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 靳景: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服务分工、产业协同和数实孪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00: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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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靳景  

  

   摘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效率提升。这个判断学界有共识,但系统全面的分析不多。本文尝试以数字技术促进分工与协作为主线,全面描述和深入分析数字技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三步曲”:一是通过服务产品内部分布式分工这种产业组织形态的重要创新,提高服务业分工与协作效率;二是数字服务通过向消费全域和生产全链赋能,提升全域全链业务贯通和协同能力,提高各类产业特别是平台的协同效率;三是通过数据全纳实现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全景融合,创造新的数实孪生叠加效率,提供双重价值。这三个方面继起和并存,提高全社会经济活动效率,提供新的增长源泉。

   关键词:数字技术  经济效率  服务分工  产业协同  数实孪生

  

   最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此前30年有较为明显的回落,实践中经济增长乏力的感受也较为普遍且日趋明显,以至于近期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当前阶段导致经济增长缓下台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整个经济效率的降低。从发展理论、国际经验和国内现实看,如果没有新动力源加入,我国经济增长将继续缓下台阶,进入一个长期中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并将在更大程度上产生重要且持久的正面影响。

   经济效率提升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本文系统分析技术进步带来的分工深化、协作加强和商业模式创新,重点剖析数字技术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三步曲”:提高服务业分工与协作效率,提高各类产业特别是平台的协同效率,创造新的数实孪生叠加效率。三者相继发力并长期并行,提升全社会经济活动效率,提供新的增长源泉。

  

   一、服务业低效率与服务经济时代的低增长

  

   (一)低效率的服务业与服务业高占比后的低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超过50%。同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缓慢而稳定的下行趋势(如图1所示)。这种表现可以解释为受服务业低效率带来的“成本病”(“鲍莫尔病”)的影响所致。

   国际经验显示,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主要产业后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为了与我国的情况有较强可比性,本文选取了服务业比重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超过50%、同时也是人口超过5000万的较大国家样本(如图2所示)。图2中箭头所指年份,大致是对应经济体服务业超过50%的时期,此时起,各个经济体都呈现出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趋势,即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喇叭口”的形态。最后一张图是中国,可以看到,我们未能脱离开这个规律性趋势。

   (二)服务业特点和低效率的3个来源

   现在人们广泛采用希尔1977年提出的定义:“服务是指人或隶属于一类经济单位的物在事先合意的前提下由于其他经济单位活动所发生的变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即消费者单位的变化和生产者单位的变化同时发生”,这种变化是统一的,服务一旦生产出来必须由消费者获得而不能储存(希尔,1977)。由此看出,传统服务业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服务主要是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没有实物形态产出因而不能储存;二是供给消费同步即服务供给和消费同时同地发生;三是不可储存和同步性导致的不可远距离贸易。传统的教育服务、医疗服务、表演服务、旅行服务、保安服务、家政服务等都是典型的服务业。

   服务业低效率的观点由来已久。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就认为,那些能有效使用技术设备、吸引投资和带来财富积累的产业才是生产性的,主要指制造业。而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包括公务员、军队、律师、医生、艺术家、家仆和其他私人服务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是不能应用先进技术扩大生产和积累财富。在斯密时代及稍后,这个观点非常流行(亚当·斯密,2011)。维克多·富克斯是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的重要开创者,他在1968年出版的专著《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已经成为服务经济研究的经典之作(维克多·富克斯,1987)。他强调服务业效率较低,并将其归为技术、劳动力素质和资本密集度等因素。

   威廉·鲍莫尔196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迄今最著名的服务业研究经典文献(鲍莫尔,1967)。他提出了“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在他的分析中,按照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低将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前者以制造业为代表,由于使用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而市政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娱乐等很多服务部门,服务过程需要服务提供者直接参与,劳动节约型技术应用空间较小,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被认为是“停滞部门”。经典案例是:一场半小时、五位乐手演奏的室内音乐会需要付出2.5小时人工成本,“表演者和表演时间本身就是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由此,鲍莫尔提出了“服务业效率低”这个著名判断,并将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低增长速度的原因归结为此。虽然鲍莫尔后来使用更为复杂的解释(鲍莫尔,1985,1989),但其基本观点并未改变。

   国内学术界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认为服务业不是生产行业因而不创造价值(江小涓,1999)。8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服务业的相关研究增多,较早时期的研究强调服务消费品的重要意义,以及服务业具备能够创造价值的“产业性质”(李江帆,1984)。再稍后,学者们开始研究并认为加快发展服务业对当时中国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刘伟、杨云龙,1992;江小涓、李辉,2004)。最近10年,随着服务业成为国内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趋势明显,有关服务业低效率的研究开始增多,主要从服务业本身的特点分析服务业增长的低效率问题和低贸易比重问题。通过研究经典文献、观察经济现实和计算相关数据,本文将制约服务业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3点。

   1.服务特点对规模效率的制约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为制造业提供了高速生产设备,市场的扩大容纳了大规模生产,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带来持续的效率提升,单位产品成本明显下降。这种情景下,即使工资水平上升,单位产品价格可以不升或者上涨速度慢于工资上升。服务业以“劳务提供为主”,不能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较低且长期保持不变。然而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无论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是否均衡,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却要求趋同。因此提供单位服务的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导致服务价格愈来愈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服务业需求快速增长,由于其劳动生产率较低,经济总体生产率增长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鲍莫尔用投入产出表对美国1947~1976年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相当一部分服务业虽然产值比重上升,但实际产出比重基本不变,证明了这些服务业具有劳动生产率上升慢、价格上涨快的特点,随着低效率高成本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同样要素投入的产出能力下降,拉低了经济整体增长速度。国内有学者对服务业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指出服务价格上升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的低效率(江小涓,2010)。还有研究者使用行业数据回顾了中国1990~2010年服务业整体和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该时期服务业整体TFP滞后于制造业且服务业内部行业异质性明显(王恕立、胡宗彪,2012)。

   图3是我国服务业(服务)价格、制造业(商品)价格、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指数上涨比较。可以看到,服务项目价格指数远高于其他任何一种指数。

   2.服务特点对贸易效率的约束

   国际贸易能够扩大市场,也能利用全球资源,因此带来效率提升。服务业的“同步性”和“不可储存性”带来的一个衍生特点是“服务不可远距离交易”。例如零售业只能卖给面对面的顾客,教育、医疗、艺术表演等服务只能向现场观众提供等,远距离交易几乎不可能(江小涓,2008)。当地市场规模的限制又反过来约束了服务业规模效益的产生。有许多实证研究展示了实践表现。例如,相比于服务业在欧盟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70%以上的高占比,服务贸易仅占欧盟总贸易的1/4(威海姆,2015)。对中国类似数据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同样呈现出与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明显低于服务业占GDP比重的现象(江小涓、罗立彬,2019)。

   由于“不可远距离交易”,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长期处于低水平。如图4所示,1980年服务贸易出口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6.2%。2000年这一比重为19.1%,2010年为20.6%,2020年为22.0%。由于贸易比重低,服务业从贸易中得到的效率提升也相对较少。

   3.服务特点对分工效率的约束

   分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经济学最悠久也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两位学者分别在1776年和1890年对分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亚当·斯密,2011a,2011b;阿尔弗雷德·马歇尔,2019),指出分工之所以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分工带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分工越细,操作者的技能越专门单一,设备更专用,人与机器的配合更熟练、更稳定、更有效率。杨格将产业间分工的动态演进与报酬递增联系起来(杨格,1928),特别强调了中间产品的重要性,指出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产业体系内中间产品的增加和产业链条分工的增加。

   关注创新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分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了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分工从经济体之间延伸到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和产品层面。不少研究发现,不论在哪个层面,分工的依据从国家间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等因素,转变为基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即技术创新愈来愈多地决定分工走向。企业通常“为了获取垄断优势自发进行技术竞争”(洛瑞,1979;达斯古普塔、斯蒂格利茨,1980;李、怀尔德,1980),这些技术竞争通过现有分工结构的效率改进和产生新的分工,促进了分工不断深化与效率持续提升(克鲁格曼,1988;格罗斯曼、赫尔普曼,1989)。

   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都可以发生在全球范围。产业间分工典型表现为不同经济体在初级产品、制造业产品、技术和高端产品等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分工活动,如图5a所示。产业内分工是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如图5b中的太阳能光伏产业)供应链上的分工。产品内分工是同一产品(如图5c中的派德高电动自行车)的不同工序或组件的跨国供应。

   然而不少学者同时指出,分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整个生产过程协调成本的增加(贝克、墨菲,1992)。有研究者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要统筹考虑分工带来的利益和协调成本的约束(杨小凯等,1999a,1999b)。不过,协调成本并没有阻碍制造业分工的持续深入发展,制造业的分工结果是已经设计出来的有形零部件,头部企业可以对分工出去的零部件事先提出明确要求并精准考核产品质量,协调成本相对可控。

与制造业分工相比,服务业分工程度相差很多。除了不可远程交易带来分工困难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协调成本问题。有研究者较为系统地分析过服务业复杂分工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预见成本、缔约成本和证实成本昂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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