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首先梳理“内卷”一词的历史，并总结“农业内卷化”概括的经验依据以及其运作机制。然后，进而讨论“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很不一样的经验依据和机制。在政府和农业的互动中，两者可能良性结合——特别是改革期间国家赋权赋能予小农之后所呈现的市场经济中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发展，说明小农户乃是中国农业的真正主体，也是中国农业真正现代化的关键。但是，当官僚主义强加于小农不符实际的设想，它会导致恶性的违反农民意愿和利益的“超内卷化”。类似的现象可以见于机会相对稀缺和竞争者相对众多，处于官僚主义内卷化之下的应试教育制度以及与其相似的（公私）企业管理体系。“内卷”一词因此而在最近触发了人们广泛和深层的共鸣。抑制超内卷化的倾向需要结合党和国家的良性领导与人民的积极参与。

　　 关键词：农业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官僚主义内卷化、两者结合的“超内卷化”、国家与农民的良性结合、发展出路

　　 理论概括一般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关乎经验（或实际运作）的概括，可以主要是描述性的，但也可以带有不同程度的关于其背后的“运作机制”或动力的理论概括。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试图从经验概括进入运作机制的论述，但并无意创建“普适”的理论，而一直强调从经验证据出发，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来创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和理论。

　　 一、以往的论述：

　　 (一)康德Immanuel Kant与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

　　 回顾“内卷”一词被使用的历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经将演化evolution和内卷involution相对立,主要在关乎后生（主义）epigenesis还是预制（主义） preformationism 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之中，但没有展开。（Demarest 2017是比较详细和权威的论析）其后，人类学家高登威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1875-1961）于1936年曾经发表过一篇四页长的简短思考性论文，试图勾勒出内卷的几个基本特征，如没有质变的复杂化，大同之中的小异等，但也没有展开，并且没有具体的经验研究依据。(Goldenweiser 1936; McGee and Warms, eds.,2013:349-350) 对我们这里关心的主题来说，康德和高登威塞所做的工作意义都不是很大，主要仅限于内卷一词的字面意义。

　　 （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真正带有经验实例、系统使用、和关于运作机制的初步创新性论析始于人类学家吉尔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吉尔茨”是其e字母的更精准译音，“格尔茨”则突出他名字中的G字母读音乃是“硬的”G音，——笔者认为两者都可)，主要的经验依据是印尼的水稻经济。

　　 吉尔茨将印尼核心地区爪洼的水稻经济“sawah”和其外围的刀耕火种农业“swidden”对比，突出前者的高度复杂和紧密性与后者十分不同。在它们近现代1870-1940年的演变中，前者仅朝向更复杂、紧密而“内卷”，可称量改而质不变，而后者则较简易地转向不同的、使用更多现代要素投入的质性变化。这是其一。（Geertz 1963：1-37）

　　 其二是，吉尔茨将印尼的水稻经济与同时期日本的水稻经济对比。吉尔茨指出，印尼爪洼的务农人口在此期间持续增加（多了3000万），推动了越来越密集的劳动投入，但没有做到同等的增产；而在日本同时期，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其务农人口基本没有增加，而伴随新投入（化肥、科学选种、机械化），获得三倍于之前的（劳均）产量。据此，吉尔茨将印尼的水稻经济描述为“内卷”型的变化，即没有质变的密集化、复杂化，日本的才是带有质变的现代化。（Geertz，1963: 130-143）

　　 显然，吉尔茨（在这本比较简短的176页的书中）所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关于特定地方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概括，虽然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其背后的动力（特别是水稻本身的复杂性和劳动密集性，以及爪洼地区的持续人口增长），但除了突出人口压力之外，并没有进入更仔细的关于“内卷”背后的机制的论析。

　　 （三）黄宗智

　　 与吉尔茨不同，笔者论述的是首先是另一个层次的农业“内卷化”经验，在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华北已可见于其棉花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则更加宽广和鲜明。（黄宗智2014，第一卷[（1985）1986]、第二卷[（1990）1992]）长江三角洲的水稻经济的劳动密集度和精细度，早在宋代便已达到（甚至超越了）吉尔茨研究19、20世纪的爪洼水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时期所面对的人口压力要远远超过印尼后来的爪洼。其农业经济因此而从已经是非常精细、复杂和劳动密集的水稻种植，越来越多地转入更高一层次劳动密集度的棉花-纱-布和植桑-养蚕-缫丝（手工丝织机较复杂和昂贵，不见于农村，仅可见于城镇中）的生产。根据国内积累的优越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吴承明和徐新吾及其团队的权威性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一亩棉花-纱-布的生产须要180天的劳动投入（包括植棉、摘花、纺纱和织布等），一亩蚕桑和缫丝则约90天，两者都远远超过一亩水稻的10天。那样的演变，尤其是棉花-纱-布的生产的扩展（1350年，中国没有人穿着棉衣，而到1800年，几乎所有的平民都穿着棉衣），使长三角的松江府成为全国棉花生产最多的地方，号称“衣被天下”。（黄宗智2002:15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尤见第390页；徐新吾1992：尤见第53页；Li Bozhong，1998: 90-95）但无论是棉花-纱-布还是蚕丝，其产值都才三、四倍于一亩水稻，远远达不到18倍或9倍的劳动投入的幅度。那是劳均产出严重缩减了的农业内卷化。

　　 其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由于小农户家庭的低（市场）值劳动生产力。在棉布生产中，需工最多的纺纱环节（每七天中的四天）中的劳动投入的市值才约水稻的三分之一。那样的严重递减了的劳动报酬是主要由仅具低市场“机会成本”的妇女、老人与儿童来承担的；喂蚕和缫丝也同样。正是仅具有极低市值的辅助性劳动力吸纳了最低报酬的劳动。笔者称那样的内卷现象为农业生产的“家庭化”，它是农业内卷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当然也是“小农经济”的一个基本组织性特征。

　　 这就不仅是关于农业内卷化的经验实际的概括，也说明了其基本运作机制。在人口对土地造成的巨大压力下，特别具化于务农人口人均耕地的大幅缩减，在松江府从1393年的人均3.9亩下降到1816年的1.6亩，务农人员被迫从已经是相当高度内卷化的水稻种植，转入更加高度内卷化的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生产。按亩总收益虽然提高了，但那是用不成比例的更密集的劳动投入换来的。而小农户之所以能够那么做，首先是因为小农户的家庭生产单位中的辅助性和较低市场“机会成本”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劳动力，吸纳了那样的低报酬内卷化，组成了笔者称作高度“家庭化”的内卷化农业生产。正是那样的内卷化农业运作机制能够在（作为最稀缺的资源的）单位土地上达到最高的产值，承担了不足以糊口的纺纱和喂蚕-缫丝的低值劳动投入。那是一种按亩劳动投入密集度已经远远超越吉尔茨研究的印尼爪洼水稻经济的棉花-纱-布和蚕丝经济兴起背后的基本动力和机制。它是在土地资源相对劳动力而言更极端稀缺下呈现的现象。

　　 那样的内卷化农业具有比水稻种植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它完全消灭了依赖雇工、带有原始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因为雇佣男工无法与更廉价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竞争，无法承担其通过极其高度内卷化而获得的按亩收益。也就是说，无法做到那样的种植所导致的更高的地租和地价。正是那样的农业，顽强地拒绝了农业的机械化：即便仅是在前工业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已经出现的三锭纺车，也没有被这个高度内卷化的棉花纱布生产体系接纳——那是因为，儿童与老人的“机会成本”要低于即便是廉价的三锭纺车的成本。即便是在后来民国时期的相对廉价的机器纺纱来临的冲击下（其生产率相对手工纺纱达到40：1的比例），农村的手工纺纱仍然顽强存留，多用于“土布”生产。

　　 再其后，在1960年代中期，拖拉机进入农业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节省劳动力和农业的去内卷化，而相反的是反直观的农业更进一步内卷化——主要可见于从单季稻转入双季稻的种植。后者虽然需工和农资投入约一倍于单季稻，但其纯收益其实还不如一季的单季稻。那是因为在有限的“地力”上，第二茬的产出会递减，也是因为早晚稻的质量和市价去单季稻较远，不为一般农民所欢迎（爱吃）。那样的划不来的内卷化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拖拉机缩短了双季稻特别紧张的“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环节, 使其成为可能，但更关键的是因为当时的农业官僚们的强制推行——因为小农户本身是不会为没有增加的报酬而投入更多劳动的。(黄宗智2014，第二卷[1992]: 尤见192页；亦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145-150) 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讨论这种由官僚们来强制推行的另一类型的农业“超内卷化”。

　　 农业内卷的强大倾向，一直要到改革时期的大规模的农民非农就业，加上1980年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所导致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到世纪之交以后，促使农业劳动力总数每年缩减约2%，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均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去内卷化”。（黄宗智、彭玉生，2007）后者主要表现于相应中国人收入上升和食物消费转型的市场需求——从8：1：1的粮食-蔬菜-肉食转入中国台湾和香港的4：3：3比例——而兴起的 “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新农业”的大规模兴起。新农业虽然更进一步提高了按亩劳动投入，但伴随更多相应的资本投入，其按亩和单位劳动收益都有所增加——特别是高档设施蔬菜（如1、3、5亩的小、中、大拱棚蔬菜），也包括肉禽鱼和蛋奶等。因此， 乃是一种“去内卷化”趋势和动力。（黄宗智2010，2016；亦见黄宗智编著，待刊）虽然如此，农业仍然高度依赖相对廉价高效的小农户家庭经济单位，而不是规模化的雇工资本主义大农场。小农户生产单位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关键主体，一直顽强存留，并且仍然展示了“家庭化生产”的特色。

　　 简单总结，农业内卷化背后的动力主要是人口压力推动的，通过更多的单位土地劳动力投入来尽可能提高其按亩产出和/或收益。水稻经济相对刀耕火种当然如此，棉花-纱-布和桑-蚕-缫丝相对水稻也同然如此。小农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带有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所不具备的特殊条件：其家庭辅助劳动力没有或少有市场“机会成本”，可以近乎无偿地被投入更高度劳动密集化的农业生产，为的是尽可能提高稀缺土地的单位产量或产值，借此来支撑农户的生存须要。伴之而来的虽然是递减了的劳动报酬，但也是更高的按亩产出/产值，借此可以支撑更高的地租和地价，可以承担一个雇工单位所不能承担的农业内卷化，甚至排除那样的经营。由于其单位土地的较高收益，它还会顽强地拒绝现代要素的投入，特别是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投入。在改革时期兴起的中国的“新农业”中，小农户更创建了经典理论所没有能够预见到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去内卷化”经营方式，其中的关键再次是小农户生产单位的顽强持续。它能够抵制，甚或排除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方式。这是农业内卷化经验概括背后的基本机制。

更有进者，中国集体时期的农业史，还展示了另一种不同机制的小农业内卷化，即1960年代中期由农业管理体系，而不是小农户自身，所推动的一种不经济的“超内卷化/超过密化”种植——此点我们在下面考虑了官僚主义内卷化的运作机制才再返回来仔细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