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学评论》2026年第1期
钱霖亮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社会学、劳动社会学。
顾雪婷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
内容提要：既有外卖骑手研究多聚焦于平台劳动控制和劳动者的协商/反抗，具有显著的生产中心性和劳资二元论特征。本研究基于对听障骑手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发现，该群体不像常人骑手那样多将外卖工作视作过渡，而是从中获得了积极的劳动体验，形成了强烈的职业认同，并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个人社会身份的积极转变。残障劳工群体在成为骑手前后社会关系及相应认知的变化表明，应从不同特质劳动者的自身视角与体验出发理解数字劳动价值的多元性。
关键词：听障骑手；数字劳动；生产中心性；多元主体性；日常生活
一、引言
2023年元旦的南京城郊九龙街道正在举办美食节，大量外卖骑手聚集于此等单。四名有听力障碍的骑手围在一辆电动车前，打着手语闲谈。车主介绍说：“10000块买的小牛电动车，能开80码，骑起来拉风。”他左侧的骑手夸道：“聋人骑小牛，太牛了！”右侧的骑手摸完车身附和道：“上个月我赚了9000元，这个月继续努力，也买一辆。”对面的骑手摇摇头：“能送外卖就行，没必要。把钱存银行，过年给爸妈，建房娶老婆。”他们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聊着新车、婚姻、建房，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对一旁的我们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的喜悦和自信直击人心。
骑手作为平台经济重要的参与者，已引起中国社会学界及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骑手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从该群体的劳动过程切入，聚焦于平台资本隐秘的劳动控制，以及劳动者对平台管控的协商或反抗（冯向楠、詹婧，2019；陈龙，2020；李胜蓝、江立华，2020）。这样的批判性探索不仅对平台经济的知识生产十分重要，也在舆论层面引起了政府和大众关注，促成了平台的自我约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研究（胡放之，2019；闫泽华，2023）。然而，长期聚焦于骑手和平台劳资关系，容易给学界与大众留下研究范式固化的印象——似乎骑手研究乃至更广泛的数字劳动研究，除了讨论平台控制与劳动者协商/反抗之外难有新的议题——有学者指出，上述劳资二元论范式对学界而言已“太过熟悉”（Xia,2021:311）。此外，因循劳动过程理论的劳动研究鲜少留意骑手等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外的生活经验，也鲜少探究他们除劳工意识之外的主体性认知与实践。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跳出骑手与平台关系的框架，探究数字劳动对骑手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以期推动学界辩证看待数字劳动的现实意义，并还原劳动者作为普通人更丰富的生活面貌。
在骑手研究已不胜枚举的情况下，我们选取了听障骑手这一小众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平台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外卖行业，女性和残障者的加入更使从业人群异质化。本文作者在点外卖的过程中遇到过多位听障骑手，对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产生了好奇。带着疑问，我们在南京市九龙街道与听障骑手共同送了6个月外卖。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我们发现，这些听障骑手并没有像既有研究描述的常人骑手那样，只将外卖工作视为过渡，且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低（朱迪等，2023；孙萍，2024）；相反，他们倾向于长期从事这一职业，普遍认可外卖工作的意义，并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自信。本文意在回答如下问题：听障骑手为何会产生强烈的职业认同感？外卖工作这一数字劳动形态给他们的自我认知与生活实践带来了哪些影响？探究他们在自我认知与生活实践上的变化对我们理解（数字）劳动之于劳动者的意义有何新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的骑手研究
外卖骑手是国内数字劳动研究最热门的研究对象，也是数字时代国内劳工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群体。赵璐、刘能（2018）最早聚焦骑手群体，开创性地将“控制-协商/反抗”框架应用于对外卖行业的分析，揭示了平台、代理商和消费者对骑手劳动过程的三层监控，并分析了骑手如何利用平台技术周旋。冯向楠、詹婧（2019）进一步考察了平台的用工模式，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了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管控，但骑手仍能利用规则与平台进行合作或抗争。李胜蓝、江立华（2020）同样关注平台对骑手劳动过程的管控，并提出了新型劳动时间控制模式。陈龙（2020）指出，平台通过重新分配控制权，将算法系统和消费者推向劳动控制的前台，在淡化自身雇主责任的同时加强了对骑手的管控，骑手则逐渐失去反抗意愿，乃至开始自我管理。其后续文章进一步结合劳动过程研究与劳动关系研究，通过展示骑手劳动在现实世界创造的运输价值和在数字世界创造的数据价值，揭示了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双重性。平台的控制策略与劳动者的自主性作为本领域的核心议题，在新近研究中依然被广泛探讨，并日益深入到骑手劳动过程中更细致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梁萌，2024；闫堃、孙砚菲，2024）。
上述研究深刻展示了外卖行业中劳资博弈的复杂性。自劳工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生根发芽以来，劳动过程理论始终是其核心框架，清华大学劳工社会学团队就“把观察、描述和理解工作现场的劳动过程作为各项研究的基本指向”（沈原，2020：5）。从制造业到互联网行业，该理论对指引国内研究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汪建华，2018），但其广泛流行也带来了一些伴生现象，如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固守既定框架，以致反复验证相似的结论。针对数字/平台劳动，有学者批评现有研究在视野和议题上窄化了劳动过程理论的丰富内涵，仅关注平台控制与劳动者反抗的辩证关系，妨碍了对劳动者完整的理解（魏海涛、李国卉，2022），尽管学界一般认为该理论的核心要义即在于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宰制关系（闻翔、周潇，2007）。突破“控制-协商/反抗”框架的方案或许很多，最激进的一种便是绕开劳动过程，走出劳工研究的“生产中心性”。这样做虽然有可能被认为背弃了布洛维以降的劳工社会学传统，但或许能看到劳动者更丰富的职业生涯与生活面貌。
（二）劳工社会学的生产中心论及其超越
在解释欧洲工人革命的动力机制时，布洛维批评前人研究忽视了生产过程对工人阶级特征的塑造。他将工作场所的斗争称为“生产的政治”，认为工人在工厂中的劳动过程形塑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身份，由此提出了“生产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production）命题（布洛维，2023：137-141）。在21世纪初劳动过程理论传入中国时，相当多的本土研究者自觉拥抱生产中心论，“我们的劳工社会学起步于布洛维一系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也不想掩饰，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无不铭刻着‘生产中心’和‘工厂政体’等范畴的鲜明烙印”（沈原，2020：10-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前的中国劳工研究多运用分层与流动等传统社会学理论框架，聚焦于社会问题，缺乏劳工社会学的视角。这一特点在当时的农民工研究中尤为突出。再加上彼时中国已在全球化浪潮下成为世界工厂，对劳工议题产生了巨大的理论需求，国内劳工研究遂主张拥抱生产中心论，通过进入工厂政体、介入劳动者的生产过程来观察劳工主体性的锻造（沈原，2006，2020）。结合学术生产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一研究转向无疑富有前瞻性和生命力。
然而，生产中心论的长期主导也使国内劳工研究一度走向失衡——劳动者一旦走出工作场所，似乎就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学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清华大学劳工社会学团队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开始从“生产政治”转向“生活政治”，关注劳工在日常生活中的再生产问题（沈原，2020）。受到汤普森有关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研究以及潘毅等人关于中国工厂宿舍劳动体制研究的启发（汤普森，2013；任焰、潘毅，2006；Chan & Pun,2009），新的研究范式逐渐形成，这一范式认为仅注重工厂内的生产过程不足以理解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须将视野扩大到他们的社区、学校和宿舍生活。汪建华、孟泉（2013）发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他们劳动抗争的模式，其中团结程度最高的类型，植根于工人下班后的消费与休闲活动，这些活动是他们沟通信息、形成组织、塑造意识的重要场域。黄斌欢（2014）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守经历令其同时脱嵌于乡村社会和城市的劳动场域，原有乡村生活秩序的崩塌和城市中的漂泊状态导致劳动者日趋原子化，他们难以形成自为的劳工阶层。汪建华（2015）进一步揭示了新旧两代工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形态对他们处理劳资关系的影响。然而，此后延续生活政治视角的研究相当有限。在少数的例外中，黄岩等（2023）从“熬”职工社保、化解工作与照顾家庭矛盾、追求自我实现这三个方面，有效解释了女性农民工在血汗工厂中坚持劳动的原因，展示了生活政治研究的独特洞见。
我们认为，生活政治的视角富有创见，却仍受限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视野，实际上是将劳动过程分析的时空单位从工作场景放大到日常生活，对劳动者生活细节的考察仍服务于生产政治的讨论。换言之，生活政治只是生产政治的外延，旨在发掘生产过程之外建构劳工主体性的因素。但劳动者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显然不止于此，他们的主体性也不囿于政治意识，其主体性的发挥亦不局限于生产场域。本文希望同时跳出对生产和对劳工政治的关注，尝试探究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之间更复杂的关联，以及他们自身对这些关联的认知。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日常生活研究已经揭示了日常生活的生成性，它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形态，不断孕育新的社会现象，因而本身就值得研究；与此同时，人们也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进行意义生产，为自身和外在世界创造新的价值（郑震，2013；赖立里、张慧，2017）。当日常生活作用于个人的主体性时，除了像布若维所指出的劳动会塑造个体的阶级意识外，消费实践亦会生成“消费主体”（余晓敏、潘毅，2008）、浪漫交友会生成“欲望主体”（Rofel,2007）、创业体验会生成“企业家型自我”（钱霖亮，2025）、漂泊生涯会生成“奋斗个体”（周泽鹏、肖索未，2022），等等。个人的主体性因而突破了单一的身份意识，形成了“多元主体性”（subjectivities）。有学者认为，包括性别、种族、族群、民族性等维度的“多元主体性”已取代“阶级意识”，成为当今工人主体性研究的主导概念（余晓敏、潘毅，2008：144）。根据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的观察，听障骑手没有显著的集体性权益诉求，反而更多地传递出对自我成就的肯定和对外卖工作的职业认同，劳动者的多元主体性问题愈发凸显。由此，不同于生产政治视角聚焦劳动过程中的劳工政治意识和抗争能力，亦不同于生活政治视角侧重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表达，本文将不再执着于追寻劳工主体性，而是翻转生活政治的研究进路，转向考察生产活动如何服务于劳工日常生活的再生产，强调包含工作在内的广义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意义生产（meaning making）对劳动者个人主体性的重要价值，以期丰富对劳动意义的多元理解。
（三）残障劳工的数字劳动与意义生产
自平台经济兴起以来，残障人士投身数字劳动已不鲜见。一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了残障者的就业拓展、经济增收、社会融入和自我实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研究者都发现了残障者创造性利用网络平台拓宽自身就业渠道、增加收入的案例（易艳阳，2024；Johnson,2019）。同时，平台给残障人士提供了再社会化和重塑自我的契机。有研究显示，残障者可以在网络游戏中建构自身的“企业家型自我”（enterprising self）。哪怕设计销售的虚拟商品无法获利，他们仍愿意持续投入，只因创造性劳动令其获得了自我价值感（Boellstorff,2019）。他们还可以通过游戏中的化身成为虚拟社区中的领袖，重建一个完整的自我来继续他们因病致残而失去的生活（Davis & Chansiri,2019）。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发现，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进入数字时代后依然处于社会边缘，在网络接入、使用和产出方面都深陷数字鸿沟（Vicente & López,2010; van Toorn & Cox,2024）。即便他们有机会利用数字技术就业，劳动力市场仍会延续甚至强化对他们的结构性限制，其劳动始终处于低端、不稳定的状态（章玉萍，2021）。
以上文献虽观点各异，但都坚持从残障劳工的视角来理解数字劳动对其自身的意义。晚近文献已注意到骑手内部的异质性，尤其是不同性别骑手在劳动策略上的差异（孙萍等，2021；贺灵敏、任昊，2022；黄岩、庄丽贤，2023），但具有特殊生理特质的骑手群体还鲜有学者关注。
综上所述，现有骑手研究主要由劳动过程理论主导，延续了国内劳工社会学领域以生产为中心、劳资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已有学者指出，劳动过程理论固然有启发性，生产中心论在一定时期内也让劳工社会学更聚焦劳工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研究者不能将上述理论当作剪裁现实生活的尺具，而应以梳理清楚现实经验问题为目标，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真问题（沈原，2020：5；汪建华，2018：206）。笔者亦秉持上述理念，但尝试跳出劳动过程理论的路径，考察听障骑手如何通过数字劳动为其生活创造新的意义，从而在生产场域之外，探寻重新理解劳动者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关联，及其自身多元主体性呈现的可能。我们从自身意义生产的角度展示平台经济对残障人士更广泛的影响，倡导从日常生活脉络理解劳动之于劳动者的价值。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江苏南京九龙街道的听障骑手为研究对象。作为新一线城市，南京的外卖业十分发达。九龙街道因地处商圈成为骑手聚集区之一，日均活跃骑手超过150人，其中有不少听障骑手。我们最初通过网络联系到南京一位知名的听障骑手，加入了由其创建的“全国聋人外卖骑手群”，并在群中寻得两位愿意接受访谈的受访者，他们都在九龙街道送外卖。通过后续交往，我们与两人建立起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加入九龙街道骑手群，结识了更多研究对象。
从2023年1月到2024年6月，我们总计采访了22名听障骑手（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访谈主要通过面对面微信打字完成，这也是他们与非听障人士（他们称之为“听人”）沟通的主要方式。为了助力研究，一位研究者自学了手语，能与受访者进行中等程度的交流。这不仅促进了研究对象对我们的接纳，也使我们得以了解听障骑手间沟通的内容。此外，我们于2023年1—2月、7—8月及2024年1月、6月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和他们一起送外卖并参与其游戏、聚会、探亲等日常活动。通过深入其工作生活的多重场景，我们得以切身体察他们的职业经历与生活面貌。
如表1所示，除了听力障碍，本文的研究对象与常人骑手在人口特征和职业经历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以男性为主，年龄在20~37岁，做骑手前多数有制造业、建筑业的打工经历（陈龙，2024：20；孙萍，2024：112-115）。他们加入外卖行业的原因也与常人相近，包括收入更高、管理相对宽松等，但不同之处亦很明显。首先，多数听障骑手未婚，听障是其婚恋困难的主因。这与常人骑手普遍已婚育并将外卖工作视作养家生计不同，听障骑手多将其视为实现个人独立生活的手段。其次，二者大多有工厂、工地等传统生产组织中的工作经历，但听障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远甚于常人，甚至后者中也有人歧视他们，故而其做骑手的前后反差更为强烈。最后，既有研究甚少提及常人骑手的家庭构成，仅触及他们养家育儿的负担与困境，但我们的受访者多数有兄弟姐妹。尤其是有弟弟妹妹的骑手，其父母的再生育决策部分基于对受访者残障状况的考量，希望借再生育增加养老保障及照顾残障子女的人手。由此，听障骑手的家庭关系或许也比常人家庭复杂。
四、研究发现
考虑到听障骑手的生活和常人骑手一样丰富，非单篇论文可以穷尽，本文主要关注外卖工作对其社会关系及日常交往的影响，其他方面则留待后续论文讨论。社会关系和日常交往是社会学、人类学探讨日常生活的核心进路之一，人们通过建立社会关系及交往来充实日常生活，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定义自身角色（戈夫曼，2022）。费孝通（1998）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人人际关系与互动的基本模式——从自我出发向外扩散，依次与亲属、熟人、生人建立联系，听障骑手亦不例外。此外，他们与因送餐产生联系的商家、顾客的熟悉程度很可能超过联系较少的同行，故较难对各类人群做简单的生熟区分。由此，文章将差序格局的三层联系合并为亲缘与业缘两种关系：亲缘指骑手与父母、同胞及其他亲属的关系，业缘则涵盖他们与平台、商家、顾客、同事等主体的关系。
（一）外卖工作与听障骑手业缘关系的重塑
要理解外卖工作对听障骑手的意义，必须追溯他们早年的工作经历乃至更长的生命历程。在投身骑手行当前，22名受访者中有16人曾在各类工厂工作，其他则在建筑工地或个体经营户处打工。此外，有5人自述有失足经历（加入黑社会、行窃等）。由于不同工作的业缘关系有异，本节将首先追溯受访者过往的职业经历，再转向他们的骑手生涯，以此呈现外卖工作给这些听障者带来的改变。
1.被排斥的打工人
根据访谈信息，本文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几乎都遵循“家庭—聋人学校—打工—成为骑手”这一轨迹。他们大多在幼年时因病失聪，在父母看护下长大，而后进入聋人学校学习手语和文化课程。这段历程培养了他们的沟通能力，但没有赋予他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多数受访者从聋人学校毕业后便投身劳动力市场。由于生理特质和教育水平的限制，大部分人只能找技术门槛较低的工作，如流水线工人、建筑工、洗碗工等，且主要依赖家庭关系获得工作。这些工作的可替代性强，加上雇主的差别对待，受访者获得的薪资普遍很低。骑手崔浩的职业经历颇丰，但每一段都让他饱受挫折：
18岁洗碗，爷爷带我去酒店应聘的。我想做厨师，人家不用。19岁做服装，不想去，想（学）理发。我爸说我是聋人，听不到顾客（说话）怎么沟通，非要让我去服装厂，干了两个月。老板欠工资，后来就离职了，一个月（工资）没给我。20岁去工地，一天120（元），干十四五个小时，累。21岁去临沂干洗车，22岁干工地，23岁去常熟干服装，24岁干传菜，25岁去无锡做骑手。我朋友说跑外卖好赚，一单10块钱。
崔浩自述做骑手前干一行恨一行，听障导致的沟通不畅与社会污名让他吃尽了苦头，觉得听人老板都不是好人。与崔浩的丰富经历相比，多数受访者只干过一两份工作，其中一份多为进厂打工，包括电子厂、服装厂、玩具厂等。这些工厂劳动力需求大但技术门槛低，听障者大多可以胜任；薪资不高，但能勉强满足生活所需，就像胡兵所说：“厂里工资低，没办法，比非法好，免费吃住。”
恰如潘毅（2011）所描述的，在工厂严格的规训下，工人像机器上的齿轮，被固定在工位上，每天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不得懈怠。他们的生活遵循时间表，曾在电子厂工作的朱军回忆，他每天6点半起床，7点前吃完早餐到车间开始工作，11点吃午饭，12点重新开始工作，直至晚上8点下班。工作期间，组长会不断巡视，工人一旦被抓到偷懒便会被扣工资。久而久之，工厂的监视氛围在他内心扎了根，即便没有旁人，他也不敢懈怠。同时，工厂会指导员工如何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配件加工，员工被要求端正地坐在椅子上操作仪器，动作要干脆利落。流水线要求员工的工作速度与之匹配，每道工序根据工厂产能和需求量设定，都有固定的工时。需求量大时，流水线的速度几乎接近员工身体速度的极限。员工一旦走神或与他人交流，产品就会堆积，继而被惩罚。出于对高效产出的追求，有的工厂甚至规定员工不得随意上厕所，违反者也将受到处罚。同样曾在电子厂打工的张涛就谈道：“在厂里干没休息，老被扣工资，上班时间不能聊天，一天干到晚，手酸。”
与高强度劳动并行的是很多工厂管理层对残障员工的不公平对待。多位受访者提到，即使他们每天完成的工作量并不比常人少，其薪资水平还是比常人低。在有的工厂，厂方明言招聘残障人士已是对他们的照顾，工资低于常人理所当然。有的工厂到了淡季，首先裁掉的便是残障人士，即使他们平时工作表现良好。日常管理中，受访者也意识到一些领导、同事的偏见，这令他们感到不公平乃至屈辱，如徐亮说：“以前在厂里，领班看不起聋人，听人工资高。（领班）乱扣工资，挑我们毛病。跟听人同事没说过话，他们不跟我们说话。”
与工厂类似，建筑工地的业缘关系也让受访者感到压抑。过往研究显示，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在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他们基本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也差，资方还经常拖欠工资（潘毅等，2012）。相较于普通建筑工人，听障工人的际遇更加堪忧。例如在招工时，如果没有专人介绍，施工单位和包工头都不愿意招听障者。通过关系进入后，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人也不会因为听障者的生理困境而对其有所关照，反而有可能欺负他们。赵刚这样描述自己的遭遇：
老板不要聋人，聋人找工作难。朋友介绍（我到）工地，听不见，不方便沟通。老板欺负聋人，给聋人干重活，给听人轻松（活）。吃饭扣我10块钱（本来免费），老板黑心，所以我不干。（那里的）听人看不起聋人，觉得聋人智商低。
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使许多残障者只能通过打零工维持生计，而这些零工职场内部的业缘关系也不理想。一旦雇主计划裁员或残障者反抗职场不公，就可能面临失业。对部分受访者而言，失业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听障骑手的微信群中，我们偶尔能看到一些人公开讨论自己的失足经历，尤其是无法通过外卖平台的身份审核时。郭峰说自己被工厂裁员后无所事事，稀里糊涂被人带进一个犯罪团伙，被逼在公交车上做小偷，不做就要挨打。后来他通过写纸条请求乘客暗地报警的方式脱离了犯罪团伙，代价是自己也被抓，还坐了半年牢，从此有了案底。相较于郭峰的被逼迫，陈勇的失足则是主动选择：
（身上有文身）你们看我以前像什么？黑社会的，我大哥是我亲戚，就加入了。（我）不爱学习，被开除，天天逃课（去）网吧。我以前很坏，干扒手，因为工作不好找。
陈勇后来脱离了黑社会，开过服装店，但经营不善倒闭，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因听障而难以跟顾客和供货商准确沟通。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排斥，一方面是自身条件的限制，听障者的经济状况长期不佳，业缘关系和社会接纳程度也令人沮丧，这使他们对于自身的出路十分迷茫。
2.成为听障骑手
对比过往职业，每位受访者都表示成为骑手给他们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收入更高、更自由、更公平是他们在访谈和微信群聊中经常提到的工作优点。受访者平均月收入超过8000元，远超过往职业收入，还不包括顾客的打赏，外卖平台对他们的管控也弱于工厂和包工头。受访者认为平台不歧视听障者，反而提供技术支持；他们也没有从商家那里感受到明显的偏见，却经常收获顾客的包容和支持。这些包容与认可不仅令他们工作更顺利、心情更愉快，也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其收入。因为业绩突出或有其他方面的特长，部分听人领导和同事对听障骑手亦持认可态度。积极的业缘关系由此提升了他们的职业认同。虽然听障骑手逐渐意识到平台的隐性剥削、外卖工作存在收入不稳定和劳动保障不足等问题，并在高强度劳动之余感到疲惫，但与他们自认为有能力胜任的其他职业相比——无论是收入水平、工作环境还是人际关系——外卖工作仍让他们感到满意，并愿意长期坚持。
外卖平台是听障骑手工作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亦是他们隐身的雇主（陈龙，2022）。作为骑手最重要的业缘对象，过往研究已详细介绍过平台如何组织管理他们的劳动过程，从注册账号、选择工作类型、接单操作到具体的派送流程，平台都能通过算法进行全方位的指引、干预和监管（陈龙，2020；李胜蓝、江立华，2020）。针对听障骑手这一特定人群，我们的观察是平台在招募和管理环节尚未给予特殊关照，但在技术层面提供了支持。首先，平台虽未主动开展定向招募，但对听障人士加入持开放态度，并将赋能该群体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进行宣传。听障骑手进入外卖行业主要依靠同乡、同学等熟人介绍。早期他们在平台注册时，资质门槛和流程与常人无异。近年来，因平台推出了听障骑手定制功能，他们若想使用此功能，则需通过专门通道提交残疾人证等信息完成登记。其次，在当前平台的算法考核体系中，残障尚未被纳入考量范围。这意味着听障骑手不会因其身体状况获得额外的激励或补贴，同时仍需承担与常人骑手同等的违规处罚责任。但为方便他们完成工作，国内主要平台均已上线前述定制功能，包括听障骑手标识展示、智能语音文字转化、电子沟通卡、问路卡等。标识展示可以让商家和顾客提前了解骑手的残障身份，智能语音文字转化便利了骑手与顾客沟通，电子沟通卡和问路卡则可以帮助骑手设置在到店取餐、正常送餐、超时配送、了解路况等场景下与联络对象沟通的文字。这些功能可协同作用，如当语音转文字不畅、顾客听到机器人播报骑手编写的文字判定其为诈骗电话而挂断时，电子沟通卡的在线发送能及时提醒顾客。借助上述功能，听障骑手总体上能较为顺利地开展外卖工作。
晚近的研究已解构了外卖工作高收入的神话，多劳多得只是平台进行劳动控制的新手段（梁萌，2024）。但对听障骑手来说，收入的涨幅是真实的，且是他们自身努力的结果。相较于一些工厂主和包工头的不公正对待，他们认为平台在骑手招募和薪资发放上都不歧视残疾人。几家大的外卖平台均出台了《合作商用工管理规范》，要求劳务外包方不得拒绝残障人士。骑手的薪资和奖金都由算法测算，透明度较高，判定超时、差评、餐品有问题等情况都有依据，骑手也有申诉的权利。以往的研究曾简略谈及常人骑手对平台管理公平性的积极认知（陈龙，2024：223），而在听障骑手看来，这种公平不仅涉及劳动所得，更关联人与人的平等：他们相信自己在外卖工作中与听人平等，只要足够努力，在薪资上比肩甚至超越听人并非难事。事实上，九龙街道就有数位连听人骑手都佩服的“聋人单王”，其中一位便是周杰。在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时，周杰常向我们强调，“聋人和听人没有差别，只要努力就能挣钱”“不能说话可以发短信，没有不方便”。当他在骑手群中解答新手疑问时，也会强调聋人跟听人是平等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在上述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中，听障骑手开始充分发挥自身的劳动积极性与能动性。新手入行后会主动了解平台为其定制的各项功能，并积极学习外卖行业的相关技巧。例如，他们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文字转化为语音，这不仅是一项涉及软件操作的技术能力，也是一项关乎人际沟通的社会技能。听障骑手日常交流以手语为主，他们对常人语言掌握有限，当他们需要给顾客发信息，或借助人工智能将文字转为语音播放时，就必须学习使用相对规范的书面语，了解常人语言表达的基本规范，包括语序、措辞、主谓宾结构等，有时还需运用敬语与谦辞——听障骑手一开始并不具备这些能力，以至于如今我们在引用他们的访谈内容时仍需对原话加以注释说明。此外，我们在微信群里常能看到听障骑手向同行请教从事外卖工作遇到的各种问题，如电瓶车与手机选什么品牌性价比高、如何在平台上抢到好单转出坏单、哪些商家出餐慢最好避开、不同场景下与顾客沟通的话术等。同一站点的听障骑手在闲暇时也会交流送餐经验，包括讨论某个片区的路况和捷径。久而久之，不少听障骑手已能如常人骑手一样，对自己配送区域的道路了如指掌，甚至还掌握了一些小区内部的近道。然而上述技能只是部分听障骑手成长为“单王”的基础，他们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的调查发现，许多听障骑手确实比常人骑手更卖力地工作：有人要求自己每日至少完成50单，不达标不休息；有人加入了专送队伍，却还会在休息日跑众包增加收入。因此，多位受访骑手的月收入能稳定在1万元以上，有时甚至可达1.5万元。
再者，不同于过往职业单一的工作场景、紧凑的时间安排、重复的工作内容和严密的上级监控，外卖工作让听障骑手感受到别样的自由。虽然在技术管理层面他们仍处于平台管控之下（陈龙，2020），但就这些骑手自身的感受而言，他们认为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不同的地理空间时，他们掌控着自己的身体，不再是流水线上的齿轮。他们可以在等单时与朋友交流，在路上和同事打招呼。在工作之余，他们还有闲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看视频、打游戏、和朋友聚会、旅游等，而不必成为“全天候工人”（李胜蓝、江立华，2020）。王强就表示：“死也不回电子厂，累死，工资低，外卖赚钱多。以前（每月）3000（元），现在赚10000（元）。买（电动）车，我喜欢自驾游，有空就出去看看。在厂里跟坐牢一样。”此外，外卖工作还满足了受访者的好奇心，他们在送单时会遇到各种新奇的人与事，这些见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如张涛在访谈中抱怨完电子厂工作无聊后有点兴奋地对我们说：“我送过一单别墅，有钱人，保姆（是）外国人。你们学校里面什么样？有空看看。”
对比受访者进入外卖行业前后的境遇可以发现，平台经济的组织特性令他们的工作体验显著改观。从劳动组织方式来看，外卖平台的任务化工作模式与制造业、建筑业的流水线分工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工厂和工地的生产活动强调工序衔接与团队协作，听障者因沟通障碍乃至残障身份本身被边缘化，容易遭遇歧视和裁员。而外卖工作有着去协作化的任务结构，骑手可以相对独立地完成从接单、取餐到配送的全流程，平台还提供一系列技术支持，解决了听障群体的沟通难题。从管理方式上来看，算法的非人格化特征也与工厂、工地的人治管理形成显著差异。工厂管理者和包工头的主观判断可能导致对听障者的歧视性对待，而外卖平台通过算法实现了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从订单分配到路径规划，从绩效计算到薪资发放，均依托数据而非管理者的判断，由此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生产组织对听障者的歧视。
虽然外卖工作给听障骑手带来的体验总体偏积极，但也不乏消极方面。例如部分平台强制骑手购买统一定价的指定装备，并要求定期更换，这被许多骑手视为不必要的成本，甚至是平台的营利手段，却因规则约束而不得不承担。再者，长期从业也让他们更直接地面对行业风险与保障缺失。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目睹同行遭遇交通事故或意外伤害，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发生工伤，大部分身体与经济损失须由自己负担。站点偶尔提供的小额补助难以覆盖实际风险，而平台则往往置身事外——连每日几毛钱的意外险费用也需骑手自行支付。疫情结束后，从业多年的骑手明显感受到行业涌入大量新人，导致平台配送单价下降、人均订单量减少。为维持原有收入，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部分听障骑手在访谈中曾透露转行的想法，但最终选择留下，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深知很难在其他领域找到收入相当的工作。由此，他们往往采取一种兼顾现实的选择：继续从事外卖配送，但同时更加努力，也更注重自我保护，如行车时加倍小心、添置防护装备等。
除平台这一非人化的业缘对象外，听障骑手对外卖工作中遇见的其他业缘群体也多持中性或正面的看法。外卖商家是骑手每轮工作首先要打交道的人群，却是听障骑手在所有业缘关系中直接沟通最少的群体。每次到店后，如果商家已出餐，他们会拿上就走；如还未出餐，他们一般会比听人骑手更耐心地等待。过长的等餐时间容易引发骑手与商家的冲突，以往研究发现，女性骑手会利用性别身份来获取商家的同情，以便更快地取餐（黄岩、庄丽贤，2023）。但我们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并未利用残障身份去争取商家支持，因为他们发现后者在很忙的情况下并无耐心理解他们的肢体语言或细看他们的手机内容，亦无明显的意愿让初次打交道的残障骑手插队取餐。受访者只有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才会用手机订单或电子沟通卡向商家催单，催单不成双方也极少发生冲突，而不似听人骑手易激化矛盾（陈龙，2024：141-142）。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因无法与听人口头争吵，其表达不满的方式多是比起小拇指或打一些听人看不懂的手语，商家不易感受到他们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也听不到商家通过口头表达的不满，不易感受到对方的负面情绪。这种双向的钝感避免了矛盾冲突，以至于我们发现九龙街道骑手群中，听障骑手批评商家的频率远低于听人骑手。
听障骑手与顾客的互动也有特殊之处。骑手一旦接单，平台就会向顾客同步他们的个人信息和实时位置，因此顾客可能很快就知道骑手是听障者。外卖送达前，骑手会借助软件的智能语音文字转换功能或电子沟通卡联系顾客，并告知对方自己是“聋人骑手”。外卖送达时，骑手也会通过肢体语言向顾客传递自身的残障身份。这一举动时常能获得顾客的积极反馈，如主动赠送饮品、零食，或给予系统好评。以往研究谈到骑手会通过各种方式向顾客索要好评，因其和收入直接挂钩（陈龙，2024：128-130）。但我们的田野发现听障骑手几乎不主动向顾客索要好评，但他们的好评率不低，如龙飞每月能有上百个好评，远超同站点的大部分听人骑手（见表2）。此外，他们收获打赏次数更多，数额也远高于同站点的听人骑手，如龙飞每月打赏收入超300元，单王周杰则超2000元。
顾客对听障骑手的同情不仅体现在好评和打赏上，更反映在对他们不佳表现的包容上。在田野中我们几次送餐延误，骑手先在手机上点了送达，见面后顾客非常生气要投诉。骑手虽听不到对方说话，但从表情判断出顾客的愤怒，连连鞠躬道歉，并打手语表示“对不起”。顾客意识到骑手是听障者后通常气就消了大半，告诉我们这次就算了，下次注意。还有几个订单未超时，但顾客签收时语气不好，骑手听不到对方的抱怨，依旧态度恭敬地递上外卖，这就避免了双方产生冲突。此时，生理弱势反而使其容易获得顾客的支持与谅解。当然，我们的调查也发现，有的听障骑手会有意识地突出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九龙街道各站点汇总的骑手排名数据可以说明听障骑手的业绩表现。我们从一份涵盖451名骑手、统计其一周外卖单量及多项服务评价的表格中，提取了前20名数据，其中包括三位听障骑手：单量排名第2的周杰、第7的郭峰和第20的龙飞。但在综合评估取消订单、送餐超时、顾客投诉与差评等指标后，他们的总排名均进入前10，分别为第1名、第9名和第5名（见表2）。与部分单量高但其他指标偏低的常人骑手相比，听障骑手似乎在送餐效率与顾客服务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但在解释自身超时率、投诉率和差评率较低的原因时，受访的听障骑手都会部分归因于顾客对他们的体谅与支持，如同意他们将外卖放在办公楼前台或物业处、餐品洒漏丢件也不投诉。我们采访过的顾客也表示，给予听障骑手好评或打赏，部分原因是觉得“残疾人出来打工不容易”。其中一位顾客曾遇到听障骑手送餐时洒餐的情况，但也没有投诉，原因也在于觉得对方“不容易”。当然，听障骑手自身对服务质量的坚持也至关重要，例如他们虽然也会在意距离太远的“坏单”，但不会频繁取消或转单。
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外在的支持，在九龙街道的几个站点，听障骑手的业绩普遍高于一般的听人骑手，还有像周杰这样的单王。尽管初入站点时，听人骑手们未必会平等看待听障同事，甚至有部分站点的站长想当然地认为听障骑手工作效率低、易出错，一度限制他们参与专送，只允许他们做众包。听障骑手通过努力证明了自己，改变了局面。较早入行的郭峰认为自己当初在没有熟人引荐的情况下获准加入站点，很大程度上源于站长对他的同情。该站长在访谈中也坦言，许多站点起初不愿招募听障骑手，一是语言沟通存在障碍，二是因为不了解残障人群而预设他们难以胜任外卖工作。但在实际接触后，该站长发现他们往往工作更为努力，送餐效率与好评率均普遍高于常人骑手。由此，他开始愿意接纳更多听障骑手加入站点，并私下委任郭峰担任“聋人小分队”队长，由其负责引荐、管理和培训后续加入的听障同事。听人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反过来增强了听障骑手的自信心，使他们更主动地与听人交流，拉近双方的距离。例如笔者2023年1月启动调查时龙飞刚入行，在站点集会时不会主动跟听人骑手打招呼。时隔半年，我们再跟龙飞送外卖时，发现他主动跟听人骑手打招呼，还在闲暇时与他们一起打游戏。他自述曾做过代练，打游戏相当厉害，同站点的几个听人还请他“带飞”。我们围观过几次他们打游戏的场景，他们配合默契，而龙飞在游戏中成了领队。此外，他还不时在九龙街道骑手群中分享与听障者有关的短视频，其中一条解释了为什么听障者的文字表达比较生硬，其实不是他们态度不好，而是不了解听人的委婉修辞。通过这样的分享，龙飞希望得到听人的理解，而群里确实有不少听人给他发的视频点赞并展开了讨论。在与听人不断的接触中，龙飞感慨：
有的听人好心，帮我，教我（送）外卖，没有看不起（我）。一起喝酒，开心。我（用）手机下载软件，翻译他们说的话，知道他们说什么，方便了。休息时带他们一起打游戏，他们喊我大神，哈哈。都是朋友。
从对工作中未知性的好奇探索和对闲暇时间的安排，到对平台、商家与顾客的中性乃至正面的评价，再到与听人领导与同事的积极互动，外卖工作对听障骑手的意义早已超越赚钱本身。它不仅是一份生计，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出新的生命经验。这些经验中固然也包含了一些消极感受，如对平台控制的无奈、对收入不稳定和劳动保障不足的困扰、对高强度劳动的疲惫，但其积极的面向显然在听障骑手的生命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他们借助外卖工作带来的生命经验不断重塑着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属于劳动者，也属于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正是这样的认知，让我们得以越过身份的桎梏，看见他们真实而完整的生命图景。
（二）外卖工作与听障骑手亲缘关系的重塑
相较于业缘，听障骑手的父母、同胞和其他亲属处于其社会关系的中心位置，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着更持久的影响。而骑手从事外卖工作后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也会对他们的亲缘关系产生影响。私人生活在现有骑手研究中几乎是缺失的，仅有个别专著提及常人骑手“上有老下有小”的养家负担和女性骑手的婚姻与母职困境（陈龙，2024：39-44；孙萍，2024：252-267），然而要完整地理解劳动者和劳动对其的意义，不能局限于他们的劳动过程。
1.亲子关系
听障骑手多来自农村或乡镇，不少人有兄弟姐妹。因听力障碍，他们自幼受到父母更多关注，独生子尤甚。父母优先给予他们更多经济投入，尤其体现在特殊教育的支出上，如王强所说：
小时候好吃的先给我，哥哥姐姐都没有。爸妈看我听不见，心疼，送我去聋人学校学手语，花费大了。为了跟我沟通，他们（也）学手语。
除了经济投入还有情感支持。绝大多数受访者为后天失聪，有的在七八岁时丧失听力。换言之，他们曾经历有声的世界，失聪令其难以接受，常表现出暴躁沮丧的情绪，这就需要父母提供额外的情感照护。彼时国家对特殊儿童的福利支持还很有限，残障子女的未来几乎全仰赖家庭在照料、康复和特殊教育等方面的投入（Wu,2020）。对已懂事的听障儿童而言，家庭的情感支持更是其抵御个体脆弱性的保障。谈到儿时失聪的经历，贾明说：
八岁时听不见，天天哭。医生说治不好，爸妈也哭。（我）一开始不愿意出去，怕别人看不起，躲在家里。妈妈陪着我，看电视，给我买好吃的。（我）天天哭，摔东西，妈妈帮我擦眼泪，逗我开心。慢慢就好了。现在（觉得）听不见不要紧。
父母往往会因子女的疾病而增加情感投入（安孟竹，2024）。这种倾注式的关怀在多孩家庭中有两极化趋势，听障子女因残障受到父母全方位的关注，我们的受访者均认为自己是家中最受疼爱的孩子。
当然，与全面照顾并存的是父母的约束。为确保子女不受欺负，家长会试图掌控残障子女的全部生活，为他们做出自认为的最优选择（Ma,2020）。不少受访者提到，童年时期父母对自己的管束过多，由于自身能力和资源有限，他们不得不服从父母的安排。顾超表示：
爸爸管得多，小时候不让跟正常人玩，说看不起聋人。第一个工作是他安排的，坐办公室，工资低，太无聊。赚钱上交，花钱问他（要），要说干吗用。不让出去玩，出去都跟着。看（我）手机，看（跟）谁聊。
父母在受访者童年乃至成年后的生活中大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的关切往往演变成过度干涉。受访者在独立生活前一方面享受父母的全面照顾，另一方面不得不服从其权威。而找到工作通常也不意味着独立生活的开始，在成为骑手前，他们的工作多由父母安排，一般就在老家，这使他们无法摆脱父母的控制；同时，作为残障者，他们能找到的工作大多薪资较低，故仍需父母的支持，他们在家庭中依旧处于被照顾者和服从者的位置。
成为骑手往往是受访者独立生活的开端。超过8000元的月薪不仅让他们实现了经济自主，也令其在亲子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转变，开始反哺父母。受访者过年过节都会给父母发红包或买礼物。胡兵表示：
父母年纪大，不容易。我过年在家，4000块孝敬父母，（还）买了4瓶茅台。以前他们照顾我，现在（我送）外卖有钱了，给（他们）红包。
除了物质支持，受访者还会在工作之余与家人微信聊天，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他们会主动询问父母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表达关心。遇到父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他们还会通过视频观察父母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揣摩父母的文字信息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情绪，再通过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确认。
在与父母保持物质与情感联系的同时，听障骑手也因离家工作有了更自主的生活。相较于父母安排的工作，送外卖不仅收入更高，也让受访者拥有更多可自行支配的时间。虽然已有研究指出，外卖工作的弹性时间本质上是自由的幻象（李胜蓝、江立华，2020），听障骑手却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了自由：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摆脱了父母的约束，收入可由自己支配；可以灵活地安排工作和休闲时间，按自身喜好交友，无需征求父母意见——这与为逃离家庭而进城的“打工妹”颇为相似（潘毅，2011）。更重要的是，这些原本因家庭严格保护而信息闭塞的残障者，和逃离乡村的“打工妹”一样在城市增长了见闻，社会阅历的增长令他们在亲子关系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朱军谈到，自己在城市送外卖学会了不少新东西，视野也更开阔：
以前肯定是我爸懂得多，现在我（懂得）多。去年我爸想投资理财，我在微信里看到（那是）电信诈骗，不让他投资。他不信，（我）跟他说了好久。后面发现果然是诈骗。
这件事让朱军获得了父母的肯定，家庭地位也随之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逐渐意识到听障子女在许多方面已足够成熟，可以为家庭做出贡献，他们开始尊重孩子的意见，并在家庭事务中给予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这种转变不仅让朱军感受到了自身价值，也让家庭氛围更加民主，代际关系更加平等。
2.同胞关系
在中国，同胞关系常被纳入亲子关系的脉络下分析（陆杰华、韦晓丹，2017）。有研究显示，在有残障儿童的家庭中，对残障者的照顾责任通常会由父母传递给同胞，并按性别和出生顺序分配（Xun et al.,2024）。在现实中，残障者与同胞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有支持也有竞争，并不完全是亲子关系的延伸。
如前所述，父母在分配资源时常偏袒听障者，并教导其他子女谦让，年幼的孩子通常会服从。到学龄后，不少受访者进入寄宿制聋人学校，手足之间并不朝夕相处，故而同胞间的竞争并不明显。受访者在讲述同胞关系时多强调儿时感受到的包容和保护。郭峰说：
小时候爸爸买冰淇淋，一人一个，我吃完还想（吃）。哥哥还没吃完，把他的给我。在村里玩，别的小孩看我听不到，笑我，我哥帮我打（他们）。我喜欢跟哥哥妹妹玩，他们对我好。
一方面，同胞关系具有血缘先赋性和互动性，易使同胞间形成亲密感情（刘小峰等，2020）；另一方面，在父母的引导下，健康同胞易对残障手足产生责任感。尤其在面对外部的歧视时，他们经常充当残障手足的保护者。
虽然包容支持是受访者同胞关系的主旋律，但在部分家庭中，随着同胞年龄的增长和个人主体性的增强，他们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常见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双方产生冲突，健康同胞觉得对方不自知或父母偏心，由此疏远听障手足；二是健康同胞的朋友嘲笑他们有残疾的手足，同胞感到丢脸，于是疏远和冷待听障手足。
而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健康同胞被家庭寄予照顾残障手足的压力也逐渐增大。有不少受访者注意到，每当父母在健康同胞面前强调他们有照顾残障手足的责任时，同胞会不悦甚至出言反驳，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这种状况同时给同胞和受访者带来压力，前者被迫在自我和道德责任间抉择，后者则对自身被保护者的角色感到羞愧，渴望摆脱这一身份。
当受访者进入外卖行业后，上述关系模式也开始变化。除了经济上的自主性，他们在他乡建立起新的朋友圈，不再依靠同胞保护。此时，他们认为自己已成为独当一面的个体，开始追求与同胞的平等相处。例如赵刚谈到春节返乡与弟弟重聚时的细节：
（以往）过年时，有好吃的我弟让我，像小时候，我不要（他让），我已经赚钱了，我照顾他。好吃的给他小孩，我还包红包给他小孩。出去的时候他帮我跟店员说话，其实我自己可以，还教他好多。点外卖哪些不要点，电动车哪里买又好又便宜。他觉得我厉害，遇到事情会问我。
实现经济独立的听障骑手不仅不愿再扮演被保护的角色，还试图与同胞展开良性竞争。这种竞争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会试图对父母更好，给后者数额相当乃至更大的红包或礼物，以此表明自身已有能力回馈家庭，如梁斌表示：“我努力赚钱比妹妹多，给我妈更大（的）红包，我妈开心。”其次，他们期望自己在家庭事务中发挥和同胞同等乃至更大的作用。比如调研期间张涛老家正在建新房，他因在南京无法到场帮忙，于是每天都会联系负责监工的姐姐，跟进建房进度，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大家都要用心”。他还经常在家庭群里和姐姐争论设计细节，强调“我们出钱一样多，我觉得这样好，你（的想法）不好，老土”。通过展示自己的付出，张涛逐渐确立了自身在家庭中与同胞平等的地位。
3.其他亲属关系
听障骑手的旁系亲属亦是其人情网络的重要构成，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深刻影响。早有研究指出，包括旁系亲属在内的亲缘关系是个体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郭于华，1994）。我们发现，听障骑手从其他亲属处获得的最重要的资源便是工作机会。与西方社会“弱关系”容易促成劳动力市场流动相反，中国人更多通过亲友的“强关系”获得职业流动的机会（边燕杰、张文宏，2001）。我们的受访者在成为骑手前获得工作的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
由于口语沟通能力和专业技能受限，许多受访者的第一份工作多由父母借助亲属关系安排。例如崔浩从聋人学校毕业后便去了叔叔的建筑工地，他谈道：“毕业后难找工作，叔叔在北京干工地，我十七八岁跟他干，一天150（元），比干别的工资高。”然而受访者对亲戚的感情颇为复杂，既感激又反感。感激源于工作带来的生存保障，反感则源于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及父母与亲戚的不平等地位——亲戚的轻视态度，以及父母为了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讨好对方的行为，都让他们感到不适，却又无可奈何。如崔浩所说：
在他（叔叔）工地干活，爸妈每年都要给（他）送礼。他家小孩看不起（我），看眼神（看）出来的。在工地没有照顾，和正常人一样。干了两年，不开心，不想看他脸（色）。
在大家庭的聚会上，中心人物无疑是能为其他亲友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位亲戚。为了取悦对方，受访者及其家人往往姿态谦卑，通过强调自身的弱势来衬托对方的慷慨。受访者虽然通过这一途径找到了工作，却也遭受了情感创伤，以致他们都很抗拒再次参加此类聚会。朱军形容：
每次去他（亲戚）家，（拿）好多礼品。看他脸色不好，爸妈不让我吃东西，说话拍我。他小孩坐沙发，跷二郎腿，不跟我爸妈说（话）。爸妈还笑，（我）心里难受。爸妈说我不好，说他小孩好。
受访者在找工作时已感受到不平等，父母的讨好之举更加重了他们的负面情绪。工作后，这种不平等的感受可能还会加剧。曾在亲戚公司工作的受访者均表示，他们不仅没有因亲属关系受到优待，反而被排斥，自尊心严重受挫。赵刚曾在亲戚的工地干活，他说：
因为耳朵不好，同事指指点点，觉得（我）不正常。他们下班出去喝酒不带我。弟弟（是）领班，说我反应慢，影响不好。（可）我干得多，不公平。
这些消极感受最终促使受访者脱离原有的工作和家庭网络，自行寻找工作。进入外卖行业后，听障骑手发现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薪酬超过了不少老家的亲戚，他们开始找回自尊。崔浩在多个场合向我们强调他的收入比很多读过大学的亲戚都高，认为自己比他们厉害。此外，摆脱人情束缚、找到一份自立自足且收入更高的工作这件事本身也让他在亲戚面前更有面子。他解释道：
后来我干外卖挣钱了，聚会的时候，人家不敢看不起（我）。以前爸妈要敬酒，敬叔叔和他儿子。他儿子和我一样（大），我不开心。现在我靠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
过去受访者抗拒参加家庭聚会，觉得这些活动功利性太强，且自己是姿态低的一方。如今他们不再抗拒，也无需扮演低人一等的角色，参加聚会单纯只为联络大家庭的情感。当然，也有部分骑手会刻意透露自己的薪资、展示新买的手机，以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尤其对于之前自尊受损的受访者来说，家庭聚会成了他们展示自信的场合。当初赵刚离开工地时，曾被认为“不知天高地厚”，后来再参加聚会，他会想尽办法表现自己：
家里聚会穿好衣服，不能穿差（的）。我挣钱买苹果（手机），他们羡慕。不去工地（后）我赚更多，不靠别人。我给小孩红包，就是大方。他们小气。
综上，凭借从事外卖工作所获得的可观收入与技能，以及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所获得的社会阅历，受访的听障骑手正努力扭转自身过往在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中的被动角色和劣势地位。对其家庭关系变革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考虑到当下骑手研究仍为劳动过程理论所主导，且大多聚焦平台劳动控制与骑手协商/反抗的博弈图景，其日常生活相关片段仅偶见于长篇专著，相关内容仍十分有限。除了补充骑手生活的经验素材、展示外卖工作的影响亦可惠及家庭关系的重塑之外，我们更重要的目标仍在于揭示：听障骑手通过外卖工作及其支撑起的日常生活获得了新的生命经验，这些经验的价值超越了劳动场景与物质回报，形塑出一个个自尊自信、反对歧视、追求自由、渴望美好生活的劳动者主体。
五、结语
以成为骑手为临界点，本文展现了一群听障劳动者在业缘和亲缘关系层面的转变，揭示了外卖工作对其日常生活的重塑。在业缘方面，成为骑手之前，听障者多由父母或近亲就近安排低技术含量工作，这些工作劳动强度较大且薪资微薄，听障者还频繁遭遇雇主和同事的不公正对待。成为骑手后，他们不仅获得了更高的收入，还认为外卖工作更自由且公平。据他们的体验，外卖平台的劳动控制程度远小于其过往的职业，平台在雇佣标准、薪资和技能上也不歧视残疾人。此外，他们也没有从商家、顾客、同行等其他业缘群体那里感受到明显的偏见，反而收获了包容和认可。在亲缘方面，外卖工作让他们从原本的被照顾者转变为家庭照料者，从原本的被保护者转变为地位平等的手足，从原本的讨好依附者转变为自尊自立的个体。基于外卖工作带来的积极的职业体验及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听障骑手持续投身其中，不仅未将其视作不稳定的过渡性工作，反而借此提升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形成了强烈的职业认同。
过往的骑手研究多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框架，聚焦生产场域中平台的控制剥削，以及劳动者的协商/反抗，具有显著的生产中心性和劳资二元论特征。虽然近期已有学者主张，新的劳工研究范式应考虑工人生活所具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汪建华、孟泉，2013；汪建华，2015；沈原，2020），但目前仍鲜有骑手研究循此路径深入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更值得关注的是，现有强调日常生活政治性的生活政治视角，仍以考察劳动力再生产为目标，其研究旨趣在于从生产过程之外探寻建构劳工主体性的要素。本文在承认劳动过程-生产中心论和生活政治视角皆有重大学术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听障骑手这一特殊骑手群体的生活，考察外卖工作对其社会关系及日常交往的影响，进而探究劳动者更为丰富的职业生涯与生活面貌，以及在阶层意识之外的多元主体性。以常人骑手为参照描摹听障骑手的工作与生活经历，研究展示了不同劳动者在平台生产组织方式中体验的多样性，其日常生活和具体实践逻辑的差异性，以及上述多样性与差异性对平台劳动关系与生产秩序所产生的多重影响——听障骑手通过外卖工作获得了积极的劳动体验，并据此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价值感，实现了个人社会身份的蜕变。与此同时，他们对平台劳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愿意积极投身其中。这种认同的建构与实践，并非完全是布若维所说“制造同意”的平台机制的结果，而更多源于听障骑手将当前工作生活状态与此前经历的比较。这凸显出劳动者自身的群体特质、生存境遇及其主体体验，在形塑其多元主体性与实践逻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本案例不仅丰富了残障劳工与数字劳动的相关研究，还呈现出听障群体在数字劳动场景中，其自身特质与职业需求之间所形成的独特适配性，以及这种适配性对职业体验与职业策略产生的积极影响，最终有助于推动学界形成对数字劳动之于不同特质劳动者价值的多元认知。
在研究的现实意义上，本文亦对残障人士就业支持政策的制定、包容性劳动力市场的构建、利用数字经济促进残障群体社会融合等方面有一定的启示。听障群体能够从外卖工作中获得较以往职业更高的收入、更宽松包容的工作环境、更积极的劳动体验和自我价值感，这些都体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性，也揭示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社会潜力。传统的残障人士就业支持政策侧重于通过配额制、税收优惠、补贴改造环境等方式，对残障群体进行就业安置；而外卖平台等新型生产组织发展出了一种赋能残障群体的就业新模式，助力其胜任市场需求广泛的现代职业。由此，政府可在充分考虑残障群体身体特殊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新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而外卖平台之所以能吸纳并较好容纳听障骑手，其核心经验在于借助技术与规则设计，部分消解了传统职场中沟通方式差异带来的劣势：在技术上，平台推出了针对听障人士的定制化沟通工具，并采用非人格化的算法进行工作考核与管理；在规则上，外卖工作去协作化的任务结构也减轻了听障人士的沟通压力。这些措施共同营造了一个相对“去偏见”的工作环境，使业绩而非身份成为核心评价标准，也为行业平等用工提供了参考，推广相关经验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的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平台引领的数字经济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合，消弭了身份歧视。它通过将工作分解为标准化、可衡量的任务，重新定义工作场景中的“能力”——当工作绩效取决于体力耐力、算法熟悉度、时间与路线规划以及顾客的服务印象时，听障骑手的听力障碍便不再构成显著劣势，反而与平台的生产组织方式形成了独特的适配性。这种适配性值得政府、企业与社会在推进残障友好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充分重视，从而为残障人士开辟更多以其擅长的方式参与社会、实现价值的新路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写作主要依据在南京九龙街道对22位听障骑手开展的田野调查。尽管我们尽力深入理解他们的经历、感受与观点，但并不认为这些发现适用于解释所有从事外卖行业的听障人士，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仍有待未来对相关群体感兴趣的研究者进一步检验和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