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二者本质上具有统一性。它们旨在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重大时代课题，都源自于对“两个结合”最大法宝的自觉运用，共同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充分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四大全球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战略引领，形成系统框架。全球发展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坚实牢固的安全根基，全球文明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以四大全球倡议赋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强化主体协同，完善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机制；强化理念协同，创新拓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体制机制；强化载体协同，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强化规则协同，探索建立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保障机制。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系统框架；协同机制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又一具有深刻思想内涵与重大战略意义的全球性倡议（以下简称“四大全球倡议”）。四大全球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而推动世界发展进步中非凡的理论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天下情怀。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中，深入思考四大全球倡议的内在联系与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前，学术界主要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三大全球倡议的内在关系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一是揭示了三大全球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总体地位。学者们认为，三大全球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三剂良方”［2］和“重要依托”［3］，共同构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体系”［4］。二是剖释了三大全球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具体功用。有研究指出，全球发展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5］，全球安全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篇”［6］，全球文明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7］。三是提出了三大全球倡议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有学者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路径有搭建知识分享平台、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和构建合作网络等［5］。“六个坚持”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路径［8］。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则需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以来，学术界对全球治理倡议的关注度渐趋升温，并在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背景、丰富内涵、内在逻辑、生动实践和世界意义［10］以及理论创新、实践启迪［11］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学者初步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举措［12］。细而究之，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如何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问题都是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不能回避且必须作出科学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本文着力探析四大全球倡议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框架和协同机制的理论命题。

一、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具有统一性，二者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重大时代课题，都源自于对“两个结合”最大法宝的自觉运用，共同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充分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旨在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重大时代课题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四大全球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呼唤、历史的选择。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种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明显增加，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世界进入了新的深刻动荡变革期。“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14］这完全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在不同力量激烈争夺的重大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共同进步的道义制高点创造性地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6］。各国要树立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纲，四大全球倡议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回答“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怎样实现全球发展”这一时代之问，全力应对新冠疫情给全球发展带来的严重冲击，共同促进经济复苏，破解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旨在回答“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怎样实现普遍安全”这一世界之困，消解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集团对抗给世界和平安宁带来的严峻挑战，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构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人类安全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旨在回答“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理念、怎样实现交流互鉴”这一历史之惑，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打造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世界文明百花园。全球治理倡议旨在回答“人类需要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怎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一治理之问，在破解“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等关键问题中寻求全球治理之道和全球治理之策，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一言以蔽之，四大全球倡议就是针对当今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全方位、多角度寻求破解之道，为推动世界健康发展注入正能量。

（二）都源自于对“两个结合”最大法宝的自觉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7］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和拓展，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丰富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540-54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预言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和丰厚精神滋养。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这一预言具有极强的真理价值和指导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16］166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以宏阔的全球视野，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源头活水”，以当今世界大势和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为“时空坐标”，自觉运用历史规律，亲自擘画和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与此同时，在5 000多年历史长河里，对和平、和睦、和谐的向往和追求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血脉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立己达人”“兼济天下”“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世界大同”“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命脉，而且为我们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厚滋养。回顾历史，从张骞出使西域到玄奘求法印度，从鉴真东渡日本到郑和七次远洋，一段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相处、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在当下中国，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弘义融利”的价值追求、“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和“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等优秀基因。不难看出，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源自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的自觉运用。

（三）共同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8］他明确强调：“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就是为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18］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这一崇高目标的集中体现。

“为世界谋大同”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在外交领域的凝炼表达，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优良传统。从毛泽东提出“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19］，到邓小平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江泽民提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再到胡锦涛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初心和使命坚如磐石、从未改变。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为世界谋大同”为崇高目标，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四大全球倡议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倡议，使我国外交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主张的对话协商、普惠包容、交流合作、主权平等、多边主义等原则，不仅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思致相因，而且与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息息相通。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实践中，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同伊朗和解、中国维和军队的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非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坚持劝和促谈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等，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目标的生动实践和有力证明。

（四）充分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坚持胸怀天下，既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无疑还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践行，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4］17的重要体现。

坚持胸怀天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天下观”的沃土之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精华，传承于中国共产党以世界眼光关注和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的实践进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注重坚持胸怀天下，是国际社会交往的密切性和活跃性使然，是全球性问题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使然，是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和大国形象的要求使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20］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天下观”取代“小圈子”，以对话协商取代对立对抗，以多边主义取代单边主义，以共同繁荣发展取代极端利己主义，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取代脱钩断供、极限施压，积极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生动缩影。

二、四大全球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战略引领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四大全球倡议紧密联系、相互促进，高度契合、彼此支撑，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四个不同维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四大全球倡议蕴含着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治理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引领，为其提供了物质、安全、文化与制度的全方位保障，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全球发展倡议是前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运行的韧性，决定着各国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我们要推动各国加强发展合作、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21］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物质前提，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同发展，才能让不同国家的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命运相连的真实意义；发展是缩小分化、缓解冲突的重要途径，贫困、落后往往容易滋生社会动荡与冲突，共同发展有利于缓解南北差距、减少冲突根源；发展是推进全球治理合作的必要条件，没有普遍的物质繁荣，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就难以有效落地。

纵观当今世界，发展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一方面，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提升带来全球财富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全球南北差距依然显著，贫困、饥饿、疾病、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依旧困扰着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明确要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六大原则［22］，明确了发展应当具备的方向与特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指南。第一，倡议以发展优先夯实物质基础，强调发展应当成为全球议程的核心问题，通过提升生产力、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来改善贫困与不平等，从而为其他公共目标提供可持续的物质条件，使命运相连的理念在大多数国家的基础生产与生活条件获得持续改善的前提下更具现实依据与群众基础。第二，倡议以人民理念共享发展红利，强调人民的安全感与获得感是共同体认同的社会根基，强调通过消除贫困、保障教育、完善医疗等方式提高民生福祉，把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落到群众层面，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第三，倡议以普惠包容弥合发展鸿沟，帮助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发展进程，缩小南北差距，充分增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第四，倡议以创新驱动赋能可持续发展，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持久的增长动力，使其在面对新风险时更具自我修复与升级能力，进而巩固其物质与制度基础。第五，倡议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绿色发展，强调环境保护与发展并重，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间跨度延伸到代际层面，从生态文明角度为其提供了生存条件，使其在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上更加持久稳固。第六，倡议以行动导向推动机制建设，主张通过具体项目、资金支持、平台搭建等将共同体理念转化为现实成果，夯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物质支点，使其成为可体验、可衡量、可推广的现实体系。

（二）全球安全倡议是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坚实牢固的安全根基

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和底线条件。从国家层面来看，安全是主权国家赖以存在的核心要素；从国际层面来看，安全则是各国能够建立稳定关系、共同追求发展的最低保障。安全与发展相互支撑，共同发展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而稳定环境需要可靠的安全保障。安全观念决定治理格局，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无法为人类社会提供稳定秩序，必须以新的全球安全观引领新的安全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大变局中，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局部冲突与大国博弈相互影响，地缘政治对立日趋复杂。事实表明，没有普遍的安全，就没有普遍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安全根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失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21］117。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同时解决好“发展之问”和“安全之问”。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20］，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行动指引。第一，倡议强调安全不可分割，任何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通过消解零和思维、改善战略不信任、推动协同风险治理，促进国际社会关于安全作为共有公共产品的理解，进而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利益联结与命运共识。第二，倡议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单边干预与外部强制性干预，为多边协商提供了对话的规则边界，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各方平等参与互信合作奠定了法律与政治基础。第三，倡议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联合国规则为公约数，具备广泛的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使不同政治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国家得以在共同架构下寻求安全合作，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化的治理框架和合法性支撑。第四，倡议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对合理关切的认可以及制度性程序下的回应，有效减少误判和安全困境，把多样性的国家利益转化为对话契机而非对抗根源，形成相互考量、相互保障的安全文化，进而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的包容性与稳定性。第五，倡议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与争端，能够在早期暴露分歧、降低误判风险、提供妥协空间和利益补偿方式，使不同成员以互信与合作取代对抗，通过和平程序实现利益均衡，从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长期的政治稳定与制度化治理。第六，倡议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促进资源整合、信息共享、跨界应急响应等，使共同体能够更全面地识别、预防并应对影响全体成员的复杂风险，从而保障其持续运行与生命力。

（三）全球文明倡议是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文化与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也是国家间交往与认同的重要纽带。文明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积淀，也是社会精神生产的成果，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模式、价值认知和交往方式。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若没有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失去精神根基与认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3］；要“加强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2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同，必须超越国别差异，借助文明互鉴形成普遍的情感联结与价值共鸣，以文明交流推动世界进步。历史上，无论是丝绸之路促进中西文化交融，还是文艺复兴激发近代思想解放，都表明文明互鉴能够推动人类整体进步。文明力量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多元文化互动中形成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撑。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14］435-436，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切实的文化路径。第一，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人类在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经验下创造出的多样文化成果是具有社会适应性的宝贵资源，尊重文明多样性能够削弱“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降低因价值单一化导致的政治对抗，使各文明在感到被平等对待的基础上进入合作关系，提升人类整体发展水平。第二，倡议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一旦被广泛接受，就能转化为国际行为规范，对各国行为形成约束力，提升合作的道德正当性，并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提供超越自身利益的认同框架，使人们能够在“人类整体”的身份中找到自我归属。第三，倡议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发挥了文化作为记忆与活力的双重功能，以传承实现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维持集体身份的连续性，为社会提供稳定的精神坐标，以创新保持文明的活力与适应性，避免文化僵化，使其能够在现代条件下提供新方案和公共产品。二者共同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跨越代际、延续发展的长期文化联合体。第四，倡议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能够通过“人与人”的频繁接触消除误解、增强同理心、建立长期社会联系，最终把国家间的制度性合作转化为民心相通，实现“制度—文化—民意”的三重联结，形成真正持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全球治理倡议是关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的利益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与此同时，治理规则不公、治理结构失衡、治理效能不足等全球性治理赤字愈发凸显。重塑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回应各国共同关切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前提和现实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全球事务由各国一起商量着办，治理体系由大家携手建设，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25］。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就合法性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制度伦理与政治合法性的支撑，而合法性来源于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决策透明性。就有效性而言，面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网络治理等跨国挑战，单靠一国行动难以有效解决。就认同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价值共同体，体现公平、透明、包容的制度安排更能促进国家间的互信和民意认同，使不同国家、民族在全球事务中形成长期的合作预期。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倡议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1］，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多角度的制度框架。第一，坚持主权平等是首要前提。其能够促进参与合法化，使治理规则在由受其影响的国家共同参与制定的基础上更具接受度、遵循度和可持续性；提供权力约束，为弱势国家提供制度性屏障，限制强国以实力单方面重写规则或施加压迫，使治理过程更趋平衡；实现信任积累，缓解跨国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减少因结构性不公引发的对抗，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合作格局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坚持国际法治是根本保障。其通过明确权利义务和程序规则使国家行为更可预测、合作成本更可衡量，进而推动长期合作；把冲突的解决从武力与单边制裁转向规则框架内，从而降低纠纷的扩散风险；当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被内化为国家行为的约束，违反规则的政治与经济成本就会下降，守法成本低于违规成本，促使不同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会破坏整体秩序。第三，坚持多边主义是基本路径。其以共同决策与集体行动提供协商平台，使各国能够共同识别问题、分配责任并协调资源，克服囚徒困境与搭便车问题；规模化提供公共物品，通过多边协作实现规模效应，提高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效率与覆盖面；在建立并运行多边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制度惯性和规范力，促使各国在长期内沿制度路径进行合作与调整。第四，坚持以人为本是价值取向。其把治理议程与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直接挂钩，从目标设定上提升制度设计的正当性与优先级；通过扩大民间参与、提高透明度等提升治理过程的民主性，进而降低政策偏差与腐败的概率；强调成果共享，以制度性安排缓解不平等带来的政治与社会风险。第五，坚持行动导向是重要原则。其以可视化项目与成果为合作各方提供即时反馈，降低建立信任的时间成本，形成正向循环；将国家、国际组织、私营部门、民间组织等资源系统化整合，以具体项目为纽带实现资金、技术与人力的协同，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通过区域试点形成可评估的模式，成功后推广为可复制的治理路径，实现“理念—制度—效果”的闭环。

综上所述，四大全球倡议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内容的连贯性、结构的系统性和功能的互补性。全球发展倡议是前提，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是保障，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营造稳定的环境。全球文明倡议是动力，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文化力量。全球治理倡议是关键，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公正合理的制度保障。

三、四大全球倡议赋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促进四大全球倡议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统中的有机结合，才能不断增强各项倡议行动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而协同一致地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当前，需要重点强化主体协同、理念协同、载体协同和规则协同，建立健全四大全球倡议赋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机制。

（一）主体协同：完善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机制

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为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是政治活动中“最活跃、最有能量的主体”［26］。伴随着政党组织的出现、政党数量的增多和政党政治实践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与此同时，政党在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越来越大，政党的国际交往即政党外交日趋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有6 000多个政党，“我们党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6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27］，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朋友圈”不断发展壮大。以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强化政党主体协同，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14］436完善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机制，重点强调的是政党“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去做”即政党职能或政党职责问题。回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的三次高层对话即三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政党峰会，无论是2017年高层对话会的主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还是2021年领导人峰会的主题“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抑或是2023年高层对话会的主题“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政党的责任”是三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不变的共同主题。完善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机制，一是要凝聚政党主体的价值共识。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是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应该具备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技能。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的价值体系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往往具有统摄性、主导性、引领性。政党的价值体系是否正确及其社会认同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应努力从命运与共的角度，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将四大全球倡议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经由法定程序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转化为本国人民实现自身合法利益的具体实践。二是要强化政党主体的责任意识。责任就是使命，是行动的内生动力。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政党要担负起“五个责任”，这就是“引领方向的责任”“凝聚共识的责任”“促进发展的责任”“加强合作的责任”和“完善治理的责任”［21］424-426。这“五个责任”既有理念和行动层面的，也有对内和对外层面的，为新时代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提供了根本遵循。三是要强化政党主体的组织能力。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政治力量为实现既定目标服务，是政党的天职和本性。一个政党能否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直接关系到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牢固程度，关乎政党的前途命运。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将倡议的实践要求转化为促进本国与世界和谐稳定、共同发展的能力。

（二）理念协同：创新拓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体制机制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根植于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深厚的力量在于理念协同，进一步说就是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最基础、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互联互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14］436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筑牢四大全球倡议民心相通的社会根基，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创新拓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体制机制。

创新拓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体制机制，一是要扩宽人文交流合作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各国政党、议会、政府、社会组织、媒体、智库、工商界等各界人士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方面的建设性作用，推动多元主体相互促进，共同营造其乐融融、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生态。要加强各国政党和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合作，通过政党高层对话、文化旅游年、建立智库联盟、开展青年发展论坛、民间艺术团体互访演出等活动，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互信与理解，促进文化交流交融。例如，在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专题片《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在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邀请外方领导人夫人游览天津海河，“上合组织国家优秀影视作品展映周”在山东青岛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文博机构首次在京举办文物联展等。如火如荼的“双向奔赴”式人文交流活动，为各国人民搭建起文化互学互鉴的桥梁。二是要丰富人文交流合作的内容。要着力在艺术、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卫生、体育等领域进一步开展交流和合作。文艺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号角，最能代表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和风貌。只有在包容互鉴的对外交流中，以文化人、以文塑魂、以诚感人、以心暖人、以情动人，才能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更加友善、更加亲近、更加认同、更加相互支持，才能使四大全球倡议有坚实牢固的人文基础。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28］。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国是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文明古国，是曾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灿若星辰文学巨匠的文化大国，还多次提及古希腊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等艺术，俄罗斯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文学巨匠，德国的歌德、巴赫、贝多芬等文艺大师，等等。这些不仅为各自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卓越智慧，都是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的深厚基础和宝贵财富。三是要创新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式。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姿态，以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人文交流合作网络，创新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人文交流合作方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国际交往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全人类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国际公共产品，以AI伦理框架为基石，利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和海外社交新媒体平台，创新文化交流合作的形式，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着力打造国际化、多元化、智能化的人文交流合作新样态。要借助新技术新手段，开辟沉浸式文化体验的新路径，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能够足不出户“身临其境”地便捷感受彼此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

（三）载体协同：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长周期、跨国界、系统性的大工程，现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也为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搭建了实践平台、提供了实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本着多边主义精神，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坚实保障。”［29］以四大全球倡议赋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一如既往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

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一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共建“一带一路”中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应该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者是中国，但绝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世界各国的大合唱；也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而是优势互补、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行动纲领。与共建“一带一路”一样，四大全球倡议不附带任何政治的、经济的交换条件，也不论国家的大小、强弱和贫富，是各方自愿平等参与，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和交流合作最大公约数，共享发展成果的中国方案。因此，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探索建立多边沟通和深度合作机制，为不同国家经济体开展对话合作、共建共享全球发展成果提供合作平台。二是要促进全方位多领域互联互通。要全面分析各个倡议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协同情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中，可能同时涉及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安全、公共卫生、文化旅游、教育交流、民间交往以及战略对接、政策协调等内容。比如，在政策沟通方面，要运用系统论、协同论等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分析并努力提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反馈评估的系统性，强调各国政府要加强国内政策与四大全球倡议的有效衔接，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政策协调机制。三是要将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转化为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实际行动。2023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共建“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为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比如，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发展这一根本性和关键性问题，在激活发展动力打造共建国家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增强减贫能力增强共建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实施民生工程增进共建国家的民生福祉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就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典范；在发挥党际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完善人文交流机制、打造优质品牌项目和活动、搭建青年深化友好交流合作平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完善多边治理机制、创新优化全球治理规则、推动形成具有较强普适性的规则标准等方面的有效做法，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规则协同：探索建立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保障机制

“法者，治之端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30］。法治的本质是“规则之治”。同样，在通过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中，必须强化规则协同，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探索建立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保障机制。四大全球倡议的落实一定牢固根植于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基本法治原则，而非“强权即公理”的法则；一定依托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权威性强、严肃性强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非“我行我素”的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

探索建立权威高效统一的法治保障机制，一是要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现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首要思维。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要占据法治的制高点，坚持平等统一适用的原则，倡导平等交往，避免强权政治，制定既适用本国又不损害他国正当利益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效推动四大全球倡议从理念变为行动，并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二是要强化立法协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主动对接并积极吸纳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加强四大全球倡议涉及的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等立法规划、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的沟通交流与协同创新，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要将共建“一带一路”等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及时总结上升为法律，为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提供充分的法治保障。三是要完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建立健全日常信息沟通渠道，探讨建立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联合行动方案，合力打击破坏者、搅局者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的各类违法行为，为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创造良好环境。此外，还要用好亚太地区国际法律论坛等重要平台，进一步加强司法交流合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共同推进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提供司法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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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历程与经验研究”（TJDJ24-002）

引用格式：邓海龙．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框架与协同机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6）：217-229．

邓海龙，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