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岗:“拔本塞源”论:阳明先生的良知政治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7 23: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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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岗  

  

   阳明先生在青年时期,年轻气盛,积极参加京城的文章诗会团体,针砭时事,不放过任何一个反抗强权的机会。最终在一次拯救同僚的行动中,遭到宦官刘瑾的报复迫害,被流放到贵州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经过一路的颠沛流离,到达龙场,阳明先生所面对的是万山丛棘、气候环境异常恶劣的生存环境。从昔日的京城官员到边远小吏,自从前的世家公子到流落蛮荒的失势罪人,巨大的落差,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然而,阳明先生的异人之处,正在于身处困境,既不怨天尤人,又不自暴自弃,而是反躬自省。孟子云:“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于是日日洞中静坐,省察克治,终于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体悟良知的大致经过。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阳明先生居夷处困而悟得良知在我,可谓“困而知之”的至高典范。

   良知之学,固然是以心性为本,然而并非囿于心性而止,而是以良知格正事事物物,以及天下之事事物物。良知,正是一身的主宰,主宰不明,那么所接触应对的事事物物,就不可能得正;因此,致良知才是根本要害。由此,阳明先生体会到从前的愤世嫉俗,虽然或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发错了力。因为乱世恶人(乱世恶人即属于阳明心学中“物”的范畴)不会因为我的愤世嫉俗而变成善,反而会在愤世嫉俗的逐浪之中使良知愈加障蔽,使圣学根本更加模糊。只有以我虚灵不昧之良知,应接一切事事物物,才能使事事物物皆归于正,这正是心外无物的道理。

   自从悟得良知乃吾性自足,阳明先生便不再积极针砭时弊,而是以弘扬良知之学为己任。然而这并非脱离政治、不问世事,而是以正确的、符合天理的方式参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阳明先生以良知之学行教,正是以孔子的方式为政。

   唤醒世人的良知,使得世人不再游离于逐物远性之地,从而使得天下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各得其所,这正是阳明先生的政治思想所在。而“拔本塞源”论,便是阳明先生政治思想之集中体现。

   “拔本塞源”论是阳明先生《答顾东桥书[2]》的最后一部分内容。阳明先生在讲说良知之学之初,时人多不理解,认为解决世间问题还是必须即事明理,致良知不过是牵合空虚之说。当时的顾东桥致阳明先生的书信,便持此一看法。对此,阳明先生不厌其烦,就顾东桥之质疑一一书面作答。答至最后,深感世人迷惑于邪说甚深,不得已乃拈出“拔本塞源”论,冀解大惑。阳明先生说:“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惑于异端邪说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拔本塞源,便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世人对圣人真学问的误解。

   兹录阳明先生“拔本塞源”论全文,以具体揭明阳明先生之政治思想。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天地万物一体”,是阳明先生良知之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也可以说是阳明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便是良知之教。此一思想与春秋经的“大一统”思想如合符契。何邵公对“大一统”的解释是:“继天奉元,养成万物。[3]”这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自古圣人传续不绝的为政出发点,舍此之外,皆是利欲心,其德不配为政。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这是说初民皆具圣人气象,也就是说尧舜之民,人人自良知而行,无所障蔽。阳明先生为了说明常人之良知与与尧舜孔子之良知无异,而发有著名的“圣人精金”说。阳明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4]”然而常人毕竟与尧舜孔子不同,其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良知有差别,而是才力之不同,犹如黄金之有轻有重。如果常人是一两二两黄金,那么尧舜孔子是万两黄金。虽然轻重有所不同,然而均为足色黄金,也就是说良知是相同的。而常人之良知与尧舜孔子之良知相同,这正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基础,也即是阳明先生政治思想成立的基础。

   人的良知本来清明,只是后来“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导致良知障蔽,这才需要尧舜孔子先觉者起而行教,以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政,“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这是政教所以兴起的缘由,即:一方面是人的良知障蔽,一方面是圣王仁心良知之自然流行。若无圣王仁心良知生生,则亦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化。这就是蒋先生“圣王再兴[5]”说的根本。圣王起而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天下之人人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如此,天理流行大畅而无所壅塞,这便是尧舜之治,这便是大道之行。这是阳明先生的政治理想,也是所有圣贤君子的政治理想。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圣王政教的根本,就是“允执厥中”。“中”就是天理良知,“允执厥中”就是诚允以行,不失天理,一切作为皆自良知发出,而不是起“意”妄作、随“意”逐物。尧、舜、禹以“允执厥中”相授受,《论语》所记载的大同小异:“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6]”孔门亦以“允执厥中”行教,《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便是良知之教,这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政教必须不偏离这一根本,允执厥中。

   政教的根本是天理良知,是“允执厥中”;政教的节目,也就是具体表现,便相应地为襄赞天理流行。襄赞天理流行,是智者利仁之事[7]。天理良知是仁,圣王导天理良知流行于人道就是义。天理流行而为人道,以成五伦之义,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有亲”,是人之所以为人之义。至于禽兽,父子不相识,安在乎仁?因此,“父子有亲”之义,正是天理流行于人之根本。以“亲”义系于父子之伦,方有人道可言。因此,“父子有亲”,便是人道之始。圣王之教,天理流行自“父子有亲”始,仁及尊卑上下,然后有国,这便是“君臣有义”。因此,人伦之本建于“亲”之上,邦国因于“义”而存在。“夫妇有别”,亦即男女有别,因有别而相敬,能相敬则不相亵乱。因亲而有尊,因别而生敬,尊与敬,是人道之大端,亦即政道之大端,礼乐之梁柱。因于相敬,故而同姓不婚,异姓联姻,仁之流行更加广大,这是礼的根本。“长幼有序”,然后才有“緜緜瓜瓞[8]”,使得仁之流行至于久远成为可能,这是智之义方。至于信及朋友,莫非天理普遍之流行也。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圣王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天下之大本,其节目发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之义,为天下之达道。只有行此道,才可以保证天理流行无阻,而无一民不得安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一脉相承,千万年坚守不易。阳明先生之政治思想,祖述尧舜,本乎此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这就是“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义之所在。

   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信得过良知,相信人人之良知皆“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这是政教之所以可行的根本。王道之世,人人皆自觉勤勉精进于人所同者,所拥护的只有良知,所向慕的只有德性。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士农工商,虽其职业有所不同,其心则一致,皆是良知之自然流行,人人都沐浴在如此和煦春风之中,这便是生活的真谛。而一旦心被外物客气所转,良知障蔽,形成“意见”,天理之流行便被隔断,邪气趁机僭入,生活便很容易被打乱,人将陷入被邪道驱使之境地。这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钙质均衡分布。而一旦身体钙质不均,就会造成一方面骨质缺钙,一方面骨质增生的现象。失去生活的社会,与此类似,大部分人“缺钙”,少数人“骨质增生”,这便是不均的表现,社会其实处于各种“权阀”、“财阀”的驱使之下。只有王道之下,良知普遍清明,天理普遍流行,才可能实现均平。

   “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这里提到的闻见、记诵、辞章、功利,便是“物”。阳明先生在答徐曰仁问时,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9]”这是自天理良知自然发用上说。良知澄明之人自然可以以良知体物,所谓“率性之谓道”。然而一旦率性之几不能“允执厥中”,那么由心体物的良知自然发用,就会逆转而为人被物化的良知障蔽状态,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被物转,便会生出许多“意见”来,被“意见”牵着走,而失却由良知自然发用的生活。这,便是阳明先生毕生致力于扭转的谬见俚俗。而通过教化,恢复唐虞三代之善政,使得人人生活于“性分之所固有”,便是阳明先生的政治理想。而坚守此理想而不移的,正在于对良知的切身体悟而深信不移。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之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对良知之学持怀疑态度的,大多误以为良知之学重内而遗外,对此阳明先生多有反覆辨明,良知之学即内即外,心物一体,无内外之分,体物而不可遗。阳明先生于此处不仅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良知不遗外,更进一步揭示了政教的一个重要原则:政教应当致力于人所同者,而不可舍本逐末求乎人所异者。人所同者,便是良知。人所异者,便是知识技能。致力于人所同者,则人所异者皆可以各致其才而尽其用。

   成德,便是致良知。“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便是政教致力于人所同者。一个好的社会,善的社会,是人人以良知为同,而才能各异。由此,才可以人人各安其职,各尽其能。对于有才能之人,“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那么能人便不至于驰逐于功利之中,而陷溺于物化之地。“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揭示了善政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一是能发明良知,也就是顺应天理良知,唯德是举;二是克用才能,使有才能之人可以终身居其职而不易。做不到这两个原则,就容易堕落至于驱民驰逐于功利的恶政。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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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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