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年探索历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在“出场—在场—发展”时序上呈现出层层递进的演进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启了出场形态；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构筑起在场形态；“强国梦、复兴梦”的核心主题，塑造着发展形态。这三种形态依次回应了“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人民之问”，标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坐标、历史坐标、时代坐标。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形态演进 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了独特贡献。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澄清和摆脱将“现代化=西方化”的误解和偏见，必须将之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逻辑和“强国梦、复兴梦”的主题逻辑中进行审视。与这三种逻辑相对应，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层层递进的演进形态，并蕴含着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出场形态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开启现代化时的制度选择、价值取向问题，即以何种制度形式、指导思想去推进和实现现代化。出场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本质和特性。
（一）理论偏见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出场形态的遮蔽
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的认知领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将西方现代化视为人类现代化毋庸置疑的前提，误以为人类现代化道路就是西方道路，现代社会就是西方社会，现代文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比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和扩展，人类社会发展将出现世界“政治一体化”，甚至“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所谓“一体化”的标准，是西方化、欧美化。这种将“‘现代化’理解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将‘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误解和偏见，对其他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当性缺乏足够的理解。这种认知误区和理论偏差，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形态。
人类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并非同步，也不尽相同。不可否认，人类对现代化的探索是始于18世纪英国的、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它属于原发的现代化类型。虽然现代化最先出现在西方，但其本质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西方式现代化只是这一历史必然的第一个表现形式，绝不是唯一的形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其过程受到技术、制度、资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现代化形式的普遍性，而是现代化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
（二）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出场形态的建构
从历史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出场形态，即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出场形态，其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中国是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迈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其出场之际就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这是由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各种政治势力和先进分子积极探索自强的现代化之路。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自救运动、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示范效应及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感召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等，预示着中国开启现代化的一系列可能性选择，这些选择将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在此过程中，“走一步，看一步，想一步，再走一步，可以说看到西方有什么，就想搬来什么，很少理性地思考哪些是现代化本质的东西”。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出场之际，既有向西方学习和模仿的特征，也必定是一个漫长曲折的探索过程。历史表明，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对立中，“中体西用”的洋务方案沦于破产，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没能够挽救中国。其间，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层面的反思，但中国现代化的出场形态并没有真正呈现出来。究其根源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性政党和指导思想去凝聚革命力量和引领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将之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使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的联系”。现代化以及表达和概括现代化本质与特性的现代性问题，是马克思思想的出场语境与核心主题。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是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波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其内在动力是自由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其标志性事件是18世纪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所谓“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因此，从地域上看，人类现代化最先出现在西欧而后扩展至世界其他国家。近代以来西欧的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和理性化等为现代化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资源要素和历史机遇，其“真正动力则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进程中裹挟的资本和大工业生产”。这就是西方现代化及其开创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但也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限度和危机。“人的生命的生产，或者说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生产必须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自身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资本的目标是财富，是经济领域，因而经济领域以外的生产或人的需要，资本是不管的”。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文明是建立在“资本的无限增殖逻辑”对“人的全面发展逻辑”排斥和取代的基础上，那么，生活其中的人事实上成为一种失去生存意义的工具性存在。可见，马克思对以英国为原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动因、问题和矛盾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分析。在人类文明发展意义上，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展望是以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和超越为底蕴的。
因此，这种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少数人受益而多数人受剥削和压迫的现代化注定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如何完成这一未竟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和回避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开创出真正属于人类的现代化道路。其“历史合法性就体现在这种既跨越了资本主义，又要占有其积极成果的历史辩证法”，从而真正实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出场形态的塑造。
（三）中国式现代化出场形态的基本特征
中国现代化的出场形态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塑造中国现代化出场形态的历史主体，即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中国之所以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根本的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出场奠定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塑造中国现代化出场形态的指导思想。如果说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那么，以此为思想基础而重构的现代化方案必定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局限，为开创人类现代化新道路指明方向。这一现代化新路在出场之际，就打破了将“现代化=西方化”的魔咒，不仅没有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恰恰是它的具体呈现。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使“革命与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有机融合”，形成了通过“‘革命化’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出场形态的基本特征，对下一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不同于苏联经典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效推进现代化。如果说出场形态侧重于表达中国现代化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及其历史合法性的话，那么，在场形态则更多地聚焦于求证这一“命题”，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一）在场形态的现实起点：内在张力与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
1.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探索及内在张力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现代化得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展开。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同时，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根据毛泽东提议，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二十世纪内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上，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开始思考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一时期的探索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张力。从理论上讲，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发展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基础上，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现代化没有展开的国家开始的。这种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的落差，很快转化为实践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不是通过让理论回归现实来缓解，相反，是通过让现实无条件地屈从理论来释放。1956年，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但随着“文革”爆发，这种探索也被搁置而定于苏联模式于一尊。总之，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2. 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与现代化的接续探索
正确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效结合的前提。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现代化，两者如何有效结合等问题缺乏经验。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过于倚重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成果汲取，忽视了制度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性文明的吸纳”。
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效结合，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关键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即“发达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社会主义”。前者是指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也是对现代化的超越。后者是指生产力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且现代化尚未完全展开、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国家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就是从“不发达社会主义”现实出发。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让理论回归现实。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不发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设定了现实起点，开辟了广阔空间。
（二）在场形态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
现代化内嵌于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并呈现出“一元多线”的发展特征。“一元”是就现代化的本质而言，“多线”是本质的表现形式。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现代化“都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这是一元的。这种一元性实际上就是指‘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现代社会）’的一元性”或不可跨越性。对于比较落后的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首要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须准确处理现代化与资本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扬弃资本的弊端。
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实存在必然构成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最终都必然落实到社会，并将社会的发展作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要实现人对“人的依赖”的超越并走向个体独立，必定要借助社会并体现为社会的独立和自主。这种独立和自主的动力“首要是市场或资本力量”。在此意义上，“资本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之一”，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都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遵循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对资本逻辑不是舍弃而是进行再利用，在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的同时，又限制和消解“资本的反文明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必须发挥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无可替代的动力机制。“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必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在资本形态上，作性质上的明确区分和功能上的合理定位；在资本逻辑运作上，划定不可逾越的范围界限，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序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逻辑的滥用和向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领域的无序扩张。总之，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并成功驾驭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和伟大创造。
（三）在场形态的显著特征：解构与创立
1. 解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
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来看，人类现代化的原型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英国。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资本主义与现代化是并生的，其核心是资本逻辑与现代化逻辑的同一，即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其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表现为：一是快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二是人从“人的依赖”或“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文明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即“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一方面，解构了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化逻辑的同一性，是“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在扬弃资本逻辑弊端的同时，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两者历时态的更替向共时态并存的转变。
2. 创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场形态的显著特征，其在过程上呈现出“一个中心、系统构成、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运行态势。
“一个中心”是指以人为中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逻辑体现在，不是人的价值从属于资本的增殖，而是资本的增殖应服务于人的价值。这将西方现代化中被颠倒的“资本”与“人”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追问和求证上。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鲜明地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系统构成是指各构成要素和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转型和升级，在范围和内容上呈现出“1+1+6”的系统结构。第一个“1”是主体系统，即人的现代化；第二个“1”是领导系统，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6”指的是现代化的各要素，主要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等各子系统。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涵盖人的现代化、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对此，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全面协调是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社会构成要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全方位展开以及相互间的协调发展和均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抽象的，必定依托和体现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整体性文明形态，并非各文明子系统和构成要素的简单加总。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始于出场，行于在场，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形态。在我国现代化语境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是指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解这一发展形态，需要将之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进行考察。
（一）“强国梦、复兴梦”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题
从逻辑关系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形态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关系到“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和创造，就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复兴梦”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题。这一核心主题源于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源于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觉醒。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强国梦、复兴梦”的唯一正确道路。“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实现“强国梦、复兴梦”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生产力革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否成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命运。在此意义上讲，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到邓小平用小康社会来诠释中国现代化并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至新时代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和作出“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梦、复兴梦”构筑起更加坚实的基础。可见，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分步骤、分阶段地制定奋斗目标和规划发展战略，成功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国梦、复兴梦”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二）“强国梦、复兴梦”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性质、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方面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形态上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问题，并坚定地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形态、在场形态，也将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不断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出场—在场—发展”形态最显著的特征。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不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
2.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表明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在数量上，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质量上，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立足于少数富人、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
3.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表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形态上的根本要求。从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向着共同富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现在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发展局限。
4.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求物质生活富裕，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不断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片面发展的弊端。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和丰富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和解”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格局，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各执一端的二元对立和肆意破坏生态、大量消耗资源的老路。
6.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表明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走出一条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新道路，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道路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彻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意义：基于“出场—在场—发展”形态的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在“出场—在场—发展”形态上呈现出前后相继、层层递进的发展脉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拓展深化和形态演进，其蕴含的重大意义亦显著地呈现出来。
（一）出场形态回应“马克思之问”：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坐标
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存在着“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有学者将这一命题称为“马克思之问”。马克思晚年的时候将目光转向东方社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开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广阔空间，“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所展现的“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反对将“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可见，“马克思之问”正在于探寻超越西方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化新路的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之问”在中国现代化出场形态中得到回应并进行了“立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表明，中国现代化正是在对“马克思之问”肯定回答的基础之上构建了自己的出场形态，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一跨越社会形态的中国现代化具有历史合法性，没有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非一些西化论者和“教条主义者”所认为的“离经叛道”。因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现象和过程，某一个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版本或标准，否则，就会导致“现代化=西方化”的错误认知。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形态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旗帜鲜明地标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坐标，也映射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背景和本质特性。
（二）在场形态回答“列宁之问”:厘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如何有效结合？有学者将这一命题提炼为“列宁之问”。列宁在《哲学笔记》对这一问题曾经提出这样的思考：“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比较发达的基础上。这一论断事实上设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条件及其先后顺序，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的“经济前提”，第二个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专政的“政治条件”。因此，一些教条主义者认为，俄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而列宁从俄国国情出发，颠倒了这两个条件的时序，提出了“先政治后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俄国方案，即依靠“苏维埃政权+”的思路（公式）来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对这一公式理解得过于片面，将现代化简约为“技术发展水平”而忽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创新。这种现代化道路因严重脱离苏联国情和制度体制上僵化保守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列宁之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中得到了科学解答。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现代化在场形态将“不发达社会主义”作为现实起点，坚持马克思“资本辩证法”，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整体性文明，从而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成功突破了苏联式现代化僵化保守的历史局限，显著地标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也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显著优势。
（三）发展形态解答“人民之问”：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坐标
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此即著名的“亨廷顿悖论”。人类的现代化就是对这一悖论的求解过程。其中，人们既真切感受到现代性的弥足珍贵，同时也饱尝现代化过程的坎坷艰辛。一方面，现代化成果展现出人类生活的美好图景，另一方面，战争、动乱、贫困、饥饿、大规模疾病、资源、生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始终未曾离去。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此即人民之问、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世界之问”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形态中得到最好地回答。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来源于中国成功的实践，不同于过去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为中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现代化，而不是少数人享有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不是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而不是“重物轻人”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不是恃强凌弱、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实现命运与共、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提供了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形态上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标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坐标，也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借鉴意义和文明发展指向价值。
结语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百年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在“出场—在场—发展”时序上呈现出前后相继、层层递进的演进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形态，开宗明义地回答了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马克思之问”；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既打破西方现代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背景和本质特性。不同于苏联经典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场形态，科学解答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如何有效结合的“列宁之问”；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既成功摆脱了苏联经典现代化模式僵化保守的历史局限，也显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显著优势。“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主题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积极回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人民之问、世界之问”；这表明中国成功探索出人类现代化新道路，开创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也体现出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文明发展指向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种形态并非割裂的关系，而是具有内在统一性、连续性和递进性，对“出场—在场—发展”形态的考察为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态演进及其重大意义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路。
李忠汉，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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