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亚: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 次 更新时间:2022-05-07 2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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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亚  

  

   摘要: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20世纪90年代,政权下乡所遭遇的“内卷化”是中国乡村和现代国家研究的重要命题,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当前国家不仅下乡,而且实现了进村入户到人,政权进入乡村社会的力度和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却没有重复过去“内卷化”的困境。这一超越如何发生,为何能够发生?本文认为:通过政权建设将国家意志渗透到社会之中,实现国家与国民之间直接的政治联结,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国家,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命题。开启于近代的中国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遭遇严重困境而陷入“内卷”,其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漫长历史上,原生权势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发挥支配作用,形成了一个阻隔国家权力自上而下进入的“板结社会”。新中国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又通过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改造“板结社会”,消除“板结再生”的社会土壤,政权日益深入地渗透进乡村社会,并随着政权服务功能的转型和扩展,国家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并日益获得农民认同,由此形成了国家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

   一、“政权内卷”: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困境

   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普遍性命题,政权建设是其核心内容。面向社会的持续性渗透是现代国家政权的一般性特征,这一特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自下而上地集中,以政权为核心的国家机器成为唯一的统治中心;二是集中的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渗透,政权扩张并进入社会之中,不需要借助或依赖其他任何权力中心或势力,与国民之间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经验来看,前者关系现代国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问题,后者主要反映的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通往现代国家一般性特征的道路上,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经验历程,以及不同的关键性问题。

   在欧洲封建主义国家时期,权力不为君主专有,而是分散于不同的权力中心或贵族等级。因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国家对其社会和民众并不拥有直接统治权。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即城邦、帝国、贵族等多元政治中心放弃其自主权或独立性,被纳入国家权力的统一体系的进程。西欧现代国家的构建,正是权力由分散的多元结构向统一的国家机构集中的过程,被称为“统治的国家化”过程。这一过程在欧洲的地理表现,如蒂利所言:?“1500年的欧洲包括了大约500个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单位,1900年的欧洲只有大约25个这样的单位。”对于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而言,如何集中经历了漫长历史的封建多元权力以及如何处理与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其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机器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权力进入农村,是伴随着国家集权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西欧农村经历了长期的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兴起,一方面是小农的无产化。小农社会逐渐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取代,由此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之间直接联系和互动的市民社会。“权力向国家的集中”和“集中的国家权力向社会的渗透”同时发生并相互促进,这一过程被合称为“近代国家机器的形成”。

   中国在通往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上与现代国家权力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一致的,只是起点更早,路径相异。韦伯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蛮荒时代,中国就已经具备了现代国家机器的雏形:收回了封建诸侯等地方性政治权力而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通过选贤任能的官僚制度将国家的权力体系延伸到郡县地方;建立编户齐民的税收体系使得国家财政汲取的轨道直达家户。而相似的进程,欧洲直到15世纪才开始进行。韦伯因此将中国称为一个早熟的国家。黄仁宇在其研究中,也将秦统一以来逐步确立的政治体系,称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其要义即在于打破了诸侯分封的地方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分隔,实现了多中心的统治权向单一统治权的集中,由此形成了这个早熟国家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体系。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不仅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更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个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的“早熟的国家机器”,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问题,并未解决“国家进入社会”的问题。国家正式的权力体系止步于“郡县”之上。欧洲漫长历史上形成的多中心的封建统治权是现代国家机器形成中的“关键性问题”。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制约现代国家机器形成的“关键性问题”是一个由乡村内生权威所构成、横亘在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板结社会”。近代以来,中国开启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建设进程,则遭遇到来自“板结社会”的阻力。

   孔飞力是较早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学者,他对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西方经验并不能垄断“现代性”的解释,“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对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研究,需要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叙事”中去探寻“有意义的问题”。杜赞奇深入到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内部进程,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华北乡村社会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开启现代国家建设的尝试,在华北地区遭遇失败。民国政权试图获取捐税而加大进入乡村社会的力度,“如同将一个冷酷的压榨机器强加于自己头上”,遭到乡村社会的抵制,从而造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政权内卷化还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越是加大获取捐税的力度,其结果越是加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可能引发农民革命。

   裴宜理、黄宗智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恶性内卷”的最终结局。黄宗智认为,那些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村庄,政权进入增加了国家与村庄之间的紧张关系,本村的领导人会带领和团结村民起来应付外部权力的进入,甚至集体武装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政权建设本身招致了对政权的反叛和革命。裴宜理的研究解释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她对淮北地区的研究表明,在国家赋税日益沉重时,在一些地理环境特别恶劣的地区,秘密会社等村庄内生性组织和团体更容易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

   杜赞奇认为,政权内卷化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的财政需求过快,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传统的经纪体制带来了“政权内卷”问题。在比较了不同国家的政权建设后,杜赞奇指出,“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同中国一样,大多数新兴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受挫主要在于‘政权内卷化’或与之相类似的东西”。共同根源在于赋税经纪体制,“经纪体制是前官僚化或者说是世袭官僚政权向合理化官僚政权转化的一个必经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完成并非易事”。因此,解决内卷的路径在于将乡村经纪体制纳入国家官僚体系,实现乡村体制的理性官僚化。

   较早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西方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国家政权进入乡村社会的消极结果,但囿于经验背景和研究视角的差异,并没有深入中国社会内部认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也没有对中国后续的实践经验进行延伸讨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华北地区所发生的事实,其“内卷”背后并不是在西欧经验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统治权体系内部从分隔走向统一、从分立走向联合的权力配置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单一的、集中的国家权力如何进入乡村社会的问题。只有回到历史深处和社会内部,将国家视野和社会观察整合到同一视线,从国家权力的视角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才能充分理解20世纪上半叶“政权内卷”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理解1949年后中国乡村社会的系列变革,以及这一变革进程呈现的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超越内卷”的社会路径。

   二、何以内卷:传统时期中国乡村的“板结社会”

   迈克尔?曼将国家权力分为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两个维度,基础性权力旨在贯穿其地域,以及逻辑上贯彻其命令,是一种拥有贯穿社会能力的制度性权力。对于西欧现代国家而言,这一权力需要“穿透”的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对于中国而言,集中的国家权力要实现两层“穿透”:一是穿透地方势力,到达基层;二是穿透基层势力,到达其疆域和民众。秦统一中国以来的制度建设,将国家权力之手延伸到地方,但并未进入基层社会内部,并未解决“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直接统治和联结问题。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中国逐渐形成一个阻隔国家权力“穿透”的乡村社会势力。这些势力内生于乡村社会土壤,与民众生活保持直接联系并生活于民众之中,支配着乡村社会的运行和秩序,在乡村社会中拥有实际的影响力。当国家权力试图到达社会民众时,这些乡村势力就构成了难以穿透的阻力。“板结社会”即以这些乡村势力为中心,联结基层民众而形成的阻隔国家权力穿透的一种社会形态。这些乡村势力包括地方士绅、家族长老和部族头人等群体。

   士绅是伴随着国家官僚机构及其人才选拔逐渐扩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士”本是一个不强调身份等级,以所受教育服务社会为主要特色的知识分子群体。秦汉完善郡县科举制度以后,“士”则成为国家官僚机构的主要来源。?“绅”是“士”的社会身份。随着集权统治对知识、文字技术的需要,郡县科举制度逐渐完善,拥有知识的士绅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包括科举及第但未厕身于官僚的士人、受过教育拥有知识的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的官吏等等。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士绅位于国家政权体系之外,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更多表现为一种社会势力。

   家族长老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家族组织。人们的血缘联结具有原生性,以血缘联结为基础的家族是农业社会的原生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人们谋生不易,很自然地借助于血缘关系。”中国的国家衍生于以血缘联结为基础的家族组织之上。秦以来打破诸侯权力实现了国家组织和家族血缘组织的分离,但血缘组织的互助性、排他性、竞争性等增强了个体家庭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生存能力,血缘联结为基础的家族团体在乡村社会长期延续下来。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村落或者跨村落的家族组织。那些辈分较长、德行较好、能力较强、文化较高的人成为家族的长老,“家政统于家长”,家族长老对家族组织和成员拥有天然的影响力。

   如果将郡县制度的建立视为进入地方社会的“国家之手”,那么在国家视线的边缘处,还存在着“国家之手”完全没有进入的区域。在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由于交通的封闭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地区是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因生产或者某种文化上的联结,形成部落组织、庄园组织或原始村社组织长期延续下来。基于某种神秘信仰或文化习俗而拥有世袭权力的部族头人成为组织内部的领导力量。

   地方士绅、家族长老、部族头人这些乡村社会领导力量的权力来源不同,但其权力或权威的运行,具有相似的特征。

一是以土地权力为基础。随着诸侯分封制的解体和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领主经济逐渐向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过渡。土地成为以农耕为主的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来源和象征。地方士绅、家族长老、部族头人等作为乡村权威,往往在乡村社会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并构成其权威基础。士绅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但由于受教育的人往往局限在一个经济群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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