私底下对阎部长都有这样的共识。

1997年,阎部长接替崔乃夫部长首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位置,做了第二任会长。我有幸自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建到1998年抗洪救灾结束,整整四年多时间里在中华慈善总会担任副秘书长,直接作为两位老部长在总会的第一助手。

我是从崔部长口里认识的阎部长。我刚到中华慈善总会,崔部长就向我说明总会的来由。是阎部长到民政部后首先提出要成立中国慈善福利协会,发动民间力量协助政府解决贫困群体特别是农村困难对象的救助问题。阎部长接替崔部长当会长以后,曾经多次向我讲述那一段历史。每每都以十分尊敬的口吻说:“崔部长确实很有水平,他提出的中华慈善总会,寓意比中国慈善福利协会广得多、深得多,我要向崔部长学习。”当时民政部的人告诉我,阎部长带队下农村考察社会救助,不但自掏腰包给困难户,还感染了同去的人全都这样做,而且这样做过很多次。显然,这就是阎部长提出部里应该设立中国慈善福利协会的背景。阎部长的这个提议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要给自己退休后找个位置,而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思熟虑。他的建议其实点明了中国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他洞察了中国乡村的状况,对中国社会救助事业不能由国家包打天下有超前认识,进而意识到发动民间慈善力量去补国家的不足,是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他很清醒,做这样的事情很艰难,坚持下去更难。所以,他向崔部长建议,你退下来先去做会长,我退休后接着做。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阎部长人在民政部,心里一直挂念着总会。我到总会后不久,在他的办公室里,阎部长给我上了第一课。他说,中国慈善事业中断很多年,要和慈善传统接起来很不容易。现在的办法就是要努力向外学习,向港澳、向台湾地区,向美国、欧洲,一切做得好的地方学习怎么做慈善。他告诉我,当时中央各部委正在组建中国基金会访美代表团,由中国扶贫基金会项南会长带队。民政部新成立的中华慈善总会必须派员参加,那就派你吧。他嘱咐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学习。1995年初,我随这个代表团出访美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学习慈善,收获之大受用一生。后来,凡有出去的机会,包括港澳台,阎部长都努力为中华慈善总会争取。

1997年阎部长接任会长后,扶轮社、狮子会等港澳企业家自组织的慈善社团,每年会长履新都会相约到京拜见阎部长,我亲眼看到他们成群结队而来,对阎部长的崇敬甚至爱戴溢于言表。阎部长和他们嘘寒问暖,亲如兄弟。这种温暖的人际关系自然大大促进了慈善筹款。只要阎部长提出的项目筹款,几乎没有一件办不到的。阎部长还和台湾慈济基金会建立了伙伴关系,为他们在中华慈善总会专辟办公区,支持他们向各地发展。和境外乃至国际慈善机构建立密切联系,是阎部长的重要功绩。特别是阎部长带领中华慈善总会加入全球联合之路(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成为会员,带动一大批中国慈善公益组织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全球联合之路的大会,可以说是彪炳史册的一件大事。这件事首先是香港公益金执行总裁陈达文先生提议的,阎部长审时度势,决定邀请全球联合之路到中华慈善总会访问,协商,最终签订了协议。在整个事情的决策过程中,总会一班人有幸见识了阎部长处理重大外交事务时举重若轻的大智慧。做同声传译的高级翻译吴一经更是对阎部长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经常说和阎部长一起工作,能得到最高水平思想交流的陶冶。阎部长对他的极大尊重,更让他体会到这份工作的价值。

可以说,阎部长在任期间,是中华慈善总会国际交往最活跃、朋友最多、筹款额最高、国际项目大见成效的时期。当时很多事情都没有现成经验,都需要从头开拓。阎部长就像一台大马力发动机,带领着大家一往无前轰轰隆隆地挺进。

1998年6月,我从美国纽约大学学习慈善归来,上班第一天阎部长专门走到我的办公桌前,俯下身对我说:“杨团,今年的气候不对。现在南方的水患已经成势,很可能会有大洪水爆发,我们要提前做抗洪准备。”果不其然,到了8月,松花江、长江一南一北两条大江一起发洪水,大半个中国泡在水里,2亿多百姓受灾。灾情之严重,超过了1991年华东水灾。

阎部长当时领导中华慈善总会,站在全国救灾最前线。他首先发动中央电视台,派吴建国副会长去和杨伟光台长讨论电视筹款,之后他提出,这样的大事总会应该联合中国红十字会一起做,就直接打电话给红会一把手当场敲定了合作。在1998年8月16日晚,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三家合办了中国现代慈善史上第一场电视直播筹款晚会。当晚就筹到了3个多亿,而且主要是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的。记得在电视开播的同时我们用电话筹款,得到捐赠承诺后立即报给电视台。那一晚,经我手的筹款就有5000多万元。3个月后募捐活动结束,全国筹款总额达6亿多元。后起的中华慈善总会,筹款额远超老资格的中国红十字会。

我至今认为,1998抗洪救灾,是中国现代慈善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它先于2008汶川抗震,开启了全民参与慈善事业的大众时代。当时的中华慈善总会,一连几个月,全国各地来的志愿者如潮水般涌来,有捐款的、捐衣物被褥的,捐服务的,大人带小孩捐扑满(扑满即存钱罐,编者注)里的零用钱的,甚至还有监狱的服刑犯在狱警陪同下来捐款的。

那时,中华慈善总会每天中饭就像开流水席,各地的志愿者起码百多号人加入到总会各部门工作,餐食是由附近饭馆免费捐赠的。北京的志愿者们还自觉编队在市内主要街道设置捐赠站点,帮助接收捐款捐物。

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一段时间我要么住办公室,要么很早上班。一天早晨我6点赶到总会,看到一队打着北京航空学院旗帜的大学生们,把总会门前空场堆放的捐赠衣物打成捆垛好。没人吩咐他们干什么,就是眼里有活儿。这些孩子可是凌晨从西郊走来支援,8点钟又走回去上课的!我当时心里充满了敬意,他们二话不说埋头干活的样子让我永不能忘。

还有就是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大二学生林培福的故事。他是江西人,家里被淹了,家人都成了等待救援的灾民。他走到中华慈善总会说,身上只有几角钱,只够坐回程车没法捐款,想为抗洪出点力,问能不能把他收下。可是他当时个子又瘦又小,看上去最多15岁,走过总会各部门,没有一家肯要。他急得直哭。我就让他跟着我,吃住都在办公室直到开学。临别时我将小林的经历告诉阎部长。阎部长特地和小林等一批大学生志愿者照相以资鼓励。照片中,阎部长笑容灿烂,满眼都是对青年学子的爱惜之情,还慈爱地扶住小林的肩膀。

尽管98抗洪中,阎部长实际担当着推动全国慈善赈灾总指挥的角色,做了太多扭转乾坤的大事,但是由于内部有指示精神,这些由他发起和指挥的行动一概不能公开报道他。甚至于头天登出他的照片,第二天就被撤掉了。阎部长当然看到和知道这些,但是他毫不在意,一如往常,一股劲地工作。他心里装着老百姓,完全不把个人荣辱放在心上。在工作中他兼具热忱与理性,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我后来得知,阎部长曾提出,志愿者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不仅救灾战时,平时也要广泛动员。总会最大的遗憾,就是98抗洪中没能顺势加强对志愿者的管理和组织,后来没能继承志愿者这一宝贵遗产。

我在工作中和阎部长接触最多,得到他的爱护也最多。1998年初张北地震时,我在班上一直忙着,忘记了当晚北京新闻台晚间节目,我承诺苏京平副台长利用广播讲抗震的事情。等到突然想起来,距开播时间已经不到1小时了。我快速下楼向门口冲去。但是因为我们加班没有事先给门卫打招呼,没人值班而且把电灯都关了。门厅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朝门口方向直冲。发现门开不开,就使足了气力硬顶。突然一声巨响,三米高的玻璃门从上到下全哗啦啦倒下来,碎了一地。后来才知道,我顶门时将栓门的链条锁锁头撞穿了玻璃门。当时我顾不了这许多,从玻璃碴中跑出去,打上车直奔北京新闻台。做完节目心中一直咄咄。第二天一早到总会,知道门卫在大门口站了一宿的岗。还听到有人说,这可好了,一个玻璃门好几千块钱,原装的碎了还没法配。我心中更加不安。这算损坏公物吧,我要不要赔偿呀。而阎部长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伤着哪里了吗?”还从头到脚地打量我。我说没有呀。他舒口气说:“那就好,那就好。”后来,他多次和别人谈起这件事,总是感叹:做善事的人有福啊,这么大的玻璃碎了一地,杨团居然毫发无损。

我在中华慈善总会期间,个人曾遇到过好几次困境。每次我找到阎部长,他都毫无保留地支持我。而且困境越大,我越不安时,他就越沉稳,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让我勇气倍增。所以,我既当他是老领导,又当他是可以推心置腹、赤诚相见的年长的朋友。在离开中华慈善总会的20多年的岁月里,出于感激、出于信任,我和阎部长一直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往来。他办生日会时专门找我过去。我给中央领导的有关上书往往通过他递送,上面有批示件他再转给我。阎部长成了转达民意民声的直通渠道。而他一直很信任我,很愿意做这些事,从不考虑个人风险得失。

1998年3月我去美国学习慈善,由于特殊原因当时没法走中华慈善总会批准的正常流程。我出国只有阎部长一个人了解全部内情。他知道我的顾虑,让我放心,并对我说,将来出了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说是经我批准的,我来负责。我去国前,已经准备调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了,是98抗洪让我觉得一定要支持阎部长把救灾大事扛下来,所以拖到1998年年底,救灾结束,社科院才发正式调函。阎部长一路给我开绿灯。他明确支持我的选择,对我说,你走吧,你到社科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总会有些制度问题解决不了。我到社科院一年后,突然遭到某人诬陷,说我在98抗洪中有贪污。社科院摸不着头脑,但得配合调查。又是阎部长第一个站出来为我做证。还把我招到中华慈善总会,愤愤不平地帮我分析事由,找出诬陷我的人。

就是这样一位胸怀坦荡、光明正大,以公平公正待人为第一原则,刚直不阿的领导人,心里容不下哪怕一点点腌臜。可是,他在中华慈善总会工作期间,将自己天大的冤屈隐匿起来,不计荣辱,鞠躬尽瘁地工作。他把我们当作亲人,不光对我,对总会的所有成员以及他见到的所有人,都热情相待,以帮助我们解决难题当作自己的莫大快慰。从他嘴里,很难听到哪个人不好的言辞。他对我的那些爱护和期望,正是他的本能和本性的自然流露。我甚至觉得,他对我、对总会其他干部、总会发生的大事件勇于担责,甚至主动帮别人担责,不仅是因为他怀揣人人公平的向往,从不把个人的分量看得有多重,更是他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的人格升华。

历尽沧桑之后的阎部长,思想更加通透,内心更加洒脱。他能帮一个人是一个人,能做一件事是一件事。我因为自己有过类似经历,所以特别能理解阎部长劫后余生渴望工作,渴望担责的心情。只要能让工作,不管做什么,都发自心底感到无上快乐和荣光。共产党人也是人,只是,如胡耀邦、阎明复这样全身心奉献,将个人毁誉祸福完全置之度外的特别纯粹的共产党人,真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阎部长就像他的夫人陈津利解惑的那样,是属于那种本能向往光明的人,哪怕,那束光只是从门缝中透出一线阳光,他也会拼命地朝那朿光一点点趋往。

7月13日,和阎部长告别的那天,阎部长的女儿阎兰对我、常寒婴、刘红卫等老总会的人说,中华慈善总会是她父亲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他倾心慈善,钟爱慈善,最适合做慈善。

我赞成阎兰,只想说,在中华慈善总会,阎部长竭尽全力绽放出自己最璀璨的生命之花。

杨团草于2023年7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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