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社会科学无所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17 次 更新时间:2024-05-25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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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科学被区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几乎所有的课题申报书上都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选项。更加匪夷所思的是,经济学被区分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大一级学科,难道理论经济学不是拿来应用的?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为什么南辕北辙?大概,在人们的思想中,能为个人之用的社会科学诸如会计学、法学,以及至多能为地方治理、部门管理所用的社会科学诸如产业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才算是应用研究,而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的研究,政治学中的很多基础理论研究比如国家理论,就被认为是基础研究而非应用研究。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应用型研究,只不过是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层面的应用而已;社会科学本身无所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如果说社会科学有什么基础研究的话,这个基础学科就是历史学。

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应该是被认为具有“基础研究”属性的学科,诸如政治、国家、合法性等概念,看起来确实是“基础中的基础”,好像在现实生活中派不上用场。然而,正是这些对个体乃至政府部门都不那么实用的概念和理论,其研究水平不但关系到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关系到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路径,甚至直接影响到大政方针的方向,以至根本性的制度建制。社会科学说到底是基于历史经验而形成的世界观、认识论的科学,而世界观、认识论无疑直接决定着国家建设和世界秩序的走向。

比如,关于什么是“政治”,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上最流行的概念就是戴维·伊斯顿提出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政治就是资源分配问题;再往前,就是哈罗德·拉斯维尔所说的“政治学:谁得到、如何、何时”;再往前,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政治就是权力分配。韦伯对政治的定义已经是高度的学术抽象化了,因为权力分配就是你死我活的国内—国际的斗争,而“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正是欧洲历史一开始“多统”的社会史的真相,对抗性、对立性资源分配的历史塑造了欧洲人的政治观——政治概念。因此,这个政治概念其实是欧洲民族性或欧洲文明观的一种表达。基于这个民族性、文明观而导致的“西方的兴起”,塑造的世界秩序必然是充满战争、征服、掠夺的血腥历程,这也正是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起源。

怎么办?中国人的政治观即文明观或许是矫正这个不平等、非正义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希望。中国人一开始就讲大一统,为此而需要致治以达民心,即基于治理的民心问题是中国人的政治观。这显然是新世界秩序的希望所在。比如,如果没有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的弯道超车或换道超车,西方人就可以永远对发展中国家任意“薅羊毛”。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家里一部电话的初装费高达4000元,当时中国人的月收入不过两三百元,一年的收入还不够装一部电话。今天,很多市场领域都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出现白菜价,安装电话甚至免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不但是解放了自己,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解放”。全球发展倡议倡导的共同富裕,就是中国人的政治观(文明观)正在推动世界秩序的变革。显然,“政治”这个最抽象、也最多元化的概念,不但关系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是全球治理的路径。

政治和国家是一体两面的概念。如果说西方人的政治观就是对抗性资源分配而战乱不已,为此而建立的国家必然是有主权即有驻军和外交权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国家主权理论影响了世界几百年。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共同体如果仅仅有驻军和外交权而没有治权,诸如没有对教育、文化、司法、国家安全等领域的管理权,就会直接威胁到国家主权。主权因治权而得到保障,这是从历史教训所发展出来的国家理论。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水平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乃至制度建制,可见国家理论之大用。

国家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很多,其中关于权力认同和服从的合法性概念是基础中的基础。仅就西方政治学而言,合法性概念的代表性论述首先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经合法程序组成并有效能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亨廷顿认为能提供秩序并有统治能力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条件完全不一样,自由宪政是西方的合法性,非西方社会中只要有守法、协商、和平,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但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者李普塞特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中的合法律性置换为竞争性选举,认为有选举授权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这个概念迎合了美国冷战政治的需要,被美国政府大为推广。很多中国人接受的也是这个概念,并以此来衡量中国政治。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的结果已经得到充分展示,选举产生但不能有效治理国家甚至导致国家动荡不安、国家分裂的政府,何来合法性?

凡此种种表明,基础性概念往往演变为流行性观念,观念产生政策,政策产生结果,基础性概念的应用性价值无可比拟。可以说,越是基础研究,其用途就越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之分必须厘清,需要正本清源。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是为了应用而存在,只不过“用”在不同层次而已。

社会科学本身都是应用性的,但如果非要说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是什么,那一定是历史学——国别史和世界史。对于政治学而言,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因此历史政治学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学更因历史社会学而彰显其价值。经济学中的最核心概念“理性人”假设,也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依据英国和欧洲大陆当时的大变局而提出的本体论性质的世界观,即个体主义——它显然是一种地方性的关于经济学的世界观,因为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经济观一直是养民的“厚生主义”。“忘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带给世界的并不都是福祉,还有灾难。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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