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湾问题与两国关系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1 12: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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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进入专栏)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意义重大

   50年前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成为两国关系获得新生的起点,掀开了中日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从历史的、对比的角度看,中日关系的这50年,为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也做出了地区性、世界性的重大贡献。

   一是扭转了自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以来中日之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历史轨迹,结束了战后20多年的对立与隔绝,缔造了两国之间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日同为亚洲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和平相处对地区和平意义重大,是对地区和平、安宁与繁荣的重要保障和重要贡献。中日作为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敌对方,通过邦交正常化实现和解,不仅结束了战争状态、改变了双边关系,而且推动亚太地区由此形成了所谓“两个半”力量格局基础上的战略均势,给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冷战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维护地区和平创造了条件。

   二是促进了中日两国以及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除1972年两国基于国际战略背景、基于应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走近外,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市场消化力不足的压力,这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赋予了新动能,50年来,两国逐步形成了结构性相互依存与深度合作格局。

   而且,在全球化、区域化同步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下,中日关系越来越融入多边,中日互利合作带动了地区融合进程,结果是中国、日本、地区三方受益。在携手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日同韩国一道,借助东盟“10+3”对话平台,开启了三国领导人对话机制。2000年,在中日共同参与下,东盟“10+3”财长会议签署了旨在建立东亚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2020年,在中日共同推动下,15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毋庸讳言,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大国战略竞争激化、“反全球化”潮流盛行、冷战思维沉渣泛起、美国对华多边压制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与挑战,战略竞争的一面开始显现。

   中日地缘相近,存在分歧与矛盾应该说并不奇怪——世界上每一对邻国之间,几乎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分歧与矛盾。中日之间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到今天,靠的是重信守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基于共同的东方文化传统进行的综合性政治解决,而不是单纯的法律解决,这就更突出了重信守诺的重要性。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日今后能继续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在台湾问题上,“一个中国”是“硬杠杠”,不存在任何添加前缀、后缀、限定词的余地。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方的这一立场在此后的三个政治文件中都有体现。

   其中,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就台湾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规范,日方首次将“中国只有一个”条文化,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得到更明确的限定。相关表述发展为:“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一表述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日方立场不再是“理解”“尊重”中方立场的间接式表述,而是清晰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从而更加明确了日方“一个中国”的官方立场;二、“重申”这一表述实际追溯、确认了1972年联合声明有关条款的“一个中国”的含义;三、日方对与台湾关系的定位也更加清晰——仅限于“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这就排除了日本对台发展官方关系的法律空间,限制了日本适用国内法干涉台湾问题的选项。

   2007年12月28日,日本福田康夫首相在人民大会堂与温家宝总理会谈,就台湾问题进一步阐明日方“四不”立场: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这一“完整表态”体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家的胸襟与气魄,也获得了中方的高度赞赏。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在台湾问题上实际奉行的是“复合双轨”政策:一是外交-内政双轨,对外一种态度、对内一套说辞;二是对华-对美双轨,在以“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为前提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通过持续加强日美同盟,将涉台干预功能内置于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安全安排之中。

   他们提出,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和约”等国际文件,日本对台湾是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没有异议,但日本已“放弃”对台湾的支配权,至于台湾究竟归属于哪个“中国”,它已经没有资格做出判断。潜台词就是:日本当年将台湾归还中国是归还给了“中华民国”,这样,如果中方主张“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那就会形成“台湾地位未定”的局面;如果中方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那就会造成“两个中国”并存的局面,这明显是在挖坑。但是,这种诡辩逻辑实际混淆了一个概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所谓“中华民国”的继承是政府继承而非国家继承。与此同时,他们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日本既已“放弃”了对台湾的权利,那么联手第三方干涉中国内政问题的国际法依据又何在?换言之,这种干涉是非法的。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日本又是高度依赖海上航运的国家,对台湾问题的关心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问题在于,日本应当以合理的方式表达诉求,谋求与中国正面交换意见,而不是倚仗第三方势力联手对华施压。

   三、如何开辟中日关系新时代

   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日关系再一次面临历史性选择。双方应当学习老一辈政治家的历史担当、政治勇气与战略智慧,以高度的责任感、历史感,正视、管控并谋求解决好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开辟一个健康、稳定、强韧的中日关系新时代。

   一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坚守和平合作底线。真正理解、重视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现实性、必然性,真正理解、践行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是符合两国长远、根本利益及地区、世界利益的智慧选择、不二选择。和平的重要,往往是生活在和平天空下的人们所最容易忽视的。就像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那样,“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二是增强现实利益的纽带,促进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产业、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中日需要不断推进利益相互捆绑,继续让经济合作成为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推进器”。经济领域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点基础领域,尽管日本越来越重视“经济安保”,出现了经济合作政治化、安全化的苗头,尽管中国在多元化经济发展战略下对日本合作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基于两国相互依存的结构、深度合作的现实,中日在广泛领域仍有极大的合作空间。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日两国都越来越不可能回到封闭式发展的道路上去,所谓“脱钩”论,既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

   三是启动战略对话,深化相互认知,构建战略互信。中日50年来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交流亟待加强。中日之间在一些方面“似近而远”,需要真正相互了解。两国存在海洋领土争端等固有矛盾,而且自近代以来包括战后,两国选择了不同发展道路,经历了不同民族命运,战略互信的建立道阻且长,但是从长远看,这条路早晚得走、必须得走。

   从地区视野看,战后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实际是以“旧金山体制”为基础形成的,这在今天已经严重脱离现实。今后,亚洲地区如何在经济上防止出现“平行化”,即形成相互平行、互不相交的两个市场、两条供应链体系,在安全上防止出现“两个集团化”,如何实现新时代地区秩序的重构,建立地区统一的、各国平等参与的、体现各方利益的、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是中日作为地区大国所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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