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越是时代的就越永恒:梁启超文本的跨世纪解读

——评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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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近代中国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所谓开一代风气者有三人,即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古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在杜佑看来,立德目标太高,常人难以企及;而“立功遂行当代”,“立言见志后学”。从旧的传统立场看,曾国藩或许兼具三不朽(惟因杀人太多而德终有亏)。论事功,三人呈递减之势,除个人的因素外,也提示出时代的转变,即士人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日渐萧索(其中当然有废科举的影响)。若论影响的持久性,梁、胡二位反超过曾。在章太炎门人挟革命余威而掌控民初教育机关和舆论之后,曾氏的影响即随桐城派的失势而式微。

   五四那一代大学生大约是曾国藩还能影响较广的最后一代中国读书人,罗家伦在五四后曾劝留学生出国只带三部中国书,即《十三经白文》和曾氏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及《十八家诗钞》,略见一斑。罗氏的建议是在因应那时梁启超和胡适正在给年轻人开国学书目一事,吴稚晖当时就说,梁启超“已是历史上一大人物”,有事功方面更大的责任,这类属于立言的事应让给胡适去做。这或代表一些人的看法。实际两人在此事之上的竞争也以那时正在推动整理国故的胡适“获胜”而结束,大体反映出两人当时影响力的盛衰——至少就青年学生而言,胡适的影响已远超过梁启超。

   但胡适也是受梁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他坦承其“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据他后来回忆,在其少年读书时,梁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许多少年人追随着梁启超的激烈主张“冲上前去”,胡适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知梁启超影响的疾速上升是与曾国藩的淡出相伴随的,而这与报刊杂志在近代的兴起密切相关。报纸、刊物等外来表述方式到19世纪末才真正勃兴,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严复后来回忆说,“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到1902年,梁启超的影响名副其实地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比他年长的黄遵宪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与他年相若的孙宝瑄同年也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后一句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

   这样的影响至少持续了数年,到胡适在上海读书时依然风采不减。在胡适的记忆中,梁氏著作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1902-1903年间发表的《新民说》。与今人常将“新民”二字连读为名词不同,胡适知道新民的“新”字主要是动词,意谓“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的活泼的民族”。这正是胡适终生坐而言起而行想要实现的目标,故他承认,《新民说》“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

   又许多年后,号称“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已更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梁启超的影响虽难比当年,仍不绝如缕。今天中外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仍随时可见梁氏观念的痕迹。不少梁氏的“创新成果”,如所谓“中国即世界”、“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等,今日已渐成为中外的学院认知了。这一方面可归因于“梁笔”的感染力,梁启超曾自称“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信然;胡适在25年后重读其《新民说》,就“还感觉到他的魔力”。另一方面,也因为梁氏那敏锐的感知力,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常常言众人之所欲言,故成为代表时代的声音。

   可以说,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很多风行的观念,往往能在梁启超的表述中找到踪影。《新民说》是梁氏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用胡适的话说,此乃梁氏“全副心思贯注”而出。或因此,这篇长文也一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张灏先生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便以三章的篇幅讨论此文;而狭间直树教授也曾在仔细校核文本的基础上写过《〈新民说〉略论》;前些年黄克武先生复以《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写出其《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之专书,去年已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印出修订再版,并有大陆简体字版。

   梁氏著述以浅显著称,常常使人忽视其中所蕴涵的深刻思想。更因梁启超一向提倡“与昨日之我斗”,他与时俱进的速度实在惊人,故其整体的表述又不免有时含混,甚且自相冲突。这样,对梁氏的言论,既要看较长时间里同类观念的关联衍化,更要侧重其特定时间里的重要文本进行深描式的解读。《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就是后一取向的一个代表,本书以《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分析20世纪初期梁氏思想的内涵与变迁,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

   全书共八章,除导论和结论外,分别是:第二章、《新民说》的创作背景与影响;第三章、目标:自我与群体的关系;第四章、梁启超对知识的看法;第五章、梁启超对世界历史与中国现况的观察;第六章、梁启超对实现目标之方法的看法;第七章、谭嗣同的《仁学》及其与梁启超调适思想之异同。书的封里有全书的介绍,简明而清晰,值得引述在这里:

   作者认为梁启超及其《新民说》有以下三个十分突出而又往往受到误解的特点:一,他具有很强的幽暗意识,对人性的黑暗面有深刻体认;二,他尊重个人自由,认为中国应创造一个富强安定的环境,以回应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达成此群体之目标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此而言他的思想类似于弥尔〖穆勒〗所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传统,而与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的民主传统不同,并与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异趣;三,他的观点一方面固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与中国儒、佛传统密不可分。

   作者更进一步以为,上述幽暗意识、对个人自由之强调与对传统的爱好是结合在一起的,三者密切联系而相互增强。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趋势来看,梁氏代表的是温和渐进的调适思想,而与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主张激烈变革的转化思想有所不同。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正处于此一思想抉择的关头,开始之时两者势力相当,其后愈来愈多的人放弃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采取革命派的转化主张。此一思想的变迁,并配合其他的外在因素,造成了近百年的革命与混乱。

   本书是对特定历史文本的细密解读,读法可以因人而异,体会自不妨见仁见智;文本的主旨和指谓固不必因多次的解读而产生太大的移易,但每一次新的解读必然增进对文本的理解。因此,有了上面的章节概略和作者自身肯定的全书简介,书的内容和主旨基本上不必复述。下面我想要说的,是该书在研究取向和方法层面的一些启示。

   黄先生用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提出的“转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和“调适”(accommodative approach)两取向来表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思想光谱的两个代表倾向,即光谱一端的激烈变革和另一端的渐进革新,分别以革命派和改革派(立宪派)为代表。这一类分当然是言其大,有意思的是,他又以钱穆所说中国思想史上的“经术派”和“史学派”来概括两派的区别,前者偏理想而试图彻底改造世界,后者重现实而主张步步为营的渐进改革。不具备贯通中西的识见,恐难做出这样的类比。

   廖平曾说,经学中的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蒙文通先生以此为“不易之论”。盖今文家重微言大义,实即采纳汇集了诸子百家之言以恢宏儒学;而古文家则对孔、孟之学“以旧法世传之史视之,以旧法世传之史考论之”,后来形成以训诂见道的取向,其僿陋者只见章句训诂而不曾见道,就连旧法世传之史也不能固守了。按庄子的说法,诸子都是要以其道易天下的,也就是黄先生所说的据理想以改造世界。故诸子和今文家皆以能自圆其说为鹄的,重在讲道理,不特别重视史事的准确;而古文家则注重证据的可靠可信,要实事求是,的确近于史学。章太炎在将经学“六经皆史”化以后,特别强调治经学和子学的方法不同,就是着眼于讲道理还是讲事实的重要差异,即区分廖平所说的哲学和史学。不论使用什么标签,中国历史上确有这两大倾向在,固无疑义。

   到中国近代,激烈变革取向寻求的是根本性的突变,故形成“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孙中山最乐道之。与之相关的另一取径,就是电影《地道战》里那句“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名言。能“毕其功于一役”则最理想,一举不行,则换个方向再来,仍希望一次性地从根本上解决全部问题。在精神上固然是前赴后继,在取径上则表现为此赴彼继;当年甲午海战失败即弃海军而改练陆军,就很能反映这一近代特色。这个取向特别能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即孙中山爱说的“革命精神”。

   而调适思想则希望在分进合击的原则下推行渐进的局部改革,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故注意事物的先后联系,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看重时间轨道上新与旧的继承与发展,即使推陈出新也希望借“温故”而“知新”,于是“整理国故”就成为“再造文明”的前提。新文化运动时章士钊、胡适、顾颉刚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提倡或实际努力于这一方向,支持他们的基本思想资源便是胡适鼓吹最力的“历史的眼光”,或其所谓“祖孙的方法”。胡适甚至主张,“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史学派”。而在清季提倡这一取向的,正是梁启超。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很多清季读书人的心目中,梁启超所提倡的恰是另一个方向,即走激烈变革的“破坏”之路。前引胡适对《新民说》的看法便不在“调适”一面,而胡适个人虽有激进的倾向,整体上显然未必能归类到“转化”类型之中。这或提示着对《新民说》的解读仍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黄先生著作中已经注意到读者的接受和反应,似还可增强,则更能从不同侧面呈现近代中国思想光谱的多彩特性。

   张灏先生已注意到梁启超思想的连续性及其对传统中某些价值的认同,即梁启超未必像他许多同时代人所见的那样是一位激进的文化革命论者,梁氏看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复杂多变的一面,而他自己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也是复杂多变的,有时不免偏于学理,有时也顺应时俗,同时仍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中国的文化认同。这或者意味着梁氏身上同时有“调适”和“转化”的两面,不过当时人更多接受了其“转化”的一面,而黄先生则要重申其“调适”的一面——那个“被放弃的选择”。

   这样,黄著应该是沿着张著方向推进的学术发展。不过,如黄先生在《自序》中所说,张先生对其关于群体和个人的看法便有不同意见,一些已经出现的书评似乎也对此有所商榷;而梁启超究竟偏于急进还是缓进,与他重个人还是重群体相类,都是近代史研究中非常值得梳理和釐清的重要思想问题。

   我想,定性的判断,尤其说“个人”在梁启超思想中的分量,的确只能是见仁见智。胡适1933年的看法似支持黄先生所见,在那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胡适约以1923年为界把对中国现代思想分成两段: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期,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一以英美思想为依据的分期侧重的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胡适显然读出梁启超在清季已经偏向“个人的解放”了。

然而,这对胡适而言恐怕也带有后见之明的意味,因为据其回忆,他自己当年就特别能接受梁启超提倡的“破坏”,甚至对梁氏后来“不坚持这个态度”而感到遗憾。他说:“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在梁启超去世的1929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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