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亚太地缘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从奥巴马第一任期到当前的“特朗普2.0”，美国在本地区的战略经历了“亚太再平衡”到“美国优先”的演变，这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战略环境及主观研判。亚太地缘环境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促使日本以自主性、印太化与安全化为核心思路驱动战略转型，开展战略应对，在美日同盟“体制内发展”前提下加强自主战略能力的建设，加速地缘战略的“印太化”，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增进“国际连带性”，并在关键战略领域推进“安全化”，融合资源转化为国际战略能力。日本战略安全态势的强化，加上针对中国的“复合性焦虑”日益加深，导致竞争与制衡仍将长期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中日矛盾正逐步从现实安全热点深入到地区秩序观层次。未来日本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影响很可能继续上升。

关 键 词：大国博弈  国家战略  日美同盟  “印太战略”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邮编：100007）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编号：2025RBSB02）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从两极对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亚太地区日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国竞合博弈与区域秩序重构的焦点。亚太地区具有庞大的经济及安全战略能量，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权重持续升高。同时，该地区地缘环境及核心国家间关系复杂，又有外部霸权势力干预，导致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现实矛盾不断涌现。在大国博弈强度日趋上升的背景下，处于亚太地区的日本基于自身对地缘环境变化的认识，积极采取战略应对，将自主性、印太化及安全化作为国家内外战略转型的关键。在强化同盟体制、坚持对华竞争制衡的前提下，日本战略安全态势的发展将对中日关系、以及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产生更直接的消极影响。

一、从“亚太再平衡”到“美国优先”：日本对地缘环境的研判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格局因国际权力转移以及大国在本地区的战略调整而持续演变。其中，美国的战略方向调整成为影响、改变日本所处地缘环境的关键因素。在本世纪前十年，经历两场“反恐战争”消耗及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的危机感显著增强，更加重视中国崛起的“挑战因素”，力图重新加大对亚太的资源、外交活动和政策投入，建立所谓“更富有活力和更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即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①]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正式宣布“重返亚太”，此后又将“重返”(pivot)一词改为“再平衡”(rebalance)，即地区战略目标、议程及资源的全面调整。奥巴马第一任期，受国内政局混乱及欧洲、中东等外交事务牵制，美国雄心勃勃的“重返亚太”逐步暴露内在矛盾，难以实现预定目标。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推进势头有所减弱，更加强调追求可实现的有限目标，更注重经济、外交、均势、价值观等手段的综合平衡运用，而非一味地强调增强军事力量，且注重在安全领域更新、扩展盟友和安全伙伴体系。[②]2014年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中宣称继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关键盟友”的安全合作。其中，美国尤其鼓励日本在亚洲盟友当中发挥协调作用，扮演“桥梁”角色，支持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从“轴辐”向“网络”转型，进而协助美国在亚太“降本增效”，维持地区霸权。

冷战结束后亚太格局剧变，牵引日本战略走向的外部因素趋向复杂化，但美日同盟仍是决定日本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因素。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日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6年）、修订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推动同盟“再定义”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日益倾向增强并发挥日本在亚太乃至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奥巴马执政时期，基于推进“亚太再战略”、制衡中国崛起等目标，美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持续走强，因此进一步放手日本摆脱政治约束、支持其“恢复在安全领域的主权权利”。[③]奥巴马第一任期时，日本正处于民主党“三年三相”的政局动荡时期，对外政策不稳。鸠山由纪夫内阁尝试建立“对等的日美同盟”、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导致日美矛盾加剧，并最终归于失败。后来日本两任民主党政府又回归到依赖日美同盟的老路上。2012年12月，自民党重夺政权，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以强硬手腕暂时中止了日本政权频繁更迭的乱象，并启动了七年零八个月的“超长期执政”模式。日本展现出较强的战略稳定性和持续性，且安倍以安全防务领域的“改革”为抓手，推动国家战略转型，也非常符合美国对日本在同盟体系中承担更多权责的要求。这一时期，在日本的战略认知中，美国的“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毫无疑问地为日本提供了机遇，避免了日本在美国战略中被边缘化，“重新为日本赋予了价值”。[④]日本意识到，美国在安全领域“纵日”力度正不断加大，这与主导日本政坛的保守政治势力谋求“正常国家化”及政治大国化、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呼声形成共振。

2017年特朗普首次上台，对日本的战略认知造成显著冲击。特朗普以“美国优先”、高度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针对盟国“无差别地”施加压力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政府政策导致美日在经贸、防务、国际秩序构建等各方面的利益分歧开始上升。在日本看来，特朗普忽视盟友价值及重视短期利益的做法，让日本被迫在具体议题上陷入与美方讨价还价的漫长过程，让同盟管理、战略沟通及信任维护变得艰难。[⑤]同时，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挑战”，宣布终结对华“接触”，开启对华战略竞争，发动对华贸易战，又在日本“引导”下启动了“印太战略”，重建并升级了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以替代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在日本看来，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意味着更具复杂性、风险性的安全环境。基于“同盟困境”的逻辑，日本对于被动卷入中美冲突始终存在担忧，但这一现实又有助于其克服其“同盟困境”的另一面，即因战略价值丧失而被美国抛弃的可能性。同时，美国积极提出并主导“印太战略”，且该战略框架吸纳了日本大量的思想理念乃至政策设计，让日本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抓手，乃至可主动地推动有利于日本的地区秩序及价值观。[⑥]

2021年民主党拜登政府上台，继承并深化了特朗普的对华竞争方针，同时更加重视调动盟伴作用，促使日本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条战线参与对华围堵打压。这一时期，日本在“特朗普1.0”时期所承受的对美沟通压力大幅下降，“战略上的安心感”显著上升。安倍“超长期执政”结束后，其后继者基本沿袭安倍时代的战略思路，继续享受着美国战略扶持带来的红利。但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及2022年暴发的俄乌冲突，对日本的战略环境产生了深刻冲击。在日本看来，疫情严重阻碍了国家间交流，加剧了彼此矛盾。中美博弈在疫情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反映在疫情溯源政治化、供应链“脱钩”加速，战略竞争从军事、经贸扩展至科技及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日本所赖以生存的地区合作、全球治理体系震荡加剧。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则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实力主义观念、安全自助意识与国际博弈意愿。日本更加明确地认定：一方面，俄乌冲突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结束，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出现根本性动摇；另一方面，在“今日乌克兰即明日东亚”的逻辑下，加上对华、对朝关系处于僵局、对俄关系严重恶化，日本更加强调自己被“三面包围”，地区安全环境“前所未有的严峻”，需要采取手段加以应对。[⑦]

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卷土重来，再度执掌政权。“特朗普2.0”时期对亚太地缘格局及日本的战略环境势必造成冲击。尽管日本反复强调日美同盟不会因特朗普上台而动摇，但因“特朗普冲击”再起而产生的不安仍显而易见。在日本看来，“特朗普2.0”的战略仍将坚持“特朗普1.0”时期的核心原则，即坚持单边主义、重视现实利益、强调“交易外交”及宣传效应等，且更加急切取得成果，这意味着日本进行同盟管理的难度将重新增加。[⑧]2025年2月，日本首相石破茂访美，利用“安倍遗产”与特朗普周旋，被认为获得了一定成果。日本仍被美方视为核心盟友及“值得尊敬的伙伴”。 [⑨]但是，日本努力劝说仍无法取得特朗普将日本钢铝及汽车列入加征关税豁免的承诺。特朗普尽管认可日本增加自主防卫能力的行动，仍公开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单方面性表示不满，以此施压日本继续增加防务开支。总体上，日本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及“美国优先”色彩愈发浓重，让国际局势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目前，特朗普对外战略优先聚焦欧洲及中东，其亚太战略尚不明朗，对华政策上将坚持竞争施压方针，但“也可能随时开启（与中国）对话”，这意味着日本必须面对更加不确定且随时可能变化的外交局面。[⑩]

在这一时期，至少以下两个因素主导了日本对地缘环境的研判。一方面，是中美博弈的现实发展。日本对中美关系动向可谓高度敏感，自2017年以来中美博弈升级至今，日本始终关注中美博弈的复杂长期性及其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环境的影响。可以说，如何在中美之间进行有利于己的“选位”，是当前日本外交战略的实质主题。正如日本战略界普遍认为的，美日相互战略需求正处于历史高点，且这种战略需求很难由第三方替代。美国需要日本发挥地区战略支点作用，日本的安全似乎也只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保障。[11]但是，从确保外交出路的角度，维持与中国的协调相当必要。而且很大程度上，日本能否有效协调乃至影响中国，是其对于美国战略价值的重要来源。[12]同时，随着中美博弈的深化，日本的一个重要思路转变是从规避中美冲突风险，逐步转向主动介入中美冲突，从中谋利。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有意利用自身区位与国土走向，配合美国在地缘战略上制约中俄。以提升了自身对美战略价值，并争取在中美之间谋取“前沿红利”。日本对中美日“三角”采取动态调节原则：中日矛盾加剧，则侧重借美抑华；美对日强势施压，则向华对美；中美关系改善，则防范两国“越顶”，绕过日本达成交易。

另一方面，是美国战略承诺可靠性的下降。日本已经意识到，当前国际权力转移及多极化趋势下，美国日益难以维持自身霸权，继而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减少军事介入、降低战略扩张力度，转而聚焦国内优先事项以及与“主要战略对手”的竞争，在亚太地区亦是如此。“特朗普1.0”时期，特朗普多年连续缺席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等多边机制，被认为“对亚太地区缺乏持续兴趣”，“美国在减弱对亚洲的承诺”。[13]2021年8月，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军。日本等美国盟友认为，当时的“喀布尔时刻”俨然就是1975年“西贡时刻”在21世纪的再现。日本媒体公开批评说，美国欠推敲的阿富汗撤军在历史上留下污点， “民主盟国”的团结可能因此动摇。[14]而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强压欧洲盟友，导致美欧关系再度紧张。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还称，作为重整美军部署的一环，正在探讨停止增加部署驻日美军，以削减大约11.8亿美元军费。[15]近年来的对美外交中，日本一直将重要精力放在劝说美国聚焦“中国挑战”、维持在亚太战略存在上，寻求“锁定”美国的战略承诺。即便如此，日本对于美国在意图和能力上日益显露的战略收缩倾向仍非常敏感，而且作为美国盟友，日本对于美国外交战略长期以来的高度实用性、随时可弃盟伴于不顾的做法可谓认识深刻。这也促使其在强化同盟的同时迫切寻找出路或替代方案。

     二、自主性、印太化与安全化：日本的战略应对

从奥巴马第一任期到当前“特朗普2.0”，日本所面临的地缘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事实上，这一时期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其中，中国崛起及战略影响力的外溢，成为推动亚太格局及中美日关系深刻变化的首要因素。在该因素驱动下，美国重新聚焦亚太，对华态势从接触对话转向竞争遏制。日本的战略能动性及活跃度则受上述外部变化刺激而持续增强。除应对国内发展问题外，当前日本推进战略转型的主要目的是应对全球及亚太地缘环境变化，力争更大战略自主性，维持国际上“一流国家”地位。日本的战略应对有以下基本思路。

（一）在“体制内发展”前提下，加强自主战略能力的建设

日本战略转型的前提之一，是坚持并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战后以来，美日关系的基本性质始终是美国支配或主导同盟关系，日本依附并追随美国战略行动。但事实上，，日本在外交安全领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意识与政策举措明显走强。日本高度重视对美关系，并在战后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对这一同盟关系的路径依赖。在日本看来，战后日本将自己置于日美同盟体制内，虽然意味着丧失部分自主性，但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护”，并尽可能避免了在自身崛起过程中出现侵略历史导致的周边国家警觉与反弹，同时还获得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乃至秩序体系支持。而且，在面临周边“军事大国”及拥核国家“胁迫”情况下，美国提供的核及常规军力威慑仍是日本的“根本依靠”。[16]但是，在追随服从美国战略的同时，日本亦从未放弃以自身价值与战略判断为依据、谋求独立的国际认同的政治诉求。日本强化日美同盟，与强化自主行为能力实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是日本战略转型中的“显性主线”，后者构成“隐形主线”，前者掩盖后者但归根到底服从并服务于后者。[17]日本并非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美国，而是在与美国加强战略绑定的同时，谋求在同盟体制中的地位上升与角色增强，并努力争取同盟资产为己所用。甚至，日本谋求“预判美国之预判”，主动引导美国行动，以期借由同盟目标实现自身目的，试图将“日美同盟中的日本战略”转化为“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

基于上述思路，日本领导人对内宣称推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对美交涉时则积极表态基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加强同盟遏制力和应对力。尽管日美合作逐步向经济技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但决定同盟形态的“同盟现代化”仍聚焦于传统安全领域，且日益明确地以中国为针对目标，反对“单方面以武力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在这方面，日美当前合作重点包括升级联合指挥与控制系统、支持日本增强联合作战能力及先制性“反击能力”、加强军工产业合作及供应链融合、深化信息和网络安全合作，优化驻日美军基地布局等。除了与美国双边军事“一体化”外，日本还在美国的地区盟伴体系建设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日本努力将“体制内发展”与自主力量建设结合起来，针对性地将美国掌控的盟伴网络、核及常规威慑力、高端两用技术装备等同盟资产转化为自有资产，为壮大自身实力、实现战略自主创造条件。

在美国公开支持日本“根本性强化防卫力”情况下，日本在安全领域屡屡突破禁区，安全战略主动性及先制性不断增强。比如，2015年日本出台“新安保法制”，其中定义的四种事态即“武力攻击事态”、“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及“周边事态”等赋权日本在面对不同情况时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从而大幅扩展了日本军事行动的范围权限。2022年岸田文雄政府出台新“安保三文件”，修订2013年安倍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入了允许先发制人攻击敌方基地、以中远程导弹为核心构成要素的“反击能力”。日本还大幅放宽对外武器装备出口限制。2014年安倍政府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1967年“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了根本修改，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外出口武器。2023年12月，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首次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3月，日本政府再度修改相关规则，进一步允许与别国联合开发武器装备。以往日美同盟体系中，日本的定位是专守防卫的“盾”角色，主动攻击则交由扮演“矛”角色的美军。但是随着日本安全战略能动性、先制性的增强，日本承担“矛”角色早已成为现实可能乃至大势所趋。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角色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且在同盟体系之外的自主战略能力及攻击特性也势必显著增长。

（二）地缘战略的“印太化”，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增进“国际连带性”

战后日本地缘战略长期聚焦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在配合美国地区战略同时，发挥自身经济优势引领“雁阵模式”。但本世纪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中国在东亚逐步建立相对日本的经济优势，日本从对华制衡思路出发，力图联络新崛起的印度，依托长年深耕的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转变区域战略重点及竞争方式。在此情况下，日本地缘战略视野进一步扩大，日趋将太平洋—印度洋地区视为整体，将具备经济、外交、军事防务、文化及价值观等内涵的“印太”作为自身地缘战略核心。2016 年 8 月安倍在第六届非洲东京国际会议（TICAD VI）上宣布了日本版“印太战略”，此后“印太战略”的表述虽由“战略”转为“构想”，但其内涵迅速充实，并最终定型为“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安倍执政时期，“自由开放的印太”逐步上升为日本外交战略的核心议题，安倍的后继者们亦积极推动日本地缘战略的“印太化”进程。2023年3月，岸田访问印度时提出“印太新行动计划”，进一步拓展了“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支柱内容，表明将继续加大对其战略投入。[18]

“印太战略”并非由日本始创，但日本可称得上是该理念最为积极的阐释者与倡导者，且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战略设计与运作。其中，美国由“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转型过程中，日本的积极引导与出谋划策是最关键的“外部因素”，从“特朗普1.0”时期起至今，美日始终将强化双边同盟置于“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多边性地区性框架内，印太地缘战略合作成为维系美日关系联动、增强双方战略共识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日本致力将双边及多边对话、安全磋商、经济倡议、价值观外交等已有政策机制及手段全盘纳入FOIP框架中，使其成为“综合性战略框架”。同时又发挥自身擅用意识形态工具进行政策包装、依托软实力开展外宣的“特长”，为“自由开放的印太”赋予“基本价值理念”即所谓“普及与落实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价值观”。日本战略界认为，印太成为全球地缘新中心，日本作为“印太战略”倡导者，应主动参与制定印太地区秩序规则，基于“普遍价值观”规划“未来愿景”，并将其作为国际秩序的“蓝本”加以推广，以证明日本在领导国际协调、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能力。[19]在此过程中，价值观塑造及推广是手段，而增进“国际连带性”以拓展自身战略空间则是实质目的，两者紧密联系，相互支持。

日本宣称“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下”与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特别是与“民主盟国”强化联动，并与美国积极协作，重点加强安全合作，在印太地区布局并强化“美日+”等“迷你多边”，包括作为FOIP核心权力架构的美日澳印四边、支持该框架的美日澳、美日印、美日菲等三边，以及美英澳三边（AUKUS）与日本的机制化合作等。日本还与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及北约深化印太战略合作，扮演欧洲与东亚之间“桥梁”，为欧洲“战略东进”与“北约印太化”提供支点。2024年，日本与北约签署《个别化伙伴关系计划》（ITPP），在全球性议题、网络安全、海上安全等领域加强协作，呼应FOIP的“跨区域安全架构”目标。同时，日本积极拉拢东盟、太平洋岛国等参与印太框架下的基建援助、经贸合作、地区开发、海洋安保等项目，并假促进和平繁荣、推动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名，进一步开展“全球新南方外交”。岸田“印太新计划”宣称将与中东、中南美国家开展“印太战略”合作，将“全球南方”全面纳入印太合作框架。日本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增进“国际连带性”，与其协助美国强化亚太盟伴体系、促其“由辐辏向网络”转型的行动相结合，同时又融汇了日本长年联络拉拢发展中国家的机制与经验，由此形成了“基于印太而面向全球”的全方位延伸性外交态势，力图构建超越日美同盟体制及印太地缘区域的广域盟伴网络。

（三）关键战略领域的“安全化”，融合资源转化为国际战略能力

为了增强战略自主性，同时支持地缘战略推进，日本以安全领域为突破口，驱动重点领域的战略转型。主导战后日本发展的经济逻辑逐步让位于政治逻辑，全战略领域的安全要素比重逐步提升。在日本的泛安全化思路下，不仅外交战略、区域战略的军事属性被显著强化，贸易、科技、供应链、基础设施等经济议题也被全面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日本政府在2022年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作为经济安保战略核心法律，在供应链强化、技术管制、基础设施安全、专利保密等方面提出措施，加强政治管控。新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首次将“经济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核心议题，宣称将“减少对特定国家依赖”。经济安全也成为日美同盟合作、以及日本推动印太地缘战略的“重要增量”，特别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日本积极参与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与美、欧、印、澳等“民主盟国”合作构建替代供应链，联合建立稀土、电池材料等战略物资储备，配合美国推动出台措施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等。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以“自主可控”和“联盟强化”为核心，通过立法、产业政策与国际合作构建“经济安防体系”，构筑“战略不可或缺性”以保障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借机同步加强对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渗透。

日本战略“安全化”还集中体现在海洋领域。本世纪以来，日本通过制定执行《海洋基本法》及四期《海洋基本计划》等，确立了国家级海洋战略。在此过程中，日本日益明确地从国家安全视角审视海洋问题，强调从全局性竞争性思维出发，运用战略性和高政治手段强化实力，对外争取海洋权益。其突出表现是，第一、第二期《海洋基本计划》遵循“发展优先”原则，将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及空间作为首要目标。从2018年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起，“发展优先”逐步被“安全优先”原则取代，维护海洋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并提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这一政策框架，积极开展海上力量建设，加强沿岸岛链军事部署，构筑海洋监控体系，拓展开发海洋权益区域等。2023年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开始明确“点名列举”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海洋安全威胁”，并进一步充实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的实施手段。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已成为长期趋势，日本将更加重视支撑海权诉求的军事与准军事能力、技术与物资基础建设，并更加注重争夺海洋领域国际制度性权力，对外发力输出日本安全化逻辑及安全利益诉求。[20]

在推动战略安全化过程中，日本相比单纯投入资源，更注重在制度上放宽已有限制，扩大自身行动能力，从而达到更佳“费效比”。比如，在对外防务合作方面，日本重视与其他国家广泛建立制度性安排。目前日本已与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与防务“2+2”部长级磋商机制。[21]另外，配合经济安全议题，日本还与美、英开启了经济版“2+2”即经济与防务部长级磋商。日本已与8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22]与16个国家签署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23]与7个国家签署了《物资与劳务转移协定》（ACSA），[24]与3个国家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RAA）。[25]从而在军事机密交换、武器装备及技术合作、部队联合演训乃至相互派驻等方面达成了制度性合作。除与美国的同盟外，日本与澳大利亚及部分欧洲大国之间的防务合作也已达到或接近“准同盟”水平，具备稳定可持续性。2023年4月，日本还创设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即所谓“友军支援框架”，向盟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装备，从而弥补过去政府开发援助（ODA）框架下无法对外实施军事支援的“短板”。通过加强对外合作机制建设、推进具体政策工具的安全化，日本力图以具有效率、且不易引发外部争议的方式，将产业、科技、金融、外交、文化等各方面资源融合转化为国际政治地位与战略行为能力。

三、日本战略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无论从中美日三边关系视角、还是亚太地缘政治视角看，中日之间的相互战略影响都是直接而密切的。自上世纪70年代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走过了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1972~1992年)、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1992~2010年)、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2010年至今)等阶段。[26]中日关系尽管经历曲折，但总体守住了和平合作的底线。后冷战时期，尽管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增强了中日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相互依存与共赢成效，但苏联解体导致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战略基础弱化，加上日本国家战略快速转型，不可避免地对中日关系构成影响。伴随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导向的确立及强化，日本的战略转型与中日关系的变化日益呈现高度同步性。中日关系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无疑十分重要，中国因实力优势而在双边关系的塑造中日益占据优势，但日本绝非被动接受的一方。[27]当前，在大国博弈、地缘竞争强度持续升级、包括“特朗普2.0”冲击背景下，日本积极统合同盟“体制内发展”与自主防卫力量建设，聚焦重要战略领域安全化转型，推动印太地缘战略，其外溢效应也直接而明显地反映在中日关系上。

（一）竞争与制衡仍将长期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日本的地缘环境认知及战略应对以中国为重要“参考系”，其中既有维持所谓“权力均衡”的理性认知，也包含了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情感。日本承认中日互为近邻，利害相关，地缘经济及安全关系难以切割。但是，日本亦难以摆脱针对中国的“复合性焦虑”。冷战结束后，亚太地缘安全环境变化以及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国民心理，民族主义再度兴起且从“高昂的民族主义”转为“悲情的民族主义”，[28]并迅速投射到对华心态上。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后，中日国力差距迅速拉大，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4.5倍之多。陷入长期通缩的日本虽积极采取措施，但难以根治各种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崛起以及自身的不利处境对日本心理上的刺激，以及引发的负面情绪是强烈且多层次的，既有因历史欠债而害怕中国崛起后对其报复的忧惧，认为中国对其需求下降、不再“谦逊”的失落，更有担心在国际竞争中败给中国、未来“受制于华”的恐慌。上述情绪并未随着此后中日的协调合作而消解，反而与两国历史问题、现实矛盾交织错杂愈演愈烈，使得日本对华政策中协调合作与竞争制衡的两面性始终“互博”，且竞争、制衡一面更显著地得到强化。

 2023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会面，双方同意重启“战略互惠”定位；但同时，日本仍在安全上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坚持对华实施“主张型外交”，引导“民主盟伴”结成对华制衡“统一战线”。日本还宣称在对华安全姿态上要“转被动为主动”，要通过自主的有效威慑手段，构建对华博弈的“实力后盾”。[29]在对华竞争思维驱动下，日本日益担忧自身优势正不断丧失，政策工具箱中可用于针对中国的选项越来越少，两国相互依存正在转为日本对华单方面依赖。日本日趋将中国定位为现行秩序的挑战者以及安全威胁的最大来源。这种定位既有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客观牵引，也是日本基于对华“复合性焦虑”情绪而做出的主观选择。

伴随着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由构想到实操，再到路径手段的发展与丰富，日本战略安全态势日益彰显出对华积极竞争乃至对抗的特性。可以说，从中日关系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日本的大国目标“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性质，也就是竞争性”。[30]在日本地缘及安全战略中，中国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锁定中国”的特征愈发明显。同时，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以安全领域作为突破口，而政治安全领域恰恰是中日关系最薄弱、最敏感的领域。还必须看到，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推进以保守势力积极摆脱“战后体制”、重塑“民族自豪”为思想基底，这意味着日本仍将积极地淡化乃至否认侵略历史、开脱自身责任，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势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进一步加深日本战略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冲击。

（二）中日矛盾正逐步从现实安全热点深入地区秩序观层次

在日本强化安全战略外向性、进取性的情况下，中日矛盾长期集中于安全领域。日美同盟与中日合作之间的战略冲突日益凸显，日美同盟合作指向从“日本有事”扩大为“周边有事”，日本则将军事部署重点进一步锁定“西南方向”，加紧冲绳为中心的“西南群岛”要塞化建设。在此背景下，中日在相邻且直接关乎地缘利益的东海、台海方向上的矛盾上升。[31]而且，在南海方向，日本尽管作为域外国家，仍从控制海上通道、对冲中国战略影响力目的出发，日益介入和干涉南海局势，南海正日益成为中日海洋战略冲突的矛盾叠加区域。[32]总体上，中国最大安全风险来源之一始终是美国联合盟国强化“海上军事化”、通过控制海上通道、强化“第一岛链”封锁弧，对中国实施遏制乃至形成随时切断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态势。美国欲控制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枢纽海域和海上通道，在日本的基地群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而日本亦在加速强化与美国的海上力量合作，协同介入海上通道周边的海洋权益争端，从而对中国海上安全及战略前出构成重大而显性的威胁。中日间“海洋安全困境”的形成与深化，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安全矛盾的复杂性与对抗性。

需要看到，随着大国博弈向纵深发展，中日矛盾已从围绕现实安全热点的利益与主张分歧，进一步深入到地区秩序的观念对立层次。在战略定位上，日本日趋强调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及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性”，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包括周边海域的各种主张及行动均旨在排斥、颠覆日美的既定秩序及制度安排，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不仅是“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还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因此日本积极支持美国所谓“航行自由”原则及行动，高调宣称“海洋国家”联合维护“基于自由开放及法治的海洋秩序”，并将其作为外交战略的价值准绳。[33]

中日矛盾在地区秩序观层次上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同时，它又紧密涉及对战后地区秩序的共识基础。《中日联合声明》中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为后来的三份政治文件所继承，尤其是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日本涉台政策构成国际法律层面的约束。[34]但是，在日本看来，台湾问题的“现状改变”即两岸统一不仅意味着亚太“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也将动摇以日美同盟安排为核心的所谓“旧金山体制”,进而导致其基于这一体制的不当收益被质疑乃至清算。因此，日本回避正面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在对美、对华时采取“双轨两面”策略，即将涉台干预功能内置于日美安全合作机制并加以强化，面对中国时采取将台湾问题的法律判断和政治判断加以区别的方针与模糊性表述。[35]在日美“以台制华”战术趋向增强的情况下，加上日本国内亲台势力的积极推动，日本将“台湾牌”视为日本对华牵制所余不多的有效手段，干预台湾问题的意志持续增长，大肆宣扬“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并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名策动各方势力共同介入台海，企图维持两岸“不统不战”局面。2025年3月，日本政府在答复日本地方议员是否有义务遵守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的质询时，声称《中日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表明“不会限制地方议员赴台活动”。日本上述表态不仅毫无依据，而且公然挑战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乃至战后秩序国际共识。很显然，台湾问题将长期成为中日矛盾焦点乃至潜在“爆点”，同时也将引导中日地区秩序观之争进入“深水区”。

（三）未来日本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影响可能继续上升

日本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影响上升，不仅源自于其自身地缘区位的特殊性、以及日益增长的干预能力及意图，也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直接相关。“特朗普2.0”时期，美国的同盟战略及亚太战略不可避免将发生调整。特朗普本人高度关注眼前现实利益，对亚太盟伴体系的下一步发展尚未做系统考量，但同时又意图遏制中国，因而在此方面会更加放任日本在“乱局”中放手行动，从而为日本独立发挥战略作用提供空间。[36]以台湾问题为例。特朗普团队要员、刚就任美国防部副部长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在2025年3月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台湾并非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明确承诺保卫台湾成本大于收益，可能激化与中国大陆矛盾。但与此同时，美国鼓励日本等盟友在台湾问题上“主动承担责任”。[37]2025年2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历史上首次单独穿越了台湾海峡，反映出日本谋求在台海军事存在“常态化”的意向。当前驻亚太美军推动“分布式作战”，后撤“第一岛链”的过程中，日本不仅积极配合美军行动，还有意识地“填补空白”，接手前沿防线，强化自身军事部署。曾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迈克尔·格林在2025年4月初表示，特朗普“以亚洲为先”，并期待日本为维持美日韩三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上台不久的石破内阁不仅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形势，还将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作为外交首访地，力图强化与东盟国家在供应链、去碳化、能源、海洋安保等领域合作，期望在与中国的战略影响力竞争中占据先机。[38]

在中国周边，日本积极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推进地缘战略而加强“国际连带性”，实质上进一步挑动阵营对抗，加剧地区分裂紧张，从而强化针对中国的外部多边制衡。针对未来地缘格局变化与国家间竞争，日本外交智库已经提出，2025年是日本外交与国家战略转型的关键节点。在“美国优先”色彩愈发浓重的全球局势中，日本必须与其他“民主盟国”共同开启“挑战共享”时代，基本路径是基于北美、欧洲国家以及日韩澳等亚洲盟伴，构筑所谓“三极稳定弧”，同时构建以人力资源、制度改革与国际协作为核心的“新国力基础”，建立“可持续与具有国际共鸣”的经济安全架构。[39]日本的战略关注及行动区域与中国高度重合，而其安全利益诉求以及地区秩序主张却与中国保持着明确可见的距离。可以确定，未来的日本战略安全态势将保持活跃，并将继续以对华竞争制衡为主轴，这也将持续冲击、削弱中日政治安全互信的建构，并增加我周边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一趋势不会因为目前中日关系的局部改善、包括中日在美西方“小院高墙”之外经济合作的复苏而改变。

四、结 语

大国战略博弈，尤其是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走向，已经成为主导当前亚太格局、乃至影响国际格局的核心因素之一。在中美关系这一“主要矛盾”之外，日本作为美国盟友、中国邻国、世界级经济体以及亚太地区大国，地缘区位及战略处境特殊而重要，且在中美日三边中日益主动发挥作用，企图增强自身权重。中美日三国中，相比中美两强，日本由于长期经济通缩低增长，在硬实力上的弱势趋于凸显，与中美的差距逐步扩大。但日本在软实力及战略能力运用方面仍具备特定优势，通过积极提升自身战略活跃度，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硬实力不足导致的缺陷。在国民性与战略文化方面，日本对于自主、安全及尊严有着极强的渴望，且相信依靠强权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同时，日本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危机因素极为敏感，并试图迅速做出响应。[40]过去15~20年国际形势特别是亚太地缘环境的变化，助推了日本战后以来被长期压制的自主意识，日本决策层及战略界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日本不应被动等待形势变化，而应主动应对挑战并抓住机会，“做它本来就应该做的事”，乃至建议实施“更果断的变革”。[41]日本加速推进战略转型的紧迫感日益增强，谋求建立内外战略的有效联动，对内通过安全化调动凝聚各方面资源，促其更有效率地转化为战略能力，对外依托利用美日同盟，充分发挥印太地缘战略的作用，将同盟“体制内发展”与自主防卫力量强化，以及所谓“国际连带性”的增强统合起来。

日本战略自主的冲动、以及战略转型的努力并非全部针对中国，但中国确实在日本的对外战略认知体系中日益占据结构性的重要位置。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总体上呈现两面性，反映了其谋求在中美间兼顾平衡、在依托美西方权力及价值体系同时借重中国发展红利的意图，但其中，相比协调合作一面，制衡竞争一面的增量更为显著。且日本对华竞争的聚焦点已从现实的、具体的利益矛盾，趋向于秩序观念分歧及主导权归属问题。在战后秩序基础上，中日之间仍存在明显认识差异，且日本为制衡中国，日益坚定地构建并宣扬中国“单方面以力量改变现状”、“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话语体系，并将其作为战略自主行为的“合法依据”及动员工具，这也让日本政府当前所承诺的重建中日“战略互惠”与将中国作为安全上“最大挑战”之间的逻辑矛盾更加凸显。日本积极的战略安全态势，与对华心理焦虑及战略戒备相结合，势必使日本的对华政策日趋具有竞争性乃至对抗性，中日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安全领域的现实矛盾将更为纠结。

面对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协同以及对中国周边环境的挑战，中国应坚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从辩证思维出发，在做好自身发展的前提下，抓住对美“主要矛盾”同时妥善处置对日等“特殊次要矛盾”，采取灵活策略，设法分化破解日美同盟及“日美+”小圈子，为构建稳定外部环境与建设性周边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①]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p. 12, 4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2025-3-10]。

[②] 参见杨伯江：《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第1—18页。

[③] 参见杨伯江：《美国对日政策内在矛盾及地区战略影响分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第33—47页。

[④] Sheila A. Smith, Japan R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71-72.

[⑤] 宮岡勲「トランプ米政権の安全保障政策：日米同盟への含意」、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2017年10月5日、https://ippjapan.org/pdf/Opinion063_Miyaoka.pdf [2025-3-10]。

[⑥] 高坂哲郎「トランプ大統領は日本の安保再点検の好機」、『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11月11日、第12面。

[⑦]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年次報告2023　動乱の世界：安定した国際安全保障と協力をどう築くか』、2024年2月、4頁。

[⑧] 根据笔者2024年12月5日访问日本笹川和平财团时，对研究员渡部恒雄（Watanabe Tsuneo）的发言内容整理。

[⑨] 根据笔者2025年2月26日访问美国史汀生中心时，对研究员辰巳由纪（Tatsumi Yuki）的发言内容整理。

[⑩] 根据笔者2025年2月26日访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时，对研究员谢拉·史密斯（Shelia Smith）的发言内容整理。

[11] 國分良成「揺れる米中関係と日本の立場」、『経済倶楽部講演録』896卷、2023年10月、2―37頁。

[12] 森本敏「米中対立の基本構図の中で問われる日本の役割」、『財界』72卷、2024年1月、48―51頁。

[13] 「トランプ氏、3年連続欠席へ　副大統領も欠席　存在感低下　東アジアサミット」、『朝日新聞』、2019年10月31日、第2面。

[14] 「米軍のアフガン撤退 甘い見通しで汚点残す 『民主国家』結束に影響も」、『東京新聞』、2021年8月30日、第2面。

[15] 秋田浩之「米軍、アジアでも削減の影　欧州苦境は明日の日本」、『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3月24日、第1面。

[16] 「日米首脳会談、識者に聞く　兼原・ジョンストン両氏」、『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1月14日、第3面。

[17]参见杨伯江：《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第1—18页。

[18] 安倍时期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普及强化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价值观；第二，追求经济繁荣；第三，确保和平与安定。岸田的“印太新行动计划”提出新的四大支柱：第一，和平的原则与繁荣的规则；第二，用“印太风格”应对区域及全球课题；第三，构建“多层次互联互通”；第四，由海上到空中的安全保障。岸田版“印太战略”在覆盖此前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出对安全合作及应对全球性议题的重视。参见卢昊：《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第1—23页；王旭、徐永智：《日本“印太战略”的新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2期，第100—120页。

[19] 細谷雄一「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に重層的な秩序の浸透を：より安定的・長期的な見通しから、国際協調や経済活動を可能とする『FOIP』構想を中核に」、『公明』185卷、2021年5月、36―41頁。

[20] 参见卢昊：《日本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背景、特征及行动》，《日本学刊》2024年第3期，第82—108页。

[21] 与日本建立外交与防务“2+2”部长级磋商机制的国家包括：美国（1994年首次召开磋商，下同）、澳大利亚（2007年）、俄罗斯（2013年）、法国（2014年）、英国（2015年）、印尼（2015年）、印度（2019年）、德国（2021年）、菲律宾（2022年）。

[22] 与日本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议》的国家及组织包括：美国（2017年缔约，下同）、北约（2010年）、澳大利亚（2011年）、英国（20213年）、印度（2015年）、意大利（2016年）、韩国（2016年）、德国（2021年）。

[23] 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包括：美国（2006年缔约，下同）、英国（2013年）、澳大利亚（2014年）、法国（2015年）、印度（2015年）、菲律宾（2016年）、意大利（2017年）、德国（2017年）、马来西亚（2018年）、印尼（2021年）、越南（2021年）、瑞典（2022年）、泰国（2022年）、新加坡（2023年）、阿联酋（2023年）、蒙古（2024年）。

[24] 与日本签署《物资与劳务转移协定》的国家包括：美国（1996年）、澳大利亚（2010年）、英国（2017年）、加拿大（2017年）、法国（2018年）、印度（2020年）、德国（2024年），另外，2024年6月，日本与意大利同意启动该协议谈判。

[25] 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2022年）、英国（2023年）、菲律宾（2024年）。另外，2024年5月，日本与法国启动该协议谈判。

[26] 参见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发展轨迹及对未来的智慧启迪》，《国际论坛》2022年第4期，第4—6页。

[27] 参见杨伯江：《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第19—31页。

[28] 参见杨伯江：《当前日本社会思潮与“新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第6—11页。

[29] 北岡伸一 「対中安保戦略　『守るだけ』から転換必要」、『読売新聞』、2021年5月10肉、第1面。

[30] 参见武寅：《从历史的纵深看中日关系的性质与特点》，在中华日本学会2022年年会暨“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纪念演讲。

[31] 参见杨伯江：《中日关系50年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势——兼论日本战略因素及其规定性作用》，《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第19—31页。

[32] 参见蔡亮：《南海问题：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第四表象探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第54—68页。

[33] 佐藤史郎等『日本外交の論点』、法律文化社、2018年、205頁。

[34] 参见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处理再考》，《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1期，第3—14页。

[35] 参见杨伯江：《从复交到缔约：当代中日关系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台湾问题》，《日本学刊》2023年第5期，第1—18页。

[36] 根据笔者2025年2月26日访问美国史汀生中心时，对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的发言内容整理。

[37] Jesse Johnson，Trump Pentagon policy pick pushes Japan and Taiwan to boost defense spending，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5/03/05/japan/politics/pentagon-japan-defense-spending/ [2025-3-10]。

[38] 根据笔者2025年2月27日访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时，对研究员尼克劳斯·塞切尼（Nicholas Szechenyi）的发言内容整理。

[39]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戦略アウトルック2025』、2025年1月、4―5、22―23頁。

[40] Sheila A. Smith, Japan R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9-10.

[41] Richard Samuels and Corey Wallace, “Introduction: Japan’s Pivot in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Issue 4, July 2018, pp. 7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