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96 次 更新时间:2024-03-18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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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结晶。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党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时代要求、总结实践经验,积极领导和推进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扎根中华大地,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弘扬民族精神,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相得益彰,构成有机整体。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特点和呼唤,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应运而生。可以说,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阐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意蕴的生动说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本文仅围绕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三个层次,归纳和分析有关重要论述,借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提供一些参考。

一、民族基因、精神纽带

立足新时代,贯通历史与现实,正确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价值与意义,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首要内容,其论述鲜明而全面,尤其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纽带和民族基因的意义。在习近平看来,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价值体系、独特精神世界、独特思想理念,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他经常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立于当今世界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血脉,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其次,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文明赓续、中华民族团结、中国国家统一、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就此,习近平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通过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总结,进一步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再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联系起来,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意义。习近平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传承中走出来的,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沃土。他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2]他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事实上,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和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贯通起来,就是对上述命题和结论的深刻揭示与阐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传统、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关联起来,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更重要的是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至一种新高度新境界。

最后,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桥梁或介质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思想资源作用,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大地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意义,等等。虽然,就历史实际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明确指出这一点则是在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的“高度契合性”,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3](P15)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

此外,习近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促进世界读懂中国方面的作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例如和平赤字、生态赤字等问题上提供智慧,在国家治理中提供历史镜鉴和启发,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创作供给丰富营养等方面,均有阐发。对此,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概括和总结。但是,不管怎样,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都需要充分认识新时代的特征和呼唤。

回顾历史,党的领导人论及传统文化,一般侧重于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的分析,现实关联较弱。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血脉、人民精神家园的意义得到强调,反映了党在这个问题上与时俱进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党的历史上更为全面更具现实关怀因而也更有实质意义的评价,这种评价背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实现伟大复兴的现实。

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传统文化境遇很大程度上与该民族国家所处的现代化特定阶段密切相关,诸多迹象表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与其传统文化的境遇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现代化越初步传统文化遭遇的质疑与否定可能越强烈,而现代化越高阶传统文化的境遇就越改善,受到的礼敬和创造性转化越广泛而深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借以克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这在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时代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无疑也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新时代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进入现代化追赶的最后阶段,是中华民族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中国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诸多高新技术领域并跑甚至领跑世界;中华大地“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4](P725)也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稳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愈益美丽。伴随经济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民众生活水平提升,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日俱增,中华民族复兴有了更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带来的自信,似涟漪一般荡开、扩展,自然也将历史将传统纳入其中,换言之,现实自信带来了历史自信,而在历史中最具意义和最能传承的是文化。从这样的时代高度出发,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出场及其意义。

二、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经史子集、文章辞赋,庙堂经典、民间文化,多元共存。但是,就影响力而言,主体无疑是孔子和儒学,也有学者概括为儒学为主体儒释道共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继承和弘扬何种传统文化?对此,习近平的回答鲜明而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回顾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面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使命,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就首先有一个定性,有精华、糟粕的二分。进一步言之,提起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先要说明其是有封建色彩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然后要求剔除其封建主义糟粕,吸取其革命性民主性精华,而且,这个精华主要蕴藏于被正统文化视为离经叛道的民间文化、底层民众中;当然,“孔孟有一部分真理”,“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5](P84)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都要继承。那么,“精华”或珍贵历史遗产有哪些呢?对此,党的领导人没有系统性的回答。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等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中的诗词歌赋、史书经典、小说等保持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欣赏,这和他们提倡充分利用民族形式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是一致的。至于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实质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道德理念等,哪些可以被视为精华并“批判地继承”,则未见系统性考量。延安时期,《解放》杂志于1939年至1940年曾发表系列文章,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哲学角度讨论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等思想流派的特点和价值,涉及名实观、义利观、知行观、道德观等诸多重要内容,分析某些概念、范畴的特定内涵和唯心或唯物性质以及内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以及哪些思想理念、道德要求可以进行现代性转换,被赋予新内涵。在今天看来,当年系列文章的分析依然有其深刻、客观之处。史料表明,毛泽东很关注这些文章,并表示基本上赞同文章的观点。但是,《解放》杂志的文章是一种学术探讨,表达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组织,也并非以普通党员干部为对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没有过这种分析和总结。当然,毛泽东等会借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愚公移山、修身自省等传统文化中的理念、概念、范畴、典故等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但未对传统文化“精华”之所在进行过系统性界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挑战面前,在1990年1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李瑞环)发表讲话,围绕“民族优秀文化”进行了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界说,主要包括:(1)从农作物培植、炼铁术到四大发明、天文学等科技方面的成就。(2)“文艺创作、文物古迹和民风民俗等等”,比如从诗经到元曲的诗歌艺术,《三国演义》等文学巨著,《清明上河图》等美术珍品,“还有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四大石窟和秦陵兵马俑这样堪称世界奇观的地上地下绘画雕塑宝藏”。(3)“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经过千百年的繁衍和发展,有些已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其中“有不少值得吸取的精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教育思想、军事理论等,在当今的世界上仍然具有不衰的魅力。”(4)“刻苦耐劳,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英勇奋斗,从不屈服于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之前,这是中央领导成员代表党中央比较全面系统表达对待传统文化立场和态度的文献,也是力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作出较为系统说明的文献。江泽民、胡锦涛先后作为党的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日俱增,也在一些场合偶尔征引传统文化中的箴言名句,但次数不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从不同角度,有过数次概括性界说,其方式或是通过系统性征引或是举例式列举。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举例方式概括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价值体系”的“六个强调”: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6]同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1]作了15个方面的概括,涉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等等。[1]同年10月13日,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又从国家治理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政治智慧进行了概括,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角度,举例式概括了“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总结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2]他还多次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除了总括性的言说外,在有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的讲话和谈话中,习近平更是经常引用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至理名言、思想智慧。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及其内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均在习近平的视野内、论述中,体现着全覆盖的特点。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有着深刻分析。党的历史上,领导人讲到传统文化一般会用灿烂辉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等词汇来形容。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立足于大历史观进一步作出新的评价,例如,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之际,他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特点,一是各种学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和而不同。二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断发展更新。三是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又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实际上,这也完全可以视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的概括。

习近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思考和总结,主要定位于思想理念、价值追求、道德伦理,而文化的基石、核心、本质特征植根于此,文化传承的关键也在于此。

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既有思想理念、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也有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行为方式的传承和创新,既有显性结构上的肯定和阐发,也有隐性结构上的日用而不觉。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针,并且广泛地应用于治国理政,这是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与过去相比最大的不同所在、创新所在。

国内外学界政界公认,习近平讲话的突出特点是深远的历史思维、鲜明的时代站位、宏阔的国际视野、突出的问题意识。事实上,这也体现在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上。习近平善于从大历史观出发,把传统文化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从国家、民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周期看其地位与作用,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平等和交流互鉴的国际视野看其价值与意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审视其地位与功能。事实上,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方法,才有了前述对于为什么要重视传统文化,什么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条理和总结,也才有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方针的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总要求,它需要具体落实和体现。事实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许多方面,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典范。下面试举几例,虽挂一漏万,但重在说明问题。

例如,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习近平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7](P133)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综观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典籍的征引,其中最多最集中的是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他不断提醒人们,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019年10月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根据习近平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这充分体现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文明建设实践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努力。

再如,在治国理政方面,习近平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8]2014年10月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就此开展集体学习。习近平更是经常将传统治理理念、智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求结合起来,既清晰明了,又推陈出新,例如“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传统民本思想与人民至上思想的有机转换;“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创新转化;“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和干部作为党执政骨干队伍的哲理相通;“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和改革创新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等等。治国理政当然还包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在西方主导的治理模式无法解决全球性矛盾和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此过程中,习近平经常论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古以来就构成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世界大同”“和而不同”“和谐和睦”“亲仁善邻”等一直是深嵌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理念等等,展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中外瞩目。在管党治党尤其是加强党性修养方面,习近平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助力党员干部思想上的固本培元。他借用明代大儒王阳明“心学”中的一些思想理念,阐释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无论王朝更替、苏共亡党,还是新时代一些党员发生党性弱化问题,某种意义上都是因为“心”病,即在思想上忘记甚至背弃“本心”“初心”。“心病还需心药医”,“心学”的精髓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致良知”原指与生俱来的“知善知恶”之心,于共产党人而言,这个“良知”则转化为入党时即已确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坚守;“知行合一”的要义是言行合一、心行合一,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则是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理论与实践统一,思想和行动一致。

加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内容之一,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突出特征之一。习近平指出:“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拥有引领和团结群众奋勇前进的道德力量,是一个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9]他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慎独慎初慎微,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楷模,强调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等等。他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价值追求和道德精髓对于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的滋养作用,指出中国古人的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以及崇尚严谨、崇尚务实,讲良知、守信用的传统美德等等,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10]他还明确提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命题。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尤其是士大夫的道德楷模作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显然,习近平充分吸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因子,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反腐倡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开展集体学习,习近平讲话指出,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量关于廉政文化的思想遗产,很多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说明领导干部要起表率带头作用;“克勤于邦,克俭于家”,高扬了“勤”和“俭”的家国美德;“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强调个人修养要内心持戒,不越法度、不纵逸乐;“公生明,廉生威”,告诫为官者要公正、廉明,等等。习近平强调,对这些宝贵历史遗产,“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之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11](P139-140)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达至新高度。党的二十大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3](P15-16)

回顾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颇为敏感和微妙的话题,少有人去正面触碰,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例如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时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养分。当然,特定历史阶段特定背景下,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多维的。由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无法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课题,也无法为工业化现代化提供直接的思想指导,所以,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在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的过程中,对其阻碍中国革命与进步的消极因素或糟粕亦十分警惕并作出鲜明批判。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开始正视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世情国情下,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重要意义。由此,学界开始愈来愈热烈地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但这个问题并未从正面和宏观上被正式提出。因此,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它标志着党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中,由日用而不觉到开始郑重省思再到高度自觉自信的思想演进,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的一大认识飞跃。

事实上,“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创新。尤其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巩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文明就能立得住、行得远。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同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地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可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主要架构、基本内涵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以礼敬和自豪的态度,兼收并蓄的胸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精髓。对此,我们需要从大历史观、国际视野、新时代特点和实践需要出发,不断加深理解。

 

(作者简介: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特聘专家)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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