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10-06 1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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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内容提要:“数字劳动”“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相关术语的运用规则,是不适当的概念。从中外学者的论述中,“数字劳动”可以概括出五种类型,其中只有运用数字化的生产资料进行的劳动最接近政治经济学规则,适宜称为数字化生产或数字化经营。互联网企业的数字平台属于不变资本。用于获取和处理数据的应用软件才是劳动资料,数据只是劳动对象。“数字资本主义”除了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即对企业雇员的剥削以外,还存在其他剥削形式和剥夺方式。数字土地化比数字资本化更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生活时间可以划分为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损失掉的时间。与西方学者提出“受众劳动”和“数字劳动”密切相关的观看广告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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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注意到一些传统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的现象。人们试图将这些数字化社会中的新现象融入传统理论当中或者在传统理论之上进行创新,因此,提出了不少新术语,但有些术语经不起学理上的推敲。“数字劳动”“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术语。即便提出这些术语是为了捍卫劳动价值论、反对技术价值论,这些术语也是不合适的,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相关术语的运用规则。事实上,国外学者对于这些术语的内涵也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议。

  

   一、“数字劳动”辨

  

   “数字劳动”这个术语是一个舶来品,这一由国外学者提出来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不同的情况,通常根据对这一“劳动”的内容的设定和有关的“劳动者”的划分而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是指在互联网和手机上通过数字技术软件进行的购物、社交和游戏等方面的活动。一些西方学者把这些活动称为劳动,并视为无酬劳动或免费劳动。他们认为,用户更新个人资料,上传视频图像,和他人聊天等,生产出了满足人类交往需要的数据产品和广告产业的目标广告空间。媒介公司从社交网站的海量数据中析出用户个人资料和用户行为脚印等数据,并将之转化为带有用户个人背景特征和满足特定用户群体利益需求的数据商品,再将数据商品出售给广告商,从而剥削和压迫了这些网站的用户。他们还认为,这些用户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贫困者①。这些用户还被视为消费与生产合一的产消者,甚至玩也成了劳动。当然,这种玩是在互联网线上玩,如果是线下玩如踢足球则不被认为是劳动②。

  

   这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是学术界所讨论的“数字劳动”的主要类型。“数字劳动”的这一类型,主要源于西方的受众商品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受众(观众)观看免费的电视节目时,电视台把受众打包出售给广告商。受众一天24小时除了睡眠时间以外,其余时间都是为广告商和大众媒介劳动的时间。受众的主要劳动就是一方面学会购买特定的商品,另一方面接受广告商对产品的营销宣传。基于这一理论,西方学者认为,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下,免费的受众劳动已从文化知识消费转化为生产性行为——数字劳动。这种免费的数字劳动是无酬劳动和自愿行为并存的,具体包括建立网页、浏览网页、阅读和撰写邮件等行为。以脸书为例,互联网使用者花费在脸书上的时间越多,他所生产的内容被出售给广告商的数据也就越多,被投放的广告数量也就越多③。

  

   但是,也有人认为,很多数据都是被动采集的,例如公路上的摄像头采集了大量交通出行的数据,这些交通行动,属于数据生产的原料,而不是人们主动去花费精力和时间来提供的。人们的消费活动有可能成为劳动,但并不必然成为劳动。例如,如今垃圾焚烧能用于发电,能够通过对垃圾进行加工生产出商品和利润,但是制造垃圾之行为本身不是劳动,垃圾只是劳动对象④。还有人认为,所谓产消者在互联网中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劳动。在互联网社会中,真正的劳动者是互联网企业员工、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正是在他们所提供的统计数据、网页界面和算法的支持下,才使得受众商品成为可能。互联网用户生产的内容不过是充当了这些劳动者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都是非生产性的。另有一些人则连互联网企业员工生产性劳动也忽略了,认为数字劳动产生的价值不是来源于互联网而是来自广告⑤。

  

   受众商品理论注意到了人们在观看广告时的时间耗费,想对这样耗费的时间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其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其结论并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且它所涉及的受众只包括无所事事的人,否则的话,它就会像我们在后面所做的那样对生活时间进行更科学的划分,而且会注意到受众本身也需要有经济收入。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看电视上的广告,还是花时间驻足观看街边广告栏上的广告,或看一些发到我们手里的街边小广告,都不是在进行劳动,尽管这些活动占用了我们一些时间。当这些活动转到互联网上时,它的经济性质也不会改变。

  

   的确,互联网平台利用流量获得了一些利益,但这种寻求利益的方式在数字技术开发和利用之前就有了。例如,妇女洗衣的劳动使得洗衣机的生产有利可图,但我们能够说出售洗衣机的企业无偿占有了妇女在家里的洗衣劳动吗?踢足球的球员的衣服上也可能贴着广告,能够说在现场看见(不考虑通过电视或互联网平台观看)他这身衣服的队友、对手、裁判和观众都在提供免费劳动吗?另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位的时候以及一些富豪们平时也使用互联网平台,一些网红甚至通过互联网平台赚取了大量的钱财,难道能够说他们这些用户也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贫困者”吗?或者是免费劳动者吗?

  

   实际上,受众商品理论只不过是外部效应的一种反映。一些人在正常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效应,这些外部效应没有能够使当事人获利而被其他人享受了一些利益。例如,去超市购物的人,在结账时会留下所购物品的信息,超市可以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有利可图的进货信息。但不能因此就说去超市购物的人进行了免费的(生产)劳动,甚至被无偿剥夺了数据拥有权。

  

   辩证法强调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也反对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滥用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一种类型的“数字劳动”并不是劳动,也就谈不上数字劳动,从而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将数字劳动等同于自由时间的劳动⑥。

  

   第二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是指运用数字技术开发软件、设计制造硬件、收集和加工数字信息产品,以及进行其他生产的劳动。例如,快递员、外卖员、代驾、网约工等劳动者在从事劳动的过程中也要使用手机软件等数字技术设施,从而这些人也被纳入“数字工人”的范畴⑦。带货的网红和淘宝的商店的活动也可以归入这类“数字劳动”,尽管不是生产领域的产业劳动而是流通领域的商业劳动。

  

   这类“数字劳动”是运用数字化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称之为数字劳动是最接近政治经济学规则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机器劳动就是使用机器这种生产资料的劳动。不过在《资本论》三卷中马克思只提到了5次“机器劳动”,其中两次是引用资本家的说法,而提到“机器生产”则有近60次。因此,这一类型的“数字劳动”适宜称为数字化生产或数字化经营,也不宜称为数字劳动,毕竟劳动者是人,不是物,正如《资本论》中有手工劳动没有工具劳动一样,这样还能更明确地与第一种类型的“数字劳动”区别开来,更方便进行学术研究。

  

   这里要注意的是,使用数字化的生产资料进行活动,并不都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活动,尽管进行活动的人也能从中得到收益,但不能算数字化生产或数字化经营。例如,网络水军的活动以及收费为人删除负面信息的活动。这类活动也不能称为劳动。至于玩网络游戏的行为,不管能否从中得到收入,都不算是劳动,也不算是“数字劳动”。

  

   第三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是指生产信息通信设备和开发相关软件、提供数字内容以及铺设信息通信网络等方面的劳动,如电子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和网络小说作家写作并上传小说的劳动,其中最主要的劳动者是“互联网企业员工、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这种类型的“数字劳动”与第二种类型的“数字劳动”的区别在于突出了它的劳动成果是数字化产品。

  

   有人认为,必须同时具有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特征的才能算是“数字劳动”。在他看来,数字劳动不仅仅在于数字劳动过程的“对象化”,而在于“对象化”的劳动产品既是对劳动者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作为“劳动资料”成为数字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性消费对象,呈现出独特的“产消一体化”特征⑧。

  

   马克思曾经指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⑨但是,机器生产与生产机器还是不能一体化的。使用数字化的生产资料来生产数字化的产品,并不是数字化生产的全部。更不能把第一种类型的“数字劳动”也容纳进来谈什么“产消一体化”。

  

   总之,正如生产面包的劳动不能称为面包劳动一样,对第三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来说,如果其生产资料不是数字化生产资料,那么就不应称为“数字劳动”;如果其生产资料中存在数字化生产资料,那么就按第二种类型的“数字劳动”进行处理。

  

   第四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是指劳动对象为数字化对象的劳动。有人认为,数字劳动的对象主要是人类的知识、信息、经验、情感以及思想⑩。

  

   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1)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为纺纱劳动的劳动对象是棉花,就把纺纱劳动称为棉花劳动。另外,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也是以人类的知识为劳动对象的,他们的劳动也谈不上是数字劳动。

  

   第五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是指与信息通信相关但本身并不使用数字技术也不生产数字产品的劳动。这些劳动因为处于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整个价值链之上,也被人归入“数字劳动”,例如,远在刚果开采手机芯片金属原料钴的劳动(12)。这种类型“数字劳动”的提出者,实际上也认同前面各种类型的“数字劳动”,是将“数字劳动”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到了极限。但是这样一来,在现代社会里就几乎所有的劳动都是“数字劳动”了,这是因为在资本循环的很多环节都使用了数字技术,从而单独界定“数字劳动”就没有理论意义了。

  

   总而言之,从学理上来说,“数字劳动”这个词只能算是俗语,不能作为学术用语。

  

   二、“数字资本”辨

  

“数字资本”是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概念,是作为“数字劳动”的剥削者出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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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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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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