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 次 更新时间:2022-09-01 23: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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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寅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巩固与壮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交融凝聚,共同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性、整体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凝聚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华夏认同也历经演进,上升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

   一、华夏民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并具有鲜明的多元特点。中华文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显露出一定的区域特点;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一特点进一步发展,表现为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区系,以及各区系内的不同类型。这些表现在考古文化上的不同区系或类型,与传说中远古各部落的活动具有一定关联性。同时,各区域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内在联系与统一的趋势,说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起源时期即存在联系,并表现出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远古传说研究表明,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各部族经过长期的交融发展,逐渐形成了炎黄集团与太昊少昊集团。二者在黄河中下游进一步交汇融合,成为夏、商、周三族的主要来源。经过夏、商时期的交融发展,至西周时期,以中原为中心,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周实行大封建,统“天下”于一尊,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将包括原夏、商统治区域在内的整个周诸侯分布之地统称为“区夏”。西周初期将京师之地称为“中国”,后该词的指称范围又扩大到整个“诸夏”,常以“中国”称“诸夏”;同时具有了族类的含义,用以指称形成中的华夏民族。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时期,诸夏又称诸华,或合称华夏,包含有民族文化优越感。华夏民族深感异族内迁给华夏文明带来的危机,因此强调“夷夏之辨”。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往往强调遵行周礼,以是否遵行华夏礼乐文明为区分夏、夷的最高标准,但同时也没有忽略夷、夏的族类差别,注意到夷狄与华夏在语言、习俗、经济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孔子作《春秋》,强调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以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为区分的标准:合于周礼者为华夏,违背周礼者为夷狄。因而认为夏、夷可互变,夷用夏礼,即夷的行为符合周的礼乐文明,夷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但孔子同时也强调夷、夏在习俗文化方面的不同,在论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时,赞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认为周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因而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认为夷狄是可以教化的,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经过剧烈的分化、兼并、吸收、统一,只剩下了齐、韩、赵、魏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附庸小国。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内迁民族,至战国时期已为华夏所吸收、融合。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前期就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至战国时已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逐渐与华夏民族交融,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随着夷、夏杂居局面的结束和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出现了华夏(又作“中国”)居中、“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一时期内迁的“夷狄”已经融为华夏,“夷夏之防”不再被强调,因而有关夷夏的记述也着重于言语、饮食、风俗等民族差异及其原因。这种华夏(“中国”)与周边“戎夷”共同构成“天下”的观念也见于当时的其他文献。如《管子·小匡》即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并举的记述。华夏(“中国”)居中,为五方的核心;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居周边四方。“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与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的统一趋势,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汉唐大一统与华夏的凝聚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西南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皇帝被称颂为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法令由一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华夏与周边各族的联系与交流。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在实现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空前繁荣的同时,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与发展。秦汉根据边疆各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与政策,成为保障“华夷一统”的有效措施。

   秦汉的统一,特别是两汉400余年的大一统,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与发展。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稳定民族共同体──汉族,并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费孝通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内地与边疆、“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使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完成了由理论到现实的过渡,并得以在大一统政治实践中总结、完善、提高,最终确立下来。经历了两汉的大统一,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一统”观念已经深植于人们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成书于西汉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通史,改变了先秦时期诸侯封建、各有国史、周室与诸侯并列、分国割据的历史叙事,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下迄秦汉,一脉相传,建构起华夏正统谱系,并以此为中心将全国统在一起。《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王朝国家的臣民载入全国性史书中,正是“华夷一统”思想的具体表现,奠定了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观,成为以后历代王朝修史的典范。秦汉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统 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民族错处杂居的局面。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地区,从而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内迁各族纷纷建立政权,在广大北方地区形成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割据的局面。内迁的少数民族主动接受汉文化,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并接受大一统思想,以华夏正统自居,作为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入主汉地的各少数民族往往自称是炎黄等传说中的华夏先王之后,从族源上认同华夏。如大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立国者鲜卑慕容氏则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曾统一北方并欲夺取江东的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北魏建立者鲜卑拓跋氏自称“轩辕之苗裔”,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则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这类攀附虽然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所进行的建构,但也反映了当时多民族杂居交融状态下的一种社会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迁各族对华夏的认同。

   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以汉魏正统自居,重用汉族士人,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促进鲜卑族的汉化,将北方民族的融合与汉化推向更深层次。北魏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孝文帝将国都南迁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明令禁止鲜卑人胡服;推行汉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又令鲜卑人改汉姓,与汉人通婚,加速与汉族的融合。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加快了北魏的汉化进程,基本上完成了南迁鲜卑人与汉人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其他民族的融合。北魏治下的汉族士人以作为魏臣而自豪,盛赞北魏“奄有中华”,尊颂孝文帝为“四三皇而六五帝”。就连南朝士人也不禁由衷感叹北朝的繁荣,“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内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以华夏正统自居;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南北文化差异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大量汉人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族的交融以及汉文化在南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为后来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结束南北朝并立、完成全国统一的隋朝及继起的唐朝,最高统治集团都出自由鲜卑和汉族等交融而成的关陇集团。长期生活在民族大融合的北方,与鲜卑族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这些都决定了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更为包容开放。唐太宗坚持“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怀柔原则,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信任,强调“不必猜忌异类”,“四夷可使如一家”,宣称“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华夷一家”的思想使其受到各族的尊敬与拥戴,“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中原皇帝兼有北方游牧民族“天可汗”称号,“增加了胡汉结合的时代特点”,表明唐王朝“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励精图治与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造就了唐代“四夷宾服”的辉煌盛世。

   秦汉大一统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交融发展;华夏族发展为汉族,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作用进一步强化。此后虽经魏晋南北朝政权分立,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继续发展,内迁各族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学习汉文化,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向心力日渐增强,迎来了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唐王朝的空前统一与繁荣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华夏认同,“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推动了“华夷”共同体的巩固与发展——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交融与华夏认同

   唐末中国再度进入政权分立、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时期。宋削平内地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实现了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的统一,与北方的辽及后继的金、西北的西夏形成并立之势。宋据中原,以华夏文化的承继者自居,尽管因国力较弱而无法实现汉唐大一统之治,但始终坚持大一统理念,强调宋虽与辽金并立,却是“天下”的正统。

与五代、北宋并立的是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契丹源出鲜卑,唐末其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崛起,建契丹国(后称辽)。此后契丹又东灭渤海国、南下中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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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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