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大一统帝国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0 次 更新时间:2022-10-28 00: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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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秦始皇统一六国,随后悉废封国,改为郡县,并宣称“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江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全国设置36—48个郡,县、道1000个以上,(1)“封邦建国”时代结束。中央集权体制的大一统帝国终于崛起于东亚。(2)

  

   公元前221年作为时代的界标,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所有学习历史的人都会记住这个年份:中国“大一统”时代的开端。

  

   从这以后的历史,与我们贴得越来越近,有一种似乎触摸得到的感觉。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19世纪的谭嗣同那样,为“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而愤激不已。百年来认识上的种种反复,都教会我们,冷静清醒地“认识自己”,知其“何以如此”,要比简单否定过去,遽然与已往历史决裂更难,但也显得更为紧要。

  

   这使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差不多贯穿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始于20年代,屡起高潮,至今未息。读黄仁宇的一系列史论专集,就感觉得到今日我们也还不能摆脱这一情结。尽管他使用的语言(例如他反对“封建”一词贯通到底)与观察的视角(重管理技术层面)并不相同,但仍是想回答中国何以不能顺利地由“中世纪”转向“现代”。我们不难看到,讨论所指目标都集中于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及其基本体制上。

  

   当年金观涛破门而出,检阅了上述成果,称这个问题类似“斯芬克斯之谜”,并一眼就发现史学界实际上是陷进了一张因果反复循环的“大网之中”。(3)例如持专制主义统治与持小农经济结构的各为一派,都说这才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最基本的原因。试问:是“专制主义统治造成了小农经济的落后”对,还是“小农经济落后使专制主义得以长存”对?这不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能不能跳出这张“大网”?我看也难。当金观涛说出“斯芬克斯”时,其心里的潜台词已经包含着不敢自信的意思。事实上,“超稳定”说也常被质疑驳难。很有意思的是,黄仁宇也发出了同类的感慨,不过这回他换了一个典故,称其为“潘多拉魔盒”(《放宽历史的视界》)。他的“在数目字上管理”,也只是执其一端。

  

   历史会不会就是这样一张斩不断、理还乱的“大网”?历史本来就因果相续,环环相扣,亦因亦果,非因非果,像庄子或佛家说的那样?如果这样,那大可不必为无穷的猜测烦恼——我们还得不断猜下去。试着理解就是史学永不衰竭的一种乐趣。

  

   这时我想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存在就是合理”。什么时候对历史的设计成功过?运动就是一切,过程就是一切。

  

   就像“大一统”,秦始皇实现一统中国之时,肯定没有想到过: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大了,就难“统”,统死就生气全无。这“统”字是门大学问,里面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应对,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人己之辨等等。

  

   两千年来的中国,“摸着石子过河”,分分合合,收收放放,修修补补,为了做好这篇大文章,费尽心血,试尽了多少种法子?你能说那个法子当时就没有道理?能说我们今天就已经摆脱烦恼,找到了十拿九稳的法子?

  

   或许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有值得咀嚼的味道。

  

  

由列国纷争走向大一统

  

  

   汉承秦制。自汉而后两千年,国家控制方略时有变易,由秦开创的大一统体制则一脉相承,分久则必合。然追究秦制,由涓涓之流汇成江河,实为春秋战国社会变迁的集大成者,其变亦由来已久。

  

   秦亡后六年出生的贾谊,在检讨秦兴亡的名篇《过秦论》里就说过,秦统一六国的功业,乃是“奋六世之余烈”,非始于始皇一代。

  

   相比起贾谊,顾炎武要追溯得更远些。他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时则绝不言(周)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一无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4)

  

   顾炎武是从社会风气看变迁,着眼于春秋以来“封建”礼仪的丧失。133年,他是从《春秋》终篇算到六国称王之年。“六国称王”,在旧史家看来,确实是乾坤倒转的“大世变”。(5)

  

   上面两位古贤说得都不完全。商周“封建”体制转变为秦“大一统”体制,虽然不能与“传统”体制转变为“现代”体制相提并论,但在一点上却有相似处,即两者都不是局部的、一事一项的变迁,而是由一系列相关性变迁运动构成的一种大变局。这不只关系着治道、政术、教化,更关系到政体,亦即国家根本体制的大变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范畴内,最为深刻的一次具时代转折意义的变迁。

  

   这种变迁的特有情味,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应验:“百家争鸣”这样的思想开放,只有这一次;战国至秦这样上中下“涡流式”的社会变动,也仅此一次。它们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时段内再也不曾重现过,直到近代社会变迁开始。

  

   今日我们若更为宏观地来看,西周“封建”的蜕变,一开始就植根于体制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二元对峙,彼长此消,演变到春秋时代已经不成模样。秦的“大一统”体制,正如“百川异源,皆归于海”,它是会聚八百年的小变、渐变而终成大变局。凡是历史上的大变局也莫不如此。

  

   对这次变迁的情节,各种“通史”都给予高度关注(变迁的性质又当别论,现在多数仍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定性),重要环节都不会有大的遗漏,至多详略不一。除前数次提到的吕思勉专著外,新出的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从官吏制度、郡县制度、封君制度、俸禄制度、上计制度、户籍制度、财政赋税制度、爵秩等级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十多个方面,备述了战国时期变迁的细节。(6)白寿彝新编12卷本《中国通史》,前后甚至一卷之内观点都不尽一致,这是“大集体”编写难免的通病,但从综合晚近各种研究成果的角度来看,颇可参阅。另外,比较忽略海外华人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也是该书的一个缺憾。

  

   总而言之,以周王“共主”地位丧失、“联邦”体制解体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变迁,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促成的,其中长期的兼并战争与各诸侯邦国内部的各种权力斗争,都起着助燃爆破的作用。其重要关节大致有三:

  

   一是列国的区域开发和地缘政治的拓展。

  

   在讲述这一问题之前,先得说一下有关区域发展与统一的关系。

  

   与旧史观不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样是多元的综合。中国历史不支持“一元起源论”。考古发现逐渐显示,中国文明的起源绝非纯粹是由中原向四处辐射的结果,相反四周也不断地为中原的发展提供活力(魏晋南北朝那一次最为典型),两者反复互动,取长补短。因此,“统一”是一种长期的历史运动,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各区域自身的发展。

  

   商、周在由各区域发展整合为“一统天下”的历史长途中,无疑是重要的两站。但还是应实事求是地估定它们所涉的地域,用“统一”的长镜头给它们准确的定位。

  

   首先,商周王国的自领区域跟与其联盟的区域不是一回事,后者实际是地方自治的。再进一步说,即使就联盟所涉的区域而言,也有一定的范围,不能随意放大。据现有的考古,商人曾到达过的地方,其东境最远也只到今潍坊以西,西周才扩展到整个山东半岛。(7)从《中国文物报》获悉,轰动一时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经长达九年的整理研究,终于以《新干商代大墓》专著形式面世。著者认为“大量实物资料证明,商代赣鄱地区有一个大的政治集团,这里的文化发展至少与中原相当,是一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南土方国文化”。我觉得,这一结论比之“统一论者”更接近历史实际。著者没有明说,在我理解所谓“并行”,就是它尚未进入商联邦的视界。(8)南方究竟最远到达哪里,是不是跨过了长江,还需继续寻找充分的实证,但四川与长江中游的巴蜀,西周时尚未到达,到了秦统一战争后才进入秦版图,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反,东北辽河流域以及中原北境,却一直是商周及商周以前古部族交叉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它们很早就与中原部族的活动联结在一起。但这里的分合无定的状态也最严重,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

  

   回到西周“封建”各诸侯国,它们实际是包含着宗族血缘与区域地缘二元因素的混合体。各诸侯国之内,都有不同部族的土著方邦居住;三晋地区,更是长期与狄戎诸族交错杂处。那时究竟有多少部族邦国,很难弄得清楚。《荀子·儒效》说西周“兼制天下”共71国,这是指大的邦国;而《吕氏春秋·观世》则说有“封国”400多,“服国”800多。吕思勉先生在好多地方都说,准确的数字恐怕已不可而得了。

  

   从西周建国到秦统一,历时八百余年之久。当初封建的诸国经长期经营,农业发展、人口增殖都很快,二三百年后已非昔日面貌,更不用说入战国后。西周以亲缘化解、融合地缘的政策非常成功——“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成了特异的黏合剂。在每个以大国为中心的区域内,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的过程走了一圈又一圈,到战国时期,以大国为核心,若干区域地缘政治的特色已十分明显。春秋时代大约有一二百个邦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的只有十余国,大国仅七。(9)不说大国,就以鲁国为例,为其兼并而为附庸的,史载即有项、须句、邿、鄟、鄫、卞等小邦邑,(10)它们都已经整合进了统一的鲁文化圈。

  

   从春秋战国倒过去,反看清楚一个问题:不管西周建立初有多少邦国,邦国之内、邦国之间都存在有不小的空隙地带。那时的人地比差很大,人少地多。由国君直接管辖的郡、县,其中不少便首先是在邦国内空隙地带或邦国与邦国之间交界的空隙地带设置的。(11)这就是区域人口和地缘经济发展的标志。郡县与原来的封邑不同,官员都由国君直接任命而不世袭。“大一统”就是这种地方行政系统“制度创新”的推广和全面实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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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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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历史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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