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何谓“当代儒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92 次 更新时间:2023-05-29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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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作者按】本文是作者于2022年9月17日参加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当代儒学》编辑部主办的“儒家思想之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当代儒学》创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的发言;刊发于《当代儒学》第2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第9-12页。

转瞬之间,《当代儒学》辑刊已创刊十周年,共出版了20辑,可喜可贺!不仅如此,实际上,《当代儒学》辑刊已经在学术界、思想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此何以故?当然与《当代儒学》的办刊宗旨的自我定位密切相关。借此十周年纪念之机,我谈谈自己对“当代儒学”这个概念的理解。

从第一辑就开始发布的《征稿启事》,其实具有“发刊词”的意味,即宣布了“本刊宗旨”:

通过对当代儒学的研究与评介,推动儒学复兴、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因此,本刊的着眼之点,乃在于儒家的“活的思想”,意在推进当代儒学的思想原创、理论建构,推出当代儒学的重要学派、代表人物。

就此宗旨,我想讨论以下三点:

一、“当代儒学”不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研究

辑刊在《征稿启事》中指出:

近些年来,儒学研究的刊物纷纷涌现。但是,这些刊物的内容,往往是对传统“儒学史”的某种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儒家儒学成为了“历史上的”东西,即“故纸堆里的”、“博物馆里的”东西,而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无关。

这就是说,当代人的儒学研究,并不一定就是“当代儒学”。

事实上,当今的许多儒学研究都与“当代”无关,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价值立场的所谓“学术研究”,即是对属于前现代的儒学史的所谓“客观”研究;另一类则是有价值立场的研究,然而其立场恰恰是一套前现代的价值观,乃至有人要为帝制时代的“三纲”招魂。[①]

这些当然绝非“当代儒学”。“当代儒学”强调“活的思想”,乃是对现实生活的趋向、人类社会的趋势的回应,是对儒家思想的实质“推进”,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津津乐道于前现代的所谓“学问”,更不是复古主义的、“原教旨”的所谓“回归”。

二、“当代儒学”甚至不是指的现代性的儒学

所谓“现代性的儒学”,最典型形态是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学”[②];它的时代本质,就是“现代性”(modernity),即是用儒学的话语来表达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诉求,如“民主与科学”。[③] 所以,我称之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④]。

当然,如果仅就中国而论,毫无疑问,“现代性诉求”仍然是时代的基本课题;[⑤] 但是,如果就整个人类世界而论,那么,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现代性反思”,则应当是“当代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这种反思的前提,是要辨明“后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反思”、“启蒙反思”,本质上并不是现代性启蒙的对立面,而是现代性启蒙本身的一种深化,即对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结果的不满,认为它还没有真正兑现“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⑥]

于是就有两种不同内涵的“现代性”概念:一种是“反思现代性”所说的“现代性”,其实是在说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状况;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现代性”,即作为现代性启蒙的深化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反思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

我想,“当代儒学”的时代内涵,应当就是这种“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仍然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或者说是“现代性诉求的儒学化表达”。

三、“当代儒学”乃是指的当下性的儒学

应当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毕竟还是存在者化的观念;这就是说,在当代哲学思想前沿中,它还不足以充当最为透彻的方法论概念。要获得真正透彻的方法论,必须进入“前存在者”的思想视域。

辑刊在《征稿启事》中指出:

本刊所称的“当代儒学”,是指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儒学复兴中所出现的新的儒家思想创造、新的儒学理论形态,这些思想理论的探索,旨在回应当今时代的呼唤、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

那么,这种“新的儒家思想创造”、“活的思想”何以可能?这属于当代哲学思想前沿的发问方式:存在者何以可能?

这需要理解“当下性”(immediateness)这个概念。这里的“当下”,并不是指的流俗时间概念中的、与“过去”和“未来”相对的“现在”,而是一个“前时间性”(pre-time / meta-time)的概念,意味着“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这也就是生活儒学所讲的“生活”。[⑦]

我想,“当代儒学”所说的“当代”,就是这个意义的“当下”。因此,我的理解是:《当代儒学》的“当代”并不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换言之,“当代”并不是一个与“古代”、“近代”和“现代”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与“前现代”甚至某种“现代性”(详上)相对的概念。

这样的生活存在,其实就是全球化情境中的“共在”、“共同生活”。只有在这样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中,才有可能生成新的存在者、新的主体性,包括作为当今世界人类的“我们”——“自我”与“他者”,也包括《当代儒学》辑刊所关心的“新的儒家思想创造、新的儒学理论形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研究前现代的儒学,不能研究儒学史。但是,每当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之际,我们应当心知肚明:它们都是既有的存在者化的东西,是前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因此首先应当接受“当下”视域的“解构”与“还原”,然后才可能有新的“建构”[⑧],也才能够真正适应于新的现代性的生活。

以上是我关于“何谓‘当代儒学’”这个问题的几点粗浅的想法,以就教于各位朋友。谢谢!

[①] 参见黄玉顺:《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69–71页;《儒学的现状、教训与经验——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察与思考》,载作者文集《生活儒学与现代性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56页;《儒学之当前态势与未来瞩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21页。

[②]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发展与影响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34–142页;《“国权”与“人权”之纽结——“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辨正》,台湾《鹅湖》2020年第2期,第3–13页。

[④] 参见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第14–19页;《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载《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7页。

[⑤] 参见黄玉顺:《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国际儒学》2021年第3期,第110?6?3112页。

[⑥] 参见黄玉顺:《前主体性对话: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8–25页;《论“儒家启蒙主义”》,《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1期,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页。

[⑦] 参见黄玉顺:Contemporariness: a Common Field for Dialogue Among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当代性:中西马对话的共同场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9年第3期,第176–188页;《“时间”观念何以可能——从“无间性”到“有间性”》,《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第18–24页;《如何获得新生?——再论“前主体性”概念》,《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36–42页。

[⑧] 参见黄玉顺:《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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