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22-05-03 09: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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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传统中国文化无疑是多元多样的,儒学只是其中之一部分。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无疑是流动与变化着的,儒家文化传统也是流动与变化着并与其他文化传统相交织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儒学已经衰落,特别是人们对儒家社会与儒学相对隔膜,看法上存在着诸多分歧。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大标题就会令人置疑。人们可能会说:儒学与现代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是需要放在一定范围内认真地加以思考与梳理的问题,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

   中国社会、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干性问题,是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讨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

   自春秋末期孔子继承三代文化大传统创立儒学,直至清代,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者考据之学的范围,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的各方面沿着先秦儒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因此,儒学的地位不是某人、某派的主观意向或情感所能确定的。儒学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的主流,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立的,而不是什么人的一厢情愿。某些儒家文化的攻之者与辩之者,都把儒学简单化了,把儒学的范围缩小了,把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抽象化了。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儒家型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和主潮是儒家式的,传统中国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儒家式的;反过来说,儒家或儒学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或功能,类似于基督教、天主教之于西方,东正教之于俄国,印度教之于印度,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都是族群文化自我认同的根基,伦理共识的核心。

   儒家文化的地位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自封的。儒家本来就是平民之学,是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的产物。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兴办私学,承担上古三代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把教育开放到民间。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思想比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满足、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历史告诉我们,“马上打天下”的经验不能用于“治天下”。历代贤明的统治者为治世之需,大多选择中正平和的施政安民的良策。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虽在实行时会打一些折扣,但大体上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社会和谐化。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灾民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文官制度,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本,它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了民间基层人士的参与。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近代以来,我国与东亚诸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其实仍然是以儒学为主干的思想传统。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包括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恰恰是积极入世的、进取的,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俄苏社会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先驱、前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受民众的拥戴,无不与其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

   人们常常容易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包含着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携带的丰富的优秀传统精神的结合。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识,力行实践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践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与积淀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儒家文化的诸因素的结合。新中国的制度建构与儒家社会的建构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我国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有丰富的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构,与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民本务实的思想以及天人合德、中庸之道、动态平衡、具体理性等中国智慧有着内在的关联。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的易简风格等,都带有儒家思想精义与风格、色彩。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费先生接着就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到家庭工业以及一国两制等,谈到几点:第一、重视家庭,重视世代间的联系与培养后代;第二、和而不同,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个东西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第三、多元一体,共存共荣,包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第四、“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合则两美,离则两伤。

   二、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促使其健康发展,我们不能不反省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全球化是经济、贸易、科技的一体化、趋同化。但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现代化决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理性价值的普遍化。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已经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以功利、权利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了深刻检讨。而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也鲜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而且,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新时代的全球化的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冲“散”掉。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与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现代法治社会。因为法治的背后有着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

   从历史上看,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少数民族不断地给中原带来了活力。反过来说,恰好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例如元代与清代,儒家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今天,儒家仍然是台湾海峡两岸民众的基本信仰与生活方式。海外几千万华人社区,仍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唯利是图,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拜物教和特权思想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吞噬着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也吞噬着社会上活的道德资源,败坏社会心理与风俗。

   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双重挑战,中华民族如何在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并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新时代的挑战,呼唤着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共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有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我们就会丧失精神支柱,乃至丧失中华民族。

   民族性与时代性、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间有着张力。民族精神,相对强调民族的殊异性和本民族特征的延绵性、连续性;时代精神,则相对强调人类的普遍性和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然而,两者之间又有其统一性。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或者说是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一个与时俱进的民族,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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