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21-01-02 21: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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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批评为推动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 感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尽可能通过介绍一些新的论据和资料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然而, 在讨论中重复《大分流: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 的一些内容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它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对黄宗智一部主题相关的著作中一些观点的评论亦是如此。由于他的评论的性质, 对先前已经展开的领域的回顾变得更为必要。首先, 他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书中的观点, 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某些论据。这里我不打算纠正所有这些错误, 但需要审视一些主要实例。其次, 他的评论中一个主要论点是,他1990年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始终是理解这整个时期三角洲经济的最好的框架。当然, 他有权利这样说, 但在重申那本书的理论以否定我的理论时, 他忽视而不是回答对那本书的批评 (王国斌1990,1992;马若孟[Myers]1991;李伯重 1998, 2000) 。他也忽略了亚洲和欧洲研究中的许多新成果, 这些研究认为, 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 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可行的, 尽管在其初期要依靠比英格兰更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特别是在农业中) 。他在重申以前的观点现在没有改变时——尽管事实上他的书中几乎没有18世纪的资料, 而18世纪却是我的著作的重心——暗示同一个基本的单一变化过程 (以不断扩大的人地比率为不变的原动力) 可以超越巨大的时间跨度延伸:人口迅速增长和没有增长的阶段、政治稳定和政治动荡的阶段、生态稳定和生态危机的阶段, 以及科技变革较多和较少的阶段。我则认为, 为了理解任一地区不断变化的命运, 为了找到至少是粗略的方法,以评估在一个具体时期中哪些因素最重要, 我们需要观察更大范围的因素, 没有理由假定, 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 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特别重要(或不重要) 的一种制约或一种能力会永远如此, 从而把社会锁定在不可改变的长期轨道上。

    黄在1990年的著作中进行一个关键性计算时——一个人一天的织布工作能挣到多少粮食——也出了岔子, 他弄错了稻米价格的一个小数点, 以至结论差了大约10倍 (见下文) :一天织布所得相当于20多天口粮的价值而不是两天口粮的价值。一旦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 纺织业生产的经济意义看上去就与黄所描绘的完全不同, 而更接近于我的看法, 尽管纺纱的报酬确实相当低。我将在以“内卷化?”为标题的一节中更详尽地阐述这个具体问题的含义, 并说明黄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既无经验依据又无理论依据。

   黄还一再用不适当的或错误的方法计量劳动密集度和其他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仅要指出这些和其他错误, 还要估计出纠正它们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黄的结论并证明我的结论。做出这些估计需要一些艰苦的工作, 希望读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容忍。我相信它将不仅成功地显示黄的批评没有根据, 而且能够为江南经济的重要特征提供新的度量方法, 从而使我们对清中期的理解比我在《大分流》中的更为丰满。但为了那些不愿意与我从头到尾一起计算这些数字的读者起见, 我冒昧地在包含了重要计算过程的那几节的开头处, 简要概括出主要的结论。

  

一、一般论点和比较方法

   按照黄的意思, 似乎我坚持在江南和英格兰之间寻找严格的经济平等和极端紧密的制度相似性, 但我并没有这样做。相反, 我的观点是, 由于在一个相当近的时期仍然有大量重要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些看上去有利于江南的不同之处, 需要对这些地区19世纪的分流给以重视并做出具体的解释。把漫长的时间周期中任何一个区域综合描述为惟一的开创性或内趋性或内卷性, 都不如对某个具体阶段的具体问题——比方说, 能源供给或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的讨论有用处。事实上,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我对于在具体时间由中国农业的劳动密集引起的问题所做的分析, 与黄的分析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 他视此为支配了中国历史600多年的根本动力, 而我认为它是在一个具体的时刻才成为一个具体问题, 这一时刻出现了具体的科技选择机会, 同时在其他时期起过作用的某些缓和因素却突然消失。

   当然, 我也没有如黄所断言的那样, 竟然认为英格兰和江南之间的重大差异出现在1800年前夜 (特别是在他讨论我对煤的看法时[黄2002a, 174—175;参看Pomeranz2000a, 59—61]) 。我用1750年作为基准像我用1800年一样频繁, 并再三提及在逐渐发展的环境中, 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利于英格兰的差异变得更为重要, 另一些有利于江南的差异则变得极不重要。我认为, 公正地说 (如贝洛克[Paul Bairoch]和其他人通过完全不同的证据所证明[1975, 7、13、14。Maddison1995, 19;1998, 40]) , 19世纪中期观察家看到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是相当近期的, 但几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个阶段开始显现的事情像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一样, 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缓慢形成的。

   对于那些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来说,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正如黄一笔带过的) , 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和中国——这些特别先进的区域被包容其中。当然, 黄可以随意在他的批评中集中注意一个比较轴心, 但读者需要知道《大分流》中包括了这两种比较,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分析方式。这部分是由于我关于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为什么分流的论述主要依据它们与更大单位的不同关系;部分也是由于能够得到的证据类型多变, 使我们有时为一对比较对象做出的比较估计可能要比对另一对所做的可信得多。在下文关于纺织业的讨论中这将变得特别重要。

   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由中国/欧洲的比较相伴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决定这两个区域之间任何具体的差异是应该被视为程度问题, 还是被视为把这两个区域归类为根本不同的范畴的基础时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像黄和他高度倚重的欧洲中心论者一样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里格利[E.A.Wrigley]),一般强调英格兰和大陆欧洲之间的差异, 我们都会记住, 在最近25年的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缩小那些差异的长期意义, 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和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 与凯德 (Caglar Keyder) (1978) 对英格兰和法国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或许是最著名的实例, 但还有其他许多著作(Crafts 1977, 1985; Grantham 1989; Hoffman 1996; De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毕竟, 构成这一学术思潮基础的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百年中,西欧几个重要地区取得了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经济成就, 抵消了它们在前工业时期的劣势。所以, 无论工业化开始时存在什么差异——没有人怀疑即使在18世纪末以前, 英格兰就明显比大陆上任何地方更为富有, 或许荷兰除外——它们显然都不足以使那些被认为长期落后的地方陷入困境。这也不是大陆上不同地区沿着同一条道路赶上英格兰的简单问题。更认真的分析表明, 并没有一条惟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 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现在正在依靠东亚的经验以更大规模进行的辩论。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 或者江南, 尽管以某些尺度衡量落后于英格兰, 但与后者的距离仍然比这两个先进区域中任何一个与甚至大陆欧洲相当富裕地区的差距更小时, 这也意味着18世纪的江南与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生活更为幸福的各种地区并没有分处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受资料的限制, 任何人能够做出的最好论证都是近似的等同。我在这方面没有秘诀——我认为, 这个论证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二、内卷化?

   黄坚持认为观察长江三角洲发展最好的方法仍然是通过内卷化的三棱镜, 如他在1990年著作中所认为的那样。他关于这一概念的用法受到了许多批评, 复述它们引起的所有问题是令人乏味的。但有几个旧的和新的观点值得在这里强调:1.这一概念定义不当, 把其他社会, 甚至先进的工业经济共有的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2. 在尝试尽可能使18世纪的江南不像英格兰时, 黄完全忽视或弄错了一大批研究18世纪英格兰的著作的结论, 那些著作实际上表明, 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 而创造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则有实质性的增长。在18世纪大多数时候, 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3. 黄对我的纺织业收益讨论的批评曲解了我的观点。现有的18世纪的价格和收益数据尽管粗略, 却都与他的观点相矛盾, 而支持了我的观点。4. 黄真正进行的一个重要计算——一天织布工作能够挣到的粮食数量——由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而无效, 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一旦这个错误得到纠正, 我们就看到, 无论使用什么价格, 织布工作的赢利都是他所说的10—15倍。纺纱和织布都包括在内的纺织业总收益提高得当然较少, 但仍然增加了几成。

   尽管黄说内卷化由“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构成 (黄 2002a, 152;2002b, 506) , 但这个定义完全不起作用。内卷化不可能简单地指劳动在一个具体时刻增加时其报酬下降, 总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才是标准。如果我明年不带薪休假, 并且除了接受最赚钱的讲座合约外, 不做任何有报酬的工作, 我每天挣的钱就会比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多很多;但我不会工作很多天, 我的总收入会相当低。那并不意味着当我改为全年工作时, 我陷入了内卷化。同样, 如果一个农民不仅耕种最好的一亩地, 也耕种次好的那亩地, 或是把种子认真地播在地里而不是抛撒在地上, 那可能也会降低他的每小时产量, 但 (除非第二亩地是真正的劣地, 或他的插秧技术难以置信的笨拙) 这也不是内卷化。

   出于同样的理由, 内卷化也不可能只意味着人们用劳动代替其他生产要素这一种情形, 即使在工资最高的经济中, 仍然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不值得进行;而在最贫穷的经济中, 也可能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值得做20。这要视面对一项具体任务的人面临的具体技术、价格和其他条件而定。无论这些具体情形如何, 节约劳动和使用劳动都不是社会的总体特征。

因此, 要让内卷化这个术语有任何可用的内涵, 它就不能只显示边际报酬递减;它必须指两种现象中的一项或两项。一个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一个经济整体中劳动的平均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这是黄通常看起来所指的, 如黄2002a, 157; 2002b, 512) , 以至劳动者, 比方说在1800年每小时工作生产的东西比在1700年少。另一种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 (如Clifford Geertz[1963]对内卷化更明确的定义中所指)劳动不断增加, 在一个特定时刻终于增加到看起来荒谬的程度, 在这个点上, 新增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此之低, 以至没有人会为这种工作支付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例如, 设想在同一块土地上锄第二十遍草, 这可能使产量有微小的增长,但不足以让任何人愿意支付这种劳务。一个人只有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才会这样做, 并且只有在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收入, 而又被剥夺了其他机会 (例如受雇) , 以至即使这个最小的增长都比休闲或一个人能做的其他任何事更有价值时才会这样做。实际上黄使用内卷化时这两种情况都指——尽管前者更经常——它们与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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