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1 次 更新时间:2022-08-17 12: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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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悠远博大的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大不一样,它是由外部冲突触发的,但又不同于过去的蛮族入侵,而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的较量;它也因内部的腐败而式微,但却不能用惯常的改朝换代来复兴。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环伺,众敌觊觎,巍巍中华不仅有亡国灭种之虞,而且面临文明涂炭、薪火断绝的厄难。

  

一 西方看待中国的两付面孔[1]

  

   当西方人以利炮坚船猛烈冲击中国的大门时,何曾思量,他们曾经受惠于这一古老文明,他们曾经是这一文明的仰慕者。周宁博士在他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全景式地扫描了西方人几个世纪来对中国的认知,他指出从13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极尽赞美,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2]在这五百年间(1250-1750),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从物质到制度到观念,从大汗的大陆、大中华的帝国,到孔夫子的中国,不断丰满深入,成为西方期待的理想国度。

   13世纪蒙古人的铁蹄横扫欧亚,打通了东西方,一些西方人来到中国,将中国的见闻传递回西方,引起轰动,大汗的大陆跃然纸上。当时影响颇巨的三部游记-《马可·波罗游纪》、《曼德维尔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从不同侧面介绍了中国。中国人最熟悉的可能是马可·波罗,他写到:“这本书里我们要讲的是当朝大汗-忽必烈汗的所有伟大成就,‘汗’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王中之王’,这个称号加在他的名字后面当之无愧。迄今为止,他所拥有的臣民之多、疆域之广、财富之巨,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君主;没有人能享有像他的臣民对他那样的绝对服从。”他对当时的杭州还作了这样的描述:“雄伟壮丽的行在(即杭州)市,这个名字是‘天城’的意思。因为,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3]《曼德维尔游记》对西方人的影响最大,按周宁的意见曼德维尔只是位“座椅上的旅行家”,他的材料来源于其他书籍或游记,他也赞叹“大汗的大陆”物产丰富、城市繁荣,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大汗奢华的宫廷生活[4]。《鄂多立克东游录》是那个时代最“实事求是”的东方游记,鄂多立克亲历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滨海内地,他认为广州“比威尼斯大三倍”,而杭州更是“天堂之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到了北京,他看到的是“全世界最美的宫殿”[5]。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时间跨越了三百年,西方的中国热持续发酵,1585年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正是中国明朝的中后期,作者向西方人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制度之门,他写到:“这个强大的王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统治最为完善的国家”,它实行内阁制,由德高望重的官员集体决定政务大事;官员通过考试铨选产生,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进入社会上层;它在全国兴办学校,奖励教育,培养人才;它热爱和平,庞大的军队只为抵御外敌来犯,而不是侵略他人……[6]。约瑟夫·斯卡利杰在看了《大中华帝国志》后,发表感言:“这一令人赞叹不已的帝国……它谴责我们的行为。从他们的天平上来衡量,我们这些法国人仅为一弹丸小王国,我们之间不能相互谅解,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在他们那里则生活得国泰民安,其法制如此有度以至于使基督徒感到羞耻。”[7]与此同时,平托告诉他的欧洲同胞:“21年间,我历经千辛万苦,到过亚洲最辉煌的地方,在这些国家,我看到了在欧洲并不常见的美德。……上天厚爱这片土地,这儿气候宜人,政通人和,国富民强。对正义和公正的崇尚与政府的得力统治使其为全世界所仰慕。每次想到中国的种种奇观,我就惊讶于上帝如此厚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8]比《大中华帝国制》晚出30年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也许更加翔实,作者以其几十年的中国经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多含褒意,他指出:“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9]但他同时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陋习作了记载。这一时期西方介绍中国的著作还有多种[10],总之,此时的西方人已经陶醉于物华天宝、政通人和的中国向往中。

   除了对中国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赞美之外,西方学者还把人们带进“孔夫子的中国”,从思想观念方面来体认这一伟大文明。1687年,柏应理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巴黎付梓,书中收录了一篇“孔子小传”和《论语》、《大学》、《中庸》的一些篇章,此书风靡一时,让西方人领略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柏应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孔夫子的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理性原则、道德秩序,成就了一种明智、宽容、深厚、淳朴的文化传统[11]。此时的西方人已经恢复了自信,身为欧洲思想界的翘楚,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写到:“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通过一种奇特的命运安排,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今天仿佛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或许是天意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在地球上又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逐渐把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引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12]开始规划两个文明的携手以推进世界的进步了。莱布尼茨继续写到:“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面积同欧洲相比大致相同,而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然而,过去有谁相信,地球上还有这样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更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对那些中国人比较熟悉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同他们相比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还超过他们,那么,在实践哲学领域,即在生活与人类日常习俗方面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们肯定是相差太远了……他们在其庞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成效比宗教团体的创始人在其小范围内所取得的要大得多。”[13]这个评价,就当时而言,是中肯的,而且深入于中国的传统政治中。莱布尼茨的高足沃尔夫甚至说:“在统治艺术上,从古至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14]

   辗转至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崇拜,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那里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伏尔泰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15]狄德罗在他编著的《百科全书》中说:“人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优于亚洲其他民族,因为他们历史悠久,精神高尚,艺术精湛,才智出众,政治清明,还具有哲学素养。在以上各方面,根据某些人的看法,他们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相媲美。”启蒙学派的另一健将霍尔巴赫写到:“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在中国,法律充满圣智,甚至曾经征服中国的野蛮满洲人亦为所屈服。”[16]魁奈既是启蒙学者,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而对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17]托克维尔总结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启蒙哲学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著作中赞美过中国……他们将中国政治当作举世楷模的最完美的政体。”[18]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似乎成了西方“中国形象”的最后一抹霞光[19],自此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急转直下,其转折点在周宁看来是在1750年前后,标志是启蒙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在1748年的出版,以及同年出版的英国人乔治·安森的《环球旅行记》;而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则可以视作这种转变的完成。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多次谈及中国,有褒有贬,但贬多褒少,且多有自相抵牾之处,然而他却敢下这样的断语:“从各方面看,中国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武断地把它归咎于亚洲的地理环境[20]决定:“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21]乔治·安森在《环球旅行记》中的描述更是充满恶意,他的舰队闯入珠江口,官方拒绝他入港,在他满含怨恨的笔下,中国人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22]。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似乎坐实了这一切,马戛尔尼就是那个不肯向乾隆下跪的英国人,他满怀使命而来,但却无功而返,他在他的访华日记中写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150年间[23]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上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24]马戛尔尼的观察算不上深刻,但还算冷静理智。他的使团的另一成员-使团总管约翰·巴罗则表现得肆无忌惮:“中国人一方面讲究严格的道德与礼节,另一方面又处处是腐败邪恶,文人的智慧美德变成了无知与丑恶,他们空谈中国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但在中国却饥荒遍野;他们吹嘘自己在艺术与科学方面曾经多么先进,但事实上没有外国人指教他们连大炮都打不响,连日食都算不出来。……他们两千年前就达到今天这种文明水平,那时候欧洲还蛮荒未开,但此后他们在各个方面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许多退化。如今,与欧洲相比较,他们的伟大只表现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上,而在一切伟大的事业中,他们又表现得无足轻重。”[25]这个使团的成员的日记、游记、著述,在西方迅速走红,使中华帝国声誉扫地,彻底扭转了西方的中国形象[26]。

   马戛尔尼的中国亲历是很有冲击力的,他认为过去150年中国没有改善,没有前进,陷于停顿,正在堕落为野蛮人,他这样写到:“尽管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有关他们的信息中我们已经估计到他们是什么样子,但还是无法想象亲眼目睹的衰退,我们必须把他们当作野蛮人。……他们是不应该同欧洲民族一样对待的民族……”[27]孔多塞关在书斋中的写作,好像也在呼应马戛尔尼:“我们就必须暂时把目光转到中国,转到那个民族,他们在科学、艺术方面曾经领先于其他民族,然而又眼看着自己最终被别的民族一一超过;火炮的发明未能避免这个民族被蛮族征服,……在那里,甚至连印刷术的发明,也全然无助于人类精神的进步。”[28]关于中国停滞的报告,还可以见诸多端,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29]伏尔泰尽管对中国多有好感,他也要发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30]?当然还有很不友好的,德·昆西说:“亚洲文物、制度、历史与信仰方式等的古旧给人们印象如此深刻,对我来说,种族与历史无限的悠久将淹没任何个人的青春,一个中国青年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出土文物。”[31]爱默生近于歇斯底里地说:“中国帝国享有的纯粹是木乃伊的声名,将世界上最丑陋的特征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三四千年之久。”“这个天朝帝国-吊死这天朝帝国!我恨北京。我不会去喝黄海的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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