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平 荆玉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审视:困境、生成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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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张新平   荆玉杰  


【摘要】近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转型时面对着相互交织的四重困境,即后发现代化之困、外铄现代化之困、被迫现代化之困和精英现代化之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辉煌历程中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走出了引领时代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传统与现代相贯通,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走出了接榫古今的现代化道路;坚持独立自主与兼容并蓄相结合,实现外来经验本土化,走出了执中会通的现代化道路;坚持政党主导和人民主体相统一,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走出了惠及全民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发挥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作用、激活了传统文化的根脉作用、利用了外来经验的借鉴作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早期现代化;多重困境;历史生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历史逻辑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演进分期研究中,基于不同的历史坐标,形成了“四阶段论”、“三阶段论”及“五阶段论”等不同认识;在中国式现代化思想观念嬗变分析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现代化构想、现代化观念,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历史性变革、创新和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既离不开使命型政党、发展型政府、包容型制度和创新型政策的推动,也不可或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党的自身建设的指导、引领和保障作用。中国现代化转型滥觞于洋务运动,经历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阶段,“这两大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运行方式,但又存在若干共同的历史基因”,制约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多重困境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当前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历程,进一步考察中国早期现代化面对的历史困境,推究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解决困扰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难题,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可能。

一、羁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四重困境

所谓现代化,从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即“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普遍扩散的进程”。肇兴于西方的现代化通过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使近代国人不得不面对新的历史洪流,回答新的历史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在古今中西之辨的时空场域中,中国开始了模仿式的现代转型,经历了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现代化等诸多尝试,但最终陷入重重困境,以失败告终。总体来看,羁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后发现代化之困。由于晚清政府错失了第一波现代化浪潮,中国在被卷入世界发展大潮之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作为后发国家,必须寻求“突驾”式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在发展速度上实现赶超,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进程,不能亦步亦趋地采用渐进式现代化方式,孙中山提倡的“驾乎欧美之上”的路径正是后发国家找寻赶超之路的缩影。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积弊的不断显露,近代国人不由质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合理性,思索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但早期现代化始终未突破资本主义窠臼,难以在速度和模式上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双重超越”。

其次是外铄现代化之困。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更替,还要求深层次的制度和观念的现代性变革。作为现代世界本质根据的现代性,其支柱即是“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而“现代形而上学”从其生发之时便被烙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现代西方文化在暴力与进步的武力霸权和话语霸权的加持之下,本来作为使世界“祛魅”的西方现代理念在东方世界却平添了“迷魅”的色彩,在“全盘西化”的喧嚣中被赋予“普世性”的光环。部分知识人不顾现代化的“中国场域”,全面批判、质疑甚至否定了传统文化自新再生的可能性。

再次是被迫现代化之困。西方世界以“双元革命”的形式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与这一进程相伴生的是殖民侵略和掠夺,在资本和以资本为驱动的暴力胁迫下,尚未发生现代化变革的国度被裹挟进现代化浪潮之中,人类历史也进入了世界历史阶段。马克思揭示了西方世界塑造的“三个从属于”的世界秩序,此种从属的窘境使近代国人或将外来现代化经验视为“洪水猛兽”而全然拒斥,或将其看作“普世真理”而顶礼膜拜,在“中国本位”与“充分世界化”的多次争辩中,始终难以形成对外来经验的正确认知。

最后,精英现代化之困。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或许是后发国家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精英虽然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但现代化转型亦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参与。疏理中国早期现代化之路,现代化始终漂浮于社会精英之中,大众阶层特别是广大农民则被悬隔于外。1939年,蒋廷黻提出了中国能否近代化和赶上西洋人的世纪之问,从蒋氏书写中国近代历史所选用的叙事模式来看,现代化之事功全然应由开明精英所把控,普通民众不过是“不知不觉”者,甚至是“难知难觉”者。本应“觉醒大众”的现代化启蒙却未有效唤起民众,在社会精英不断尝试中难逃失败的命运。

上述四重困境中,尤以被迫现代化为要。正因在第一波现代化浪潮中丧失历史主动,才使早期现代化难寻历史正途。洋务运动坚持“中体西用”,固守于法家化的儒家传统,拒斥现代性的理念和制度,在依附于西方的前提下并未实现王朝自救。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变革制度的探索,更多是对西方制度的模仿与移植,民族独立和赶超式发展只能停留在愿景之中。新文化运动中,“欧化”与“西化”成为知识人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传统文化被固化在“孔家店”之内而被“打倒”,似乎现代化之路必须全盘抛开传统、重新来过。国民党政权冀图以政治上的一党独裁、经济上的统制经济政策和道德文化上的新生活运动推动现代化变革,但从其实际效果而言,既未改变对外来势力的依附,也未实现发展模式的跃升,反而造成了传统糟粕的沉渣泛起。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史和创造史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不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破解了后发现代化之困;以中华大地为根基,推动传统与现代相贯通,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破解了外铄现代化之困;以独立自主为原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兼容并蓄相结合,勇于吸收一切外来优秀经验,破解了被迫现代化之困;以人民群众为根脉,实现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善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破解了精英现代化之困,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坚持守正与创新相融合破解后发现代化之困

总体来看,马克思从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剖析:一是肯定维度,即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性,主要集中于以现代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开辟世界市场等方面;二是批判维度,马克思采用总体性的原则和实践批判的方法,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矛盾,解剖了以商品神化为表征和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指明了以扬弃异化为方向的历史出路;三是超越维度,马克思在未来社会理论中确证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图景,特别是晚年阅读大量人类学著作后,进一步在关于东方社会的著作中揭示了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开拓创新,以人民性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至上,以开放性现代化克服了苏联现代化的封闭僵化,既实现了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又实现了现代化速度的飞跃,破解了后发现代化之困。

第一,创造性解决后发国家走向独立现代化的历史条件。首先,成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根本社会条件。马克思在考察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中提出,只有印度人民摆脱英国统治枷锁,才能获取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换言之,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必须首先实现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格局,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其次,把握历史大势,以新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和构想,以人民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先进的新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条件。再次,顺应时代潮流,以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建设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社会化生产的历史趋势,将工业化视为党和全民族的历史任务,通过土地改革荡涤封建土地所有制,引导个体农民走向合作经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前提基础。

第二,创造性奠定后发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及阶级差别,实现人的解放。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创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通过“三大改造”消除了私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造了与苏联不同的改造模式;搭建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以富有中国特色的根本制度、政党制度、地方管理制度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建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学习优先发展重工业加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迅速打下了工业化基础。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进一步探索“中国式工业化模式”,增加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重、调整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合理布局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等。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从相对单一的工业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在曲折探索中,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创造性拓宽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思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大概念,用“小康”定义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水平,求真务实地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坚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三个向度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一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向度。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党发展了马恩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等,增添了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二是经济全球化向度。通过对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的新观察和新判断,党破除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积极打造开放型经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经济格局变革调整中主动融入世界市场,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主动提升科学研究水平,既打开了现代化建设的眼界,又带动了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进程;三是人的全面发展向度。通过对现代化内涵的新把握,党打破传统社会主义重物不重人的弊端,摆脱单一物质现代化窠臼,从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高度看待人的全面发展,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中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第四,创造性开辟后发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境界。立足“两个大局”,通过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思考,习近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对世界历史的深刻影响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境界。首先,以制度现代化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治理问题经典作家未曾遇到过,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未曾解决,中国共产党经过实践探索,创造性地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增加制度现代化一维,以制度现代化发挥制度优势,为现代化强国建设保驾护航。其次,以“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将现代化变革与文明发展一体熔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色,在“四个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生态文明的价值作用,形成了“五个文明”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体系,有效回应了现代文明前行中的种种难题,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再次,以“并联式”现代化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和现代化方向的引领者,中国要在高度时空压缩的背景下追回“失去的二百年”,不能作亦步亦趋的西方跟随者,而应为务实行稳的赶超者,通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叠加同步,并联起现代化发展要素,以制度优势、合理规划、科技赋能等有效举措实现弯道超车。

三、坚持传统与现代相贯通破解外铄现代化之困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气质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曾断绝、绵延发展的文明形态,得以不断延续的核心就在于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华传统文化立足于农业文明,不断吸收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文明成果,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但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华传统文化遭遇到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古今的时间维度被转化为新旧的价值坐标,近代知识人或固守“中国本位”,或倡言“全盘西化”,围绕如何在现代化中对待传统文化掀起了多次论战。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顺应时代潮流,克服种种曲折困难,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贯通。

首先,辩证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理解,认为面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珍贵遗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批判总结。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依据“封建—民主”的价值坐标将传统文化分解为“糟粕—精华”的二元结构,提出要全面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文革”后,邓小平强调必须集中力量肃清封建残余影响。在他看来,封建糟粕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家长制”作风,必须以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为重点,通过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从认识水平、时代局限和社会制度等方面指出了传统文化存在糟粕性因素的历史根源,强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对待传统。这要求一方面要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防止对历史传统进行全盘虚无;另一方面,应以“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为原则,基于时代新要求和实践新需要进行辩证取舍,不能全盘接收、照搬照用。

其次,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珍贵精神财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更是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坚守民族本色、持守精神特质的宝贵来源。第一,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民族自信。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在早期现代化转型中,部分知识人失掉了自信心,甚至主张全盘丢弃传统以充分世界化。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和一穷二白的落后条件,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悠久历史资源的作用。在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以人民立场和科学尺度发展民族新文化,但其前提在于对古代灿烂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对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二,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改革动力。中华民族凭借丰富的创造力和革新力长期领先于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主张:“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必须汲取传统智慧中的创新思维、实用理念和开放心态,不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打破长久以来小农意识和等级思想的束缚,统筹协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肯定正当物质利益追求,用“闯”和“冒”的精神蹚出改革开放的新道路。第三,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离不开物质力量的支撑,也不可缺少民族精神力量的保障。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于中国人民五千多年的奋斗历程,展现在千古流传的优秀文艺作品之中,闪耀于换羽新生的民族文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洗涤而历久弥新。新时代振奋民族精神首要在于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以更为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维系民族自信,是振奋民族精神的根本所在。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要进一步发挥文艺工作的育人效果,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以精神的力量鼓舞人,以精神的力量感召人,以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复兴大业。

再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转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效接榫是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核心路径。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要从形式和内涵两个层面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性。就形式而言,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人们喜闻乐见又能广泛参与的形式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内涵而言,必须适应时代需求,从仁爱思想、民本理念、诚信原则、大同理想等方面,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二是要坚持传承弘扬与有效传播相结合。善于弘扬传统文化中具有超时空性、永恒性和当代性的文化因素,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将富有中国韵味、中国气派又有天下担当的文化创新成果传播世界,使中华文明同其他多彩文明一起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正确精神指引作用。

四、坚持独立自主与兼容并蓄相结合破解被迫现代化之困

西方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塑造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苏联作为现代化的赶超者打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样板,不论是“西式”现代化还是“苏式”现代化,都在不遗余力地建构唯一性的现代“神话”和以其马首是瞻的现代化秩序体系,呈现出文明与强权交织的特点。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西式现代化”文明背后的强盗逻辑,即在其文明故乡表现的体面感和殖民地暴露的伪善与野蛮。两种异质而又相似的现代化形象长期困扰近代国人,如何克服单向思维,理性对待“西式”和“苏式”现代化道路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同时吸收优秀外来文明成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选择。

第一,坚守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对被迫现代化的国家而言,独立自主一方面是创造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也是实现道路自觉的必要条件,否则只能是跟着其他模式亦步亦趋,甚至重蹈他人覆辙,重走他人老路。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彻底结束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的长期屈辱和苦难,实现了长久期盼的民族独立。可以说,正是民族独立的实现才为我们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将独立自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强调既不能重蹈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覆辙,又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和具体条件摸索适合自身的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建立在走中国道路基础上,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充分的现实依据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坚守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才能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保持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中华文明保持长久自新的密钥在于不断与其他文明保持和平交流和互通互鉴。有清一代错失现代化浪潮的重要原因就是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迷梦破碎之时,仍以上国心态粉饰迷之自傲。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征程中,始终强调学习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性。毛泽东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敢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伟大民族,在革命和建设中,要打破思维和视野固化的藩篱,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择善而学。习近平指出:“对于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均应该虚心学习借鉴。申而言之,自信源于开放、自信源于包容,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以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对待外来文化,越是开放,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

第三,坚持为我所用的基本方针。敢于吸收外来体现了文化自信,善于吸收外来则考验着文化建设的能力,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优劣俱存、良莠不齐。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能全面排斥,也不能照单全收,而是应该坚持为我所用的方针,辩证取舍、择善而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江泽民指出,在学习外来经验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为我所用的方针,进行认真的鉴别”,不能不顾实际地生搬硬套。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在传承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必须保持睁眼看世界,对于国外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鉴别、消化吸收,最终能够为我所用。概言之,只有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能实现外来经验、成果中国化、本土化,才能使外来经验在中国土地上结出有中国特色的果实。

五、坚持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破解精英现代化之困

从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始,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本着对现代化的不同理解,从器物、制度、文化、经济等方面推动现代转型,由于对民众作用的长期忽视,致使乡土中国的新生之路步履维艰。虽然在五四运动后,部分精英发现了民力,走入了乡村,以整体性的视角看待现代转型中的乡村问题,进行了富有现代意义的区域性乡村建设,但却始终难觅实现民众大联合的有效办法,只能慨叹于“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在此种尴尬的局面下,民众仍以“臣民”心态匍匐于现代潮流之外,作育新民的时代呼唤只能喧嚣于口号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挖掘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发动人民广泛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将“三农”问题视为工作重中之重,努力推动乡村现代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真正成为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成果享有者,破除了精英现代化之困。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保证现代化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党在目标任务、战略规划和社会动员等方面引领现代变革,使现代化事业真正符合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求、展现人民力量。其一,民主政治彰显人民主体地位。近代以降,中国人民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与欺凌。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通过不懈奋斗,使人民群众从应然的历史主体成为实然的国家主人,在改天换地的制度变革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更有保障,民主渠道更为畅通,民主参与更为广泛。其二,战略规划符合人民需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既往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不同在于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旨归。从建设工业化国家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实现平衡充分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人民需要确立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中心任务。同时,党始终把握历史主动,紧抓历史机遇,先后制定了“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和“新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规划,一方面做好了以数十年为跨度的长远谋划和战略前瞻,另一方面根据实际制定阶段性的发展目标,确保现代化建设扎实稳步推进。其三,社会动员发挥人民力量。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全面参与。在革命年代,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现代化征程中,党坚持人民至上,不断补齐民生短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有效增强、社会动员体系更为完善、社会动员机制不断健全,形成了共建、共有、共享的社会合力。

其次,形塑现代新人,推进主体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在社会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衡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因素。自严复与梁启超倡议“新民”后,近代知识人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同立场,提出了内容各异的“新人观”。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理想人格为根本追求,根据时代需要,以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现代新人观,推动历史主体的现代化。其一,锤炼社会主义新人。其中既有使剥削阶级成为劳动者的改造,也有要求劳动人民自身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新人肩负着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使命,应坚守集体主义道德,保持艰苦奋斗和奉献牺牲精神,在德智体等方面不断发展。其二,塑造“四有”新人。新时期邓小平站在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从理想、道德、文化、纪律四个方面提出了现代新人的新要求。其中,崇高的理想和严明的纪律是塑造“四有”新人的重中之重,他多次强调,理想和纪律是凝聚人心、组织人力的精神指引和制度保障,“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其三,培育时代新人。时代新人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主体力量。从历史使命看,时代新人担负民族复兴大任;从内在素养看,理想、本领、担当对于时代新人缺一不可;从发展向度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时代新人担当历史重任的素质基础。

再次,注重乡村发展,推动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痛苦蜕变和重生是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从历史看,中国早期现代化始终缺少乡村的一席之地,从世界看,不少发展中国家急于加速城市化进程,造成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在城乡之间苦苦挣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将“三农”发展视为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质量的关键,为破解世界性的乡村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第一,满足农民根本需要。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中心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所系。党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的形式使土地成为农民生存的基础;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土地集体所有、合作生产促进农业增产;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两权分离”的方式实现农民温饱问题的迅速解决;推动深化农村改革,盘活农村土地要素,以“三权分置”的形式使土地成为农民富裕的保障。第二,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党总结、提升、推广农民在乡村变革中的发明创造是联动式现代化的最真实写照。在革命和建设中,为解决低生产水平状态下的细碎化经营,农民自发探索生产互助,党进一步引导农民走向制度化的集体生产,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前提。在改革开放中,农民自发探索包产到户、建立乡镇企业、实行村民自治,党顺应农民意愿,将农民经验理论化并推广全国,为市场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习近平多次强调农民主体地位,要发挥好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农村基层的创新,以“扩面”“提速”和“集成”的方式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第三,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点所在和基础所在。当前农业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因此,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确保农业农村农民“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不掉队”。在新时代乡村建设运动中,要进一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更惠民的政策供给、更坚实的制度保障、更完善的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普惠发展、绿色发展和稳定发展,实现“三农”现代化与国家发展并肩前行。

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启示

经过百年不懈努力与奋斗,中国共产党有效破解了羁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重困境,实现了从后发型现代化到引领型现代化的跃升、从外铄型现代化到内生性现代化的转化、从被迫型现代化到自主性现代化的变革、从精英型现代化到人民性现代化的变迁,成功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丰富的历史经验。

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引作用。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积累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科学地扬弃了资本宰制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可能,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方向指引。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本土化,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以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前瞻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明前景。

其二,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激活传统文化的根脉作用。中华文明是党和人民事业进步发展的历史底蕴和前进定力。中国共产党坚持赓续中华文明,致力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发展,不断挖掘其时代内涵,不断赋予其时代形式,有效遏制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势头,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标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力量。

其三,促进外来经验本土化,利用外来经验的借鉴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胸怀天下,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学习外来优秀经验。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致力于使世界各国、各民族处于平等的国际秩序之中,共享发展红利,从未以邻为壑,将本国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改写了牺牲他国利益实现本国现代化、依附他国势力实现本国现代化的人类现代化历史,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其四,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就在于其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需要为现代化原动力,超越了西方资本增殖驱动和苏联行政力量推动的弊端。从实现人民民主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再到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人民在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历史伟剧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超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跃升。


张新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荆玉杰,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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