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 次 更新时间:2022-12-07 18: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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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源  

  

   【内容摘要】纵观历史,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有着密切关系。古代治边拓边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近代挽救边疆危机的努力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新中国的边疆治理不断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新时代,边疆治理和民族工作依然交织在一起,并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两者的契合点,不断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之力。

   【关键词】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历史逻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9BDJ04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20)05-006-006

  

   我国边疆地区远离祖国腹地,自然条件迥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与内地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特征。因此,不论是古代的边疆治理活动,还是近代的挽救边疆危机,以及新中国的边疆治理,都是通过有别于内地的治理方式,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加强边疆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同质性因素不断增强,进而舒缓中华大地上各族之间因为自然气候、人文风俗等产生的矛盾。这些治理活动,推动着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不断一体化,促使“中国各民族成员能够认识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而能够在心理上自觉认同、主动归属于这一共同体”。

   一、古代治边拓边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

   我国古代以处理族际关系作为核心内容,开展了丰富的治边实践。为了拱卫内地安全,历代王朝或四方征战、广开疆土,或移民实边、屯垦戍兵,或羁縻册封、怀柔感化,或开通边市、互通有无。这些努力开拓了我国的疆域,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形成了兼收各民族之所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意义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强化奠定了实体基础。

   (一)开拓了国家疆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地区,标志着华夏族群完成了内部整合,并建立起统一的封建集权制王朝国家。为了管理辽阔的疆域,秦王朝在“服事观”的影响下,在疆域的边缘地带采取了差别化的治理方式,在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条件较好的地域设郡县直接管辖,而对于拥有较大异质性的区域,则通过“典客”“典属国”等方式进行治理,我国封建王朝治边拓边实践由此开始。

   我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基本上都将华北、关中以及长江中下游等最适宜开展农业的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以这片区域为中心,国家的疆域随着国力的兴衰而时有盈缩。国力较为强盛的封建王朝,通过积极的治边拓边活动,以间接治理的方式,将东北、西北、西南等相对边缘的地带,逐步纳入其治理范围。如唐代在岭南与西南地区“大多是通过本地最有影响的酋帅宣谕抚定”。对于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以羁縻州府间接管辖,不征课赋税,依然保留着部落酋长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中一些地区逐渐内化,也有一些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仅维系着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总体而言,从秦汉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开拓奠定了我国的辽阔疆域。王朝国家的版图在清代基本定形,“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辽阔疆域,成为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的家园。

   (二)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汉朝延续了秦朝的治边策略,坚持“守中治边”的原则,集中精力建设中原地区,增强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实力,保持中央政权整体相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从而达到“治安中国,则四夷自服”的治理效果。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的过程中被称为汉人,汉人也逐渐成为指代生活在中原地区人群共同体的新称谓。

   从秦汉到清中晚期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均以处理族际关系为重点,往往涉及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往来、经济互通、文化互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如秦汉时期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数百万内地兵卒、农民、工匠开垦建设西南、西北边疆。唐初对部分内附的边疆民族采取绥纳内徙的策略,大批突厥降众被安置在内地。元朝广设驿站,“适万里如履庭户”,人员流动往来更加便利,各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初步形成。清代前期局势稳定、国家统一,“为大批人口迁居边疆,创造了有利条件”“内地各省约有1000万的人口迁往东南西北各边疆地区”。长期的人员往来,使各民族呈现出参差交错的分布特点,同时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实现了持续性的交流融合,“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形成。总之,封建王朝的治边实践不仅开拓了各民族共同的家园,还促进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交流融合,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实体。

   (三)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王朝国家统治的中心区域逐渐形成并发展起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汉文化,与以游牧、渔猎文明为基础的边疆民族文化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封建统治者虽主要以文化差异定义夷夏之辨,但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采取强制同化的政策,而是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策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中原文化感召边疆民族。

   历代封建王朝在治理边疆的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互动往来,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实现了长期的交流、碰撞,在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中,逐渐形成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汉朝通过联通西域、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将中原的农耕灌溉技术、历法等传至边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出现了少量的相互吸收现象。唐代对于边疆采取十分开明的文化政策,推动了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通过数次和亲,内地的经书、医药、制造技术及工艺传入西藏。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乐舞、绘画、雕塑及一些生产技艺充分吸收边疆民族的文化元素,推动中华文化走向辉煌。“共同体需要信奉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共同的历史与认同——简言之,一种特殊的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精神纽带。

   综上所述,封建王朝的治边活动,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疆域,形成了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邻里相望的紧密联系,创造了各民族共同的灿烂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实体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王朝国家的治边实践也存在诸多弊端,为近代边疆治理埋下了一些隐患。

   二、近代挽救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

   历代王朝的治边拓边活动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体基础。在此基础上,面对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奋起抗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在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入侵中国,鲸吞蚕食中国边疆领土,在各地划分势力范围、扶持代理人,煽动边疆地方势力从事分裂活动。晚清朝廷为了应对严峻的危机,试图改变长期以来间接治理边疆的方式,在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建立行省,以期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收到“治同内地”的效果。然而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可能扭转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但国家处于列强环伺之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边疆地区,实际上依然采取羁縻而治的方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岁月中,中国因国力衰微而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边疆危机,“面临着如何在世界性的多国体系中生存下去的严峻挑战”,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各族人民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开始真正联合起来,各方政治力量的整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凝聚起来,中华民族的观念开始为各族人民所接受、认同。

   “民族”是一个舶来词,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发源于欧洲,是资产阶级为了在革命中最大限度整合国内全体民众,推翻封建王权而建构出来的,其中内在地包含着主权在民的建国诉求,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出“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观点。中国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其后众多的有识之士接受了这一概念。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很快调整了排满政策,正式宣布了“五族共和”的政治原则,即“推翻满族皇室民族压迫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以五族为代表的国内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民主共和’国家”,此举对于催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五四运动后,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更为清晰,对于各民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同命运认识得更为深刻,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进一步增强。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基于中国正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环境之中的认识,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任务,对于各民族确立整体中华民族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中华民族观分野日益明显。蒋介石及国民党内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明显,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明确提出“宗族说”,否认单元民族的身份和地位,在现实中走上了民族歧视、民族同化和民族压迫的道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大多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的体认进一步加深”,明确提出:“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同时,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借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图谋,主张“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已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形成了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和各方政治力量围绕“中华民族”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和探讨,虽然具体观点多有分歧,但是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则是各方的共识。在列强环伺的现实压力和各界力量的宣传引导下,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也普遍认识到:“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结合而成的整个大国族。”国内各族人民深刻体会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幸免于难,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只有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最终战胜敌人,求得解放。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促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多次挫败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分裂图谋,在近代百年的风雨中避免国家被瓜分蚕食的命运,基本保持了传统中国的辽阔疆域,为新中国的边疆治理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三、新中国的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人士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讨论,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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