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贝贝 董小君:新发展格局下制度型开放的逻辑、内涵和路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 次 更新时间:2022-05-13 22:41:49

进入专题: 新发展格局   制度型开放  

郭贝贝   董小君  

  

   摘 要: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体现了国际贸易学理论逻辑与我国对外开放历史逻辑的统一。“制度型开放”的提出,是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与新特点的必然要求,弥补了我国在对外开放中的制度短板。本质特征是由“边境开放”逐步向“境内开放”的拓展和延伸,提升国际经贸政策的衔接性、协调性,促进我国实现对接、融入、引领更高标准化的国际经贸规则。在规则等制度变革与优化中,我国需要形成与高标准国际规则相衔接的国内制度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修订,以自由贸易开放平台为重要载体,推进规则等制度的先试先行,探索建立制度创新容错纠错机制。

  

   当前,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不仅要注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需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就要求我国既要注重供给端的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要素的集聚,更要顺应需求端的世界市场变化趋势要求,以优化供给结构,进而实现供需向更高层次动态平衡跃升。目前,我国正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国内三重压力以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严峻国际形势。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推动制度型开放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供需更高层次动态平衡的根本保障,有效弥补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制度短板”,为新时代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明了改革方向,也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营造了良好环境。为适应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新特点,我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贯彻落实推动“制度型开放”这一战略决策,准确把握和正确认识制度型开放的内在逻辑、科学内涵,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有利于集聚全球要素、引领全球经贸规则升级的制度体系,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下制度型开放的内在逻辑

   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由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扩大至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体现了国际贸易学理论逻辑与对外开放历史逻辑的统一。

   (一)国际贸易学视角下制度型开放提出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贸易的地位不仅取决于硬财富与实力,即空间疆域内的财富和权力,更是取决于软财富和权力,即“符号性(制度)”的财富与权力,二者如同天平的两端,唯有相互匹配才能保持平衡,促进一国财富与权力的均衡发展。

   从基本内涵来看,硬财富与实力是以资源为标准的现实实力;软财富与实力则是以指导他人行为为标准的潜在实力。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凭借其军事与经济等方面的强大支配性能力,迫使其他国家遵从本国的领导与指挥的力量和权力;后者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源于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与国家合法性相联系,强调以共享价值观与规范行为作为国家合理性行为标准的作用。在国际贸易领域,硬财富与实力表示为以商品与要素流动开放所创造的一国的物质财富话语权,更多的是依赖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与企业家精神)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来实现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软财富与实力则表示为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所创造的一国的“符号性”财富话语权,更多依赖与科技创新、贸易规则、营商环境、产业标准等相关的“第五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来实现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从二者关系来看,硬财富与实力和软财富与实力之间存在相互补充且非斥的关系。首先,硬财富与实力是软财富与实力的发展基础与先决条件。在国际贸易领域,一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庞大的贸易规模将会形成强大的国内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为软实力与财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纵观近代以来国际体系演变历史,全球主导力量始终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内部转移,从最先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18世纪的英国,再到19和20世纪的德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国家无不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庞大的贸易规模作为支撑。其次,软财富与实力为硬财富与实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约瑟夫·奈特别强调软财富与实力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重要性,认为若一国的国家实力具有合法性,将能够减少抵制其抑制行为的力量;若一国国内社会规范与国际具有一致性且能指导他国自愿遵循,将有助于其减少使用硬实力所遭致的代价。一般来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主导着全球贸易规则等制度的建设。如二战后由美国主导构建、以协调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组织,无疑为美国的物质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发展趋势来看,一国国际贸易质量的提升必然需要由硬财富与实力向软财富与实力的延伸。在20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中提到,美国与竞争对手未来在经济发展上可能形成的差距最终取决于制度质量,提出美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服务业的繁荣、科技创新优势、雄厚的人力资本、成熟的金融市场引导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同时,迈克尔·波特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难以诠释全球产业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强调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其中由竞争优势国所创造出来的规则与机制等高级生产要素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创造力恰恰是软财富与实力的核心。克鲁格曼甚至提出发挥美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干预作用,重视由高科技产业、人力资本、贸易制度以及市场环境与机遇所形成的先发优势,构建了“软财富与实力—比较优势(竞争力)—贸易条件”三者的有机联系。

   (二)新发展格局下制度型开放提出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我国对外开放是一个不断突破、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实践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对经贸规则的开放经历了从“被动接受与执行”到“主动融入与贡献”,再到“创新引领与推行”的转变。

   1.第一阶段(1978—2008年):被动接受西方规则,做大经济蛋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正式确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时期,我国顺应并抓住了第三阶段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在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经济,不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政策方针,实现外资引进和对外贸易规模的急剧增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大幅降低或消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不得不按照西方制定的经贸规则推进对外开放。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必须遵循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制度框架与规则体系开展对外贸易,履行实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减、推动货物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逐步自由化的入世承诺。据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显示,我国在2005年与2010年分别实现全部取消非关税政策和全部履行降低关税的入世承诺。二是大力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实现经济规模的不断提升。改革开放初期,因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驱动力不足,我国既面临着供给端资本与技术等要素供给不足的生产约束,又面临需求端因居民收入较低下消费能力难以匹配强劲的市场需求。正因“供给+需求”的双重约束,国家一方面采取引进“外资+技术”的方式,结合国内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备税收优惠、贸易自由化、土地开发、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劳动力流动等相关政策,破解了供给端产业发展的生产约束;另一方面,依托经济全球化大繁荣下国际市场的强劲需求,重点发展出口加工型贸易,逐步成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制造业生产基地和世界出口平台,破解了需求不足对产业发展的抑制作用。

   2.第二阶段(2008—2017年):主动贡献中国智慧,提升经济质效

   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逐步凸显。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一直尝试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方式,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如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9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进一步融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分享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发出了中国声音。与西方霸权主义不同的是,我国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在全球治理方面,我国积极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以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经贸合作方面,我国创造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高举以“平等、互利、开放、包容”为核心的发展旗帜,秉持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新型治理模式,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金融创新支持方面,我国发起设立了旨在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同时,由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与持续性蔓延,在G7集团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不断显现的情况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行的应急储备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支持,成为显性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部分。

   3.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创新引领经贸规则,推行制度开放

   目前,面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问题,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国际贸易体制与规则也呈现新形势、新特点。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秉持的“美国优先”原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退出外交”策略,还是拜登政府以“多边主义”方式,联合盟友利用法律规则的制定和解释以对抗“非市场经济”国家,均是为了重塑美国的霸权地位。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起建设“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助力全球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进一步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这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治理参与中逐步从区域化、碎片化向全球化、全面化的转变,为我国迈入“创新引领”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迈入新发展阶段,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开始由量增到质变,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也将由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亟待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二、制度型开放: 顺应新发展格局下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

   推动制度型开放改革,是顺应贸易中心、治理体系、国际分工、产业驱动、贸易体制以及经贸规则等全球化发展新形势、新特点的必然要求。

   (一)贸易中心转移与治理体系变化为制度型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国际贸易格局来看,全球贸易中心正从“欧美—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贸形势呈现“东升西降、南起北落”的变化,逐步打破了以西方强国为核心的世界经贸格局。根据IMF数据显示,以金砖五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呈现群体性的梯次崛起态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始终保持在70%-80%。从经济总量来看,“金砖五国”GDP总和占世界比重从2007年的13.79%上升至2019年的24.36%,而“西方七国(G7)”占比却从2007年的54.82%下降至2019年的45.77%。从增速来看,受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收缩3.5%,在主要国家经济普遍负增长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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