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第140-150页。
方舒，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
王艺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提 要：数字化与金融化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深刻趋势，其交织产生了生计与保障、财务健康、金融安全、非理性支出、普惠金融与社区发展等方面的金融脆弱性问题，对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包容性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社会工作的新兴领域，金融社会工作融合社会工作专业与金融服务视角，以提升人的金融能力为理论核心，遵循“开展金融导引服务提升金融素养”和“发展金融包容性与资产建设拓展金融机会”双向作用机理，通过五大实践向度开展一系列金融赋能服务，积极推动数字经济时代走向包容性发展。此外，金融社会工作顺应数字技术变革，立足本土情境探索转型发展路径，将会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福祉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关 键 词：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社会工作；金融脆弱性；包容性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数字化与金融化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两大趋势。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数据，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从2005年的10亿人迅速增长至2023年的54亿人。随着数字化不断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发展的新模式。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2.8%，较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这表明以互联网、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正加速推动我国迈入“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这一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中数字化进程这一时代趋势不可逆转。
在数字技术的驱动和社会金融化趋势的双重加持下，经济与社会的运行逻辑正在被重塑，劳动就业模式、消费行为、收入结构、财务管理、休闲娱乐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转变。一方面，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数字红利”。首先，其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催生了一系列数字新兴产业，并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人参与全球市场。其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发展带来了商业模式创新，激发了更多基于数据的应用。再次，数字金融服务快速崛起，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等为人们的财务管理和金融参与提供了极大便捷，网上购物、线上缴费、抢红包、扫码支付等早已普及。此外，数字化服务如智能出行、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让生活更加便捷，扩大了优质服务资源的覆盖面，同时创造了大量与电商直播和平台经济相关的新岗位。最后，数字化基础设施普及为偏远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还提升了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伴随着金融化趋势正在产生一系列负向外部性。例如，数据隐私泄露和网络安全威胁增加了个人和社会风险，不同地区和群体对数字技术的获取能力差异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技术革新导致传统岗位流失且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保障不健全，大型数字平台的市场垄断地位可能导致算法歧视和不公平，虚假信息扩散、信息茧房和观点极化等也对社会稳定和公众判断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网络社交削弱了当面的人际互动，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
因此，数字经济更加需要包容性发展，直面数字鸿沟、新型风险和社会分化等负面后果。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已成为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理解的具有代表性的共识之一。从这一定义出发，数字经济可以被视为一种依托信息和数字技术创新，通过相关产业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形成的特定经济运行生态的统称，其本质是一种数智化的资源配置和生产组合方式。基于这一本质属性，可进一步从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政治范式两个关联性视角对其加以审视。技术-经济范式强调技术创新是驱动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认为数字经济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升级，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以及催生新兴产业，构建了数字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而社会-政治范式则聚焦于数字经济对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强调数字技术在治理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潜力，同时关注其带来的现实问题。可见，前者突出了技术扩散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动态反馈，后者探讨了数字技术对社会公平、个体权利和公共利益的深远影响，二者分别从技术驱动的经济逻辑和社会制度调整的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剖析，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经济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塑造。现实中，随着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商业模式创新、非接触式服务业和线上社交等数字经济形态日益深度嵌入并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加之数字化与金融化交织互促的社会现实，不仅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获得感和生活体验，也带来了数字鸿沟、安全风险及社会公平等诸多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及其服务于人类福祉根本使命的实现。
所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二〇二四年数字经济报告》呼吁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是一种以公平、公正和可持续为核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理念，其目标是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化人群，能够平等参与发展过程并分享发展成果。包容性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经济韧性，以及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和推动技术创新。在当下的数字经济时代，包容性发展立足于人的发展这一核心，追求“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目标，通过政策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数字鸿沟以及倡导绿色发展，力求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可持续未来。
金融社会工作作为全球社会工作的新兴领域，立足于“人与环境互洽互促”的生态系统视角，聚焦于服务对象（个体、家庭、群体、社区）钱财相关的议题，以社会工作与金融服务交叉结合为基础，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增进民生福祉和推动经济发展。金融社会工作不仅关注个体和家庭的经济福祉，还致力于帮助全体社会成员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并提升金融素养，管理财务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这种新兴的跨领域社会干预机制，立足于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挑战，不仅为社会工作拓展了新的应用领域，也为解决当下的民生问题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操作思路。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与社会金融化快速演进的现实背景，从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影响的两种范式切入，提出数字经济时代更加需要包容性发展的立论，并以金融社会工作视角来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诸多金融脆弱性挑战，进而依据金融能力理念的双重意涵，阐述“提升人的金融能力是金融社会工作应对包容性发展挑战的关键”这一核心观点，论述金融赋能“开展金融导引服务提升金融素养”和“发展金融包容性与资产建设拓展金融机会”的双向作用机理及其五大实践向度；最后总结了金融社会工作可能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本文对新时代发展金融社会工作及其对数字经济时代走向包容性发展做出专业回应，具有理论、实践和政策等多重价值。
二、数字化与金融化交织下民生福祉面临的诸多挑战
（一）劳动就业模式变革带来生计与保障挑战
数字经济驱动下的劳动就业模式经历了深刻变革，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提出了多重挑战。首先，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以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与网络主播为主。然而，以计单或计件方式取酬使得他们的收入具有较大波动性，这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群体的生计难题之一。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拉大了社会收入分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约14%的全球劳动力需要重新接受培训，以应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应用带来的技术鸿沟和收入差距。数字化转型也加剧了不同行业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产业快速升级带来大批岗位消失的同时，新兴产业和新兴职位的地域集中化也使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发突出。
此外，社会保障不足还进一步加剧风险。平台经济主要采用劳务派遣或劳务外包等形式，未与从业人员签订固定劳动合同，工作稳定性较差且连续性较弱，加上收入较低，导致很多人参保积极性不高，且难以保证持续缴纳。一旦遭遇失业、伤病等导致的收入中断情况，灵活就业者的医疗、养老等基本需求将缺乏有效保障，这会显著加剧其生存困境和生活风险。
数字经济伴生的收入不稳定、社会分化及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正深刻影响着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生计与保障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要求》）已将“配送员权益保障”单列一章，提出从劳动时间、报酬分配到社会保障的系统性方案。其中，明确规定对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配送员，由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对未确立劳动关系的，且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平台，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并鼓励参加养老保险和多样化商业保险。与此同时，骑手超时罚款制度正经历行业性转向，京东外卖、饿了么平台率先试点以“服务分”替代惩罚机制，美团计划于2025年年底前全面取消。这一行业联动变革呼应了监管部门在《要求》中提出的政策导向，标志着平台用工治理正由“以罚代管”向柔性管理与协同治理转型。这一政策与行业层面的双重回应体现了对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护的制度化努力。然而，在平台经济的结构性约束下，大量劳动者仍处于非完全劳动关系之中，劳动身份模糊、责任划分不清、保障层级分化等问题依旧存在，未根本突破传统劳动关系的二元边界，数字化条件下劳动权利与社会保障的适配性仍有待通过制度创新与社会机制协同加以重构。
（二）消费狂欢对人们财务健康的挑战
数字经济提升了消费体验，但也暴露了冲动消费、债务积累和隐性支出等问题。首先，冲动消费现象日益严重。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精准推荐、促销活动和限时折扣等方式不断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甚至有研究指出网络带货营造的直播场景及其氛围线索也能刺激人们的消费意愿。冲动消费不仅导致了不必要的支出，还削弱了人们储蓄能力和财务目标的实现。
同时，移动支付和信用消费普及也容易导致债务问题。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24年6月末，我国住户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0万亿元；而在2022年，中国狭义消费信贷线上化渗透率已达到73%。这表明互联网消费金融正在重塑人们的财务行为，过度依赖信贷消费可能引发债务积压，甚至形成“以贷养贷”“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此外，隐性支出增加与财务透明度下降有关。当前订阅服务、自动续费和会员制消费日益普及，而支付平台或小程序设置的自动支付操作方法往往绑定便捷但取消烦琐，导致消费者常因疏忽或方法不当产生“被动消费”及隐性支出。这不仅会加重家庭财务负担，还可能导致预算失控。
这些问题对人们的财务健康产生了多重负面影响。冲动消费往往削弱个人的财务规划能力，也限制了长期经济目标的达成；过度消费引发的债务问题不仅削弱了人们应对突发风险的金融韧性，还可能损害其信用评级；长期的财务压力可能引发焦虑和不安情绪，并进一步削弱个人的财务健康和生活幸福感。
（三）金融诈骗对公众金融安全的挑战
伴随数字金融与社交平台渗透加深，金融诈骗呈现高频化、链条化与技术化特征，并持续推高居民财物风险与社会治理成本。常见的诈骗类型主要有：（1）虚假投资与理财类，诈骗者通过伪造合法金融平台或在社交网络散布高收益诱惑信息，吸引投资者投入资金进而导致损失；（2）网络钓鱼与假冒银行类，诈骗者通过伪装银行或支付平台的官方网站、短信和电话，诱导受害者泄露敏感信息；（3）网络交友类，如“杀猪盘”，骗子伪装成可靠人设，通过社交平台建立信任后以投资、借款等名义骗取资金。此外，假冒电商平台与退款诈骗也呈现高发态势，诈骗者通过伪造购物网站或冒充客服，以“未完成交易”或“手续费”为由骗取付款，在购物节或促销季尤其高发。
金融诈骗对公众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带来多重负面影响。首先，经济损失是最直接的后果，“防不胜防”的诈骗手段往往使受害者在短时间内遭受不同程度的资金损失，不仅冲击了其财富基础，还可能导致长期的财务困境。其次，个人财务信息泄露进一步放大了风险，诈骗者窃取银行卡、身份证等敏感信息，可能引发身份盗用、信用卡盗刷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受害者的信用记录，从而限制了其未来信贷和融资的机会。再次，金融诈骗的心理危害同样不容忽视，受害者在遭遇诈骗后往往面临焦虑、抑郁等心理压力，进而影响其社交和工作。最后，金融诈骗泛滥使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下降，对金融秩序和社会信任造成不利影响。
（四）网络休闲娱乐的非理性支出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与休闲娱乐方式，社交媒体、在线视频、在线游戏和其他数字娱乐形式也可能带来潜在的财务压力和挑战。
数字娱乐成瘾正在加剧财务压力。互联网用户为追求更优质体验或独家内容，常在观看视频、玩游戏或参与社交活动时支付额外费用。例如，网络游戏中的道具、皮肤及周边商品已成消费常态，在线视频平台通过推荐算法激发用户反复购买，一些用户甚至还因打赏主播而频繁支出。数字娱乐的强沉浸性使过度消费在年轻群体中尤为突出，加重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饭圈文化”导致青年人非理性消费。这种围绕偶像的亚文化促使粉丝忽视经济实际，频繁进行高额支出，如购买专辑、周边产品、演唱会门票及参与集资活动。粉丝团体通过排名和集资额竞争，进一步诱导超出经济能力的支出，甚至依赖信用卡或贷款工具，导致债务累积，这反映了“饭圈文化”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的财务风险。
互联网社交的攀比效应与虚拟物品的交易风险值得关注。一方面，数字平台上频繁展示的奢华生活方式、旅游经历和高端消费品，尤其是年轻群体中的“虚拟炫富”现象，容易刺激消费欲望，诱发冲动消费和不必要支出。另一方面，许多青少年投入大量金钱购买或交易虚拟物品，这些物品价值波动大且难以量化，线上交易的潜在风险也往往被低估。
可见，数字经济时代的网络社交与休闲娱乐方式也带来了新的财务挑战，对个人和家庭财务健康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
（五）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和社区发展的挑战
数字鸿沟是指由于信息技术的使用和接入差异，导致社会群体在数字化发展中享受不平等机会的现象。在现实中，它可能影响金融的数字化普及，进而影响社区发展和居民福祉。
首先，接触网络较少的农村居民难以接入手机支付、在线贷款和数字银行等数字金融服务，使他们的金融需求并未被有效激发，还可能在融资、创业和消费等方面处于劣势，甚至导致了其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其次，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发挥需要借助网络基础设施，因而其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显著大于农村居民，对东部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最后，数字鸿沟还带来社会排斥。无法接入数字金融服务的群体可能会被社会和经济体系排除在外，抑制了他们参与社区活动和经济发展的机会。所以，数字鸿沟不仅限制金融服务普及和加剧社会不公平，还可能抑制社区经济活力，进而阻碍人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的均衡发展。
上述五大挑战集中体现了数字化同金融化交织融合背景下，经济运行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包容性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构成了当前社会成员金融脆弱性的直接表征。金融脆弱性意指在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与其所处金融环境的关系失调及其引发的经济民生后果。上述挑战反映出的金融脆弱性具体包括收入不稳定、消费支出非理性、财富不安全、发展支持不足和经济保障弱化等问题。
三、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社会工作的作用机理：提升人的金融能力
（一）金融社会工作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数智化资源配置和生产组合的经济活动模式，与社会和政治互嵌互促。因此，数字经济在深嵌社会结构并带来诸多挑战的同时，也促使公共政策必须对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做出积极回应。随之而来的核心议题是公共政策应朝向何种方向、遵循何种路径来应对数字经济的负向外部性？为此，本文将首先结合图1简述核心观点，即金融社会工作通过提升人的金融能力能够有效应对当前的金融脆弱性挑战，并以此推动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随后，将对此行动方向与路径进行系统阐述。
金融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与金融服务的交叉结合领域，秉持关注个体与环境的系统性视角，通过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来帮助他们实现经济利益，进而促进个体和家庭的全面福祉（包括非经济福祉，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行为健康和家庭幸福等）。更为具体地，金融社会工作以专业视角审视服务对象的经济民生和金融财务问题，尤其关注社会弱势人群的生存、保障和发展等方面的现实需求，力图克服和解决人们的金融脆弱性问题，进而增进人们的财务健康、金融福祉乃至其他方面的福祉。
基于上述专业定位和现实功能，金融社会工作构成了助推数字经济时代包容性发展的制度性干预机制。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契合：第一，目标契合。包容性发展兼顾高质量经济增长与包容性社会发展两大目标维度，强调发展的共享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金融社会工作直面公众特别是社会弱势人群的金融脆弱性问题，以经济民生为逻辑主线开展社会工作干预，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金融赋能和可持续生计发展，在服务人群和服务目标上具有明显的包容性。第二，政策契合。包容性发展的核心要素包括共享性、全员参与、减少不平等、可持续性以及尊重和包容多样性，在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技术五个维度全面发力，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金融社会工作既突出了经济民生的逻辑主线，也强调经济利益与全面福祉的兼顾，是回应当今世界数字化变迁的政治机制和社会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协同力量。第三，实践契合。包容性发展旨在通过减少不平等、增强社会包容、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技术普惠，进而推动就业机会、教育医疗、政治参与和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的进步。类似的很多实践举措与金融社会工作相一致。例如，社会工作先驱简·亚当斯一百多年前发起“社区睦邻运动”，组织团队扎根美国芝加哥市的贫民区开展家计访问、就业促进、经济救助和财务咨询等多样化专业服务，涉及生计发展、健康安全、家庭理财等，可以说是金融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端。
（二）人的金融能力的双重意涵
金融能力在金融社会工作专业框架中居于理论核心位置。金融能力是指个体的金融知识技能和他们可及的金融服务之间互动所共同构成的“可行能力”选项，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可行金融能力”。这里参照了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念。森开创性地提出“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发展就是人类自由的扩展。“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因此，可行能力既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是个人完成合理决策所需掌握的知识信息与特定社会条件下享有的行动机会的现实组合。根据森的可行能力理念，金融能力是个人掌握的金融知识与技能及其所能享有的金融机会的有效结合，包括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两方面。
首先，金融素养是指人们所掌握的与金融相关的知识、运用金融知识理性地处理金融事务的技巧，以及看待金钱和财富的价值观念。金融素养是促成人们做出有效的经济财务决策的内在条件，包含知、情、意、行四个维度。知识维度是指人们对金融概念和产品的认知；情绪维度是指对待钱财议题所持有的心理状态；技能维度是指管理金钱和资产的实际操作能力；态度维度是指财富观、理财信心、风险偏好等。它们构成了个体完整的“财商”系统。同时，金融机会是指社会经济金融环境为人们给定的、可触及的现实支持性安排，通常主要聚焦于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在金融社会工作视域中也包括其他对人们生计和资产发展有益的非金融资源，例如社会救助政策、慈善公益资源等。金融机会对人们有效提升金融素养、理性做出金融决策、推进财务规划进而实现生活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依据社会工作者在情境中的专业视角，金融能力反映了个人与其身处金融环境之间的关系。个体社会化进程中需要根据外界要求习得知识、掌握信息，以成为具有理性分析能力的个体，进而做出合理选择，但知识内化和信息掌握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行动，它们只有在客观具备的行动机会促发下才能发挥功效。因此，金融能力所蕴含的金融素养正是个人所习得的金融知识及其掌握的金融信息，是内化于主体的“行动力”。同时，金融机会是个人所能享有的现实机会，是客观外在于主体的“行动机会”，涉及金融服务、产品和其他公共支持政策等结构性、制度性安排。金融能力是金融素养与金融机会的有机融合，二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
金融能力具有三大突出理论特色：一是将可行能力纳入经济金融议题的分析视野，探寻到行动和机会双重理论进路，这种理论视野与已有的经济学研究是一致的。二是准确看到人的能力是解决金融脆弱性的核心关键要素，充分体现了其蕴含的包容性品格。例如，美国学界就将“确保所有个体和家庭拥有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和资产建设(Asset building)”列为21世纪社会工作12项重大挑战之一。三是既看到了主体人的能动性，也看到了制度环境的结构性，强调个人内在行动力与社会现实机会的互动与融合。
（三）金融赋能：提升人的金融能力
依据金融能力理论，人们拥有充分的金融能力需要同时具备金融素养即“行动力”和金融机会即“行动机会”，二者组合才能有效应对复杂的社会金融环境，但个人的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一个不断赋能的过程。所以，金融能力得以组合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赋予人的金融能力的行动及其过程，即金融赋能。据此，金融赋能是指增强和实现服务对象金融能力的过程及其结果，它通过提升金融素养和拓展金融机会两个路径来增进人们的经济福祉。金融赋能正是金融社会工作的实践主线和干预过程，以此发挥其专业作用和达成现实功能。
与金融能力的二元内涵相一致，作为助推数字经济时代包容性发展的制度性干预机制，金融社会工作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金融赋能：一方面是通过开展金融导引服务（financial guidance service）提升公众金融素养。作为服务对象金融社会化的结果，金融素养的提升是为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传递所需的金融知识和理财技巧，改变人们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和财富观念，协助其提高金融管理和财务规划能力，增强他们对待金融事务和未来生活的信心。另一方面是通过发展金融包容性与资产建设来拓展金融机会。通过专业人士的政策倡导和社会资源链接，推动政策和制度变迁，以拓展公众可享有的金融包容性，增强服务对象的社会经济支持，构建制度性资产发展的渠道，改变人们所处的金融生态，进而改善个体、群体乃至社区在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处境。
根据国际上的定义，金融导引服务是指通过教育、咨询、指导等方式，为个人、家庭或群体提供系统性金融知识传授、技能培训和咨询辅导，帮助其提升金融素养，从而实现收入管理、消费优化、信用维护、风险防范、资产积累和金融包容性等目标的一种服务模式。它通常包括金融教育、个性化金融咨询、针对财务困境的金融治疗，以及通过实践提升技能的金融训练，旨在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整合性的赋能支持，增强其财务自主性和经济福祉。金融导引服务的实施主体涵盖政府、金融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教育机构。其中，政府与公共机构主要推出金融教育项目或政策指导；金融机构主要通过消费者保护教育推广负责任的金融行为；非营利组织主要针对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性的金融知识和资源支持，涉及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和法律服务；教育机构主要在课程中普及金融教育，培养下一代的金融能力。此外，发展金融包容性与资产建设则侧重于中观和宏观的结构性策略，在普惠金融和社会福利政策之下，涉及旨在拓展可及金融机会、促进人们改善金融脆弱性的一系列制度性举措。
四、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社会工作的实践向度
在数字经济时代，围绕生计发展、财务收支、信用管理、金融保护和资产建设等经济福祉，金融社会工作实施金融赋能具有双向作用机理，即开展金融导引服务提升公众金融素养，以及发展金融包容性与资产建设拓展金融机会。二者在实践中相辅相成，构成了金融社会工作实施金融赋能的多维向度，以此应对包容性发展的挑战，进而增进人的全面福祉，具体见图2。
（一）以金融教育提升公众数字金融素养
面对数字化与金融化深度融合的复杂社会环境，金融教育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致力于提升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其核心内容包括基础金融知识、财务规划、信用管理以及防范金融诈骗等；通过个性化的教育赋能方案，金融教育帮助人们理解数字化金融工具的使用及潜在风险，形成理性观念和平和心态，更有效地管理收入、储蓄、消费与借贷，提升财务管理能力和风险应对水平，进而助力人们实现生活目标。
这在实践中主要有四方面的工作：一是面向不同人群提供个性化金融教育。例如，帮助老年人学习使用移动支付和线上银行业务，引导青少年理性看待网络购物和娱乐支出，以及正确认识信用卡和网络借贷等。二是实施技能培训。引导服务对象掌握所需的金融技能和数字安全技能，将金融教育融入就业帮扶、困难救助、矛盾调解和危机干预等现有社会服务体系。三是推进在地化教育。针对边远地区居民语言和文化水平限制，通过文化敏感性介入和动员社区参与，开发符合本地需求的教育材料，协助他们理解金融知识和掌握应用方法。四是减缓数字鸿沟，推动教育倡导。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模式，利用多种线上渠道发布数字金融相关知识，通过政策倡导推动金融教育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
通过多维度的实践，金融教育能够提升社会公众的数字化金融素养，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整体的金融包容性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以整合性方法防范化解网络金融风险
金融社会工作在预防和化解网络化金融风险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一，通过金融教育提高个人的网络风险意识。开展关于网络钓鱼、数据泄露和账户盗窃等主题的培训，提升公众安全使用数字支付知识的能力；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面对面的技术指导，如设置复杂密码和识别虚假金融信息等；倡导多部门的协同配合，开展数字金融安全宣传活动。
其二，构建防诈反诈预防网络。利用同伴教育的形式，培育社区金融保护志愿组织，鼓励成员分享网络使用和金融保护的经验；倡导家庭金融安全的代际支持，减少个人能力不足导致的风险；构建金融风险社区治理平台，形成预警机制，使居民及时获取风险信息及应对策略。
其三，危机干预与损失控制。为遭遇网络金融风险和损失的服务对象提供及时的干预和支持，尽可能帮助其降低损失。例如，协助受害者联系金融机构冻结账户、追回资金，进而评估损失和开展财务修复，如重新建立信用记录和财务脚本，并提供法律援助或心理支持。
其四，倡导负责任金融行为。许多数字金融风险源于产品设计的复杂性和透明性不足，过高的隐性费用、算法歧视等可能导致用户不必要的损失。金融社会工作通过政策倡导推动金融业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让金融成为具有包容性发展和促进所有人福祉的工具。例如，倡导金融机构明确披露贷款利率、附加费用和数据保护条款，确保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和滥用。
通过这些努力，金融社会工作不仅能帮助个体和群体更好地应对网络金融风险，还能促进形成更安全、更公平的金融生态。
（三）以专精化服务修复社会金融化微观后果
金融社会工作采取个案管理方式，结合咨询、治疗和训练等专业方法，与心理、理财及法律等领域专业人士协作，帮助服务对象处理因钱财引发的经济、心理、家庭和人际等问题。金融咨询通过一对一指导提供收支计划、债务管理和财务规划；金融治疗为深陷财务困境的人群提供行为矫治、心理支持和财务重建；金融训练通过模拟和干预提升财务管理与决策能力。
其一，成瘾性财务行为治疗。追星消费、打赏成瘾和网络借贷等行为问题导致多重后果。金融社会工作帮助服务对象识别不良财务行为的诱因和模式，减少冲动性支出；缓解因财务成瘾引发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开展预算编制与财务规划的金融训练，逐步恢复服务对象的财务控制感；借助家庭金融治疗和社区支持网络，形成积极的行为干预环境。
其二，经济支持与财务重建。过度借贷、投资失败、财务纠纷等往往导致个人和家庭陷入经济困境。金融社会工作可以帮助服务对象修复财务状况，如协助与债权人协商分期付款或利息减免，缓解债务压力；提供理财咨询与预算训练，帮助重建合理的支出和储蓄计划；对接低息贷款、救助金和慈善捐赠等资源，连接必要的经济支持。
其三，心理支持与情绪修复。诈骗受害或投资失败常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创伤。金融社会工作通过心理干预帮助其恢复心理健康，包括创伤辅导，通过个别或小组辅导，帮助服务对象接受事实并重建信心；情绪疏导，帮助服务对象缓解焦虑与自责并重建积极心态；增强社会支持，鼓励服务对象融入支持性小组，获得情感支持。
其四，金融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合同违约、债务纠纷、遗产争夺等既涉及法律纠纷，也容易引发人际、家庭和社会矛盾。社会工作者通过扮演调解角色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同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支持，帮助其维护自身权益，促进形成安全稳定的金融和社会环境。
通过综合开展上述专业化服务，金融社会工作不仅能帮助受害者缓解因金融引发的诸多危机，还能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进而促进个人、家庭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四）推动数字经济时代资产建设
持有且不断积累资产有助于人们获得长期的经济保障，进而带来心理健康、婚姻和谐、子女发展、社会参与等九大方面的福祉。数字经济时代资产建设对于人们抵御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快速转型带来的生计冲击，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社会福利视野中的资产建设与经济学意义上资产积累的自然过程不同，它需要由公共部门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专门设置制度性框架，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同等的金融机会实现持续的资产发展。因此，资产建设是一项具有金融包容性的社会政策行动，在实际干预过程中，金融社会工作的作为主要体现在个人、项目、社区和政策四个层面上。
第一，提升金融素养促进资产建设。除了通过教育培训和技能提升等常规方式帮助服务对象提高金融素养，金融社会工作还将金融赋能融入特定人群服务项目，面向灵活就业人员、职场新人和低收入人群等开展储蓄专题的金融咨询和日常训练，通过定期的小组和个案跟进培养储蓄习惯，进而促进其有效管理和长期积累家庭资产。
第二，开展特定人群资产建设项目。金融社会工作通过倡导公共部门或金融机构，面向残障人士、快递外卖人员和创业青年等人群发起公益项目，以支持其特定的金融需求。以陕西农村儿童资产建设项目为例，其面向贫困残障儿童家庭构建了资产建设与跨代干预的整合性服务框架。一方面，项目利用限制性用途账户、配额储蓄及种子基金为边缘群体提供资产积累机会，并嵌入理财教育与康复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这种合作生产模式有效激发了家长的内生动力与规划意识。数据显示，在制度激励下绝大多数参与家庭在半年后主动倍增月度储蓄目标，且家长对子女康复训练的投入完成率远超预设基准。可见，这种基于服务提供者与服务使用者进行合作生产视角的金融社会工作介入能有效实现家庭经济赋能，通过改善代际互动促使家长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升反贫困的可持续性。
第三，强化社区资产建设。社区资产是提升经济民生水平的关键要素。金融社会工作可推动社区合作金融，建立社区互助基金或发展原有集体经济，进而将部分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治理，提升社区帮困、助老、环境营造等服务能力。此外，积极孵化社区社会企业，为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社区集体资产的持续积累。
第四，倡导资产建设型社会政策。金融社会工作积极推动创造有利于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实现资产积累的政策环境。例如，针对我国当前的人口发展形势，倡导政府或企业围绕“一老一小”开展政策创新，推动建立我国家庭的儿童发展账户制度（CDA），同时2025年年初正式在全国实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是一项资产建设型养老政策。
综上，金融社会工作在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多层面资产建设，进而为人们带来长期的福利效应，能进一步增强人们抵御收入波动冲击的能力，缓解经济收入压力，从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五）助力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普惠金融不仅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更是关键目标。然而，边远地区的居民常因技术壁垒和设备限制而被排除在数字金融服务之外，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对此，金融社会工作通过整合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数字普惠金融资源，协助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包容的金融服务，推动了社区的经济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消除数字金融排斥，提升金融包容性。数字金融工具的普及是促进社区金融包容性的关键。在用户端，移动支付系统在技术辅导和社区宣传的支持下，能帮助未接触金融服务的人群便捷地接触金融服务。在政策供给端，《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强调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同时加强对农户、新市民、老年人、低收入人口等重点群体的金融教育与技术支持。在政策推动下，通过政府部门、银行和社会组织间的合作，金融社会工作能为社区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和财务咨询。
另一方面，激活共同体互助传统并将其数字化延展。金融社会工作不仅推动个人层面的经济改善，还助力社区整体的赋能发展。以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为例，尽管该模式在跨区域复制中面临本土化挑战，但其首创的五人互助小组机制深刻揭示了关系共同体在缓解信贷约束方面的内生价值。早期数据显示，该行累计发放的小额贷款曾有效促使58%的借款人及家庭成功脱离贫困线。在当前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金融社会工作可进一步将这种增能逻辑延展至数字空间，即通过数字技能培训与平台接入支持，提升社区成员对数字工具的可用性与可控性，从而推动社区层面的持续赋能与包容性发展。
通过整合数字技术与社会工作服务，金融社会工作助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社区金融包容性，特别是为边远地区居民提供可负担、可获得且可信赖的数字化金融服务，使得金融社会工作业已成为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数字化与金融化的深度融合正重塑经济社会结构，也使风险与不确定性成为发展的常态。在这一形势下包容性发展尤为重要，而金融是实现社会共享与福祉提升的关键机制。金融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制度性干预机制，是对社会金融化趋势做出的专业回应，但当前金融社会工作深受数字技术发展的影响，亟须调整自身发展路径，以满足专业服务需求并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
首先，在技术融合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创新有助于提高专业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例如，欧盟多个国家试点的“区块链社会服务计划”显著降低了项目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中间成本和不当使用。在此国际经验基础上，人工智能（AI）可驱动资源分配和服务流程的优化，核心在于通过去中介化与信任重构重塑资源流动的治理逻辑，将数字工具嵌入金融社会工作的个案管理工作流程中。该机制可贯穿社工服务介入五大环节：在接案与初筛阶段，区块链以可追溯记录提供最低限度的技术背书，降低因缺乏征信而被排斥的进入门槛；在评估阶段，AI基于家庭收支、债务结构、刚性支出与冲击事件构建“金融画像”，识别现金流缺口与风险阈值，实现从经验判断向结构化诊断的转换；在计划制定阶段，算法生成可解释的预算方案与情景模拟，并将救助政策、低成本金融产品与社区资源进行资格匹配，推动方案生成与资源链接的一体化；在介入实施阶段，去中介化通过规则化拨付与用途约束压缩传统转拨环节的摩擦成本，同时由社工完成专业复核与协商校准，确保方案可执行且符合生活现实；在随访评估阶段，系统以预警与偏离监测为支撑持续跟踪，社工据此开展回访与风险干预。由此，人工智能可转化为可复制的流程型基础设施，增强金融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与针对性。
其次，在政策保障方面，普惠性与公平性的政策设计、法律框架与行业规范的完善以及地方试点经验的推广是金融社会工作得以适应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数字化手段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和民生领域中的重要性。在此政策利好下，今后还应进一步倡导制定金融社会工作的行业标准，推动一些地方和项目的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其专业化发展提供清晰指引。
再次，培养具备数字技能的社会工作者至关重要。通过教育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与服务整合能力的提升，以及职业认证体系的建立，不断增强金融社会工作从业者在数字化时代的专业技术工具使用与社会服务能力。这种跨学科能力的培养需要高校与企业、金融机构深度合作，开发实践课程和开展实训项目，从而为服务的高效开展提供人才保障。
此外，推动理论创新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是金融社会工作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社会工作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结合数字化金融教育和数字普惠金融研究，探索符合本土特点的数字社会工作理论框架。而且，需要鼓励和推动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实地调研与实务项目，以评估金融社会工作的数字化服务效果，进而优化干预模式。
最后，应注重国际合作与本土创新的双向互动，使金融社会工作既服务于国内社会发展需求，也为全球金融社会工作领域数字化发展提供具有应用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社会工作领域的持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