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中华法系新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 次 更新时间:2022-09-14 16:03:39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  

刘晓林  

  

   【摘要】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应当从过去的历史传统、当下的法治实践、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维度来把握其丰富内涵。遵循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循常不变的逻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华民族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深刻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赋予中华法系新内涵。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法系必将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中华法系的新阶段将迎来中华法治文明复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字】中华法系;中华法治文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法系”概念的表述形式以及与“法系”相关之学说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其所指称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法学理论、法治传统、法律文化等内涵,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极为发达与深厚。我们对中华法系的理解不能止于概念表述形式的传入与传播,而应当充分重视其所指称的丰富内涵,及其形成、发展的过程、轨迹与方向。作为外来概念的“中华法系”传入近代中国之后,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经历了长期的建构与重构,其内涵经过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回溯到实践、从描述到指向的扩容与迭代,开始呈现新面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治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习近平法治思想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深刻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对中华法系进行了全新定位,并赋予中华法系新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今天所称之中华法系,遵循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彰显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但中华法系已进入新阶段,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探索的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华法系新阶段的表现形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通向中华法治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最终将推进中华法治文明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若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便不能深刻理解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中华法系不仅仅是历史传统,对于中华法系的深入挖掘也不是为了复古。在新时代理解中华法系,应当努力探寻法治传统与法治实践的契合点,并从中看到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未来方向。

   一、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

   如何通过法律实现良好的自我治理乃是人类文明共同探索的主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不同文明给出不同的答案,构建不同的法律体系,形成不同的法系,塑造不同的法治传统。我们应当从法治与法系、法律体系与法系的密切关系中发现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

   (一)法治与法系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如何实现良好的自我治理是全人类的共同关注。一方面,通过法律实现自我治理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法治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学会驾驭自己的重要发明。”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通过法律实现自我治理的过程与途径仍然呈现各自的鲜明特色。“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中华民族对于如何驾驭人类自身的探索既具有全人类的共性,也具有鲜明特色。“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从我国历史上看,虽然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在通过法律规范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我们既形成了对于法律、法典及其外在技术维度的重要认识,又形成了对其内在政治实质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中国古代关于“法”的经典论述,指出:“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十分丰富。比如,古人说:‘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等等。”法治概念与法系概念相辅相成:法治关注依法自我治理的政治维度,法系关注依法自我治理的技术维度;法治是法系的内在政治实质,法系是法治的外部技术展现。

   (二)法律体系与法系

   法律体系是法系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但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仅呈现了法系的若干静止侧面,法系与法律体系终究存在质的差别。法律体系与法系互为表里,法系是综括、多元的概念,法律体系将其内涵通过规范、法典等形式表现于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于“中华法系”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最初认为“中华法系”是“中国的封建法律由战国至清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被世界上推崇为五大法系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华法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国内学者对其渊源、发展、表现形式、代表以及影响等方面的认识逐步深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所谓中华法系(又称中国法系),是指中国古代产生的以礼法结合为基本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及受其影响而制定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封建法律的总称。它基本上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相伴始终。”“所谓中华法系,是指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成长的,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以成文刑法典为核心内容,以《唐律疏议》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制度以及仿效其法而制定的东亚诸国法律制度的统称。”由此可见,中华法系的内涵不断丰富,但国内学者对其的认识侧重于术语所表达的静态法律体系。也就是说,中华法系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与之相伴的命题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驱动力完全来自外部,而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伴随着中华法系的“终止”“解体”。这是需要我们深刻思考的重大问题。“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并不是历史进程中的“突变”,“西法东渐”亦需要予以接纳的良性环境与土壤,这些前提皆表现于中华法系结构性变化的内在机理。外在因素直接促动了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但法治发展过程中循常不变的因素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我们对之具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中华法系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并不限于其法律体系曾经产生辐射东亚、影响世界的历史价值,当然,这也极为重要;但如何从古今贯通的视角出发,看待中华法系本身的形成、发展与方向,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循常不变的因素,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对于中华法系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的挖掘,也应当从过去的历史传统、当下的法治实践、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维度来把握。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是中华法治文明的集中表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讲清楚中华法系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民族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

   二、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我们既要看到中华文明过往的悠久历史,更要看到其对于中华民族当下乃至未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与重大意义。“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我们便不仅应从中华法系曾经创造的瞩目成就来理解其独树一帜,还应将认识扩展至过去的历史传统、当下的法治实践、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扩展至中华法系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法系不是仅仅着眼于立法、审判这样的法律技术操作,而且着眼于整个文明秩序的建构,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法系将法治传统、法治实践、法治发展综合考虑在内,既关注自我治理的技术维度,又充分重视自我治理的政治维度。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将中华法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树一帜稍作总结。

   (一)产生的原创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到隋唐时期逐步成熟,《唐律疏议》是代表性的法典。”中华法系代有兴革、传承清晰,此为中外学者公认。中华法系的源头或可追溯至三代,但基于中国古代成文法传统与制定法体系,以国家法的立场观察中华法系,以律典与令典为支柱的中华法系实际上是自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华法系有迹可循的源头可追溯至秦。近三千年前,中国就形成了固定的法律形式与丰富的法律体系,其法制内容体现了鲜明的创制精神和高超的立法技术。中国古代法制在产生、发展与成熟完备的各阶段,始终未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鲜明的原创性、自发性与地域性。“汉承秦制”,又在沿袭秦律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与发展。唐律令体系中,对于秦汉律令的沿袭的痕迹清晰可辨。秦汉至唐,是以律典和令典为支柱的法律体系由初步发展到高度完备的阶段,律令法体系至唐代臻于完备。中华法系最为成熟、完备的形态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古代法典与律令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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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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