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聊斋志异》为“拟晋唐小说”，是把它放置于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的历史系列中进行考察评述，但用了一个“拟”字，意即摹仿、效法，便只是关注到了其题材“多叙狐鬼花妖精魅故事”，忽略了其创作的更为根本的差异。我在对作者蒲松龄生平事迹做比较周详的考察，尽量多地阅读其诗文中，发觉他谈鬼说狐，大都是有所本、有所为的。《聊斋志异》较之前出的志怪传奇小说，远远不止是搜奇志逸，特别是那些精心结撰的篇章，大都有或明白或潜沉的命意，或曰主题意识。更有些篇什是或显或隐地具有自况性。所谓自况性，就是小说叙写的是自身特定的境况中的心灵，而不是对身外世界的观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灵图像。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前所罕有的。这里举出几篇最为明显的解析如下。
一、自得篇——《狐梦》
作者声称此篇是记述友人之梦。篇中叙馆东毕际有的侄子毕怡庵，每读作者前已作成的《青凤》篇，“心辄向往，恨不一遇”，渴望自己也能够遇到一位美丽的狐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随之有位狐女到来，与之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姻缘。结末云：“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八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梦”，“遂志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言之凿凿，都是实在的。但却不要被作者瞒过，友人毕怡庵做的这场春梦，其实应该是作者为之编造出来的，个中表达的还是作者自己一时之意趣。
作者早年曾作过一首长诗，题为《为友人写梦八十韵》。那是为友人兼幕主的孙蕙写的。孙蕙家颇富有，性喜豪华声色，进士及第，做了江苏宝应县令，官不大，却心气颇高。一次孙蕙问应当学古时何人？作者答曰：“风规雅似郭汾阳。”（《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聊斋诗集》卷一）《为友人写梦八十韵》大肆铺张豪华声色之情状，王渔洋评之曰：“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临春、结绮，南朝陈后主宫中楼阁名。唐刘禹锡《台城》诗云：“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蒲松龄显然是投合孙蕙的心性而发，用通俗的话说，凑趣而已，不必认真。
读小说一般情况可以不必追询主人公的原型是何等样人，但此篇作者既然已经明白交代出其姓氏、行辈和故事发生原委，研究者还是想知道其人其事，以便更好地理解创作的底蕴。按《淄川毕氏世谱》只载各代人的名、字，从毕际有群侄中找不到一位号“怡庵”者，蒲松龄诗文中也没有出现过叫“怡庵”的人。近年有研究者推断，他是毕际有堂兄弟毕际竑之子毕盛育，却查无实据，而且与篇中毕怡庵的情况甚不相合。毕盛育是高官名诗人王士禛的妹夫，康熙二十一年（1682）已年逾半百，其子毕世持前几年已经中举，论年纪、身份都比在毕家坐馆的蒲松龄高，作者就不宜自高其位称之为“毕子”了，更不宜作小说写他动艳遇之思，做那样一场并不十分得意的春梦了。看来，还得从小说所叙出的情况，去捕捉毕怡庵的身影。
这篇为友人写梦的小说，让读了自己的小说而动艳遇之想的毕怡庵遂了心愿，他与一位美丽狐女相爱，却不那么缠绵艳丽。他与狐女做爱，狐女不无戏谑味道地嗔怪他“痴重”，身体肥重又笨手笨脚，缺少情趣。小说重点写的是狐女姊妹们“贺新郎”筵纵情嬉笑的欢乐场面，新郎却处在被调侃的状态中，他的身体肥重和满嘴巴胡子，都成了狐女大姊调笑的话头，乃至低俗不堪地让他喝了“鞋杯”（将酒杯放在女人绣鞋里）酒。“鞋杯”又称“金莲杯”、“妓杯”，是元明时期文人无行的一种行酒方式，《金瓶梅》第六回就写到：西门庆脱下潘金莲“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酒杯在内，吃鞋杯耍子”。闺房中夫妇对弈，毕怡庵棋艺很差，经狐女调教，方才略有长进，这也有揭短的意思，难称赏心乐事。作者为毕怡庵编织的这一场短暂的梦中姻缘，实在是不够艳丽美妙，遂其所愿，却是放肆地开其玩笑。
有趣的是作者把自己也扯进入了故事中。梦自然要以狐女离去结束。狐女临离去时向毕怡庵提出：“聊斋与君文字交，请烦作小传，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这自然是顺应故事开头毕怡庵“每读《青凤传》，心辄向往”的话而发的，意思是如若聊斋先生为我这个狐女作一小传，那么千百年后也会有人像你毕怡庵爱慕青凤一样地爱慕我的。这位没有名字的狐女的天真的祈愿，实际上是作者在自我赞美。一位文学家发现自己的作品，有人喜读，动了情思，欣羡不已，那会是很开心的。所以，作者最后情不自禁地呼曰：“有狐如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洋洋自得自赏的心情溢于言表。
还有一点，狐女最后又附带公开一件似乎是隐秘的信息：“曩有姊行与君家叔兄，临别已产二女，今尚未醮。”这显然是作者又将少东家毕盛钜扯了进来。作者在毕家坐馆，与略小自己几岁的少东家相处得十分友好，后来的诗中有“类弟兄”之语。从小说故事情节看，实在有点突兀，纯属节外生枝，而这节外生枝，不就意味着作者是突然起意，顺笔给毕盛钜开点玩笑吗！
到此，也就可以看出毕怡庵的约略情况，他无疑是毕氏家族中与作者最要好最洒脱不羁的朋友，从蒲松龄的交游诗中可以知道他应当是毕际有的从侄毕盛统，字子帅，也是科举失意秀才，同病相怜，气味相投。在蒲松龄进入西铺村毕家坐馆后，毕盛统家南庄子，却经常往来，离别时总是彼此相送到两村之间一座小桥边。蒲松龄有诗云：“咫尺相从已二年，常常送我到桥边”，“君今送我到桥北，我昔送君到桥南。桥上依然南北路，千条杨柳正鬖鬖。”（《留别毕子帅》）蒲松龄年长数岁，又已文名藉藉，自然不妨对这位看来不十分聪明的学弟，时而开开玩笑，也不会彼此生分起来。二十年后的一天，两人本来约定了再次相晤的日子，蒲松龄突然接到毕盛统的死讯，立即前往哭吊，挽诗题目极长：《久不晤子帅，三月十七日相过，流连日暮，分手曰：别矣，五月四日可再晤耳。至念九日，讣音忽至，而窀穸之期，适是所订再晤之辰。悲哉奇矣》。诗写得很悲痛，却只说到这位“论交四十年”的“金兰友”，“胸中无宿物，胜志老尤坚”，“壮心宁觉老，伟抱耻言贫”，似乎别的就无可称道的，而这与小说开头介绍主人公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为人坦直，胸无宿物”，两者完全一致，也就可以将小说人物毕怡庵和现实友人毕盛统叠合为一了。
由此，也不难看出蒲松龄作此篇小说的背景和意趣。蒲松龄进入毕家作塾师时，正为他多年热衷的谈鬼说狐的小说创作不大为人理解、称赏而伤心，也就是苦于缺少知音，正如他在那时候作的《聊斋自志》结尾所发出的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出乎所料的是在毕家大族中却引起多位读书人的兴趣，传阅其文稿，称道不已，连馆东毕刺史都颇称赏，曾与之话所闻见之奇闻异事，《聊斋》中就有几篇注明了系“毕载绩先生志”、“毕载绩先生言”。毕家的这个小读者群，自然也会时而说到《聊斋》，“豪纵自喜”的毕盛统，可能一时高兴，脱口说了读《青凤》“心向往之”的话，显得颇天真，蒲松龄也并不完全当真，却感到颇快意，便投合其心思，为他造作了这样一场带有调侃意味的艳遇之梦，作者自得自赏的心情也就洋溢其中。自然，这种调侃之趣也只有包括少东家毕盛统在内的小读者群，才会不经说明便可以领会到，莞尔一笑，局外人是难以理解其中味的。
二、自炫篇——《绛妃》
《绛妃》，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改题《花神》，大约是编刊者怕有人望文生义，“绛”字可以附会为明朝皇家之姓“朱”，惹出文字之祸。
《绛妃》是全书唯一的一篇自叙文。其他篇什，虽然也有明示叙述者为“予”，即作者自己，如《考城隍》首句即云“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狐梦》篇竟将作者“聊斋先生”自己写了进来，结末还半是调侃、半是自鸣得意地说：“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但所叙故事仍然是亲友的事情。
故事开头说，馆东毕刺史家的园林，无疑是指毕家的石隐园，花木繁盛，自己时常陪同毕刺史入园游赏。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一天，游赏归斋，非常疲倦，卧床休息，便做了场白日梦：有两位女郎来请，自己跟随她们到了一座弘丽的殿堂，受到“状若贵嫔”的女主人的款待。她自称是花神，“合家细弱”，“屡被封家婢子，横见摧残”，要与之背城一战，烦请为之撰写一篇声讨封氏的檄文。自己受宠若惊，于是应命为文，有宫女“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有位垂髫少女为之折纸，送置腕下，每写一两句，便有“二三辈叠背相窥”。自己也感到“文思若涌”，不多时间便做成了一篇用典繁博、词采富丽的声讨封氏的檄文。
这是蒲松龄自述其梦，也是出自小说家言。草野文人应诏当廷作文的宠遇、荣耀，显然是仿造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事。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载：“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秦末的隐士东园公、绮里季）。论当时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后来经过说书人的传讲，演绎成了一篇话本小说，题目叫做《李谪仙醉草惊蛮书》，载于《警世通言》中。李白“褐衣恩遇”的故事传诵既广，自然成为自负文才的文人十分企羡的美事。怀才不遇的蒲松龄此时还只是个乡村秀才，名不出本县百里之地，大概尚不敢有此奢想，他自叙梦中受到有皇家气概的花神的赏识、礼遇，与之“对筵相向”，亲手“以巨杯促饮”，应命作文是那么风光，俨然如唐明皇殿上“草答蕃书”的李白，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向往之意，恐怕主要的还是为推出一篇可见其才学、文心的《为花神讨封氏檄》做铺垫。从文体上说，《绛妃》不像是一篇小说，开头这一段叙事的部分，篇幅仅仅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犹如诗文本文前面的小序，就说明这个问题。
巨风劲吹，为害花木，是自然界的常规现象。毕家石隐园中繁盛的花木受过巨风的摧残，作为其家西宾的蒲松龄目睹过狂风过后树欹枝折、夜落花凋的狼藉景象，为之而动惋惜之情也无疑是有过的事情。《绛妃》之作当是由之而出。然称风神为“封氏”、“封家婢子”，花精求人相助，抵抗封氏欺凌的故事，却并非蒲松龄首创，而是有所本的。
唐人传奇小说中就有一篇崔玄微护花的故事。署名谷神子的《博异记》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都载有其故事：崔玄微在洛东有座宅第，由于他经常外出，院里长满了蒿莱。一天夜间，来了一位青衣女子，说是有多位姊妹路过此地，请主人允许在此苑稍事休息。崔玄微应允后，便进来了二十多位衣裳颜色各异的女子，最后来了被称作封十八姨的女子，一起饮酒歌唱。轮到封十八姨把盏敬酒，她举止傲慢轻浮，酒渍玷污了阿措的红衣裳。阿措气恼地说：别人有求于你，我可不怕。封十八姨忿然拂袖而去。次日晚上，众女子要去找封十八姨求情，阿措说不必求她，有事可求崔处士。于是向崔玄微说：“诸女伴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日得罪于她，难于再求。处士倘肯救助，不敢忘德。”并且告诉崔玄微：每年做一朱幡，上画日月星之图，在岁日立于苑东，“则免难矣”。崔玄微照阿措所说，在那一日竖起了朱幡，大风飞扬，折树飞沙，苑中繁华依然未动。他才悟出众女子是花精，阿措是石榴精，封十八姨是风神。事后，众女子来谢恩，带了数斗各种花瓣，说是服食可以长生，并且祈求崔处士长住于此，年年护卫之。
此篇中声讨封氏的檄文历数封氏摧残花木之罪，中有“久矣朱幡不竖，娟娟者陨涕谁怜”之语，蒲松龄肯定是读过唐人这篇传奇小说。这篇自叙梦中应花神之命作文声讨恶风的故事，也无疑是由崔玄微的故事脱化出来的。
《绛妃》的主要篇幅是一篇长约八九百字的声讨封氏的檄文。作者着意作成此文，读者要了解作者作此篇之意旨、底蕴，便不能大而化之，应当认真地解析一下这篇檄文。
这是篇大量使事用典的骈体文，通篇采取拟人化的手法，从封氏“飞扬成性，忌嫉为心”，以狐媚蛊惑帝王，恃宠张狂说起，继则历数其兴波助浪、假虎生威、播土遮天、送云蔽日、破屋飞瓦、排闼入户、催花折木种种罪行，最后呼吁“群兴草木之兵”，“杀其气焰，洗千年粉黛之冤；歼尔豪强，销万古风流之恨！”全文洋洋洒洒，虽然涉及的事物过于繁多，却文气贯注，随变生趣，读之让人感到颇开心。
这篇檄文显示了蒲松龄的才学，文史素养非常丰厚，而且文思极为灵巧，古人古事，古文古诗，大量与风有关的典故、意象，都顺手拈来，灵活化用，几乎通篇不见一个“风”字，却又句句不离罪风、讨风之意。如历数风之为害，中云：“甚则扬尘播土，吹平李贺之山；叫雨呼云，卷破杜陵之屋。”前者直用李贺《浩歌》首句“南风吹山作平地”之意，后者用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意，切合声讨之题旨。说恶风摧残，众花零落：“减春光于旦夕，万点正飘愁；觅残红于西东，五更非错恨。”前者正面用杜甫《曲江二首》“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两句，省去“风”字，却突出了风的罪责。后者将王建《宫词》“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李贪结子，错教人怨五更风”，做了浓缩，改“错教人怨”为“非错恨”，就是将“残红”委地的祸首归之于风，见得措辞之巧妙。再如由控诉转向呼吁抗争的转折语：“怨罗裳之易开，骂空闻于子夜；讼狂伯之肆虐，章未报于天庭。”前者是由晋朝的《子夜歌》“罗裳易飘扬，小开骂春风”二句化出，变私情为公愤；后者反用韩愈《讼风伯文》的意思，谓其讼而无效，没有消除风之肆虐。下文接着呼吁众花木“作蛾眉之阵”，“兴草木之兵”，不仅转折自然，而且前一句暗用孙子训练女兵的典故，后一句直用由晋朝淝水之战所生出的“草木皆兵”之语，真可谓一切古事古语都可以随心所用，便成锦绣文章。
然而，讨封氏的檄文中也存在着另一类情况：原事原典并不含贬意，不是坏事恶象，乃至是颇适人意的，还是被翻作风之罪过了。如“赋归田者，归途才就，飘飘吹薜荔之衣；登高台者，高兴方浓，轻轻落茱萸之帽”。陶渊明辞官归隐，赋《归去来兮辞》中云：“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写的是初感逍遥自适的心情，吹衣之清风又有何罪？孟嘉为桓温参军，随同登高饮宴，风吹落帽，自己并不感到尴尬，泰然自若，从而赢得了“落帽参军”的美誉（《晋书·孟嘉传》），是风促成了一段美谈，怎么能算是一件罪状！还有：“不奉太后之诏，欲速花开；未绝座客之缨，竟吹灯灭。”武则天在寒冬腊月要游上苑，敕令“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事物纪原》）那是帝王擅作威福，滥用权力，与风何干？后者用楚庄王在宴会中不追究醉酒对王后有所非礼行为的将军的故事（《韩诗外传》），硬说是风吹灭了殿中的灯火，让非礼者有机可乘，更是强行牵合，曲为用心了。
历史上最为人所称道的檄文，一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之《为袁绍檄豫州》，揭发曹操罪状，致使正犯头风病的曹操读后，被刺激得忘掉了头痛；一是唐代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意义虽然可以讨论，而文章却在后世广为传诵。这篇讨封氏的檄文就仿佛受到它们的影响。但那两篇檄文是为实事而发，有具体的历史内容，有实际的社会影响，而这篇出自小说家言的檄文，如评点家何守奇所说，是“托之空言”，“空中风檄”，没有实际的对象和效用，虽然也有所寄托，有所寓意，但看其征事用典之繁富，刻意乃至曲意牵合之用心，显然是重在文趣，而不是重在寄托，重在表现而不重内容、意旨。评点家冯镇峦谓此篇是“抬文人之身分，成得意之文章”，应当认为说的是有几分道理的。如果不孤立地看这篇檄文，而是与前面的一段叙事内容联系起来，也就是就作者作此文之背景看来，蒲松龄作此檄文，一是他目睹过毕家石隐园中繁盛的花木经狂风吹掠过的凋零景象，动过惋惜之情和厌恶狂风之感，主观上并非无因；二是他很有文才，作狐鬼花妖小说也颇为以风雅自命的馆东毕刺史称许，藉此显示一下才学，增进宾主之间的契合度，也该是作此《绛妃》之文的驱动力；三是，既然是“幻里花神，空中风檄”，作者和读者都不会当作严正的文章，自然也不妨用游戏之笔，曲为牵合的语句也不会遭到读者的质疑、评论家的驳议。
《绛妃》篇，《聊斋志异》原稿中排在以《鸦头》为首的一册的中间，在篇目次序上没有做特别的安排。而在青柯亭刊本里被移作全书最后的一篇，做这样移位显然意味着编刊者悟出了这篇故事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虽然没有做出说明，但意思却是不难推知：此篇为花神声讨封氏寓有扶助弱小、抵抗强暴的象征意义，而这正是蒲松龄作《聊斋志异》的基本精神。评点家但明伦对此就做了一番阐释。他认为蒲松龄怀“训世之心”，“本经济以为文，假鬼神以设教”，“彰瘅激扬”，命意卓然。最后归结到本篇说：
怜兹弱植，不任摧残；赖有神明，时加保护。勿任含沙射影；勿任助浪兴波；勿任中宵淜湃；勿任播来浊土，遮彼苍天；勿任呼出浮云，蔽斯白日。庶几哉，破浪者无虞，披襟者共快。无覆雨翻云之患，无纷红骇绿之灾。长春庆洽椿萱，大被欢凝花萼。第愿芝兰之竞秀，不忧蒲柳之无能。此志异之所以以《考城隍》始，以《讨封氏》终也。
——《〈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卷四
尽管但明伦不知道《花神》即《绛妃》在《聊斋志异》原稿里并不是最末一篇，蒲松龄显然没有做如此的考虑，但他，当然也应当包括将此篇移置为最末一篇的青柯亭刊本的编刻者，对此篇的象征意义的理解还是有道理的，但明伦做的诠释也是发挥了此篇文本所自然蕴蓄的象征意义。
花是自然界美丽的物种，繁花似锦是春天的表征，而又是易衰易残的弱小群体。风，作为一种力量，自宋玉的《风赋》便写出了它“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的张狂景象。韩愈作《讼风伯文》使之寓言化，具有了象征内涵。蒲松龄作《绛妃》，虽然不无逞才的性质，构思、运笔不无游戏的成分，而为花神讨封氏的幻象本身固有的象征意义，无论在创作思想或作品文本中，都还是存在着。但明伦的评语是将蕴蓄于文本的意蕴阐释出来，也可以说是深得《聊斋志异》作者怜弱小、憎豪强之心。
三、自伤篇——《叶生》
清评点家冯镇峦评此篇：“满纸于邑”，“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痛心”。可谓一语破的，深得作者作此小说之隐衷和行文之精神命脉。
《叶生》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这正是作者的悲哀。小说通篇情节即由此而生发出来。叶生虽然受到县令的赏识、资助、关怀，应乡试依然没有中式，“嗒然而归”，心情特别沮丧，悒郁而死。死而犹不释怀，又幻形入世，做了那位知己者的家庭教师，尽心教其并不甚聪慧的儿子读书、研习举业，将生平所拟制艺文“悉录授读”。同样的文章便使这位少年先乡试中魁，后会试捷南宫，进士及第。叶生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意思是说，他这样做是要证明自己屡试不中，困于场屋，半生落拓，不是文章做不好，文章还是极好的，只是没有福气，命运不济。话说得颇气壮，很自信，不服输，骨子里仍然是无可奈何的悲哀。但明伦评点此节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是老死名场者无聊之极思”，“即此而言，落魄者固不必与人争福泽，得意者又岂可自信得力文章哉！”（《〈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卷一）意思是，既然福泽在命，困于场屋者就不必与人争文章之优劣，科举得意者亦不必自认为得力于文章。这在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但明伦是科举得意者，所以会说出这番不体谅怀才不遇者的话。这样自然还只是表达了不服输的意思，没有尽发其不遇之悲哀。于是，接下来让叶生得到了那位幸运儿的资助，捐纳入监应北闱试，中了举人，还衣锦还乡，要风光一番。而到家迎面出现是妻子惊骇而走。他说：“我今贵矣”，何不相识？妻子遥谓：“君死已久，何复言贵？……勿作怪异吓生人。”叶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一场得意的魂游幻景便就此破灭了，留下的只有无限的伤心。
作者没有出场，却通篇在写自己。主人公叶生的姓氏都是自己的愤懑语——“憎命文章真是孽”（《寄怀张历友》）中“孽”字的谐音。“文章辞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恐怕是罕有人敢于如此自况。蒲松龄能文，已获得了当时文坛大家的称赏、同情，所以，篇中也加入了对知己者的奖誉、关怀的书写。“借福泽为文章吐气”是文章“冠绝当时”的无奈的自证，说不上豪气，骨子里是辛酸。得意的魂游幻象破灭，又回到现实“久困场屋”的原点上，作者仍感到意犹不足尽其悲，便情不自禁地现身，假“异史氏曰”做了一番至为酣畅的发泄：
嗟乎！遇合难酬，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首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
直是夫子自道其科举失意、半生沦落之苦情，沉痛欲绝。叶生何以要“借福泽为文章吐气”，虚有中举之得意锦归一行的底蕴，就毕露于其中了。
蒲松龄的《聊斋词集》里有一首《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词曰：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 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
这首词是作者与友人王如水一同应乡试落榜归家后数日不能释怀，同病相怜，抒发科场失意的牢骚，与《叶生》篇末“异史氏曰”是同一种感伤，遣词用典颇相似，参照两者在各自已所属文体篇目序列中均位于前列，当为作者早期同一个时期的作品，甚或可以断为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科乡试后一段时间所作。那是作者一生最困苦的时段，从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受到文学大家施闰章的奖誉，“文名藉藉诸生间”，逐渐受到本县名流、县令的称赏、尊重，便以为功名唾手可得，做宝应知县的友人孙蕙还曾致书省府官员为之游扬，壬子科依然铩羽，希望与失望的反差特大，较一般秀才一般情况下的落榜，特别感到沮丧、心痛。小说写叶生：“榜既放，依然铩羽。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词自云：“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两者同一种情状，同一种形容，“异史氏曰”更十分动情地吐诉了半生沦落的辛酸，言之痛心，难怪冯镇峦认为“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
四、自娱篇——《绿衣女》
《绿衣女》叙写得非常精致优美，雅韵盎然，读之感到特别甜美愉悦。
此篇篇幅较短，叙述书生于璟读书深山寺院，一天夜里，忽然来了一位美丽女子，“绿衣长裙，婉妙无比”，“声细如蝇”，唱曲“宛转滑烈，动耳摇心”；性情较弱，一副“偷生鬼子常畏人”的样子。她的来临，给生活孤寂的书生带来了温馨、愉悦。过了一段日子，女子在临去时被一只大蜘蛛网缚住，于生赶忙将她解救下来，原来是一只绿蜂。这只绿蜂，移时复苏，爬上砚池，以身着墨，出伏案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
这篇小说极富童话情趣。但明伦评点云：“写色写声，写形写神，俱从蜂曲曲绘出。结处一笔点明，复以投墨作字，振翼穿窗，作不尽之语。短篇中具赋物之妙。”（《〈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卷四）在《聊斋志异》中，除狐女、狐男之外，还有獐子精（《花姑子》）、鼠精（《阿纤》）、虎精（《苗生》），都赋予人之形体，具有人情，成为物性和人性的复合体，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花姑子身上有獐子的香气；阿纤喜储粟，胆小如鼠；苗生体伟力大，粗狂性烈如虎，但都不如这篇写绿蜂精女子，刻意从形、色、声、神多个方面揣摩绘出，将一场宛如现实生活中的闺房之乐，叙写得特别清新雅致，真可谓之一篇成年人的童话。
狐媚精灵化作人形，突然进入书生的书斋，与之相亲相爱，在《聊斋志异》里篇什极多。这篇《绿衣女》算是最简洁最清纯，既不是前有宿缘，也不是才色相慕。绿衣女为何而来？她为书生唱的曲子回答了这个问题：
树上乌鸟，赚奴中夜散。
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
曲辞是作者仿南朝乐府《子夜歌》写的，意思是怕书生在深山寺院里一个人读书太孤寂、清冷，特来给他做伴，免得生活单调、寂寞。绿衣女的到来，虽然也有“共寝处”，“相绸缪”，唱曲“动耳摇心”，但意旨不在男女之情爱，而在写绿蜂精之形、色、声、神。“罗襦既解”，所见是“腰细殆不盈掬”；静听唱曲，“动耳摇心”，所感是“声细如蝇”；绿衣女“偷生鬼子常畏人”隐喻的女子偷情的心理，都伏有小说叙事的铺垫意义，由之引出她离去时的一段童话般的生动描写：
（女）方将启关，徘徊复返，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门。”于果起，送诸门外……视女转过房廊，寂不复见。方欲归寝，闻女号救甚急。于奔往，四顾无迹，声在檐间。举首细视，则一蛛大如弹，搏捉一物，哀鸣声嘶。于破网挑下，去其缚缠，则一绿蜂，奄然将毙矣。捉归室中，置案头，停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
让绿衣女现形，绿蜂获救后，投砚池着墨，伏在案上，走作“谢”字，还摇动两只翅子频频致惜别之意，让读者感到美妙、温馨，可谓神来之笔。披文入情，这里没有愤懑，没有忧思，没有热情，可以想象得出，作者是在一种非常宁静的生活状态中，编织了这样一个绿蜂精的故事，故事是让书生于璟破除了生活的寂寞，作者编织这个故事，其实也就是假想象以释闷的。
作者蒲松龄长期在缙绅之家作塾师，每年只是在年节假日里返家小住三五日，缺乏天伦之乐和夫妇之爱，曾经十分感慨，有诗云：“久以鹤梅为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家居》）前句，以宋林逋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故事，自喻长期孤身在外；“邮亭”，即驿馆，犹如现在所说宾馆。他在毕家，夏日还要住到其宅第外的园林中，夜晚特感孤独清冷，有诗云：“寂寞荒园人静后，蕉窗影里度清宵”（《读书效樊堂》）。寂寞难耐，不免自找点寄托，假想象以自慰，有诗云：“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喜欢缘。”（《逃暑石隐园》）“石丈”是指毕家石隐园中的一块竖立的人形石头，作者有诗咏之：“虬筋盘骨山鬼立，犹披薜荔戴女萝”，“我具衣冠为瞻拜，爽气入抱痊沉疴”。（《石丈》）所以这里说“犹堪文字友”。后句是用唐诗人白居易《戏题新栽蔷薇》诗“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定尔当夫人”（《全唐诗》卷四百三十六）句意，喜欢缘，即欢喜缘，佛家有欢喜天、双喜佛，图像为夫妇相抱欢爱之状。“结喜欢缘”与白诗“当夫人”同意，都是诗人假想象以自慰。这篇《绿衣女》就是将假想象自慰的诗句，改做形象化的虚幻交织的小说图像。《聊斋志异》里还有许多类似的篇章，如《小谢》是两位鬼女来书生的馆屋，嬉笑玩耍；《连琐》是一位夭亡的鬼女来到书生临近郊野的书斋乞怜求助；《葛巾》是花精出现在牡丹园里，与书生结为夫妻等等，都由之引生出感情的纠葛和别的事情，作品的题旨发生变异，便不纯是弥补生活的缺憾的幻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