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停滞”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飞跃与雇佣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背道而驰现象，揭示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与奴役。从形成逻辑来看，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无止境追求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也带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社会两极分化。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实现了更大飞跃，但其与雇佣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的背道而驰也愈发突出，1980年以来美国的“恩格斯停滞”较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恩格斯停滞”更为明显。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恩格斯停滞”的愈演愈烈，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社会发展、民生普惠政策及治理监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实践，逐步走出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其行动逻辑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制度保障，生产力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物质基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以及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扬弃逻辑。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恩格斯停滞；生产力；收入分配；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言

“恩格斯停滞”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巨大飞跃与雇佣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背道而驰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关注到二者的对立与冲突。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从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局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然而，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者，使大量工厂工人、小农甚至是中产阶级迅速变为无产阶级，“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工人的贫困不只是一个既定的特征事实，而且是英国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工人贫困不但是持续加剧的贫困，而且是与资本家的快速富有相互对立的贫困。恩格斯指出：“因为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它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然而，这种飞跃只是推动了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广大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并没有随之“水涨船高”，反而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是持续恶化的现象，资本家依靠广大工薪阶层的苦难而变得富有。后来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恩格斯停滞”（Engels’ Pause），并认为“恩格斯停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难题，是资本奴役与统治劳动者的必然结果。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突破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恩格斯停滞”也愈演愈烈。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更大程度的飞跃。以美国为例，1979—2013年，其雇佣工人每小时的人均产出累计增长达64.9%，年均增长约1.91个百分点，约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人均产出的2.48倍。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出增长效应还远远没有达到“詹姆斯·瓦特时刻”，现有研究很可能严重低估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社会生产力飞跃。例如，有研究认为，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2030年的产出增长效应可能达到2025年的300%甚至更多。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了飞速发展，但其带来的变化只是资本的表现形态，不变的仍然是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例如，1979—2013年，美国雇佣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速几乎是其每小时工资收入增速的8倍，二者之间的差距远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生产力增速与工人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并且呈现持续扩张的发展趋势。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实现了更大飞跃，但也没有惠泽广大雇佣工人，反而使其处境更加恶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恩格斯停滞”更为突出。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恩格斯停滞”的愈演愈烈以及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对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的目标。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恩格斯停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突破，也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突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恩格斯停滞”提供中国方案。

二、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停滞”的形成逻辑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意味着资本不但具备价值增殖能力，而且通过与劳动的交换，还能实现对雇佣劳动的占有与统治，进而依靠自身巨大的渗透力与整合力，逐步将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活动纳入资本运行的轨道，最终形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统治。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严重的不平等与日益严峻的两极分化，进而产生“恩格斯停滞”现象。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恩格斯停滞”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与“恩格斯停滞”中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架构中，资本是指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价值增殖是其内在动力。由于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因此，资本的价值增殖必须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并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会永无止境地强调价值增殖，并不追问资本以外的任何东西。这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自我再生并不断积累，另一方面也使科学技术被纳入资本的运行逻辑，并以机器等形式广泛运用于生产过程。就前者而言，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逐利本能会推动资本家“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在扩大再生产中追加更多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扩大再生产不但再生产了更多的资本，而且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后者而言，由于“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资本还会与科学技术“联姻”，按照自己的运行逻辑支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并将其物化为机器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在马克思所处的历史年代，蒸汽机、纺纱机等机器都是被纳入资本运作体系之中科学技术的资本化形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更为先进的机器也作为资本的具体形态，被纳入资本的运作体系。资本之所以热衷于采用机器和先进技术，原因在于其能帮助资本家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象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无止境追求，尤其是剩余价值资本化和机器的使用等，也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一方面，会把所有生产因素都纳入资本的运行轨道及其统治体系之中，使其服务和服从于价值增殖与剩余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以及在“恩格斯停滞”中出现人均产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与“恩格斯停滞”中工人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资本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剥削关系，即对雇佣劳动的统治与奴役。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在资本的运行轨道中，由于劳动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服于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结果一方面是雇佣工人的工资收入只是其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的转化形式，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因而这种工资并不是其劳动的全部报酬；另一方面则是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之间形成根本对立的利益关系，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一定，资本家所得正是雇佣工人所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在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下，通过资本积累和机器大生产等渠道，雇佣工人的工资收入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就资本积累而言，剩余价值资本化一方面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本，另一方面会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等途径制造出更多的相对过剩人口，即“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人口”，这就赋予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剥削雇佣工人的“权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就机器大生产而言，由于机器是更为强大的剩余价值剥削工具，其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并造成机器对工人的排斥以及工人对机器的依赖。结果一方面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及其传统劳动技能不断“贬值”，就业岗位中的机器换人不断蔓延，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持续扩大；另一方面是“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

资本对工人的奴役与统治及其不断强化必然会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日益对立的两极分化：一端是资本家的财富持续快速积累，另一端则是工人收入的不断下降以及贫困范围的不断扩张。马克思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由此可见，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一方面会在宏观层面造成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增长以及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会在微观层面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机制，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日益严峻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恩格斯停滞”中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

三、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恩格斯停滞”：美国的特征事实

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停滞”也呈现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飞跃与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背道而驰现象更为突出。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来的特征事实显示，其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更大程度的飞跃，但生产力增速与工人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也更加突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美国的“恩格斯停滞”较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更为严峻。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文首先简单回顾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恩格斯停滞”。对于当时的英国，恩格斯指出：“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为了再现当时英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后来的学者从每小时人均产出视角考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这一时期的英国历史数据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美国经济史学家艾伦的研究最为详细，他通过建立一个涵盖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1800—1860年英国的人均产出和工人实际工资收入。数据所示，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各类发明的不断涌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1800—1830年，英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上升到年均0.69%，人均产出增长速度上升到年均0.63%，但同期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年均为0，这意味着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反而不如工业革命之前的水平。1830—1860年，英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年均0.94%，人均产出增长速度也提升到年均1.12%，但同期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速度仍然低于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仅为年均0.86%，二者之间的缺口约为0.26个百分点。整体来看，1800—1860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仅实现了25.6%的增长，约为同期人均产出增长的49.1%。受此影响，在这60年里，英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从67%左右下降到不足50%；同时，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快速上升，从早期不到20%上升到50%以上。并且在1860年后的一段时间内，英国资本收入占比持续超过劳动收入占比。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最顶层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中最富有的5%的人群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收入占比的提升幅度更为明显。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只是推动了增长收益汇聚到英国收入分配的最顶层人群。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变革与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但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而且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更大飞跃。然而，生产力的更大飞跃仍然没有惠泽广大雇佣工人，反而使工人的处境更加恶化，其实际工资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现象愈发突出。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再次出现了马克思提到的“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等现象，而且出现了“恩格斯停滞”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

为了刻画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恩格斯停滞”，本文以美国为例，采用与艾伦类似的测算方法，将每小时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增速的指标，将劳动者每小时工资收入的增速作为雇佣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速指标，分析美国的社会生产力与雇佣工人收入的变化趋势。数据显示，1980年以来，美国人均产出的增速与工人实际工资收入增速的变化不但没有带来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远航”的结果，反而呈现与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高度一致的变化轨迹。

具体而言，1980—2000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均产出、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别为0.53%、1.83%、0.39%。其中，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速不但远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速，而且约为同期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收入年均增速的4.69倍，二者之间的背道而驰现象非常明显。2000—2020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下降到年均0.47%，但人均产出的增速进一步上升到年均1.88%，仍然高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速反而下降到年均0.16%，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速与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的年均增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张到11.75倍，二者之间的背道而驰现象更为明显。整体来看，1980—2020年，美国人均产出累计实现116.52%的增长，表明社会生产力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实现了更大程度的飞跃。但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更大飞跃依然没有惠及广大雇佣工人，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收入在40年内的累计增长仅为11.09%，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处境反而更加恶化。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恩格斯停滞”相比，1980—2020年美国人均产出累计增长与工人实际工资收入累计增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0.5倍。这意味着，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恩格斯停滞”现象更为突出，社会两极分化的形势也更为严峻。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2020年，美国出现了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美国资本收入占比已达到19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从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占比来看，1980—2020年，分位数后50%的美国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从20.1%下降到13.9%，累计下降了6.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物价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美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较1980年下降了31.1%；分位数前10%的美国高收入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则从33.9%提升到44.4%，累计上升了1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分位数前10%的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较1980年增长了31.2%；分位数前1%的美国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从10.4%提升到17.9%，累计上升了7.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分位数前1%的美国最富有阶层的收入较1980年增长了71.4%，其收入增长远超其他各个收入阶层。由此可见，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进一步促进了增长收益向收入分配最顶层人群聚集，资本奴役与统治劳动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恩格斯停滞”：中国的探索性实践

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恩格斯停滞”的愈演愈烈以及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明确提出要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且力图通过数字普惠、包容性增长与宏观调控治理等手段，不断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社会发展、民生普惠政策及治理监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实践，逐步走出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普惠发展的基石

一是全面覆盖的网络设施。中国将数字基础设施视为数字经济普惠发展的基石，近年来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高速网络建设。截至2024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网络，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差距迅速缩小。早在2019年，光纤宽带和4G网络已覆盖超过98%的行政村；到2020年底，98%的贫困村实现通光纤互联网，远高于2017年不足70%的水平，城乡数字鸿沟显著弥合。通过扩大数字技术设施投入，确保了偏远地区也能接入互联网，为全民共享数字红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领先的5G部署。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率先规模化部署5G网络。截至2024年11月，全国已建成5G基站419.1万个，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5G基站占全国移动基站总数的三成以上，5G网络已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县城及90%以上的乡镇，5G用户迅速增长至9.66亿户。这一全国性的5G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偏远地区接入新技术提供了高速通道，奠定了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三是基础设施普惠举措。中国通过电信普遍服务等政策，补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网络短板。例如，自2015年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以来，中央财政补贴电信企业，为13万个村庄铺设光纤，新增3.7万个4G基站。在此带动下，截至2024年，全国行政村平均宽带下载速率已与城市相当。同时，推进“宽带边疆”工程，加强边远地区的通信建设。这些举措使数字基础设施覆盖更广且更均衡，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打下坚实的网络基础。

（二）数字经济赋能社会发展：激活共享发展的新动能

一是农村电商振兴乡村经济。电子商务下沉农村，为农民和乡村创业者打开了广阔市场。例如，淘宝等电商平台在农村迅速普及，孕育出大批“淘宝村”。2009年全国仅有3个淘宝村，到了2022年已激增至7780个，覆盖28个省（区、市）、180个市（区）。十余年间，淘宝村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涌现出义乌青岩刘村等一批年销售额过亿的电商村，创造了农民在家创业、农产品进城的新路径。同时，电商将市场、物流、金融等资源引入农村，使大量农产品、手工艺品实现了价值增值，并通过互联网销往全国，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二是移动支付与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国数字金融改革的一大目标就是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随着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工具的普及，无现金支付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截至2024年，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已达10.29亿人，“刷手机”成为城市和乡村日常支付的普遍方式。移动支付不仅方便了城市白领，也让偏远乡村的小商贩、城市街道路边的小摊主等群体都能低门槛地接入数字金融体系，获得过去难以企及的金融服务。除了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平台还为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微贷、保险、理财等服务。这些实践共同推动了金融服务下沉，弥合了数字时代的“金融鸿沟”。三是公共服务数字化。数字技术还被广泛运用于改善公共服务、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了基本民生领域的公平发展。例如，高速网络让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成为可能，偏远乡村的孩子可以通过在线课堂分享城市名师的课程资源，山区患者能够让大城市专家进行远程会诊诊疗，这些实践提高了教育、医疗资源的普惠化水平。此外，互联网还成为困难群体获得更多就业机会与帮扶的渠道。截至2020年6月，47.1%的中国网民曾通过网络慈善捐款帮助他人，34.6%的网民购买过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可以说，数字技术在中国正打破城乡时空隔阂，使公共资源惠及更多人群。

（三）数字经济普惠政策：确保数字红利全民共享

一是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早在“十三五”时期，中国就开始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发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要加大对数字经济薄弱环节的投入，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与瓶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这意味着，在顶层设计上已将缩小“数字鸿沟”、提高全民参与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2023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强调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并要求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二是推进数字乡村战略。为缩小城乡数字化差距，中国部署了数字乡村战略，并将其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现了从网络基础到应用服务全面向农村倾斜。例如，实施“村村通”工程，建设县级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等。截至2024年，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目标基本实现。数字乡村还包含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等重要内容，例如推广农业物联网和智慧农业建设、培育农村电商人才等。三是提高数字经济的包容性。数字红利要真正实现普惠，需确保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不被数字化浪潮抛下。对此，中国推出了诸多普惠政策。例如，开展“数字适老中国行”活动，针对老年人推出大字版App、保留线下服务等，切实解决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问题；信息无障碍建设被纳入法规，新出台的适老化标准要求网站APP适配读屏软件、简化操作流程，并要方便残障人士使用。四是制度保障数字红利共享。中国还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数字经济成果的再分配，例如支持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公益活动。政府与平台合作推出“互联网+扶贫”，鼓励用大数据精准识别、救助困难群体。2023年发布的《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更加普惠均衡，数字素养与技能、信息无障碍和新形态就业保障得到有效促进等要求。可以说，中国正尝试通过政策创新，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同频共振。

（四）数字经济治理：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保障公平秩序

一是强化反垄断监管。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不断壮大，中国意识到需及时防止数字市场出现垄断行为和市场失灵。近些年监管部门针对“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持续展开调查处理。2021年2月印发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明确提出，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严格的监管下，野蛮生长的数字资本得到遏制，各大平台纷纷整改业务、开放生态，如取消屏蔽竞争对手链接等行为，市场竞争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二是健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其滥用可能侵害公众权益，西方社会就曾出现用户数据被少数公司用以牟利甚至操纵舆论的乱象。对此，中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数据治理法律体系。2021年相继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数据收集最小化、用户知情同意、敏感信息保护等原则，对互联网企业的数据行为划定红线。加强执法，严厉查处侵犯用户隐私行为，约谈多家App运营商整改过度索权问题。同时，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让数据更好地用于社会民生服务。三是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数字经济催生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为避免数字经济成果建立在劳动者权益受损的基础之上，中国不断加强对新业态从业者权益的保护。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企业保障劳动者收入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合理休息和社会保险等权益。通过政府治理，中国逐步建立起平台用工的底线保障机制。

总之，中国通过在数字经济时代超越“恩格斯停滞”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创新与规制的独特道路。通过大力建设普惠性的数字基础设施，亿万人民得以平等地踏上数字时代快车；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农村、电商扶贫和普惠金融，曾经的发展短板变成了新的增长点，共同富裕在数字经济中有了具体载体；通过完善政策和治理体系，主动引导数字经济朝着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抑制了垄断和新的不当竞争苗头。相较于主要由市场驱动的数字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资本逻辑主导、利益分配失衡、政府事后监管滞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更加强调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包容性增长，为各国破解“恩格斯停滞”提供了宝贵经验。

五、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恩格斯停滞”：中国的行动逻辑

基于上述探索性实践，中国构建了“四位一体”的行动逻辑，其核心在于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取代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齐头并进。一方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以及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实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国家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恩格斯停滞”的探索性实践中，其行动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中国之所以能够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恩格斯停滞”，其根本就在于中国的制度优势，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能够确保“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能够按照时间表、路线图变成现实。二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制度选择与历史创造的主体力量，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体。从这个逻辑出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一方面，能够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准，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充分发挥效能，从而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决定性力量。三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高度重视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以国有形式存在的公有制经济不但能够保证社会生产力创造的巨大财富为全体人民共享，而且可以保证国家更加均等地分配物质财富，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也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二）物质基础：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纵观2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都是各国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致力于生产力的现代化，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做大社会物质财富“蛋糕”。一是高度重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当前，新一轮数字技术变革正突飞猛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持续性的产业分工以及战略性的生产力布局调整，也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切实解决好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把发展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二是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中国高度重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厚植经济发展优势、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优势的重要支撑。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方面，能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能够为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物质载体，并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

（三）本质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是中国能够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恩格斯停滞”的根本原因。一是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通过解决1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初步构建起了“全面脱贫—小康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路径，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是构建了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方案。其一，聚焦公平与效率的协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并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逐步形成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根源上消除了“恩格斯停滞”的诞生基础。其二，突出机会公平与基本民生保障，持续推进高水平与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时动态拓展公共服务的内容与范围，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导向，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更加有效地保障全体人民多层次、多元化的民生需求。其三，充分发挥就业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的双轮驱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让更多劳动者获得稳定收入。特别是，着眼于本轮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机器换人”问题，前瞻性设计针对各层级劳动者的就业支持政策，让全体人民都能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四）扬弃逻辑：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意味着劳动者只是资本增殖和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工具与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停滞”不断出现的根源。通过科学理解资本的功能属性、本质特征、行为规律与发展趋势等，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资本的扬弃逻辑就是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资本在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又要全面规避资本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中的“一家独大”及其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分好共同富裕的“蛋糕”，这也是中国能够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恩格斯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是鼓励各类资本在公平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但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且强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意味着中国不但强调依法保护各类资本的合法权益，而且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本做大做强。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为各类资本发展创造更大空间。中国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开放型经济体制，为各类资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国际资本参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是正确处理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国既注重经济效率与产出最大化，全面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的合法权益，并以此为基础促进资本的发展壮大，而且强调发展的普惠性与分配的公平性，更加注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更好地处理社会进步、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四是以有序发展为导向，规范资本的野蛮生长与无序扩张。其关键就是设置资本的“红绿灯”，一方面，严格把好资本的市场入口关，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准入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等政策措施，依法加强对各类资本的有效监管，尤其要强制性矫正资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公共权利的交换等，引导各类资本服从党的领导以及服务于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

六、结语

“恩格斯停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至上的逻辑主导下，一方面，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无止境追求在客观上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是“恩格斯停滞”中社会产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资本对工人的奴役与统治及其不断强化也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日益对立的两极分化，这是“恩格斯停滞”中工人实际工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跃升与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的背道而驰现象更为突出，“恩格斯停滞”愈演愈烈。1980年以来美国的特征事实显示，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更为明显，但其与雇佣工人收入增速之间的差距也更加突出。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美国的“恩格斯停滞”较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更为严峻。

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恩格斯停滞”的愈演愈烈以及两极分化的日益严峻，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的需求而非资本的价值增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恩格斯停滞”。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其政治经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第一次实现了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合理分配和协调增长，这是对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与扬弃，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超越资本统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因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恩格斯停滞”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下的资本至上，劳动者只是资本统治与奴役的对象，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只是服务和服从于资本价值增殖的逻辑。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新思想新举措，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资本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生产要素”，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重新塑造了资本的行为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了资本、劳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促进生产力飞跃的积极作用，确保了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增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超越了资本对社会的统治以及对劳动者的奴役，摆脱了现代化的物质主义膨胀。

第二，解决了“恩格斯停滞”中劳动者收入的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等问题，实现了社会生产力飞跃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齐头并进，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扬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世界的创造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也导致了劳动者的全面贫困，其结果只会是资本家建立在广大雇佣工人苦难之上的更加富有。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从其行动逻辑来看，这一方面意味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突破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增长范式，使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了技术红利的广泛共享，这一经验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启示。例如，中国在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延伸的同时，强化对平台资本、算法机制和数据安全的规范治理，有效避免了资本过度积聚与发展不平衡，这对于许多国家普遍面临的平台垄断、数据集中、数字鸿沟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从理论层面看，中国经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边界，将其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拓展到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关系、价值分配、技术垄断等核心命题进行了现实回应。中国不仅在实践中实现了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收入同步增长的路径重构，也为人类社会探索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生命力，并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