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市场主体行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22-07-30 21: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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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  

  


   摘要:市场空间不是无差异的“空盒子”,而是多样化市场主体共存的生态系统。市场主体也不是同质性的“微粒子”,而是具有一定行为模式的市场主体的组织结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标志是形成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动机逻辑和价值倾向的企业行为模式。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包容性空间,促进形成各类企业竞相繁荣的多样性世界,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社会化基础。公平竞争不仅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组织制度要求,而且是最重要的企业行为模式和行为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要就是应对企业异质性现象。企业的亲社会性行为模式,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现代化特质之一。企业的亲社会发展趋向,深刻体现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市场的开放,包括对世界市场的开放,永远是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并实现社会更大进步的必要条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企业行为模式;公平竞争;亲社会性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提出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40多年,成效显著,世界瞩目,但时至今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仍然任务艰巨,有待时日。市场空间不是无差异的“空盒子”,而是多样化市场主体共存的生态系统。市场主体也不是同质性的“微粒子”,而是具有一定行为模式的市场主体的组织结构。因此,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除了健全交易制度和畅通流转设施,即优化市场运行系统秩序本身外,更为关键的是系统提升市场主体的素质,形成更为合理的企业行为模式和行为秩序。从更深意义上说,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实质上是要实现市场主体的组织形态和组织行为模式高效化。

   一、全国统一大市场中企业的行为模式及秩序呈现

   作为大国经济的典型特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标志是,形成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动机逻辑和价值倾向的企业行为模式。所谓“企业行为模式”,是指群体性的企业行为倾向在市场运行中的系列表现。企业行为模式表现为一定的行为目标动机和行为系列结构,受制于企业个体的经济性质,并体现为各类企业的行为模式特征和行为秩序,即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特征的群体性企业行为。换句话说,群体性的企业行为如果具有确定性、一致性、连续性,就成为企业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系列结构,这会从经济主体的根本性质上和“习惯性本能”上决定市场体系的整体行为秩序。其行为模式和行为系列结构不仅是经济理性的行为逻辑,而且深刻受制于社会文化和制度特质。

   “市场”是个想象的抽象概念,只可意会,不可观形,虽可以举例,却难以界定。按最初的理解,“市场”就是物品交换的场所。举例可见其形,如“自由市场”“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早市”“夜市”等,但如果要定义市场的完整概念,这些就不能体现“全国统一大市场”概念的确切含义了。其实,市场的实在性,不在于“市”,更不必有“场”。市场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和关联,而市场经济活动的真实性,最主要体现为其行为主体的存在,即如亚当·斯密所说的被绝大多数人在想象市场经济时所接受的“经济人”存在。它既包括作为自然人的真实“个人”,也包括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或者也称为“厂商”。而当经济学讨论“经济人”时,又主要以“企业”代表之。所以,研究市场经济,首先须理解企业的性质是什么。只有理解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行为模式及其秩序特征,才能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性质。

   经济学均接受假定:企业是市场中的行为主角,而且可以有其显著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秩序,即具有组织性的主体行为。那么,为什么只要假定人性的“自利”和“交换”本能,并假定由价格信号进行调节的“市场”机制,就会合乎逻辑地产生“企业”这种经济组织形态和形成其行为模式呢?即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存在的缘由是什么呢?早在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就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回答了这一问题。该文提出,企业的作用是替代价格机制,即用科层组织的命令体系,替代市场交换的价格调节方式。后来,奥利弗·威廉姆森进一步指出,企业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效应,企业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可以视为效率选择。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所说的,企业形态的组织“是在价格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利益的手段”。简单说就是:市场以追求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为原则,在企业的组织行为与价格调节机制间进行选择,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更有效方式。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在企业运行的交易成本低于自由价格机制的场合,就可以用企业内部的组织指令方式来替代价格信号的自由交易调节方式。

   按照这样的理解,企业就是市场运行的一种组织工具。这种“工具论”,同假定市场经济行为具有工具理性特质十分吻合。企业不仅被想象为市场运行的工具,而且是具有自利行为取向(实现盈利目的)的自然人的营利性行为工具。其基本逻辑是:既然认定人有自私自利的天理“人性”,那么,作为其获利工具或集体组织形态(组织工具)的企业,也必然具有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

   目标或取向。这样,企业也具有了在市场经济中的“本位”性,既有自我利益,要求自主决策,自由经营,也承担自负盈亏的权利和义务。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不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性,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

   不过,将企业假定或设想为“本位”性的利益主体,会有一个问题:企业是谁?由于企业是集体性组织,并没有对利益和损失产生自我感觉和表达意志,即企业自身不会因获利而愉快,也不会因受损而痛苦,所以,企业不过是虚拟的利益主体,而企业的所有者(自然人)才是会喜会悲的真实利益主体。

   那么,企业所有者投资和拥有企业是为了什么?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所有者的行为目标主要不是生产自用的有用之物,而是创造和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而且归之为货币形态,或其他符号性资产。这样,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手段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颠倒:生产的效用目的(创造使用价值),变成了创造和获取经济价值的手段,而经济价值(获得交换价值)反而从手段变成了进行生产活动的目的。这样,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的,并归之于资本。因此,可以占有利润的资本就成为市场的真正主角,而企业成为资本的工具,企业的所有者就成为资本的代理人(资本家),这样,资本增殖就成为市场经济的生产活动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样的市场经济是“异化”的,因为,人自身成为被资本所统治的“现代奴隶”。按此逻辑,这是一个物统治人的社会。

   这样,由于企业是资本的工具,任凭资本驾驭,企业不仅成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工具,而且可以作为资本在市场交易中的标的物,任由资本进行买卖。企业的“独立意志”完全服从资本的意志。企业不是真正实在的利益主体,而只是虚拟的利益代理人,是资本的外在形态,甚至不过是个“外壳”,即资本的呈现工具。

   因此经济学承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中,资本居于关键地位,既是经济持续增长和财富创造积累的枢纽力量,也是各市场主体的支配力量。如果是仅仅从经济关系和经济理性的角度看,即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似乎“资本为王”。但是,资本也是嵌入在社会制度体系中的。在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中,资本并不能毫无约束地为所欲为,而是受到制度规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之意就包含着:要使资本发挥更为有益有效的市场机制作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规则。

   当然,现实中的企业并非如以上的理论讨论那样,性质纯粹和含义抽象。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是具有复杂组织结构的利益复合体,而不是一元化的抽象利益单元。企业由所有者、管理者、生产者等群体组成,各群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取向。企业决策是系统性的组织行为,并不是企业进行决策,而是企业成员合成性决策。如肯尼斯·阿罗所说,“在任意规模的组织中,决定都是由某些个人作出并由其他人执行的”。也就是说,企业自己并不作决定,而是组成企业的个人作决定。这样,企业自身实际上成为“小社会”“小世界”,而不是经济理论所假设的原子式的利益主体。为了回避企业的复杂性,企业通常被称为“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研究中作为没有内部结构的“黑箱”来处理。这样,企业就被想象为“原子”式的经济行为主体,但那并不是现实的企业形态。

   那么,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应如何对待企业呢?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企业被假定为由经济理性主导的工具性微观经济主体。那么,让企业最大限度地自由放任、自由决策、自由交易,似乎就可以实现市场主体的完全同质化和目标的唯一性。即按照原教旨主义所理解的市场组织逻辑,似乎就可以自发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却存在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这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所要克服的现象。因为企业的行为不仅是“本能”性的,而且是“秩序”性的,是在一定的组织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动态特质。

   这表明经济学微观范式承诺的局限性,即微观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图景,较经济现实相距甚远。所以,需要以“域观”范式的思维,将企业视为不同的群体域类,深入研究它们的域观行为特质。即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理性主导的自利性行为主体,而且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属性。换句话说,企业不仅具有经济性,由工具理性决定行为;而且具有社会性,其行为受价值理性的支配。而对于不同域类的企业,其经济性与社会性又是相互嵌入渗透的。现实中不存在赤裸裸的工具理性主义企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类企业所具有的社会性对其实际行为的影响作用是相当强的。而且,企业的行为是深嵌入在社会环境和制度体制中的。可以说,在任何国家,企业的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放任的。所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简单地放开对所有企业的一切手脚束缚,就可以自发形成,而是需要精心地进行市场制度构建。

   在理想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中,一方面,企业行为不应受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和受地方保护主义阻碍,要有高度畅通的运行条件和交易便利;另一方面,不同域类企业的社会性特质也要得到尊重。因为,各类企业的社会性体现了各类企业的经营意愿,有些则是其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使命。例如,国有企业是负有国家使命和较强社会目标的特殊企业,其行为必然受到一系列特殊制度规则的管控。再如,各种具有社会企业性质的经济主体,有些注册为工商企业,有些注册为社会组织,而其行为性质则是以经济(商业)方式实现社会目标;还有,各特殊领域中的企业,其行为必然受到行业性制度规则和社会规则的管辖,甚至政府审批之类的行政性约束也难以完全取消。另外,在一些领域,地方性和行业性的制度规则也是需要的,因为地方政府负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有可能涉及企业运行。

   总之,从理论上说,“全国统一大市场”不可设想为同质性企业在牛顿式的无差异“绝对空间”中“自由选择”,而是在建构性的市场秩序中,保证各类企业顺畅经营和公平竞争。“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包容性空间,促进形成各类企业竞相繁荣的多样性世界,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社会化基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和社会要求。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各类企业的公平竞争行为

公平竞争不仅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组织制度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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