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究竟是“人为自然立法”还是“知性为自然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22-12-02 22: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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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伟 (进入专栏)  

  

   摘要: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经常被浓缩为一个标志性的命题,例如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仅仅从这样的哲学命题出发来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往往会导致误解,尤其是当人们将“知性为自然立法”称为“人为自然立法”的时候,误解便在所难免了。我们只能通过全面把握哲学家的理论学说来理解其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尽量不要简单地从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去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

   关键词:康德 先验演绎 知性为自然立法 人为自然立法

  

   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经常被浓缩为一个标志性的命题,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黑格尔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等等,这些标志性的命题的确集中体现了其哲学理论的主旨或基本特征,但是也因为过于简化,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尤其是对哲学不太熟悉的人。这样的简化看起来似乎容易为人所牢记和理解,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几乎所有这样的哲学命题都导致了歪曲和误解:“我思故我在”被人们看作唯心论的表达,“存在即被感知”被看作荒谬的唯我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经常被人们用“存在即合理”来批评黑格尔哲学的目的是维护腐朽黑暗的现实。与此类似,“知性为自然立法”被看作康德哲学的标志性命题之一,但凡了解康德哲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命题,不过要说清楚它的确切含义并不简单。不仅如此,当人们把这个命题改称为“人为自然立法”的时候,由此便有可能产生更为深刻的误解。看上去“人为自然立法”与“知性为自然立法”差不多,而实际上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别。本文通过剖析“知性为自然立法”这个命题来消解可能产生的误解,由此试图强调的是,我们有必要通过全面把握哲学家的理论学说来理解其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最好不要简单地从被浓缩了的哲学命题去理解哲学家的理论学说。

   一、康德的哲学革命

   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形成了自己的范式,原本为古代科学奠基的古代哲学过时了,哲学—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试图重建形而上学,为新兴的近代科学提供基础和根据。然而,当笛卡尔在知识真假难辨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来寻求不证自明、无可置疑的哲学初始原理,将心灵和物体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从而揭示蕴含于认识活动中的二元论时,结果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哲学的危机,这就是康德登上哲学舞台之时的大背景。康德把此前的哲学大致划分为独断论和怀疑论,如果心物二元论不能消解,任何对世界的断言都是独断论的,而主张我们不可能超出心灵之外通达心外之物的哲学家如休谟则走向了怀疑论。康德在休谟的启发下,经过多年的思考而独辟蹊径,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仅就上述问题而论,“知性为自然立法”集中体现了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

   按照康德的自述,休谟的怀疑论打断了他的独断论的迷梦,激发他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唯理论与经验论在休谟之前,大多摇摆于主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之间。在二元论的背景下,笛卡尔主张尽管我们只能通过外部事物的刺激所产生的感觉观念来了解心外之物,但是理性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过,由于这种主张太过勉强,所以笛卡尔一方面试图以天赋观念作为最高原理推演出人类知识来,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来保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在二元论的框架下,经验论者如洛克和贝克莱同样试图求助上帝来解决二元论的难题,休谟则将经验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最终走向了“温和的怀疑论”:首先,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任何超出感觉经验的知识如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的;其次,所有建立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知识都不过是或然的知识,牛顿物理学也不例外。到此为止,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试图重建形而上学而为科学知识奠基的工作乃以失败而告结束。

   我们说休谟之前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摇摆于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意思是说,笛卡尔虽然确立了主体性的原则,但是他仍然执着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和可知性,洛克也纠结于感觉观念与外部事物的符合一致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以对象作为客观性保证,主张知识必须符合对象的传统思路。经过休谟怀疑论的刺激,康德意识到此路不通。经过多年的思考,在哥白尼的启发下,康德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倒转,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并非截然二分,认识活动乃发生于主体与客体相关的领域,因而在经验和知识中不仅有来自外部事物刺激感官所产生的杂多表象,而且有认识主体的认识形式渗透其中,这些认识形式并非来自事物自身,也不能源自感觉经验,而是主体自身的先天的东西。因此,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主体必须按照客体进行认识,而是相反,客体必须按照主体的方式被认识,人类理性的认识形式构成了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既然如此,由于我们只能通过人类理性的先天认识形式认识世界,这虽然保证了我们可以经验面前的自然,并且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但是事物本身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无法知道。有鉴于此,康德要求限制知识,以便为信念留出地盘,从而将不可知论的消极意义转化为相对于实践理性的积极意义: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被限制在现象的范围之内,在现象之外便空出了一片天地,从而为自由、道德和形而上学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由于论文主题的缘故,我们主要讨论康德关于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康德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倒转看作“假说”,证明这个假说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即证明人类理性的确具有先天认识形式,而且这些先天认识形式构成了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证明了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在其先验分析论中,康德证明了知性范畴是知性的先天认识形式。康德的相关证明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形而上学的证明”,即证明认识形式是先天的;二是“先验的证明”,即证明认识形式构成了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具体说来,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证明被称作“形而上学阐明”与“先验的阐明”,关于知性范畴的证明则被称为“形而上学演绎”和“先验演绎”。“形而上学的证明”与“先验的证明”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仅仅证明认识形式是先天的还不够,必须证明它们构成了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康德的任务才算完成。

   上述两个方面的证明在关于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的证明与关于知性范畴的证明中难度是不同的。证明空间和时间是先天的直观形式,即证明感性直观中有先天的要素,这比较困难,因为按照日常的经验,空间和时间通常被看作事物自身的客观的存在方式。但是一旦证明了空间与时间的先天性,两者作为感觉经验的先天条件几乎是不用证明的,因为它们是感性直观的形式条件,所有感觉经验唯有通过空间和时间才是可能的。关于知性范畴的证明则正好相反。对康德来说,证明知性范畴是先天的不太困难,他通过形式逻辑的判断表回溯出知性的范畴表,就算是形而上学演绎了。但是,要想证明知性范畴构成了感觉经验的先天条件貌似是不可能的,因为感觉经验是通过感性直观被给予我们的,在没有知性范畴的参与下我们就已经有了感觉经验,怎么能说知性范畴构成了经验的先天条件?换言之,没有知性范畴我们就没有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证明这一点构成了《纯粹理性批判》中最为艰难的部分,它不仅涉及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也关涉知性与感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康德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感性的功能是直观,知性的功能是思维(认识);直观无概念是盲的,思维无内容是空的。对于我们的认识活动来说,两者缺一不可。因而要解决知性范畴的作用问题,证明知性范畴构成了经验的先天条件,必须解释清楚知性与感性的关系。

   康德的相关证明就是关于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知性为自然立法”便是先验演绎的结论。

   二、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

   关于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即证明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最为艰难的部分,也是康德在第二版中修改最大的部分[1]。我们主要围绕第二版中的“先验演绎”(从第15节到第27节)讨论相关的问题。

   要证明知性范畴是先天的认识形式,不仅要证明范畴是先天的,更要证明范畴构成了经验的先天条件,康德称之为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这里的“客观有效性”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是不同的。康德主张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构成了经验和知识的先天条件,由此为之提供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保证,因而康德意义上的客观有效性通常指的是先天性,即理性中的先天要素。康德倒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把关于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的保证从对象那里转移到了主体之中——因为认识主体具有某种先天认识形式,从而保证了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关于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与下述问题相关。感性直观受到外部事物的刺激产生的是一大堆杂多表象,它们是构成知识的质料,但并不是知识,知识是由判断(S是P)构成的,形成知识亦即“下判断”,这是知性的功能,亦即在不同的表象之间按照某种规则做联结,康德称这一联结为“综合”。不过,杂多表象之间的联结即“综合”必须以统一性为前提,没有统一性就不可能形成综合,而这个统一性来自意识的自我同一性,康德称之为“先验统觉”。然而,人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物,其有限性就表现在他只能通过感性直观与世界打交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所有表象均来自感性直观,而不是由自我产生的。于是在这里便出现了矛盾:所有的杂多表象连同形成的判断均以先验统觉为前提条件,然而所有的杂多表象却不是由先验统觉自己产生的,那么先验统觉如何构成了所有表象的前提条件?证明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即先验演绎的目的就是解决相关的难题。

   第二版先验演绎是围绕一句话展开的:“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如前所述,我思亦即自我的自身同一性构成了一切综合的前提条件,康德称之为先验统觉、先验我思或先验自我。然而,“我”的所有表象并非由自我自己产生,而是来自感性直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证明我思如何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反过来说就是:“我”的一切表象如何能够成为“我”的表象。因而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先验统觉的同一性带给每一个杂多表象,反之,如何把杂多表象带到先验统觉的同一性中来?康德的回答是:通过知性范畴。知性是先验统觉的认识功能,知性范畴亦即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功能的体现,它们是联结(综合)感性之杂多表象的规则,当知性下判断之时,也就是通过知性范畴的规则来联结感性的表象。这意味着范畴构成了先验统觉与感性直观之间的“桥梁”,“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如果没有知性范畴,即便我们有再多的杂多表象也等于无;反之,“思维无内容是空的”,如果没有感性直观提供的杂多表象,知性范畴便无用武之地。

说到这里,貌似问题解决了,其实还没有。上述证明只是证明了所有的杂多表象都必须从属于知性范畴才能成为“我”的表象,进一步的问题是知性范畴如何在感性直观中发挥作用,亦即知性和感性的关系问题。康德给先验演绎布置的任务是证明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亦即证明没有范畴我们就没有经验,也就是说,没有范畴就没有经验对象即认识的对象,这似乎是违反常识的。虽然《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是证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但实际上康德也必须证明知识的对象是如何可能的。按照康德的观点,事物自身不是认识的对象,感性直观提供的不过是杂多表象,而知识总是关于对象的知识,那么知识的对象是什么?康德在此不仅要证明知识的可能性,也必须证明认识对象的可能性。所以,先验演绎的任务不仅是证明知性范畴对于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更重要的是证明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此前我们总是强调,康德要证明的是先天认识形式构成了知识和经验的前提条件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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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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