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资本和技术的联姻催生和推动平台革命，数字平台异军突起，平台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对此，“平台租金说”放大数字资本的流通领域，遮蔽数字资本的生产性实践，断言数字平台只是坐地收租的“云领主”，不直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但现实情况是，数字平台在数字空间生产、数据要素形成、数智科技创新和数智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面对“平台租金说”存在的认识不足和现实背离，有必要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立足于平台经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有机统一，充分关照数字平台运营的生产向度和价值创造，科学揭示数字资本增殖来源、形式和本质，得出符合现实的关于数字资本循环的新认识。
关键词：数字平台 平台租金 数智服务 数字资本 资本循环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加速迭代和广泛应用；资本和技术的联姻催生和推动平台革命，生产组织平台化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工厂体制正在被平台体制取代。其中，数字平台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组织的产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影响力与日俱增。平台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嵌入数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再生产过程。截至2025年9月30日，英伟达、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元宇宙等六家头部平台企业总市值为17.01万亿美元。2024年，这些超级数字平台的总利润高达4764.78亿美元，其中谷歌以1001.18亿美元高居榜首。不言而喻，数字平台竞相构筑或加入平台生态圈，聚合和留存各类市场主体和活跃用户，通过价值共创制造史无前例的数字繁荣。
数字平台（尤其是超级数字平台）获取的丰厚利润本质上究竟是“数字剩余价值”还是“数字地租”，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当下观之，滥觞于“平台租金说”的新提法新观点更是层出不穷：“数据殖民主义”提出“数据租”；“技术封建主义”强调“云租金”；“平台资本主义”列出“知识垄断租”“广告租”“基础设施租”，不一而足。总之，在平台租金论者看来，“数字经济的繁荣正在助长庞大的食利者经济”。其论证逻辑为数字平台运用现代数智技术打造自营市场，并成为“守门人”，推行数字圈地以巩固平台垄断，最终攫取数字地租。
理论上，“平台租金说”将数字资本积累等同于数据资源掠夺和剩余价值侵占，鲜有提及更具隐蔽性和剥削性的数字劳动及其价值创造，进而放大数字资本的流通，遮蔽数字资本的生产，自然无法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资本循环的全貌；实践上，“平台租金说”断言数字平台只是坐地收租的“云领主”，数字资本的垄断性、寄生性、掠夺性和平台经济虚拟化已成“主导”似乎不言自明。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岂不是数字平台越是做大做强，平台经济愈发欣欣向荣，数字资本主义就会变得“越糟”甚至难以为继？
理论是对现实的反映。面对“平台租金说”存在的认识不足和现实背离，亟须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立足于平台经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有机统一，充分关照数字平台运营的生产向度和价值创造，科学揭示数字资本增殖来源、形式和本质，得出符合现实的关于数字资本循环的新认识。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平台经济规模更是位居全球第二。弄清数字平台的功能定位和生产逻辑，深化对数字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认识，推进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创新发展，对于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数字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推动中国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平台租金说”的非生产叙事与现实背离
进入数智时代，形式各异的数字平台竞相涌现，并日趋呈现横跨流通与生产阶段、集不同资本形态于一体的复合型特质。大体上看，“平台租金说”停留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流通领域，认定数字平台只是数字资产的“食利者”，倚仗平台垄断奴役用户和盘剥第三方。但现实情况远非如此。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全球浪潮中，以头部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数字资本生产性投资活动十分活跃，频频推出备受消费者青睐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平台租金说”的非生产叙事与数字平台鲜活的生产性实践明显背离。
1.数字平台作为“食利者”的非生产叙事
按照通行的定义，数字平台是一种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多边主体在特定规则下交互与匹配，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本质上，数字平台是数字资本价值运动的现实载体。对此，平台租金论者认为平台正在成为领地。这就是说，数字平台凭借算法控制、数据独占、数字基础设施私营而一跃成为数智时代的“新地主”。进而，数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逻辑正在发生质的转变”，即剥夺性积累取代生产性积累，地租优先于生产，利润让位于租金。
第一，数字平台热衷“数字圈地”，恣意攫取“数据租”。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数据资源呈现爆发式增长，超级数字平台主导的数据要素化和价值化进程提级加速。不可否认，牢牢掌控平台生态圈的数字资本在数据资源获取上，一方面通过用户服务协议“合法地”占有活跃用户数据；另一方面通过运用数智技术“免费地”收集全球公共网络数据。基于此，“平台租金说”的拥趸认为，规模日益庞大的网络数据资源被数字资本觊觎，数字平台通过“数字圈地”和“数据殖民”实现对海量数据的“自然力般”地利用。进而，“凡是形成垄断的平台企业，都能通过数据控制来获取数据租金，这类似于绝对地租”。
第二，数字平台谋取数字知识产权垄断，竭力榨取“认知租”。当今时代，数字知识产权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垄断的新形式。现实中，互联网科技巨头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力量、强大的数智技术优势和先发的数字产业化实践，垄断性地占有数据库、操作系统、智能算法、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数字品牌等日益庞大的数字知识资产。进一步地，数字平台利用其在平台生态圈中的结构性权力，精心布设变现数字知识产权的全球积累体系。在平台租金论者看来，数字平台的知识垄断获利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掠夺性占有的经济分配机制。究其缘由，数据平台掌握的数字知识资产并非主要源自创新，而是依赖对人类知识公地的剥夺性积累。无论是对数字网络空间“一般智力”的无偿占有，还是将原本由公共研发而积累渐增的数智技术知识据为己有，数字平台大规模的知识圈占，使得“现在人类知识正越来越多地被封闭、被私有化或被转变成商品”。其结果，对于数字资本而言，谋取和巩固数字知识产权垄断，成为攫取数字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
第三，数字平台成为在线市场“守门人”，自动抽取“交易租”“流量租”。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资本利用智能算法实现“连接革命”，开发数字网络空间的市场交易功能，推动平台生态圈的多边市场形塑。平台租金论者认为，“平台企业并不具备生产的手段，而是创造连接的手段”。超级数字平台作为在线市场的“守门人”，牢牢掌握平台接入权，操控在线交易机会的配置与管理；同时主导公域流量和中心化运营，实现对平台生态圈流量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于是，一方面，在亚马逊在线商城、苹果应用商品等在线市场交易中，数字平台按单抽成，收取不菲的市场交割费；另一方面，在谷歌、元宇宙在线广告、算法推荐等数字营销中，数字平台把用户注意力“变现”，获取源源不断的“流量租”。在“平台租金说”的语境下，数字平台收取在线交割费和“流量租”，归根结底倚仗数字资本对数字经济稀缺性资源的垄断。
第四，数字平台布展数字基础设施，坐地收取“云租金”。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与基础设施的平台化。大体上看，万物互联的网络基础设施、“云、网、端、边、用”一体化的算力基础设施，以及数实融合、跨领域协同的应用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不可或缺的一般生产条件。正因如此，“谁控制了这些基础设施，谁就集中了对参与其中的人的政治和经济支配权”。现实中，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超级数字平台通过全球化布局抢占先机，掌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网络的“云基底”，成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所有者，进而通过数智化转型将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纳入私营化的平台生态圈。在平台租金论者看来，超级数字平台掌控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形成和积累“云资本”，算法剥削“云无产者”和“云奴”，同时对依恋“数字土地”的平台第三方收割“云租金”。
2.数字平台≠“食利者”的典型事实
平台经济的全球实践表明，以互联网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数字平台绝非不问世事、碌碌无为的数字资产“食利者”。这是因为其本身是直接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针对“平台租金说”的现实背离，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的诘问可谓振聋发聩：“如果互联网巨头真的是慵懒的食利者，依靠知识产权和网络效应就能收割财富，那么它们为何还要投入巨资从事这样或那样的生产性活动？”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现实看，数字平台在数据要素形成、数智科技创新、数字空间生产和数智服务供给等方面角色关键、作用显著。大体上看，数字平台的生产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数字平台是数据要素形成的关键生产者。进入数智时代，生产要素结构发生变革，呈现“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数据密集”的发展变化态势。无可争议的是，数据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对此，“平台租金说”简单地将数据与土地资源作类比，断定数字平台一旦掠夺性占有海量数据，就可以坐享其成、收割源源不断的“数据租”。殊不知，从数据全生命周期看，数据不同于数据资源，数据资源与数据要素不可等量齐观，更不能与数据商品混为一谈。从数据产业链看，无论是消费互联网中的数字足迹或用户生成内容，还是工业互联网中的生产数据或智能供应链数据，无序、混乱的原始数据都需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和时间，经过加工、存储、管理等工程化处理方能成为高质量、多模态、专业化的数据资源——数据要素，进而快速融入研发设计、柔性生产、智能制造、精准营销、市场推广和企业管理等各个场景，开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倍增效应。
在这方面，数字平台不仅采集数据和存储数据，而且还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应用场景需求，加工分析数据和实现数据应用赋能，已成为数据集成和数据挖掘的中坚力量。正如有报告指出的，“作为海量数据的拥有者和运营者，平台企业在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推动数据要素向生产力转化的有力主体”。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对高频多维数据集和高质量语料库的需求日益攀升，数字平台在数据抓取、数据存储、数据标注、数据分析和数据治理等方面的生产性作用将愈发凸显。
第二，数据平台是现代数智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进入21世纪，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竞相涌现、加速迭代，日益驱动人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已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技术底座。不言而喻，这些颠覆性的数智科技创新，通常研发周期漫长、落地应用要求高，需要实力雄厚的耐心资本长期支持。
在这方面，超级数字平台在资金保障、人才供给、创新生态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自然成为全球数智科技领域创新的主力。元宇宙、谷歌、苹果、微软和亚马逊等五家超级数字平台的总研发投入从2000年的44亿美元猛增到2022年的1990亿美元。尤其是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超级数字平台纷纷加大研发投入，竞相投身新一轮的数智科技竞赛。仅在2024年，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元宇宙、奈飞和优步七家美国平台企业平均研发费用就达到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0%，平均研发强度13.5%。而从数字经济“硬科技”产出看，超级数字平台几乎主导了操作系统、搜索引擎、智能芯片、应用商品、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与应用。斯坦福大学《AI指数报告2025》统计，在2014—2024年间全球发布的著名大模型中，来自产业界的占比稳步提升，2024年达到90.2%；谷歌以186个模型遥遥领先，其次是元宇宙（82个）和微软（39个）。毋庸置疑，掌握着大数据、大算力和顶级人才的超级数字平台已经成为数智技术研发和人工智能创新的关键推手和前沿引领者。
第三，数字平台是数字资本空间生产的主要实施者。“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和修复空间来延续资本的逻辑。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资本成为资本运动的重要形态，突破传统时空限制的数字网络空间成为数字资本吸纳劳动的主要场域。现实中，数字网络空间的形成和维系，一方面离不开活跃用户的平台访问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在平台基础网络架构、用户界面设计、平台生态系统维护等方面需要投入大量资本。
在这方面，以互联网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数字平台积极在全球布设数字基础设施，构筑和夯实数字资本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积极进行算法开发和应用场景创新，着力打造经济社会功能各异的平台生态圈，实现数字网络空间的资本化。其中，谷歌、元宇宙等媒介性平台通过信息链接、虚拟社交和算法引流搭建起在线营销新空间；苹果应用商店、亚马逊在线商城等交易性平台利用算法匹配和自动推荐开拓在线市场和数字流通新领域；户户送等精益平台依赖按需服务和算法管理，打通零工经济的“最后一公里”；西门子工业云平台、通用电气工业云平台实现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协同生产和数字孪生空间；苹果音乐等产品平台专注于数字内容个性化定制，开拓当今时代人们精神文化消费新空间。此外，数字平台还通过构建算法规则、信用评价体系与信息过滤机制，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建立可信的在线交易环境，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供需的高效匹配提供有力的制度性保障。
第四，数字平台是数智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平台基于“数据+模型=服务”的生产逻辑，以广泛连接、高效匹配和动态优化等优势实现海量数据的商业智能转化，在免费提供和持续优化平台基本服务的同时，还为平台生态圈核心交易提供旨在拓展市场和制造市场的各种数智服务。大体上看，从免费使用的谷歌搜索服务、元宇宙社交网络服务、照片墙照片共享服务，到商业化的优步平台按需服务、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的众包服务；从亚马逊、微软、谷歌的云计算服务到互联网巨头竞相提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全栈开发服务，数字平台在人类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过程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
数字平台提供五花八门的数智服务，广泛渗透和应用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不仅推动人类数智化生存深入发展，给社会大众带来史无前例的数字便捷和数字体验，而且还通过数实融合、平台赋能和智能驱动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带来收益递增，实现数字繁荣。
三、“平台租金说”对数字资本循环的理论简化
进入数智时代，尽管每个数字平台的运营方式各不相同，但数字平台的首要目标是“匹配用户，通过商品、服务或社会货币的交换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对此，“平台租金说”的一个通行解读是，数字平台只是提供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市场中介”，提供供需匹配但并不从事任何实际生产。在这一语境下，数字资本并非产业资本，数字资本家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之外经营，进而对数字资本循环的理论考察只能限定于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了。
1.对数字资本循环的理论简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价值生产）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价值实现）的统一。从微观看，资本价值运动表现为单个产业资本完成G—W…P…W′—G′的完整循环，即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销售三个阶段，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分别对应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准备、生产过程和实现。相比之下，作为隶属于产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商业资本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因而其资本循环限制于流通领域，通过商品的两次或多次转手，以G—W—G′的运动形式实现资本增殖。
“平台租金说”认为，数字平台不再投资产品而是制造“连接”。以优步平台为例，“与福特汽车不同，优步并不拥有任何可供生产和消费的价值，它所拥有的仅仅是连接用户的方式——而非生产的方式”。进一步地，尽管数字平台展现的“连接”功能形式多样，但归根结底其获利之道是利用海量数据进行算法驱动，推动在线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高效和适时匹配，从而帮助传统产业资本缩短流通时间、提高资本周转速度，间接增大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正因如此，形式各异的数字平台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商业资本。从对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看，数字平台开拓数字流通领域，充当在线市场“守门人”，进而依靠攫取海量数据和精准投放广告而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尽管数字平台利用受众劳动获得了利润，但这和商业资本获得利润的性质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平台组织需要依赖非平台组织完成价值增殖的循环。
因此，在“平台租金说”的语境下，数字资本的价值运动没有以生产过程作为中介，同时又不需要像传统商业资本那样必须经过W—W′的变化。这意味着，数字平台运营的市场中介逻辑使得数字资本价值增殖的运动过程更类似于生息资本，不采取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只采取货币资本的形式，并总是处于资本的数字流通领域中。其结果是在“平台租金说”的基本主张中，数字资本运动的“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前文所述的数据要素生产、数智技术研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智服务供给等种种现实要素都被一笔勾销，即在数字资本的场合中“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中介过程被省略了”。在“平台租金说”的理论简化下，数字资本循环以G—G′的形式呈现，似乎在数智时代资本取得更加自动且纯粹的“物神形式”。
2.对数字资本循环认识偏差的根源
毋庸置疑，时下数字平台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同时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双轮驱动下，数字资本的运动与传统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相互渗透、融合，客观上使得数字资本的价值增殖呈现出生产性和掠夺性兼有、利润形成与租金攫取共存的复杂局面。根本上讲，“平台租金说”对数字资本循环的认识偏差，源自其放大了数字资本的非生产性，缺乏对数字平台生产性实践的基本观照。但需要指出的是，“平台租金说”对数字资本运动的认识存在根本性缺陷，并非刻意对数字平台和平台经济的曲解，诚如叶甫根尼·莫洛佐夫在质疑“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时指出的，是诸如此类的“观点创新”实际上无力洞察数字经济的生产逻辑，搞不清楚数字平台究竟是在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平台租金论者对数字平台功能定位和数字资本特性的认识偏颇，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第一，免费经济盛行造成“视错觉”，遮蔽数字平台的生产向度。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以头部平台企业为代表的数字平台高效地开发或提供各种数智服务。人工智能大模型生产落地后，“一键式生成”更是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数字繁荣，并且这些数智服务大多是免费提供的。正如里克斯·安德森所言，“在数字化市场上，免费总是消费者能得到的一种选择”。例如，作为全球互联网巨头，谷歌提供近百种免费服务，从搜索引擎、学术文献检索到照片编辑软件、文字处理器和电子表格，从YouTube视频分享到谷歌推出的智能工具Gemini，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免费而不是什么强力推销的手段。不言而喻，林林总总的数智产品和平台服务形成的数字财富规模庞大，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显著。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而从资本主义财富形式看，“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在这方面，数字平台免费提供的众多数智服务没有经过货币中介的市场交换，具有社会的使用价值，但不形成价值。在平台租金论者看来，平台用户作为消费者享有免费服务，数字平台只是收割数据和用户注意力，未能进行直接的价值生产，由此数字平台非生产性和数字资本积累“掠夺性”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数字资本“中间商”的自我推介，强化数字平台的非生产表象。实践中，数字平台通常将自身描述成“中介”或“市场”，其作用仅限于提供匹配交易服务。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数字平台刻意“自贬”，一方面是主动迎合资本市场的“精明之举”，即“为了让支撑平台的企业荣誉、金融网络和技术景观保持完整无损的状态，工人就必须远离人们的视线”。另一方面是在法律灰色地带实现“规制套利”，竭力将数字劳动的雇主义务推脱得一干二净。数字资本的一套自我营销话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数字平台实际运行方式的社会认知。
第三，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流通实现价值的论断，被机械地应用于数字资本价值运动的现实理解。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流通实现价值，正像活劳动创造价值一样”。据此，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任何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因而任何剩余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正因如此，执行商品买卖职能的资本是非生产的，并且并不会因商品资本职能独立化而发生改变。由此，发生于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领域的工人劳动只是“起中介活动作用的劳动”，“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总之，“商人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在平台租金论者看来，既然数字平台的经营活动限制于数字流通领域，实际上也是“单纯的流通当事人”，其关于数字资本增殖来源产业资本利润让渡的理论刻画也就合情合理了。对此，最新一项研究的观点颇为中肯，即如果过于僵化地将生产—流通、生产性—非生产性的二分法应用于数智时代的商品化过程，就很可能忽略资本正在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利用数智技术进行价值生产。
3.对数字资本循环理论简化的危害
进入21世纪，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各种平台服务日益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要件。理论上，对数字平台利润来源的现实指认直接关系对平台经济性质的界定和数字资本特性的把握。在这方面，如前文所述，“平台租金说”声称数字平台只是“坐享其成”，甚至断言这种新兴生产方式具有反动性。显然，任由此类观点滋长蔓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实践危害。
一是平台经济正常发展遭遇观念羁绊。在“平台租金说”的语境下，数字平台是非生产性的，只是热衷于剥夺性占有和垄断性投资，因而平台经济越是发展，就越会冲击资本主义生产性积累体系。于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平台经济发展的“反价值”就跃然纸上了。可以料想的是，如任由“平台租金说”的基本主张广为流传，数字资本的消极一面被无限放大，大大小小的数字平台背负市场“恶名”，平台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数字劳动的价值贡献被进一步抹杀。实践中，数字平台把越来越多的服务性工作变成无劳动保障的临时性工作和在线众包微任务。在数字资本算法统治下，这些形形色色的数字劳动通常隐而不见成为“幽灵工作”，甚至工人不是被当作人类，而是被当作计算机基础设施。可以说，这是数智时代资本巧妙利用数智技术剥削劳动的一种制度性遮蔽。在这方面，“平台租金说”在理论上更进一步，根本性抹杀数字劳动在数字财富生产和价值创造上的实际在场和真实贡献。原因在于，既然数字资本依旧是一种商业资本，受雇或依附于平台的数字劳工所承担的经济职能就无异于传统的商业工人，即数字平台实际雇佣的数字劳动属于流通领域的劳动，不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如此一来，自平台革命以来，数字劳动丰富多彩的生产性实践和数字资本苦心孤诣推行的数字泰勒主义，在“平台租金说”的宏大叙事中也就难以寻觅。
三是平台监管面临认知误导。平台经济实践表明，数字资本既展现出发展数字生产力、拓展人类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积极作用，也日益显露出平台垄断、算法剥削和数字殖民等破坏性的一面。准确把握数字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政府平台监管才不会出现政策“钟摆”，即仅是寄望于平台自律，抑或依赖严厉规制而“一劳永逸”。对此，“平台租金说”放大数字平台的流通中介职能，过度渲染数字资本的剥夺性和平台经济虚拟化倾向，不可避免地会给政府部门平台监管的理性设计和政策选择造成认知干扰。
四、数智服务商品化与数字资本循环的理论矫正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平台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多样，数字资本的价值运动超越单向的线性价值链，迈向数实融合、网络聚合的平台价值矩阵。若要根本性矫正“平台租金说”对数字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理论简化，就要探寻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工厂”的生产秘密和平台经济的“价值增长域”，进而在数智服务商品化实践中辩证把握和科学呈现数字资本循环的本真面目。
1.数智服务的商品化
众所周知，商品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进入数智时代，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基于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的数字产品生产和交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新图景。从数字产品的典型形态看，“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数字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关键，并不是大量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而是为不同顾客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对此，甚至连平台租金论者也承认，用户产生的数据使数字平台“能够改善用户体验、设计有针对性的广告或销售个性化服务”。正因如此，拨开数字平台免费运营的实践迷雾，厘清其数智服务商品化的实践样态，洞察数字资本运动的生产逻辑，从理论上把握数字资本循环的生产过程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一是数据驱动与商业智能服务。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以机器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作为智能机器“燃料”的数据要素价值持续释放。大体上看，“无数据不预测”。在分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数据驱动的预测分析技术发展迅猛，数字平台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协同优势，将形成的数智化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库存管理、信用评级、人脸识别、欺诈风险甄别、健康保险和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日常化应用，撰文、翻译、制表、作图、代码核查等重复性、规则性的知识工作任务，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生产“一键式生成”中高效地自动完成。
实践中，人工智能内容生成（AIGC）以其快速的反应能力、生动的知识输出、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人类生产生活加速迈向智能社会中发挥着愈发重要作用。尤其是，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头部平台企业利用行业知识搭建垂直大模型或场景大模型，规模化地提供数字孪生、工业设计、药物仿真、电网建模、视频生成、动漫渲染等生成式商业智能服务。不论是消费者服务（ToC）还是企业级服务（ToB），无数据不决策、无数据不生成，正在催生和推动数字资本主义的认知革命。进一步地，在“模型即服务”“推理即服务”“代理即服务”等新兴商业模式下，数字资本依模型定制或按词元输入和输出收费，实现商业智能服务的价值闭环。
二是算法匹配与精准营销服务。当今时代，数智技术的应用革命性重塑资本流通领域，极大地消解价值实现的时空限制。从平台经济实践看，数字平台一方面聚合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消费者等多方市场主体，开拓长尾市场，降低搜索成本，完成供需撮合，创造在线交易机会；另一方面开辟虚拟交往空间，创设形形色色的虚拟社区，频繁制造网络热点，发展流量经济。其中，数字平台分析海量数据，识别用户偏好，形成算法推荐，自动推送“千人千面”直至“一人千面”的精准广告，极大地提高流通效率，帮助传统生产商降低“个别周转时间”，间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正因如此，谷歌和元宇宙等依靠数字广告盈利的媒介性平台实际上售卖一种特殊商品——“促销服务”。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将广告收入额和谷歌搜索服务产出的价值画上等号，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对此，“平台租金说”囿于流通领域营销活动非生产的传统理解，并且错误地把众多活跃用户当作实际的消费者，自然就不能洞悉数字营销服务的生产逻辑，数字平台作为直接生产者的现实考察也就无从谈起。
三是智能生产与云计算服务。当下观之，人类生产生活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加快，上云用云的实际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多源异构数据规模膨胀，算法模型日趋复杂，对计算能力、调参速度的要求迅速提高。云计算依托自身强大的弹性计算能力、海量数据的存储能力，能够快速满足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各类客户“上云用数赋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效能要求。
在这方面，以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为代表的云服务商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实现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力的组件化、模块化封装，以高效、低成本的一体化服务，满足工业制造、金融、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等多样化场景需求。数据显示，2024年，以“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为代表的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为6929亿美元，同比增速20.3%，预计到2030年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将接近2万亿美元；2024年，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的云计算业务营收分别达到1076亿美元、1024亿美元和433亿美元。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云计算市场的存在，使得原本高昂的固定资本支出转变为成本可控的数智化运营费用，从而有效化解自身资金、人才和管理方面的瓶颈约束，实现轻资产上云、低成本用云，快速便捷完成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加快形成智能生产力。对此，甚至连平台租金论者也认识到，现实中许多企业不是自建数字化基础设施，而是选择向超级数字平台购买云计算服务。
2.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形态各异且日趋自动化和“无人化”的数智服务，实际上须臾离不开数字劳动的在线投入和关键支撑。目前来看，数字劳动者群体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数字平台正式雇佣的数智技术精英，他们是平台经济的“编码高手”，也是数智时代的“工人贵族”；另一类是由自由职业者、众包微工和网约零工等构成的“赛博无产阶级”。这些数字劳动者人数众多，但大多身陷“算法牢笼”而生存处境堪忧。实践中，纵然数字资本蓄意通过劳动隐化遮蔽数字劳动者的价值贡献，但逐渐显露的一个生产真相是：数字劳动的普遍物化，构成数字平台利润形成的重要来源。对此，“平台租金说”热衷于数字平台劳动剥削的“农奴化”“仆从化”叙事，否认抑或刻意回避数字劳动在数据要素供给、数字空间生产、智能机器制造以及数字商品产销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从数智服务的要素投入看，数据要素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是数字劳动的集体产物。现实中，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竞相投身于数字内容发布、网页创建、点赞、转发、评分和评论等，由此产生的用户生成内容为“数字工厂”智能生产免费贡献了源源不断的数据“原料”。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生产落地后，在人机协作下，用户生成内容的品质和丰富度不断提升，用户无酬劳动的数据价值愈发彰显。同样地，奔波于“人工智能最后一公里”的网约零工们，在不经意间时刻制造服务于平台算法优化的海量数据。进一步地，大量无序、充满“噪音”的非结构化数据经过遍布全球的众包微工甄别标注，实现数据资源向数据要素的生产性蜕变，以至于“机器学习的神奇全在于标注数据的繁重劳动”。
其次，从数智服务的生产资料支撑看，智能化机器体系作为“对象化知识力量”，是数字劳动的创新杰作。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固定资本无形化过程中智能机器的出场，以平台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机器体系，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加工，形成功能各异的数智服务，带来史无前例的数字生活便捷和数字财富繁荣。例如，数字资本高薪招揽数智科技优秀人才，专注于核心算法研发、平台架构设计、通用智能体开发等极具创造性的高级数字劳动，不断提升数字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类人智能”，进而加速数智服务供给迭代，推动数字平台盈利模式创新。需要指出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日趋“全自动化”生产中，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工程师、人工智能质控员和人工智能伦理顾问等雇佣数字劳动者的价值贡献，更多的是在智能机器“一键式生成”中以价值转移方式实现的。
最后，从数智服务的产销闭环看，平台服务高质量供给是数字劳动的人机协作结果。进入数智时代，智能机器体系的拟人化和能动性日趋增强，数字资本主义人机关系由“人机适应”加速迈向“人机协作”，由此形成的“混合智能”共同推动数智服务提质增效。从谷歌搜索引擎中的人工评分到元宇宙社交链接中的内容审核，从分析式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中的问题设计、结果校验和复杂决策支持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中的强化学习和价值对齐，数字劳动始终以“人机交互”方式在数智服务产消中校准控品、“点石成金”。此外，在迈向智能化生存中，活跃用户与通用智能体的每一次亲密接触，无论是提问聊天，还是反馈纠错，无一不是在无偿地为平台数智服务的提质增效贡献力量。
3.数字资本循环的理论呈现
根本上讲，数字资本是一个属性复杂、特性多变的资本复合体。从对传统产业资本流通起中介作用看，数字资本就是活跃于数字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从数智服务商品化实践看，数字资本就是伴随数智化转型而全方位渗透于经济体系的一种新型产业资本；从资本积累的掠夺化趋势来看，数字资本又显露出虚拟资本的类似特性和行为方式。正因如此，只有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基本原理，全面呈现数字资本循环的现实过程，才能深化认识数字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科学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真实图景。
第一，数字资本作为新型产业资本的资本循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构成产业资本循环的基本内容。理论上，任何货币资本不论投资于生产领域抑或流通领域，只要通过雇佣劳动形成产品或服务，并经市场交易实现资本增殖，那么就具备了产业资本的基本属性。进入数智时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流通性数字平台，还是生产性数字平台，只要在数字平台运营中提供数智服务并商业化，实际上就形成新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生产。
细言之，在微观层面的资本运动上，同传统产业资本一样，数字资本也形成G—W…P…W′—G′的完整循环，即在购买阶段，数字资本采购应用于智能生产的硬件、软件系统，建设或租用数据中心，雇佣高级数字劳动者；在生产阶段，平台劳动者加工和处理海量数据，开发与迭代算法，形成功能各异的数智产品和服务；在销售阶段，数字平台创新商业模式，以订阅收费、广告收费、模型定制等多种方式实现商业盈利。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发展上，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勃兴，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智能医疗、智能教育等已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宏观层面的两大部类生产上，面向生产端，数字资本提供优化生产流程、预测需求和管理供应链的数智服务，成为社会再生产第一部类的新兴力量；面向消费端，数字资本提供在线购物、移动支付、远程医疗、数字文娱、聊天机器人等数智服务，成为社会再生产第二部类的新生成员。
第二，数字资本作为新型商业资本的资本循环。在流通性平台（包括媒介性平台和交易性平台）中，数字资本通过聚合市场主体或制造社会连接，开拓数字市场，形成数字流通领域，极大地助力传统生产商的商品流通和价值实现。从依托在线销售的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看，数字资本提供智能营销服务，执行了商业资本的中介职能。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商业资本运动是“资本增殖的特殊领域”。沿袭这一认识，可以说，在执行商业资本职能意义上，时下的流通性平台也成为资本增殖的特殊领域。
不同于上述传统理解，数字资本家提供的智能营销服务是一种商品，那么数字资本增殖的特殊性，不在于如“平台租金说”所认为的，基于平台第三方的利润让渡而采取G—G′形式的资本循环；而是出于掌控流通性平台的数字资本兼具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双重属性，使得其价值运动呈现一种“双循环”格局。一方面，数字平台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流通中介，促进和加速传统产业资本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从而在传统产业资本循环中处于隶属地位。这表现为在G—W的购买阶段，数字平台聚合要素资源，开拓在线劳动力市场，加速传统产业资本的生产条件准备；在W′—G′的销售阶段，提供适时、精准的营销服务，加速传统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又提供各种市场化的数智服务，数字资本运动兼具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从而独立形成作为新型产业资本的资本循环。在这一层面上，生产各类待售商品的平台第三方，成为数字平台的实际买家。其实，面对资本主义商业部门日趋扩张和市场营销活动愈发重要，有研究早就指出，弄清商业资本具有同时执行中介职能和生产职能的两面性，拓展马克思生产性服务商品观，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商业服务活动在资本主义价值运动中的真实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应深化对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理解认识，不能只停留于流通领域，简单地将数字平台在线广告收入视为实体经济部门剩余价值的市场让渡，否则有悖于数字时代生产性服务数字化、在线化和智能化的经济现实。
第三，数字资本在平台经济虚拟化中的资本循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根本上讲，信用货币、政府债券和股票等的资本虚拟性基于一个事实，“即没有预先获得任何收入，而是对未来积累过程的预期”。平台经济全球实践表明，在资本市场的追捧下，数字资本的实际运动一开始就呈现出“价值可脱离一般的资本循环而以货币形式在虚拟价值市场中循环”的显著趋势。换言之，在“先增长后盈利”的平台经济发展模式下，数字资本循环显现出虚拟资本运动的类似特性。这突出表现为，自平台革命以降，数字平台千方百计地摄取和囤积数字资源，在寄望于有朝一日的“数据掘金”中推动数据资源要素化、资产化和资本化，进而借助数字平台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以数字平台的高估值来支撑数字资本指数级扩张的市场神话。这也表现为，超级数字平台竞相投入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在鼓噪通用人工智能加速来临中撬动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资本化，进而以精心编织的“未来想象”掀起资本市场的人工智能狂热和经济发展的数字资本繁荣。其结果，在技术解决主义的理论护持和金融资本（尤其是风险资本）的持续注资下，甚至无盈利渠道的平台初创企业都能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轻松地实现G—G′的资本循环。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资本循环呈现脱离“生产—价值增殖”的虚拟化趋向，并非执迷追逐无须投资的利润增长，而是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体系被裹挟于数据崇拜和智能拜物教的现实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平台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延续金融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剥夺逻辑，孕育终将爆发的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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