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涛:新发展格局的三重逻辑、支撑基础与构建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22-08-18 09: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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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涛  

   摘要:新发展格局战略导向的确立,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上,经济循环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具体到不同国家,在利用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组合侧重上也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历史路径;在全球价值链缩短,数字技术重塑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的当下,适应制度-技术的发展趋势,结合“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合理调整内、外循环的侧重,是面向中高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抉择。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内、外循环的侧重变化,与发展目标、产业基础和相对禀赋结构密切相关,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两个补偿主要通过“内”还是“外”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在促进生产力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国民实际收入水平。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用好、用活市场资源,打造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尤其是抓住数字经济这一关键点,抓产业、抓创新,促进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两个补偿;数字经济;资本循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同时明确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遵循原则之一。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到目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发展战略方向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路径与具体政策,也需要建立在对这三重逻辑把握的基础上。

  

  

   一、经济循环的理论逻辑

  

  

   经济循环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从魁奈的经济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矩阵和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通过适当的范畴和视角,把握复杂经济体系如何持续,及其持续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相互依赖关系等问题,从而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在众多关于经济循环的理论中,马克思从个别资本的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循环的微观和宏观规律。从微观即个别资本角度看,产业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中,资本形态会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之间变换,其顺利实现的条件是空间并存、时间继起,资本循环不仅“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而且“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而要达到空间并存、时间继起,则意味着资本形态转换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地实现卖和买。从宏观即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过程看,循环持续进行的关键在于“两个补偿”的顺利实现:一方面,所有资本能够实现实物补偿,即全部商品在使用价值方面达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所有资本能够实现价值补偿。两个补偿的核心问题在于两大部类内部和两大部类之间能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马克思严格区分了这两种循环运动的差别:第一,社会资本的运动是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由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只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第二,与单个资本循环不考察生活消费不同的是,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必须同时考察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第三,单个资本运动同样具有社会性,折射出社会生产普遍联系的特征,因为“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循环规律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国际贸易,仅只是讨论了产业资本。在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从最简单的基本形式出发,逐步放大分析范围到更复杂和更接近现实的形式,是马克思独特的分析方法。这并不影响对规律本质的揭示,也不影响理论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反而能更好地考察资本运动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变化。但这同时意味着,对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的原有论述。与《资本论》论述不同的是:第一,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货物和服务均存在密切的联系,作为资本不同形态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来源和运动过程中均有可能涉及他国,如一国同时兼有 FDI和 OFDI,商业资本来源于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剩余价值;第二,在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下,一国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补偿”不仅必然与其他国家产生关联,而且两个补偿所对应的市场完全可以不重叠,如原材料、设备的物质补偿是一个国家,但制成品或服务的销售是另一个国家。从社会总产品这一考察社会资本运动的出发点看,在现代分工与贸易秩序下,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往往同时包含了国内和国外的双重运动轨迹,其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往往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综合结果。

   现代经济活动中资本运动的这种变化,造成了判断内循环、外循环差别乃至利弊的困难。在斯密、李嘉图等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区分国外循环、国内循环是不必要且无意义的;但在李斯特等的国家经济学中,两个补偿过程中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差别,却对一国经济利益乃至经济安全有着巨大的影响。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过程可以同时兼具国内外两个市场,但剩余价值的分配却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主体。同样是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实现两个补偿,但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效果;掌握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的分包者和利用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承包方,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从单个产业资本运动,以及社会总资本运动所必需的条件看,马克思的“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与“两个补偿”的判断仍然成立,但具体到不同国家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组合与侧重,则涉及国家在长期和短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对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正是由于存在国家利益的差别,经济循环过程中内与外的组合和侧重,就绝不仅仅是市场“无形之手”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意图。在跨国界的经济循环过程中,对生产活动的掌控总是决定性的,因为“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自工业革命以来,通过具有报酬递增、技术外溢效应强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是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水力机械和蒸汽时代的英国,还是电气化和摩托化时代的美国,乃至“雁阵”模式中的东亚诸国和地区,抓住所处时代的先进产业活动,始终是这些国家成功攀升的扶梯与增长的引擎。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获取生产活动收益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国可以不需要通过有形的设备投入捕获产业利益,但可以通过金融资本、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控制产业活动的布局和利益分配。这对后发国家在更为复杂和紧密的国际经济活动中把握国内循环与国外循环的侧重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形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从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出发,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总资本运动都难以完全通过本国市场来完成两个补偿,但在借助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补偿时,能否借此不断强化国内市场在两个补偿中的能力,能否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提升国内市场规模,如收入水平提高和国内产业链拓展,则成为判断循环绩效的重要依据。

   尽管同样需要通过先进的产业体系来实现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及其在“两个补偿”的目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动力和目的服从于资本逻辑,无论这种循环是以满足内需为主还是以满足外需为主,无论这种循环是产业资本的循环还是虚拟资本的空转,无论这种循环是创造国外就业还是国内就业,对资本而言都没有本质差异,只要能缓解资本积累的矛盾,满足资本增殖的诉求,循环就达到了其目的。与之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以少数人的利润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对使用价值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的根本动力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循环的落脚点也是完全不同的。”资本支配从而以利润导向的经济循环和社会支配从而以人民需要导向的经济循环,虽然同样都要服从于经济循环的基本规律,但在“两个补偿”的目的上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在不变资本的补偿上,不仅要能够获得自主性,摆脱依附性,而且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承担应有的责任;在可变资本的补偿上,则以扩大可支配收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可变资本的补偿不能使劳动者承担过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应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导向。

  

  

   二、历史逻辑: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对变化

  

  

   虽然经济循环有其内在的普遍规律,但具体到不同起点、不同禀赋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经济循环中的内外侧重组合的政策选择和发展历程也必然存在差异,由此也形成了不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同历史路径。历史地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加入 WTO,从国际大循环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组合与侧重变化,不仅受特定时期的国际国内约束条件影响,而且与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密切相关。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国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基本上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外循环为辅助。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对规模,即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之比在1955年至 1978年间平均值仅为 7.65%。从具体表现上看,在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起步时期,资本、设备和技术主要通过外部市场获得,即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然后通过货物贸易的方式进行偿还。但无论其初期来源如何,一旦投入形成产能之后,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实现和实物补偿则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156项”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造纸、航空、电子、航天、船舶等 14个行业。除医药、造纸业属于轻工业外,其余的 12个行业均属于重工业。“一五”时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 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比 11.2%。实际投资中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比例为 6.5∶1,重工业与轻工业加农业之和的投资比例为 2.9∶1,是典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化模式的反映。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过程看,这一时期内循环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因为在两大部类不变资本的两个补偿上,工业体系内重化工、国防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存在互为需求,易于实现第一部类的内部交换以及对第二部类不变资本的补偿。第二部类整体占比较少,但需要满足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可变资本的补偿,在低成本工业化导向下,通过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如工农业“剪刀差”、城乡差别和户籍制度、实物分配和计划工资等方式,这种补偿也可以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不仅受当时的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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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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