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周恩来与父亲“阎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84 次 更新时间:2023-07-1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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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  

 

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伯伯、董老常常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并不认识周伯伯他们,更不知道到家里来做什么。但是,只要有一个装有木腿的叔叔(后来才知道他是协助周恩来管情报工作的王梓木)来家,接着就有叔叔、伯伯来。他们一进门就到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去。这个房间的窗户只通天井,比较严实。妈妈告诉我们,他们在里面打麻将,不要进去捣乱。

有一次,爸爸从他任职的大同银行专门请来一位厨师做饭给一位客人做寿。那天来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兴奋,喝了好多酒。客人是谁我们都不认识。直到194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晓得这位客人就是周伯伯。

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妈妈带着我到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礼堂去看学生演话剧,剧名叫《秃秃大王》。整个礼堂都坐满了观众。快要开演时,突然闯进了许多警察和宪兵,其中一个人走到舞台上说这场话剧攻击领袖,禁止演出。下面马上乱成一团,有人同他们争论,吵得很厉害。

爸爸带我们出了剧场,叫了两辆黄包车坐上走了。本来以为是回家,后来却到了七星岗下面的民生路,在一个小巷子口停下来。由边门进了新华日报社,爬上一道很窄的楼梯上了二楼。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叔叔等着。他那两道浓浓的黑眉让我认出就是那位在我们家过生日的客人。爸爸让我叫他周伯伯。他把我拉过来坐在他腿上,问几岁了,还问长大后要不要像哥哥、姐姐那样去延安。我说:“我不去,太苦了。”周伯伯听了大声地笑起来了。爸爸说我没出息。之后,爸爸同周伯伯谈了很久才回家。

后来才知道周伯伯就是周恩来。

代号“阎政”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航老早在30年代就是共产党员了。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见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

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不解地问,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告了后,共产国际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由周恩来和我介绍你父亲入党,作为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你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时隔四十多年,我才从刘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有讲出来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从基督教徒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无力上学,给村里大户当猪倌。后因私塾老师发现他天资聪颖,免费收他入私塾就读,后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父亲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上学时,就同母亲高素桐一起入了基督教。

1918年,父亲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奉天师范后,婉言谢绝多方的聘请,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也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引领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一直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办起了贫儿学校,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到1928年已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四所、学生两千余人。

1927年至1929年,父亲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929年春,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的。父亲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后,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四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父亲在青年会同张学良将军交往密切,逐渐成为莫逆之交,成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

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侵略步伐,父亲和其他的东北爱国志士相继组织起“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三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带领民众三次焚毁日本浪人贩卖的毒品,被誉为“今天的林则徐”,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他第一个把日本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公诸于世,有力地揭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九一八”事件后,父亲被日寇悬赏追缉,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父亲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1934年,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父亲被任命为理事。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1934年到1936年年底,正值“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创建时期,父亲跟随蒋介石夫妇到各地宣讲“新生活”,建立分会。

这个“新生活运动”,是由当时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自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蒋介石在这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亲自任总会长,宋美龄是指导长。据过去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和父亲是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实际上蒋介石也好,蒋夫人也好,是拿这个新生活运动,作为对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一种抵制,具体的事情都让我父亲做,这样父亲就很自然地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想要见蒋夫人,都要先往我父亲那儿打电话、登记预约,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来安排,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高官。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更成为上层达官贵人竞相交结的人物。

此间,父亲会同东北的爱国人士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建议;并于1936年11月14日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六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的决心。同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12月28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失去自由,接着受审、被监禁。父亲义无反顾地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四次前往奉化,向蒋介石请求恢复张学良自由,均遭拒绝。此后,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将父亲的职务降为副总干事。父亲反而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还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共派到东北来建党的韩乐然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我父亲从主张“教育救国”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并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辽宁的建党工作。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父亲正是利用了自己结识社会“达官贵人”和大批国民党党政军各界高官的特殊身份,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在此期间,父亲并没有终止抗日救亡的活动。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

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

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依照周恩来的重托,收集各方面的动态,在我党隐蔽战线默默工作……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获悉的。

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周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就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周总理的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周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周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

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您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

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周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周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周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这是一封感谢电报。接着周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周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1941年春天,周恩来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父亲向我讲了他向苏联提供的两份重要情报,一份是提前得到关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情报,另一份是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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