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其中对西汉前期的几位皇帝、也包括有皇帝之实的吕后之看法，就非常耐人寻味。
在他的笔下，高祖刘邦混杂着豪爽与粗鄙、英雄与无赖的形象可谓跃然纸上，评语中仅仅就“忠、敬、文”的“三王之道”发了一大通议论，认为汉代兴起，“承敝易变”合乎“得天统”的历史规律，对刘邦本人并未有片言只语的评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极其隐晦地表达了他有所保留的立场。
对吕后、孝惠帝，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其推行“休养生息”国策的历史功绩，“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造就“天下晏然”。（《史记》卷九《吕后本纪》）细加体味，这主要是着眼于评价其“民生”问题改善上的作为，仅仅局限于物质文明的层面。
对孝景帝，司马迁似乎颇有保留，曲折地表达了对晁错汲汲于“削藩”导致“吴楚七国之乱”发生的遗憾之意，认为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做法：“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可我们知道，站在晁错背后的是汉景帝，“削藩”过剧激化矛盾、引起动乱的最大责任，实际上该由汉景帝来承担，这才是司马迁的言外之意。一句“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深意存焉。
至于汉武帝，司马迁的看法就更加微妙了。汉武帝的“折腾”、好大喜功、汲汲进取，司马迁似乎是颇不以为然的，汲黯的“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评论，司马迁应该说是相当认同的。
唯有汉文帝，司马迁才毫无保留地仰慕和推崇：“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向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在司马迁的眼里，汉文帝才是旷古未有之仁君明主，真正做到了“施大德”而使“天下怀安”这一点，值得千秋万代永远怀念和歌颂。
二
公元前180年，主宰西汉王朝大政多年的吕后寿终正寝。她的去世，立即诱发了一场血腥的政局动乱。重臣周勃、陈平联合朱虚侯刘章等部分刘氏宗亲贵族发动政变，杀死吕禄、吕产为首的吕氏亲贵，并连带着结果了由吕氏集团所拥立的少帝以及与吕氏集团有瓜葛的梁王、淮阳王、常山王等人的性命，一举控制了朝廷的权柄，西汉的历史至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政局大动荡余波之所及，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诸吕覆灭后政治重新洗牌的结果，是远离矛盾中心、在偏僻苦寒之地做了近20年代王的刘恒，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最大的赢家。权臣们在皇族中寻找新皇帝的人选，最后是将庶出的刘恒拥立为“天子”，是为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
汉文帝天性“仁孝淳厚”，他在位20余年期间，节俭敦朴，严于律己，知人善任，从善如流，省用民力，平狱缓刑，致力于恢复生产，改善民生，清明吏治，敦厚风俗，终于造就了天下“大治”，为西汉王朝走向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汉文帝他本人也因其高尚的品德与卓越的功业而成为历史上明君的典范，为后人推崇备至，歌颂有加。即所谓“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汉书.叙传》）
汉文帝作为旷代明君，其治国安邦上最大的特色是善于辨析利弊，审时度势，把捏分寸，知所进退，恰到好处，收放自如。一句话，即充满睿智！这种政治上的卓绝睿智，使得他无论是确定施政的宗旨，还是选择施政的重点，抑或运用施政的手段，都能够做到举重若轻，左右逢源，进退裕如，掌握主动。
如果说，军事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那么，更高的国家战略，就是指导治国全局的方略。这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这是起决定性、指导性的；其次，它是面对全局的，具有整体性与根本性的意义的；其三，它是有可操作性的，而不是一种虚应与摆设。
三
汉文帝的政治睿智，首先体现为他对国家治理根本原则的清醒认识与明确坚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是西汉立国伊始即确立的基本国策，汉文帝即位后，对此，是毫不犹豫地加以因循与坚持，并给予更为全面的发展。具体地说，“玄默”无为，既是汉文帝也包括继承者汉景帝统治时期的国家政治最高纲领，也是汉文帝为政的基本风格。《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文帝即位后，“躬修玄默”，《汉书·贾谊传》也说汉文帝“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这均道出了汉文帝将“守静”无为，定位为治国安邦的出发点这个根本特征。这意味着，汉文帝自始至终将黄老之学所倡导的“清静能为天下正”思想原则奉行为国家治理问题上的总纲领，顺应天意民心，“与时迁移，因物变化”，“人君以玄默为神”，不折腾，不妄为，藏富于民，任事由吏，解除抑制生产力自由发挥的种种束缚，提供淋漓尽致释放全社会创造力的广阔平台，从而为西汉王朝经济发展、国防强大、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创造了根本前提，顺利地实现了“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战略目标。
汉文帝的政治睿智，其次，反映为他处理具体棘手政治难题上所施展的高明政治艺术。汉文帝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在中央朝廷本无根基，而周勃、灌婴、陈平诸大臣，皆汉高祖手下重臣，资历老，功勋大，地位尊，人脉广，如何妥善处理君臣关系，积极而稳妥地掌控最高权力，树立自己的崇高权威，是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应该说，汉文帝的应对是非常自然并大获成功的。他在即位之前，对是否进入京师继承大统一事，曾与代王幕下众心腹亲随反复商议，审慎评估，而没有仓促行事，做到了谋定而后动。即位当日，即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将军，统领京师的卫戍部队南北二军，控制京师中枢的大局；同时任命另一位亲信张武为郎中令，主持皇宫的安全保卫事宜，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里所展现的，就是汉文帝政治上的大智慧。
对那些早年即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又在诛灭诸吕集团中功勋卓著的元老级大臣，汉文帝先是论功行赏，加官晋爵，如将太尉周勃晋升为右丞相，灌婴则由大将军升任为太尉，从而取得他们的欢心与支持。同时又悄悄地逐步削减他们手中的实权，任用和提拔一些亲信心腹到关键的岗位上，还引入贾谊、张释之等一批新人担任太中大夫、廷尉等要职，逐渐实现主要官员队伍的新老交替，到时机基本成熟时，在政治上将周勃等人加以边缘化。公元前177年，下诏废除太尉一职，并且让担任丞相的周勃“就国”，即免去周勃的丞相职务，遣送到其封地绛地(今山西曲沃西)“颐养天年”，彻底清除了周勃、灌婴等功臣元勋的政治影响力。
众所周知，汉初诸侯王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乃是西汉王朝立国以来即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汉文帝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也试图对诸侯王的离心趋势进行控制并努力加以解决。但是，在具体的措施推行上，汉文帝却能秉持“善后要稳”的原则，不急于求成，不仓促冒失，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做得高明自然，炉火纯青。他一方面尽可能放低自己的身段，礼敬诸侯王，让其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千方百计稳住他们，如吴王刘濞对他不敬，“诈病不朝”，汉文帝隐忍不发，反而“赐几杖”，以示容让。另一方面，则采纳贾谊“众建诸侯以分其力”的建议，在齐国中又分出城阳、济北两个诸侯国，以削弱齐国的势力；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册立了原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为王，将一个较大的淮南王国分割成三个较小的王国，这显然是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高明举措。
事缓则圆，不同于后来的汉景帝采纳晁错之策急于“削藩”的冒进，汉文帝的做法有利于政局由分权到集权的平稳过渡，是政治大智慧的体现，如果能假以时日，就不至于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式的动荡。
明末王夫之对汉文帝的政治艺术推崇备至，认为这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高招：“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阅三年而吴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则其长于文帝也十有三年。当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几老矣。诈病不觐，反形已著，贾谊、晁错日画策而忧之。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箠以收之……若文帝者，可与知时矣。”（《读通鉴论》卷一）
对内政治运作能做到把捏分寸，恰到好处，对外战略实施上，汉文帝同样做到了审时度势，收放自如。汉匈矛盾与冲突是西汉王朝所长期面临的外部挑战。汉文帝能清醒地评估双方的战略优劣态势，正确地认识到反击匈奴的战略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在位期间，一如既往地继承自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基本国策，毫不动摇地推行“和亲”以安胡越的措施，重申“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汉书》卷四，《文帝纪》）的原则，坚持不主动启衅的防御战略。但同时积极加强军事力量，并多次部署大军对匈奴的进犯予以坚决的回击，使匈奴的入塞侵扰行动屡遭挫败，得不偿失。巩固了西汉王朝的国防，维系了中原农耕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另外，像为南越王赵佗缮修其先人坟墓、委任专司管理与祭祀，并派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去帝号，称臣归顺，遣使入朝，上兵伐谋，兵不血刃，实现了使南越国重入大汉版图的战略目标，造就新的“大一统”格局，同样是汉文帝战略运作进入炉火纯青境界的显著标志。
四
汉文帝政治上的睿智，其三，反映为他真正深谙“为君之道”，懂得老子所说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第三十九章）的不易之理，明白儒家祖师爷孔夫子的弟子有若所讲的治国之道的精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处处以律己节俭为先，以改善民生为务。
他一方面是“归农著本”，提倡关注本业，发展经济，做大做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另一方面，是“让利于民”，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让民众拥有基本的生存条件。汉文帝时代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巨，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公元前178年、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将租率由十五税一蠲减为三十税一，三十税一，遂成为了汉代的定制。公元前167年还一度宣布全部免去田租，这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举措了。也是在汉文帝时代，当时的算赋——也即人头税，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锐减为四十钱。另外徭役的征发也有明显的减轻，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
所有这些举措，都让普通民众直接受惠，属于典型的“藏富于民”“为富安天下”的努力，它实施的结果是正常的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粮价的低廉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机器运转的正常与良好，据桓谭《新论》追叙，当时的谷价便宜到每石数十钱（《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而《史记·律书》更记载，每石“粟”的价格居然有贱“至十余钱”的状况。
与厚待民众相对应的，是汉文帝对自己生活享受上的节制自律，从其种意义上讲，他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了。《道德经》有云：“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作为遵行“黄老之道”的汉文帝，对民众做到了厚待关爱，是谓“慈”；在大政处理上，不折腾、不急于求成，稳妥沉着，以静制动，是谓“不敢为天下先”；在个人生活上，敦朴节俭，是谓“俭”。老子所推许的“三宝”，汉文帝都做到了，作为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这是难能可贵的。
史籍中有不少关于汉文帝节俭故事的记载。这些故事表明，汉文帝的“薄奉节俭”，不是虚有其表的作秀，而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力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想建个“露台”，一看预算下来需要开销“百金”，立即中止计划，“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有人进献千里马，辞谢不受，并进而下诏，遍告天下自己不受献的立场：“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
汉文帝不仅管住自己，同样，他也基本上管好了身边的人，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帐不文绣”，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他不仅生前约俭，甚至预先安排后事时一再强调丧事节办，厉行“薄葬”，严防浪费，避免扰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同上）当然，他任意赏赐铜山于近佞宠臣邓通之类记载的传世，说明汉文帝的“节俭”与“御下”也并非尽善尽美，但这毕竟是瑕不掩瑜而已。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汉文帝的政治大智慧，就是懂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的统治要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引领了时代的风气，移风易俗，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风尚趋于简朴敦厚：“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
汉文帝政治上的睿智，其四，也体现为他胸襟宽阔，拥有博大的包容心，能够虚心纳谏，听取臣下的合理意见与建议，闻过则改，集思广益。
居于统治最顶端的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尚书·洪范》）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文过饰非，独断专行，信谗拒谏，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汉文帝之所以为后人所肯定和颂扬，就在于在他的身上几乎看不到通常帝皇所容易犯的这些毛病，恰恰相反，他的宽容、他的包涵，他的大度，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的佳话，脍炙人口，彪炳史册。
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他就下诏让臣下进谏：“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卷四《文帝纪》）在他的鼓励下，当时贾山、贾谊、晁错、张释之等人，纷纷上书条陈意见，有的甚至犯颜直谏，汉文帝大都能虚心采纳。并明确表示，上书者话说得最激烈尖锐，也绝对不算是“狂悖”，“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固在于此。”（《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汉文帝在政治上的确始终保持了极其清醒的头脑，他明白，许多事坏就坏在做皇帝的以明主自居，自以为天纵英明，把臣下的正确意见视为狂言，听不进劝告。有了这样的气度与襟怀，汉文帝才能够做到开诚布公，从善如流。
如果说下诏征求意见还多少有一些虚应故事、摆显姿态的成份，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他的大度、他的豁达，他的包容，可是实实在在让人仰慕不已了。到周亚夫统领的细柳营劳军慰问，车驾居然让门岗拦了下来，通报是天子驾到，也不奏效，被告知：“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好不容易进了军营，车驾又被“限速”，很扫面子。等到见了周亚夫，人家以甲胄在身为由，来一个不跪不拜，还美其名曰：“请以军礼见”。话固然不错，《司马法》也倡导“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但真的顶真起来，肯定是让人感到没面子，不舒服。可汉文帝不但不以为忤，反而充分肯定和表扬了周亚夫的做法，称道周亚夫为“真将军”。（《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这种胸襟，又有何人能及。
而汉文帝对张释之的任用与尊重，则更是心胸广阔的典范。张释之由普通官吏而火箭式拔擢到“廷尉”的高官岗位，可谓是沐浴了汉文帝的“皇恩浩荡”，换言之，汉文帝对张释之的知遇之恩天高地厚，无与伦比。但是，凡是涉及法制上的重大根本性问题，张释之总是能坚持原则，从不受汉文帝个人的喜怒好恶之影响。他处置渭桥惊扰汉文帝车驾案、审判高帝庙玉环盗窃案，其判决结果，一开始都难以让汉文帝感到满意，甚至受到汉文帝的斥责。细加考察，张释之对两案的处置是公允的，曲在汉文帝身上，他有些意气用事了。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张释之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正确做法，而是坚定地申明：“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史记》卷一百零二《张释之冯唐列传》）明确地表示“不以天子喜怒易其平。”而汉文帝也同样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在冷静下来后认同并接受了张释之的处理方案。这才保证了张释之的坚持努力收到应有的效果。很显然，“能用释之，文帝之功”，汉文帝虽然有个性，但在大方向上，却是始终保持理性的。约束自我，尊重法纪，毫无疑问是其拥有政治睿哲的又一个形象写照。
其他像废除肉刑、除诽谤之罪、废祕祝之官等举措，也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德政”和理性行政的事例，同样见证了汉文帝虚怀若谷，能听取臣下乃至草民建议的政治睿智。
《晋书·段灼传》载曰：“昔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王夫之称道：“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读读鉴论》卷一）唐代高适《古歌行》诗云：“君不见，汉家三叶从代至，高皇旧臣多富贵，天子垂衣方晏如，庙堂拱手无余议。苍生偃卧休征战，露台百金以为费。田舍老翁不出门，洛阳少年莫论事。”由此可见，对汉文帝的煌煌功业，后人是钦仰不已、推崇备至的。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辉煌画图的深处，闪耀的正是那汉文帝非凡的睿哲之光，而在今天，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体会和借鉴汉文帝的政治大智慧，其实要比简单地梳理与描述汉文帝的事迹，来得更加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