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使劳动者尤其是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摆脱“过劳贫困”状态，业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采用CFPS数据，从技能结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对“过劳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降低劳动者陷入“过劳贫困”的概率。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劳动者的就业技能结构和促进行业技能结构升级，来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进而破解“过劳贫困”的难题，且这一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男性群体以及受雇者中更显著。文章为保障劳动者权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作者：郑小碧，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1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3期

研究背景

如何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岗位和就业模式，提高了劳动力就业率。机器人的应用产生岗位转换效应，使劳动者更倾向于选择非繁重和非常规岗位，倒逼行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作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抓手，深刻改变产业发展模式，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然而，数字经济在深入渗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可能衍生过度劳动和相对贫困的问题，即劳动者尤其是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多种平台就业，承受了繁重的劳动负荷，但长期处于低收入且过度劳动的状态中，这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等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传统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标准周工作时间为44小时，但实际数据远超于此，且流动人口周均工作时长远超同期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水平和法律规定的标准工时。这一状况在平台型多元就业模式下更为严重。当前有关政策特别关注数字经济时代的“过劳贫困”问题，但现实依旧不容乐观，劳动者极易陷入“低收入—过度劳动—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

鉴于上述背景，学术界开始关注数字经济在“过劳”和贫困治理领域的作用，重点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配置及收入的影响。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数字经济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模糊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延长了工作时间，使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承受更加繁重的工作负担，甚至陷入过度劳动与低收入、亚健康、生活质量差等并存的困境。二是过度劳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大能够显著缓解中国家庭和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可获得性、缓解信息不对称、提供就业机会，来改善居民的贫困状况。然而，也有少数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并不能改变极端贫困者的生活状况，反而会加剧空间的不平等。

综上，现有研究已关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过度劳动和贫困陷阱问题，但鲜有文献将两者纳入同一框架来探究劳动者在数字时代面临的“过劳贫困”及福利水平的变动。本文从技能结构的视角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过劳贫困”的综合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从而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使劳动者跳出“低收入—过度劳动—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以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过劳贫困”的理论机制

效率工资理论表明，给予劳动者高于市场水平的薪酬就会使其因担心丢失工作而更加努力，不断增加工作时间。上述过程会使劳动者处于“过劳”的状态。更严酷的现实是，在很多低薪酬岗位也存在“过劳”现象，而且劳动者极易陷入“低收入—过度劳动—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多元的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不断向传统三大产业渗透，促使市场资源配置更加公开、透明，优化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岗位匹配效率及企业生产效率，这也为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增加收入提供了积极动力。二是数字化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发展，创造了许多新兴职业。劳动者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固定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可以凭借发达的互联网实现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拥有了更多可自由分配的时间。可以说，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明显提高了劳动者工资水平，增强了收入的分配和增长效应，缩小了收入差距。三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的就业质量，促进在劳动力市场中形成完善的就业保障机制，如数字经济通过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极大改善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提高了工作城市的宜居性，促使劳动者在工作之余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有效缓解其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因此，从理论上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纾解“过劳贫困”难题。

然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过劳贫困”是通过何种中间机制实现的？首先，从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来看，劳动力市场由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组成，一级市场具有更高的工资和更稳定的就业环境。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法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只能驻留在依靠体力劳动的二级市场。同时，劳动力市场对低技能劳动者存在固有歧视，导致大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只能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陷入“低收入—过度劳动—持续贫困”恶性循环。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破了劳动者从二级市场流向一级市场的壁垒，促进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升级，对低技能劳动者充分就业具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线上平台的兴起使低技能劳动者能够获取更加透明的信息，通过完善的培训体系学习到更契合数字时代的岗位技能，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进而降低其从二级市场进入一级市场的难度。另外，机器人等数字化设备的使用和数字技术的渗透，使很多岗位不再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低技能劳动者的过度劳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增加市场对中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促使劳动者更加关注长远发展。在收入达到合理预期后，中高技能劳动者会更主动地增加闲暇时间，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也能够有效减少中高技能劳动者的过度劳动。

其次，从行业技能结构来看，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会增加低通用性和非专用性的劳动者转换岗位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处于体力密集型行业的低技能劳动者冲击更大。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平台的兴起不断缩小低技能劳动者和中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差距，推动低技能劳动者通过接受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进入技能密集型行业，促进行业技能结构的升级。当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者进入技能密集型行业时，劳动力市场中体力劳动者的供给减少，收入增加，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缩小，由此投入过度劳动的内在激励也得以降低。

研究设计与研究结论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主要做法，分别考察轻度“过劳”和重度“过劳”、轻度“过劳贫困”和重度“过劳贫困”的情况。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6—2020年城镇工作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长数据，取年度平均值46.53小时作为衡量轻度“过劳”的标准；将每周平均工作时长50.43小时作为衡量重度“过劳”的标准。超过上述两个标准，即存在“过劳”问题，并赋值为1，否则为0。将样本数据测算得到的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相对贫困的标准，若劳动者处于轻度“过劳”且相对贫困的状态，则视为轻度“过劳贫困”；若劳动者处于重度“过劳”且相对贫困状态，则视为重度“过劳贫困”。达到“过劳贫困”的标准，即赋值为1，否则为0。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运用Probit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过劳贫困”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减轻了其过度劳动的程度。数字经济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劳动者陷入轻度“过劳贫困”和重度“过劳贫困”的概率分别下降7.9%和8.1%。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年龄、性别和户籍状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劳动者年龄的不断增大，其更易陷入过度劳动和相对贫困的双重困境，且男性和农村劳动力陷入这一困境的概率更大。劳动者对当前生活满意度越低，生活和就业的压力就越大，用于工作的时间就越长，也越容易陷入“低收入—过度劳动—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

本文使用两个工具变量尽可能地解决由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相关研究，本文选用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为了使工具变量可以随时间而动态变化，将各地级市到沿海港口的距离与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对数的交互项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城市距离沿海港口越近，资源禀赋越高，配套产业结构越完善，越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更直观地反映了数字化转型程度，且对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过劳贫困”现象的直接影响较小，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同时，选用地形起伏度与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对数的交互项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城市的地形越平坦，越有利于数字产业的大规模集聚发展，从而产生数字技术的外溢效应，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地形起伏度对纾解“过劳贫困”难题不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满足工具变量选取条件。本文采用IV-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后，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两个工具变量的AR和Wald的P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排除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这表明本文基准计量检验比较稳健。此外，本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替换当年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进行基准回归，表明滞后一期数字经济的发展仍有利于破解“过劳贫困”难题。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同时本文使用Logit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数字经济依旧能有效纾解“过劳贫困”难题。降低极端值干扰，对连续变量进行1%的两侧缩尾处理，采用Probit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显示，固定效应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

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纾解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劳动者的“过劳贫困”难题，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远大于东部地区。从性别异质性来看，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观念的影响，男性往往将更多时间用于工作，陷入“过劳贫困”的概率更高。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帮助男性劳动者破解“过劳贫困”难题；女性劳动者特别是已婚女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家庭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不利，数字经济发展虽然促进了女性劳动者充分就业，但对其劳动权益的保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数字经济能够有效降低受雇者陷入“过劳贫困”的概率，但对自雇者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自雇者能够更加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更有机会通过学习数字化技术来提升专业技能和收入水平，因而陷入“过劳贫困”的可能性较小。

本文的机制检验模型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具体表现为：提升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比重，促使低技能劳动者积极转变为中高技能劳动者，使其拥有更多的“议价能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者陷入“过劳贫困”的概率，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与劳动时间相匹配的薪酬收入，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因此，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更重视对劳动者技能结构的优化。

此外，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优化行业技能结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行业技能结构和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且后者的绝对值小于基准回归中系数的绝对值。这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行业技能结构的升级来纾解“过劳贫困”难题，数字经济与行业技能结构升级的叠加效应能够避免劳动者陷入“低收入—过度劳动—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

本文的拓展性研究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结论。首先，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低技能劳动者的福利水平，显著提升了高技能劳动者的福利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从而扩大低技能劳动者和中高技能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差异；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会进一步增加市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且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冲击更大。这意味着，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更加重视和加强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福利保障。

其次，研究表明，无论劳动者拥有何种技能，只要处于“过劳贫困”状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福利水平都会有所降低，且中等技能劳动者的福利水平下降幅度最大。这可能是因为中等技能的劳动者面临的压力最大，可替代性强，最有可能从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向二级劳动力市场。

政策建议

第一，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过劳贫困”现象。政府应结合不同行业的特征，特别是针对长期处于“过劳贫困”状态的行业，建立合理的加班工资制度并进行重点监控，制定差异化的工作时长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企业应当积极引入数字技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定期筹划和安排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健全劳动者心理疏导体系，缓解其对未来工作不确定性的焦虑，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第二，建立和完善劳动者数字岗位职业技能再培训机制。政府应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打造并完善数字技能培训平台，提高不同技能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的能力。中低技能劳动者应改变固有的职业观念，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提高受教育水平和专业素养，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高技能劳动者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服务管理平台，实现错位发展。

第三，加强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女性劳动者、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过劳贫困”状态，规范劳动力市场用工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同时借助数字平台等渠道宣传平等就业观念，建立公开透明的职业信息共享渠道，打破雇佣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信息壁垒；另一方面，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改变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基于就业岗位的需求给予应聘者平等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同时要加快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净化劳动力市场的求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