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百年理论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22-09-30 14: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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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离不开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文化问题上同样如此。在进入主题前,需要先做一个简单说明。本文所讲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即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此其一。其二,本文所言的文化发展道路主要定位于文化建设与发展中若干重要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文化发展道路的命题和系统阐释出现较晚,2010年《求是》杂志第12期发表李长春同志的文章《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可以视为标志。自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逐渐成为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常用语。当然,文化发展道路这一命题晚出,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此前没有认识和探索。实际上,从民主革命时期这一历程就开启了。文化建设与发展涉及的诸多关系及其处理方式,可以从多维度、多方面进行考察,本文聚焦于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选取这样几对关系,主要出于以下考量:一是它们属于核心问题,非微观和边缘问题;二是历史延展性强,非短时期的特定问题;三是在实践中经常碰到且有较深刻的经验教训存留。由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即古今中外(主要的是古今中西)关系是密切纠结在一起的问题,所以本文将放在一个部分里考察。

   一、一元主导、多样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很关注文化问题,这和其创始者们要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要么是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密切相关。不过,党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的自觉还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张闻天同志在1940年1月发表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成熟表达。在明确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下,从革命文化的发展道路上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其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此,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用张闻天同志的话讲,“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其二,革命文化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作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把政治标准置于首位,服从于政治,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其三,无产阶级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因而革命文化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走普及为主、大众化的道路。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革命文化要负起“化大众”的责任,唤起民众的革命觉悟;二是必须深入大众、深入实际,适应大众的文化程度、审美情趣,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简言之,首先解决“为了谁”的立场问题,然后是“怎样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其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善于同具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科学性的文化流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专节说明。实际上,张闻天同志发表于1932年秋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更早也更深层地触及该问题,他指出“左”的关门主义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在他们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因而,他们否认“第三种文学”的存在。须知“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决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某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许多揭破现社会矛盾、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没落的作品,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可以是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张闻天同志的文章触及了革命文化建设中最棘手的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合理张力问题,实际上也是革命环境下一元与多元文化的关系问题。他的文章意在表达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对待其他类型的文化,主要是保持一种审视、指导和批评的态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去评判其阶级性和艺术价值的有无和程度,去包容、引导而不是取代、排斥它们。

   新中国建立后,在文化转型与重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继承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同时学习苏联榜样,破立并举,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通过不断发动全国规模的文化批判运动,清除被认为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力倡导和支持歌颂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文艺创作。经过数年努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固确立,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迅速形成;但同时,由于照搬革命时期和苏联的一些做法,也带来了文化的单调与沉闷。从一元与多元的角度看,新文化从思想理论、价值追求到方法论都是高度一致的,呈现鲜明的一元同质化特征。具体表现在文艺上是愈益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是缺乏创见,所言大都是打引号和不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话,这种情况亟需改变。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文化发展道路的郑重思考。周恩来曾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胜利的时候就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替国民党粉饰太平。在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方针。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流,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我们有了可能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来充分发挥人民的思想与表现方法,使社会主义文化更丰富。”

   关于“双百”方针的提出过程和内涵,学界已有精深研究,此处不赘。本文仅从一元与多元关系的角度指出如下两点:

   其一,出于纠偏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初,并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这引起了部分党员干部的疑虑,也引起苏联方面的不解,部分知识分子也提出不宜在提倡“双百”的同时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实,在毛泽东那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始终坚定不移的。在他看来,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实行“双百”方针会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活力和说服力,从而更能巩固其指导思想地位。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文化成果,不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一家独唱。这里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和处理主流价值观文化作品与非主流价值观文化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讲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可以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只要不是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文艺作品应该主要写工农兵,但也允许写其他人物,写“自己的身边琐事”。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还明确讲到,在人民内部,既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只要不具有政治上的危害性,应该允许纯学术和艺术流派多元共存。

   事实上,文化的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关系真正构成党治国理政之重大课题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海外尤其是西方的各种思想体系、文化作品如海潮般涌入中国,此前文化“元资源”单一的局面不再,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原有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单一公有制基础上民众利益大体一致的格局不复存在,社会阶层与利益的多元化日趋显著,价值观和审美的多元化日益发展。多元文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自然生长,这是党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不可能遇到的挑战。

   当然,上述情况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骤然而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对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主要还是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出发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文化建构使一元文化走到极端,导致文化专制与文化虚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在文化问题上拨乱反正首先就是重新提倡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放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二为”方向,实际上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文化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的深层理念。当然,邓小平同志同时指出文艺也不能脱离政治。不脱离政治,最主要的指向是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简言之,一方面倡导“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此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实现文化的活跃和多彩。

   及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突飞猛进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拓展,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共中央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这标志着党在关系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与时俱进。所谓“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谓“弘扬主旋律”,就是“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所谓“提倡多样化”,就是承认“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都应受到欢迎和鼓励”。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后加速的多元文化格局在进入新世纪后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此后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更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发展。

   但是,在文化走向发展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学术领域内程度不同地被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社会主义主旋律作品没有充分唱响,甚至遭受冷遇和嘲讽,而源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文艺作品时常受到热捧,迎合市场的文化创作与传播包括低俗媚俗庸俗的作品大行其道,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必须正视和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富裕程度大幅提高,经济建设成就有目共睹,那么,文化状况与精神状态的实然和应然该如何评估呢?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在世界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西方尤其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并加紧意识形态渗透之际,中国拿什么来凝聚人心、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汇集起民族复兴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呢?这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文化课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鲜明回答,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决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与时俱进的体系,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其次,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之魂。一言以蔽之,就是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一元主导充分彰显并发挥作用。

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关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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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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