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行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 次 更新时间:2022-10-02 2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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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主  

  

   从演化逻辑看,人类社会向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本身就是逐步走向统一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但这个整合的过程也使带有民族、信仰、主权等明确标签的群体强化了个体意识。因此,全球化的发展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命题,那就是在国家、族群、信仰等因素界定的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如何维护好共同利益、建设前景更加美好的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来看,共同命运虽然是人类社会繁衍发展的客观存在状态,但人们更容易被局部性、个体性以及短期性利益所左右而忽视共同体利益。与此同时,不断发生的全球性危机,因其对人类共同利益构成挑战而突出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本质。对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事业来说,首先需要一个从认识到承认的转化过程,而承认人类共处同一命运共同体就要把共同体利益放在首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由知到行,需要共同体各方真诚合作,合力推动共同体朝着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至善目标前行。

   全球性危机突出人类的共同命运本质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走向共同命运的历史。人类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再到今日之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是命运共同体不断拓展的过程。全球化是这个过程的现代表现。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加强分工合作,相隔千山万水的人类个体或者组织通过贸易被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人类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一、共同挑战凸显人类的共同命运本质

   人类命运在本质上是多重利益复合的结果。人类命运的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往往并不完全和谐。例如,全球化塑造了人类的相互利益关系,但也正是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之间不时出现利益冲突,而这种冲突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显性特征。

   然而,人类总体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这一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人类往往能够超越利益冲突与割裂,重新认识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无论是流行性疾病、地震或海啸等天灾,还是战争、全球或区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等人祸,它们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都是巨大的,这种危机感会刺激人们摆脱局部的、短期的、微观的利益束缚,从而促使人们从自我中心主义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危机的这种作用在区域合作领域表现得尤为清晰。以东亚为例,1997—1998年金融危机在东亚蔓延之后,地区国家才开始认真考虑区域性合作安排,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10+3”合作机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危机在唤醒人类对共同命运认知方面的作用。同样,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也以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诠释着人类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这一本质:一方面,病毒迅速在全球扩散,病毒对人类造成的是无差别攻击,国界、制度、种族、宗教都无法阻止其蔓延;另一方面,疫情严重破坏全球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行,供应链断裂导致全球经济剧烈下滑,这让所有国家都深刻感受到对一个共同经济系统的依赖。

   当前国际形势依旧复杂,俄乌冲突持续,双方都在为各自认为正义的利益而战,并将对方视为自身利益的破坏者、自己命运的敌人,但无论交战双方相互之间多么仇视,他们也无法摆脱共同的命运——他们都同样处在战争状态中,都被战争所伤害。不仅如此,战争造成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飞涨,迅速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再次让世人感到命运之间的息息相关。

   二、承认身处命运共同体就要把人类共同利益放在首位

   认识到人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并不必然导致人们以共同体利益为其行动指导。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危机应对性质在现实中意味着:当事情发展顺利的时候,国家、族群、社会团体等往往会忽视那些与自己同处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他者。更为糟糕的是,即使人们意识到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一种真实生存状态,也不一定会形成维护共同利益的自觉。毕竟在人类思考共同命运这个终极命题时,往往面临很多具体的、微观的、更直接的利益选择。对于已经被国家、区域、信仰等因素区分开来的群体来说,这些利益并不总是和谐的,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和谐的。

   在人类生存日益受到资源有限性强烈约束的背景下,倡导零和博弈、关注相对收益的思维在国际关系领域一直备受某些大国追捧。以中美关系为例,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理应合作应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即如何摆脱疫情的冲击,实现经济复苏;如何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使全球治理趋向善治等。然而事实是,美国非但不愿意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还以小集团利益为标准划分自我与他者,并把小集团利益作为其行动的逻辑出发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看作是挑战者,是命运相对立的他者。特朗普政府为此不顾中美经济利益深度相互依赖的事实,悍然发动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发展。当下的拜登政府,同样延续着这样的逻辑,积极推行“印太战略”以围堵中国。他成为总统以来的首次亚洲行及其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实质就是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承认政治。承认身处命运共同体就要把人类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并将其作为行为的第一逻辑起点。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奥尔森在对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研究时发现了“搭便车”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表明,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展开行动并不是理性行为者的第一选择。比如环境保护问题,虽然所有国家都很清楚,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无法承受无节制的二氧化碳排放,人类也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可怕后果,但因为减排关系到工业发展,关系到各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因此各国围绕具体减排细节展开的争论无休无止。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防控问题,很多医疗水平落后的国家无力生产疫苗,国际社会因此出现了“免疫鸿沟”。而为了弥合“免疫鸿沟”,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需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但由于疫苗生产、运输耗费巨大,因此发达国家的疫苗援助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总之,正是因为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从立场转化为行动需要付出代价,会牺牲局部的、短期的利益,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容易停留在口头上。鉴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做到以“知”促“行”、“知行合一”。

   人类的命运由其行为体的选择决定

   人类处在命运共同体之中这一现实并不能保证人类生活的幸福。换句话说,这个共同的命运到底怎样,是人类社会内部行为体博弈的结果。如果不以一种向善的理念来指导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的自私很可能把我们带入共同的厄运之中。康德曾感叹,“人与人相互间的和平状态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表明,相比共同的美好生活,人类更容易陷入共同的灾难之中。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要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追求至善,又要在实践中把防止坠入恶的深渊作为首要任务。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才会使未来更美好,同时也需要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罗马俱乐部很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们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但直到近几年有关碳排放的国际协议才初步达成。换句话说,人们并不总是自觉地选择善,这也是耶夫·西蒙认为共同体需要权威的原因。全球性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权威的作用,它迫使人们关注共同利益,并采取行动去维护共同利益,这正是命运共同体中的个体该有的行为模式。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显示,1950—2011年间,全球战争导致的死亡率已从10万分之22降至10万分之0.3。世界似乎变得更好了,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富差距加大与发展不平衡的阴影。虽然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35%降至2013年的11%,但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统计发现,从工业革命到2012年,世界上前10%和后10%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差距从2:1扩大到了80:1。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多面性才导致对全球化的褒贬不一。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相互依赖的人类会在全球化进程中走向何处,因此人类的命运需要某种设计,正如哲学家珀西·布里奇曼所说,“未来是一种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亚洲要维护和平、推动合作以及促进团结的主张,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图景确立了出发点:只有坚持和平、合作、团结,亚洲才能逐步趋向至善,这是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秉持原则的简要概括。而在此之前,习近平主席已经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过明确的设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更具体诠释,这一理念包含着五个层面的目标,即在政治领域,倡导相互尊重,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领域,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发展领域,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领域,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领域,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精准设计奋斗目标和行为规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善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贡献,因为它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关于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认识框架。

   人类的共同美好未来要在合作中创造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长期以来推动国际社会不断合作的多边主义思想面临被单边主义思维所代替的风险,全球化遭遇逆流,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国际经济合作并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等、俄乌冲突给世界蒙上了新冷战阴影,一系列危机凸显了国际社会的命运共同体本质,也迫使人们去思考如何构建人类的共同未来。当前人类面临严峻挑战,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的国际社会需要同舟共济。在亚洲,合作共赢理念具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深度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亚洲国家在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仍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实施。在美国力图实施“印太战略”以遏制中国的背景下,东盟国家拒绝选边站队。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则日益把亚洲国家联系在一起。就连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承认中美需要合作,以应对全球性危机与挑战。

   关于人类的共同美好未来,中国选择从完善自身开始,在此基础上推动国际合作,进而向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对内,中国成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一奇迹般的成就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焕然一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形象。对外,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通过经贸合作进一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这些成就证明了坚持合作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相信,通过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够在更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中提升人类的共同命运认知,更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得以实现。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地,这些项目产生的直接及外溢效益使“一带一路”合作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参与,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明显的激励性作用。例如,中国与老挝合作建设的中老铁路,帮助老挝一跃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为当地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实际上,中老铁路的建设已经在两国之间建立起奥尔森所说的“共容利益”关系,更加凸显了中老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性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动员各类资源投入抗疫,并下大力气开发新冠疫苗、保障防疫物资生产,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疫苗超过22亿剂,为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其引发的各类矛盾相互交织,严重威胁到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秩序稳定。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合作,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具体来说,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等。这两个倡议分别从推动全球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角度系统阐述了国际社会合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秉持的基本原则。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不仅从自身做起,更积极推动双多边合作,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始终高举多边主义大旗。中国通过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其实质就是进一步激发国际社会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更好地推动以合作为保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王玉主,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APEC与东亚合作中心主任

   来源:《当代世界》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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