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物质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从低端迈向高端，各产业之间高效循环，具有现代知识技术密集、创新能力强、附加值率高，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系统。通过对2000—2019年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数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发现，当前我国产业体系完整性优势突出，但产业外移风险也不可忽视；产业体系先进性虽有显著提升，但，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加强；产业体系安全性总体可控，但“卡脖子”问题还比较突出；产业体系协调性提升速度较快，但仍需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营商环境和智能化水平；产业体系包容性较强，但单位GDP能耗和劳动收入份额指标仍需改善；产业体系开放性提升速度较快，但外资限制程度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空间。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系统把握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要求，在巩固产业体系完整性优势基础上着力提升产业先进性，在推进高水平开放过程中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体系，在把握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中推动产业体系的协调性和包容性，在主动对标高标准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中增强产业体系开放性。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实体经济；新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道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参考文献从略。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当前，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以新型工业化战略牵引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为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路径。鉴于此，有必要系统梳理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念、政策论述的演进历史脉络，阐释其内在逻辑、基本特征和要求、重点任务，并重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认识
（一）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政策论述
准确地把握现代产业体系的含义必须先从理解产业体系入手。产业是指生产或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的集合。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成的系统，如工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等。体系这一概念在我国的政策文件中被广泛使用。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或相似的论述，现代工业体系应该是我党最早使用“体系”的政策语言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提出“现代市场体系”的同时，对培育和发展产业体系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1]。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并要求“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3]。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将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六个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4]。“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5]。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位置。同时，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和工作重点作了一系列具体部署：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6]。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2023年重点经济工作任务之一，要求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7]。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8]。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保持并增强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9]。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2024年6月，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10]。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11]。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的表述日趋丰富和明确。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概括为五个重要特点。一是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体系。二是以各类现代化企业及其衍生的自主可控、全球布局的产业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集群为主体的产业组织体系。三是适应新科技革命浪潮，高效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推动产业体系效率向更高层次演进的现代化创新生态体系。四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特征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五是通过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引导产业符合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和战略定位良性运行，并不断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体系。
（二）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文献综述
针对产业体系，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廓清、内涵特征分析、实践路径与建设水平测度等方面。
在概念界定方面，一些学者对于产业体系的理解主要基于产业融合和结构优化视角。有学者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立在现代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基础之上，由现代化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成的经济体系[12]。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的语境下，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指要全面地构建比较稳固的现代农业基础，比较发达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级化的装备制造业，以及门类齐全、迅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13]。伴随着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等理念的提出，更多学者开始基于要素协同和国际竞争力视角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念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发达、虚拟经济先进的产业体系，是科技进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份额提升较快、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产业体系[14]。还有学者从新时代背景下国际竞争力视角出发，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指代表生产、流通、组织与技术等未来发展方向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15]。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方面，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有学者认为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点在于理解“现代化”以及“体系”两个范畴的特有含义，其中，“现代化”的主要含义是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将产生很多的现代特征，产业体系的自主性、安全性、开放性、协调性、竞争性、平等性等。这些基本特征使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以内循环主导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支撑。“体系”则强调了现代化产业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自我循环性，表明它能够在遇到外部环境冲击时，可以独立自主地、不依赖于外部要素而进行正常循环的特征[16]。有学者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完善并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具有系统协同性、高效融合性、多层分布性、时代演变性、特色异质性等内涵特征[17]。还有学者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国际竞争力的特征拓展为安全稳定、体系完整、开放协同、引领控制与市场占有五大特征[18]。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一定是科技创新引发产业结构变迁并最终体现为效率变革的过程，而这也恰恰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而来，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是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这些均与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密切相关。因此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来看，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本质的联系。新产业和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科技创新切实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将科技创新产业化[19]。从产业演化视角来看，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工业化进程的驱动因素，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产业体系，正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发展，进而推动新型工业化[20]。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施路径、任务等方面，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现路径、任务和要求。准确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要求，要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这可以看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要重视各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狠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任务落实落地：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21]。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于统筹好一二三产业发展，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打造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22]。另一类文献则聚焦从新技术革命影响下的创新驱动角度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现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工业化的逻辑，通过创新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实现产业发展的新型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发展的集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端化[2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抓住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不仅包括发展体现现代水平的新兴产业，也包括采用信息化最新成果的各类产业[24]。还有学者从构筑能发挥创新驱动“定力”的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产业技术体系、培育“链主”企业的价值链“控制力”，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建立提升体系“协同力”的全方位协同融合发展机制、完善释放改革“动力”的制度政策环境四个方面为我国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实践路径[25]。
在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定量研究中，学者们广泛采用综合指数来衡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程度，形成了两类文献。第一类侧重于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特征出发，构建评价模型。例如，通过集聚度、协调度、创新度、融合度、开放度、支撑度和生态度七个关键维度，建立了一套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26]。还有从发展环境、支撑体系、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六个维度入手，构建了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与优序图分析法进行了实证测度[27]。第二类研究方法是依据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表述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有学者采用改进的熵值法，针对“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维度进行了有序度测算，并利用耦合协同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维协同度[28]。还有学者不仅构建了全国层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标评价体系，还利用2006—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进行了具体测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深入分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29]。同时，有学者从中国制造业的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熵权法对2008—2019年中国制造业现代产业体系指数进行了测量，揭示了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并指出制造业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应高度重视区域差异和非均衡特征[30]。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不仅为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多维度的评价工具，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如何优化产业布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推动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见解。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不同地区产业体系的特色化发展路径，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综上所述，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念界定、内涵特征分析、实践路径、评价指标等方面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特点、发展水平以及演化规律。总的来看，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物质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从低端迈向高端，各产业之间高效循环，具有现代知识技术密集、创新能力强、附加值率高，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系统。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属性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内涵具有五个基本属性[31]，即：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协调性、包容性。同时，在双循环背景下，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该是开放型的产业体系，能够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吸引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发展各种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六个具体维度。
完整性。完整性意味着产业体系应该包含多个不同领域和层面的产业，以构建一个全面的产业生态系统。这意味着不仅要有多样性的产业，还要有供应链、价值链等各个环节的完整性，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多样需求。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制造、物流运输、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方面，都要齐全。因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关注某一环节的现代化，还要关注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以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完整性强调了各个产业领域的全面覆盖和协同发展，体现了现代产业体系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以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和资源配置。
先进性。先进性要求产业体系在技术、管理、创新、制度等方面具备国际领先水平，包括采用最新的科技和工艺，高效的生产方法，创新的管理模式，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制度安排等，能够不断适应和引领市场与技术的发展，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适应性。
安全性。安全性关注产业体系的安全和可靠性，以防止各种风险和威胁对产业发展造成损害，包括经济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等。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具备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特点，以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协调性。协调性体现了不同产业领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和协调运作，包括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资源的协调配置，以及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的协同合作。协调性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效率，推动产业链的延伸和扩展，促进经济增长。
包容性。包容性强调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普惠性和社会责任，要求产业体系发展应当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确保经济增长的公平分配，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与和谐，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开放性。开放性展现了一个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和融合程度，以及与其他产业体系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实现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合作，共同创造价值。
这六个维度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共同构建了一个强大而可持续的产业生态系统。完整性确保各个组成部分存在且协同合作，先进性推动技术创新和竞争力，安全性维护产业体系的稳定性，协调性促进内外部合作和资源优化，包容性确保公平机会和社会可持续性，开放性推动全球协同合作，共同创造价值。这些维度协同作用，有助于提高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减少风险、促进创新，并确保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的平衡，从而构建一个强大而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标体系框架
为了科学地设计测度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体系，除了要依据上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基本属性外，也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通俗易懂、操作简便，既能提纲挈领又能基本反映发展方向，避免过于繁复而出现难以理解和应用的状况。因此，在遵循指标设计的可操作性、可比较性、高代表性与强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基于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基本属性的认识，本部分设计并构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标体系，其中包括6个评估维度、18个一级指标（见表1）。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再运用一定的处理方法就可以测出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六维指数，通过对六个维度的指数进行加权计算，即可得到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数。
表1 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标体系
三、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比较分析
（一）基本维度测算结果以及国际比较
结合测度指标从这六个维度入手比较分析中国和世界代表性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情况，以深入分析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现状、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1.中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优势突出，但产业外移风险也不可忽视
图1展示了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完整性情况（图中指标指数都已标准化处理，下文所有图都相同）。可以发现，2019年中国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为0.77，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产业体系完整性较好，国内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美国、日本和印度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相对较高，分别为0.45、0.53和0.46，低于中国但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虽然部分产业外迁至其他国家，但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完整性。日本作为原来的亚洲制造中心，产业体系相对完整。而印度作为南亚区域性大国，2022年GDP已经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五位，同时人口优势明显，产业体系也相对完整。西欧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相对较低，大多数国家处于0.20左右，一些国家甚至低于0.10，例如荷兰。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业完整性水平都在0.20以上。随着欧洲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制造业外包至发展中国家，进而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完整性反而不如一些发展中大国。
图1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的完整性
图2展示了2019年世界代表性国家在产业体系完整性方面的3个细分指标值。可以发现，中国的工业门类数和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都处于领先地位。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建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经济规模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和规模性，这使得中国可以在更大领域、更宽范围内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同时，2019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为25.54%，世界排名第1，高于美国（16.32%），大幅超过日本（9.13%），这也侧面说明了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制造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是我国产业体系的巨大优势，这个优势保证了我国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等带来的供给冲击，彰显了我国经济韧性。同时，日本和印度的工业门类数也处于较高水平，分别具有644个和610个工业小类，这也表明其国内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此外，发达国家的出口多样性指标要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究其原因可能是，发达国家将大量的制造业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并出口比较优势较强的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出口种类繁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图2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完整性细分指标
注：某一国家的细分指标水平为0，说明其在该细分指标中处于所有代表性国家的最低水平，而不是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例如美国的2019年出口多样性指标为0.23，标准化后为0.002。下同。
图3展示了2000年至2019年中国与世界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变动情况。可以发现：2000—2019年，中国产业体系完整性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其排名快速上升，并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从2000年的0.55上升至2019年的0.77，升幅为0.22。随着中国国内生产体系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制造再到产品分销的完整体系，进而推动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2000—2019年美国和日本产业体系完整性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分别从2000年的0.59和0.65降低至2019年的0.45和0.53，下降程度分别为0.14和0.12。由于本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而导致自身的产业体系完整性下降。
图3 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变动
然而，虽然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产业体系完整度最高的国家，但中国在一些技术含量高的细分行业还有短板和不足，要在巩固传统优势领域的同时，加快补齐这些短板，不断提高产业体系完整性。尤其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提升，以及美国“近岸外包”“发展外包”等政策的实施，我国产业转移对产业完整性影响需高度重视。
2.中国产业体系先进性虽有显著提升，但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加强
到2019年中国的产业体系先进性相对较差，甚至低于美国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的二分之一。如图4所示，2019年中国产业体系先进性指数仅为0.32，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沙特阿拉伯。而同一时期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第一梯队国家的先进性水平都高于0.61。中国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
中国产业体系完整性水平居于世界首位，但先进性水平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两个维度的反差反映了当前中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体系的创新能力亟须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中国与国际先进工业水平存在差距，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少的现状已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先进性的瓶颈。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日本和德国的产业体系都较为先进，相应指标水平高于0.61。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均有不小的优势，因而产业体系更加先进。
图4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先进性
从先进性的细分指标可以发现（见图5），中国的专利数（三方同族）和劳动生产率指数在世界代表性国家中均处于较低水平，不仅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虽然处于中游水平，但仍显著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
三方同族专利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一国科技实力的专利分类，2019年中国三方同族专利申请数只有589万件，不及同期美国（1306万件）的二分之一和日本（1771万件）的三分之一。作为衡量产业体系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处于世界各代表性国家的较低水平，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呈稳步的增长趋势，但与美日韩等高收入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上，2019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达到2.24%，处于世界中游水平，但与美国（3.17%）、日本（3.20%）和德国（3.17%）相比仍有差距。以上指标说明中国的研发效率和研发质量并不突出，产业体系的先进性相对较差，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图5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先进性细分指标情况
图6展示了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变动情况。可以发现，2000—2019年期间，中国产业体系先进性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从2000年的0.06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0.32，提升程度为0.26。自2000年以来，一方面，中国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科研经费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另一方面，中国加大了教育投资，提高了教育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能力，使得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有所提升，推动中国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提升。
2000—2019年期间，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产业体系先进性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较低。以美国为例，其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从2000年的0.70上升至2019年的0.76，提升程度为0.06。作为最先进的发达国家，美国一直致力于技术创新和研发，拥有世界领先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教育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同时美国政府和企业持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和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发展，从而推动产业体系先进性程度不断提升。与发达国家不同，在此期间，印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产业链先进性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图6 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先进性变化情况
3.中国产业体系安全性总体可控，但“卡脖子”问题还比较突出
如图7所示，2019年中国产业体系安全性指数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达到0.36，高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第二，但低于处于第一的美国。中国和美国作为地大物博、人口规模大、市场规模大，国内产业体系相对完善，国内市场较发达，对国外的投入和市场依赖相对较少，因此产业体系安全性较高。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发达国家的规模相对较小，国内产业体系相对不完善，更依赖于国际市场，因此产业体系安全性较低。此外，相比于西欧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安全性水平较高，例如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可能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资源较为丰富，且总体上产业技术水平较低，多集中于能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暴露于国外的产业链相对较少。
图7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安全性
从细分指标来看（如图8所示），中国的产业链风险敞口指标、世界500强企业占比指标以及拥有的核心技术指标在代表性国家中均处于较高水平，仅次于美国，与日本和德国同属于世界第二梯队。其中，产业链风险敞口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产业链暴露在国外的份额，2019年中国的产业链风险敞口为21.28%，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同时期美国水平为17.66%，而印度尼西亚为10.46%。
在本国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比重方面，中国所占份额为10.2%，与同属第二梯队的日本（9.6%）和德国（7.8%）的差异不大，但是远低于世界第一梯队的美国（32.4%）。最后，中国拥有关键核心技术992件，略高于日本（962）和德国（761），但仍然与第一梯队的美国（5076）存在较大的差距。以上指标均说明当前中国的产业体系安全性在世界各国中处于较高水平，产业的安全在总体上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但提升空间依旧较大。
图8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安全性细分指标情况
图9展示了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安全性水平变动情况。可以发现，2000—2019年期间，中国产业体系安全性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世界第三梯队提升至第二梯队。产业体系安全性水平从2000年的0.23显著上升至2019年的0.36，提升程度为0.13。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0年至2008年中国的产业体系安全性水平略有下降。其间国内生产技术较低，生产体系不完善，很多原材料和中间品都依赖于国外，中国加入WTO后，将产业链生产链中越来越多的环节布局在国外，产业链风险敞口增加，产业安全性水平下降。二是2008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体系逐渐完善，同时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开始更加关注产业安全性。部分生产环节开始在国内布局，产业链风险敞口有所下降，产业体系安全性水平提升。在同一时期，美国的产业链安全性水平也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与中国相反，日本的产业体系安全性则呈现出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0.48大幅降低至2019年的0.31，下降程度达到了0.17。与中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地域面积较小，资源相对匮乏，其自身产业专注于高端制造业。随着本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将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布局于国外，因此产业体系安全性有所下降。相比于发达国家，在此期间，印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产业链安全性始终保持着较低水平。尤其是墨西哥，因为大量依赖于美国的产业链，所以产业体系安全性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仍在继续下降。
图9 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安全性变化情况
虽然当前中国的产业体系安全性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但中国产业仍然存在一系列安全问题，尤其是高技术行业的“卡脖子”问题较为突出。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面临着资源约束和成本约束，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依靠传统的成本优势和规模扩张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制造业发展方式亟须改变。总体来看，中国尚未形成一批拥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有架构体系的供应商。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中国出口的多是已经进入标准化生产并且附加值较低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的产品，而进口的多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芯片、航空发动机和新材料等一些高精尖产品和关键零部件处于短缺状态。总体而言，中国在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技术等领域还存在“受制于人”的问题。
此外，中国还存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粮食、铁矿石、石油等对外的依赖性比较强。由于特殊的饮食习惯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食用油需求远超其他地区，大豆对外依存度始终在75%以上。作为钢铁工业的基础原料，铁矿石是对国民经济、国防工业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近年来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平均在75%左右。原油对外依存度持续高位对国家能源安全带来较大风险和挑战，2019年之后，中国原油依存度均在70%以上。
4.中国产业体系协调性提升速度较快，但仍需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营商环境和智能化水平等方面指标
图10展示了2019年产业体系协调性水平。可以发现，2019年中国的产业体系协调性水平为0.45，处于世界第三梯队，显著低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的产业体系协调性水平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经济实力较强，拥有较好的产业结构、营商环境和产业智能化程度，产业体系协调性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二梯队为英国和法国等其他老牌发达国家，虽然不如美国和日本，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营商环境也远超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产业体系协调性也相对较高。第三类为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其产业结构更为原始，国内各种制度也阻碍了其营商环境的改善，同时产业智能化程度也相对较低，因此产业体系的协调性指标处于较低水平。
图10 2019年中国与世界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协调性
从细分指标来看，如图11所示，2019年中国产业结构非农产业占比为93.87%，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甚至低于巴西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仅高于印度的88.65%，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产业结构非农产业占比均在97.00%以上。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与农业、制造业融合发展不够；产业链上中下游配套衔接还不够，存在区域化、碎片化问题，产业体系协调性提升空间较大。
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吸引国内外企业的投资，促进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壮大。2019年中国的营商环境依旧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仅为73.3，显著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这也说明当前中国仍存在一系列制约营商环境优化的弊端，包括各种区域壁垒、地方保护和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因此，需要积极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充分激发市场内在活力。
产业智能化水平是度量各国产业协调性水平的指标之一，当前中国的产业智能化水平相对较低，2019年中国每百万劳动人口对应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为979，而同一时期处于第一梯队的日本、韩国和德国每百万劳动人口对应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分别为5071、7692和4946，处于第二梯队的美国每百万劳动人口对应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也达到了1893，约为中国的两倍。产业智能化是推动产业体系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应当坚持推进产业体系智能化，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为产业协调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活力。
图11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协调性细分指标情况
图12展示了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协调性水平变动。可以发现，2000—2019年期间，中国产业体系协调性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22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0.45，提升程度为0.23。在该时期内，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不断优化，总体呈现由“二一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的演变趋势。同时，政府非常重视产业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使得产业智能化程度节节攀升，推动产业协调性飞速增长。
2000—2019年印度的协调性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产业协调性上升较晚，水平也较低。可能的原因是早期印度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互联网普及率和宽带网络覆盖率较低，限制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产业链协调性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平，并且仍在缓慢地提升。
中国产业体系协调性进一步提升还有赖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存在市场分割，贸易成本高、要素流动成本高等问题[32]，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2021年中国物流总费用为16.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6%，远高于美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2018年美国企业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8.0%）。中国各省区市东西部差距明显，东部远好于西部，2022年北京人均GDP最高达19.05万元，是最低的甘肃的4.2倍。
图12 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协调性变化情况
5.中国产业体系包容性较强，但单位GDP能耗和劳动收入份额指标仍需改善
图13展示了2019年中国与主要国家的产业体系包容性情况。可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产业包容性水平处于世界第二梯队，为0.73，略低于欧洲发达国家，但略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产业体系能够带来较多的就业，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且未来仍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
图13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包容性
从产业体系包容性的细分指标可以发现（见图14），中国的就业弹性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较为接近，略高于俄罗斯和墨西哥。较高的就业弹性也说明在同样的条件下，中国的产业带来较多的就业，让更多的人享受发展成果。这也是推动中国产业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仍然有较大差距。2019年中国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而且远超出一些发达国家水平的上界。2019年中国的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59吨，而美国、日本和德国则分别为2.25吨/万元、2.01吨/万元和1.38吨/万元，英国和法国甚至更低，仅为1.05吨/万元和0.88吨/万元。近年来，中国持续大力推进节约能源工作，并且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已经成为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国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仍然有较大差距，绿色化、低碳化工作仍需继续加强。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处于世界中等水平。2019年中国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为58.6%，高于日本（56.4%）、印度（52.2%）、意大利（52.2%）和俄罗斯（53.9%），同时显著低于美国（59.4%）、德国（64.2%）、加拿大（65.5%）。劳动收入份额指标衡量了劳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较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意味着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有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公平。因此，中国需要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提升本国产业包容性。
图14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包容性细分指标情况
图15展示了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包容性水平变动。可以发现，2000—2019年期间，中国产业体系包容性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64上升至2019年的0.73，从世界第三梯队跃升至第二梯队。中国产业体系包容性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产业体系绿色化、低碳化的发展。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包容性水平也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但程度较低。
图15 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包容性变化情况
6.中国产业体系开放性提升速度较快，但外资限制程度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空间
图16展示了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的产业体系开放性情况。可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产业体系开放性水平相对较低，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为0.60，与美国接近，但低于欧洲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为完善的国内生产体系，同时自身地域辽阔，资源禀赋较好，生产过程中投入有很大程度由国内提供，更多依靠国内经济循环，因而开放性相对较低。欧洲发达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对较小，且自身产业专业化程度高，大量的生产投入需要从国际市场购买，因而开放程度较高。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观察也可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当其国土面积较小，资源禀赋条件较差时，由于较为依赖国外市场，往往开放程度较高。
图16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开放性
对产业体系开放性的细分指标来看（见图17），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相对较低。2019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35.89%，而德国则达到88.32%。德国生产体系集中于高端制造业，且资源禀赋一般，大量的生产投入需要从国际市场购买，高端产品也主要向其他发达国家出口，因而开放程度较高。这说明中国产业开放性在未来仍然具有一定提升空间，适当地提升产业开放度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实现商品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合作，共同创造价值。在影响产业开放性的第二个指标——贸易壁垒方面，由于中国长期保持着较低的约3%进口关税。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近，显著低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此相应指标的得分处于较高水平。
在影响产业开放性的另一个指标——外资限制指数方面，中国则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远高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甚至高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19年中国外资限制指数为0.24，显著高于美国（0.09）、日本（0.05）、德国（0.02）和韩国（0.14）。
图17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开放性细分指标情况
图18展示了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开放性水平变动。可以发现，在2000—2019年期间，中国产业体系开放性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产业体系开放性水平从2000年的0.27快速上升至2019年的0.60，提升程度高达0.33。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0年至2007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产业体系开放性水平提升速度较快，从0.27提升至0.52，提升程度将近一倍。原因在于，中国加入WTO削减了进口关税，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口贸易联系，产业开放程度迅速提升。二是2008—2019年产业体系开放性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国际金融危机减少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国对国外生产布局变得更为谨慎，产业体系开放性长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体系开放性变动趋势也与中国相似，均在2000年至2007年呈现出上升趋势，而在2008至2019年基本保持稳定。
图18 2000—2019年中国与世界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开放性水平变动
（二）整体水平及国际比较分析
对以上六个细分维度指标进行等权重相加即可得到各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图19展示了2019年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并与以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梯队，而中国正处于从第二梯队向第一梯队攀升的阶段。2019年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为0.54，低于第一梯队的美国（0.68）、日本（0.64）和德国（0.62）等传统发达国家以及韩国（0.57）等新兴国家，但高于第三梯队的巴西（0.39）、印度（0.37）和墨西哥（0.38）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体系在完整性维度上发展较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安全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维度也保持着世界第二梯队的水平，因此加权后的整体的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能够保持在世界第二梯队。
但到2019年，中国产业协调性和先进性还相对较低，仍处于世界第三梯队中。尤其是先进性水平大幅度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基础软件等配套领域的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优势。产业先进性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制约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与世界第一梯队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完整性维度略有领先，同时在安全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维度上较为接近，但在协调性和先进性维度上相差甚远，尤其是先进性甚至不足美国和日本的二分之一。如何在保障其他维度优势地位的同时，推动产业体系先进性水平提升，是推动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图19 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
图20展示了2000—2019年中国和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整体水平变动。可以发现，在2000—2019年期间，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整体水平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从第三梯队跃升至第二梯队，并向第一梯队攀升。2000年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仅为0.33，处于世界第三梯队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例如墨西哥和印度。而到2019年，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至0.54，处于世界第二梯队。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创新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产学研结合，加强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因而，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增强了中国产业链的附加值和全球竞争力，使得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快速大幅提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仍旧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尤其是在产业体系的先进性和协调性维度，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图20 2000—2019年中国与代表性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变化情况
四、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协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我国主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赢得竞争主动权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33]，等等。这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一）系统把握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是统筹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发挥作用。二是统筹好一二三产业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各居其位、各有其用，并将按照产业演进的规律朝着融合化方向发展。统筹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主体，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不能简单贴上“低端落后”的标签，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三是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四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缺少安全保障的产业体系，势必受到各类风险挑战的冲击，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要把维护产业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努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打造有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安全“防火墙”。五是统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壮大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以及推动整个产业体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和融合化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实现跃升并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能够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质生产力依赖于技术革命性突破和新技术的创新性应用，新技术、新型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能够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就是对产业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和持续赋能的过程。
（二）在巩固产业体系完整性优势基础上着力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建成了体系完整、产能巨大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然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组，我国制造业体系的完备性优势受到了冲击。一方面，一些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存在着产业链外移以及制造业配套能力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有些地方简单通过“一刀切”政策将传统产业视为“低端产业”淘汰出局。
巩固我国制造业完备性优势，一是遵循国内版“雁阵模型”，支持引导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托资源要素禀赋，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础上承接国内产业梯度转移；二是通过技术改造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简单将传统产业等同于低端产业而要求其退出；三是可借鉴日本“母工厂”经验，鼓励企业在国内建设现代核心工厂，将核心制造能力留在国内；四是注重产业集群建设，通过集群强化各类企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提高制造业协作配套能力，巩固制造业体系完备性的优势。
同时，大力提升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产出效率、经济效益，巩固多年积累形成的既有优势。二是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深入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行动计划、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补强制造业重点产业链薄弱环节。三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开辟新赛道，创建产业发展新优势。
（三）在推进高水平开放过程中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体系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产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国家已经明确了产业安全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为此，建设具有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完善我国产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产业安全管理是我国各项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竞争政策、贸易政策的前置基础性工作；要加快建立权责清晰、多部门紧密协作的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完善产业安全战略决策和部门协调机制，以部门协调促发展和安全协调；完善产业发展评估和产业安全预警体系，建设专业的产业链安全评估队伍和机构，发展我国产业安全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按照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利用国内大循环集聚全球资源要素，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互补性合作。加强政府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应急协调和管理机制，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四）在把握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中推动产业体系的协调性和包容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在加速深度融合。一是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研究，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积极稳妥推进产业数字化，进一步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利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服务业、农业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改造，大力开拓数字化转型场景，不断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制高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要靠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研发设计、创新性金融、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高端服务业，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服务业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影响力。三是推进我国产业沿着绿色化、低碳化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而且“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34]。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五）在主动对标高标准市场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中增强产业体系的开放性
当前，我国初步形成覆盖东中西、宽领域、多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开放格局，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产业开放的系统性与均衡性有待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开放要顺应全球发展新变化，把握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竞争，坚持“开放、共享、包容、互惠、共赢”原则，坚持国内国际统筹，着力构建与国际先进规则相衔接，更加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开放型经济制度框架。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现代化强国战略部署、外交大局等紧密结合，实施包括吸引外资、跨境投资合作、扩大对外贸易、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将经济发展嵌入世界的资源、科技、教育、人才等，从世界汲取能量，集聚更多优质外部资源，实现要素国际化市场化配置。通过更宽领域的开放，提升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优化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着力形成“中国与世界共同成长、中国与世界良好互动、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